《考古筆記：疫中讀書記》，李零著，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9月出版，804頁，239.00元

說明

李零：去年，我以拙作《考古筆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生活書店有限公司，2023年）寄贈同好，陸續收到不少反饋，有鼓勵，也有訂正。羅泰教授的反饋晚一點，意見最詳細。我把他的批注仔細讀過，對我討論過的問題有不少新認識。來國龍教授建議我，最好把羅泰教授的中文稿做一點整理，加上我對這些反饋的反饋，形成討論，與讀者分享。我說很好，說干就干，于是有了這三篇文字。我的整理主要是改錯別字和中文表達。我把我的讀后寄回給他，經他審定，又做了一番調整。他建議我把無關宏旨糾謬訂錯統統刪去，留供再版時作修訂參考，不要折磨讀者，只保留我們關于筆記內容的討論。我說遵命。

2001年，去小湯山看望在那里休養的俞偉超先生。左起：唐曉峰、李水城、俞偉超、羅泰、李零。

《考古筆記》上冊補記

羅泰：我今天寄上的是讀第二冊的筆記，但先補寫幾條關于第一冊的意見。

上個月，我偶然在巴黎看到王巍主編的《中國考古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書中有著名金石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名單，也許值得跟你在第一冊中所涉及的材料做一對比。

王巍編《中國考古學大辭典》

金石學家（附原書名單，略），除“甲骨四堂”，加了一些解放后的名人，如李學勤，但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大同小異，共三十三人。

中國考古文博學家（附原書名單，略）增加較多，共一百七十六名（附原書名單，略），大體按年齡序齒先后，但也不完全如此，比如蘇秉琦就排在夏鼐之后，最后一位是編者自己。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人物沒有徐旭生，也沒有袁復禮和賈蘭坡。我尚未仔細分析它的人選，其中有些，我一點兒都不熟悉。在我印象中，人選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做文物工作，未必是嚴格意義上的考古學家，但總算把解放后頭一兩代的關鍵人物包括了進去。

外國考古學家（附原書名單，略），共十七人，少得可憐。當然，此書是《中國考古學大辭典》，重點不在于此。其入選標準不知是什么，有些確實是世界考古學史上的名人，如湯姆森、步日耶，有些是帝國主義時期到中國做考察的人，其中好幾位（如斯文·赫定）并非考古學家。還有些是在國外研究中國的專家，如張光直和羅森。其中有幾位日本學者，居然沒有林巳奈夫，真是莫名其妙。

還有兩點，我想補充一下。

第一，據米海里司為十九世紀西方“美術考古”列的大事表，湯姆森的突破發生在1832年，而不是1819年。我查了一下，大概他是1819年任職皇家博物館，而他的名著《北歐考古學指南》（Ledetraad til nordisk Oldkyndighed）是1836年才發表。他的三期說，1825年已經成熟。1832年，他把博物館搬到一個新的、比原來的更大的地方。在那里，他能夠把材料比較充分地按三期說陳列，首次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湯姆森名著《北歐考古學指南》

第二，第一冊在某處提到，北大在1920年代的什么時候曾與日本東方學研究所斷絕了合作。這以前，馬衡還和日本學者一起在遼東半島發掘了貔子窩遺址。這一合作，以及合作的中斷，應該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背景，現在幾乎被忘光，但為充分了解民國時期的中國考古學史，也許值得再探討。

李零：夏鼐把甲骨學、銅器學、簡牘學、碑刻學類比近東考古學的銘刻學、紙草學，列入特殊考古學，既有別于傳統金石學，也有別于純屬漢語語言學研究的古文字學。李學勤類的古文字學家，似乎已經不能簡單列入傳統意義上的金石學家，所從事的更加類似夏鼐定義的銘刻學（見他為《殷周金文集成》做的序）。

《考古筆記》中冊讀后感

羅泰：下面是第二冊的讀后感：

第二冊從各方面看都極有意思。首先它突出強調了夏鼐日記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你用它來鑒證各方面的實際情況非常有說服力。本冊再次提醒讀者，夏鼐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有多么重要。其實，夏先生的重要性在世界考古學范圍里也值得弘揚。歷史上沒有幾個人像他那么全面地為一個文明大國的考古事業做出這么重要的貢獻。他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之下給中國的考古事業建立了一個有效的、適合國情的工作系統。他的日記讓我深深感受到他的專業精神和認真態度。我讀你的書之前已經十分佩服夏先生，讀了之后更加佩服他。

夏鼐1945年日記

我當學生的時候有幸見過夏先生幾次，但沒有機會直接跟他交流。第一次是我在北大留學時，日本的同學（以菅谷文則為主要代表）組織所有北大學考古的外國留學生到考古所和夏先生正式見面。因為大家聽不懂他的溫州口音，所以他耐心地用英語跟我們交談，說一口非常漂亮的英式英語，幾乎沒有口音。這件事他在《日記》中也提到，見《日記》卷八第493頁，日期是1980年12月1日。夏先生提到的參加者有日本的西村俊范、菅谷文則、谷豐信和中國臺灣的高有德，還有我，只不過印出來的《日記》把我的姓拼錯。西村俊范，后來到兵庫縣西宮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工作過數年，現在已經不參加學術工作。菅谷文則，長期在奈良的橿原考古學研究所工作，后來到滋賀縣立大學當教授，現在可惜已不在人世。谷豐信，后來做過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副館長、九州國立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現在也許已經退休。高有德，后來到臺灣“中研院”工作過一段時間，現在已經不參加學術工作。我記得，佐川正敏，以前長期在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工作，后來到仙臺的東北學院大學當教授，目前仍然在職，也參加了這次會見。當時北大還有四個女留學生也在學考古：加拿大的羅琳·斯皮斯（Lorraine Spiess）和弗朗索瓦茲·沃卡姆斯（Fran?oise Vaucamps），希臘的瓦西利基（Vasiliki，姓什么忘了）和意大利的奧羅拉·泰斯塔（Aurora Testa）。最后這位現在是羅馬大學（La Sapienza）的中國美術史教授。其他三位顯然已離開學術界。我的記憶也許不準，但是我想，這四位女生當中至少有幾位也參加了會見。

后來，1982年9月，我們在夏威夷的商文化會上再次見面。會后，中國大陸來的代表團還訪問了哈佛，我陪他們到馬薩諸塞州的普利茅斯參觀。我記得，張光直先生在車上唱了許多革命歌曲，包括《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等。但夏鼐先生沒有跟著唱，所以他率領的代表團誰也沒敢開口，整個氣氛一直比較凝重。夏先生離開哈佛時，他還在張光直先生的辦公室給張光直先生的每個研究生各留了一本他編的《殷墟玉器》。我在張光直先生的鼓勵下往北京給他寫信，向他表示感謝。這件事好像在日記里有記錄。據我回憶，《夏鼐日記》有一兩處還真的提到了我，盡管我的名字在索引里并未出現。

1975年5月中旬，張光直（左四）作為美國古人類學代表團成員，與吉德煒（右二）等美國學者一道，第一次訪問考古研究所，與夏鼐（左五）等初次會面時合影（右三安志敏，左二盧兆蔭，右一王世民）。

1985年他逝世時，我正在日本留學，張光直先生從哈佛專門寫信通知我。因為大家都知道夏鼐堅決反對留學生參加考古發掘（他不但反對和外國合作，也盡量限制到中國來學中國考古的學生），所以我當學生時對他意見比較大。1990年代，大約1996、1997年，我給《考古學百科全書：偉大的考古學家》（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The Great Archaeologists）寫他的傳記時才比較全面地理解了他的貢獻，因而改變了我的態度。

《考古學百科全書：偉大的考古學家》

這兩天我又讀了最近去世的德國同行庫恩（Dieter Kuhn, 1946-2024）未正式出版的回憶錄（《生命的痕跡》[Lebensspuren], 慕尼黑[非正式出版]，2017年印），非常有意思。和《考古筆記》相關的是，他在里面數次提到夏鼐。顯然他1979年秋天第一次去北京，在考古所得到夏鼐接見，此后一直與夏先生保持通信往來，直到夏先生過世。當時庫恩為李約瑟的《中國科技與文明》寫了紡織技術卷，引用到各個時代的考古材料，因為庫恩本人沒有考古背景（他對紡織技術倒受到過專業訓練），所以經常給夏先生寫信，問他各種相關的問題，夏先生每次都詳細回答。不知道夏先生在日記里提到這件事情沒有（我要回洛杉磯才能查）。夏先生給庫恩的信很可能仍然被他的家屬保存著，也許值得找出來復制、發表。

庫恩寫道：

這次訪華的另一個高峰，也是對我個人來說一個不一般的榮譽，同時還是整個這次訪華的科學高峰，是我和以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1910-1985）為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幾位成員的一次聚會。夏鼐原來是埃及學家。我從此以后一直非常尊敬和欣賞他，我后來把我給《中國科技與文明》所寫的一卷也送給他了。除了他以外，這次聚會的參加者還有著名作家和紡織史專家沈從文（1902-1985）、馬王堆紡織物的發掘者王?（1930-1997）（我后來在長沙還仔細看了這批資料），以及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紡織科技史家趙承澤。……[1978年秋首次見面]之后，我在北京、劍橋、海德堡、香港還有幾次機會見到夏鼐。我在很多信中向他請教過,每次都獲得了他的建議。（pp. 346-347）

尤其在我寄去我為《中國科技與文明》所寫的一卷初稿以后，夏鼐仔細地看了它，他一點都不怕累，用他微小的字體寫了批注。我到現在還對他保持著深深的感激。（p. 364）

當然，庫恩作為李約瑟合作者的身份是特殊的。盡管如此，這件事又一次證明了夏先生嚴謹的專業精神。當他碰到一個高水平的、尊敬中國學術貢獻的學者向他問事，無論對方是什么國家的人（只要對方提的是純學術問題），他都會在可能的范圍內認真幫忙。

我相信庫恩不是唯一一個受到夏鼐如此學術關懷的國際學者。比如說，我很久以前聽說，夏先生曾在斯里蘭卡出身的藝術史家席爾瓦（Anil de Silva）到敦煌和麥積山實地參觀和找相關資料的過程中，提供了多方面的幫助（但席爾瓦是通過當時印度駐華大使由周總理介紹的，她來自第三世界國家，本人又是共產黨員，和庫恩級別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1984年8月，作為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的顧問委員會委員，夏鼐和李約瑟共同出席該會開幕式時合影。

總而言之，說夏鼐排外、反對跟國外合作，好像太簡單。現在看來，我很遺憾在夏先生在世時，我還未能達到與他發生這類學術來往的水平。

除夏先生，你對蘇秉琦、俞偉超、張忠培、張光直這幾位學術偉人的評價也很好，又仔細，又公平。這四位我也都有過比較深的交流，俞偉超先生、張光直先生都是我的恩師，他們去世后，我給他們寫過內容詳細的悼文。蘇秉琦的傳我也寫了，唯獨張忠培先生，我還沒有專門寫過文章。你選這四位寫考古學史很有意義。我讀了很有收獲。

以下是具體意見。

《考古筆記》中冊批注及討論

羅泰批注：238頁：案

夏先生早年讀馬恩經典是讀什么語言的版本，應該不是德文原文吧？當時已經有中文譯本嗎，還是看英文或日文的版本？

李零：不一定是德文原文吧？很可能是中文、英文、日文的譯本。清季以來，中國學德語的人很多都留學日本，在日本兼學德語，特別是學軍事和醫學的人，前者如蔣方震（字百里，錢學森的岳父），后者如魯迅、郭沫若。還有一位何思敬，我見過。他在延安給毛澤東及其將領翻譯和介紹恩格斯的軍事理論，曾隨毛澤東參加重慶談判并起草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他也是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的德語。克勞塞維茨、馬克思、恩格斯、尼采、歌德的作品，很多都是經日本這個二傳手才為國人所知。如我父親就是讀日本河上肇講《資本論》的書才走上革命道路。直接能從德文本讀《資本論》，早先比較少。我知道，王國維、陳寅恪讀過德文本。1949年后的中國，馬恩著作，除《資本論》等名著是從德文翻，很多是通過俄文本。夏先生的第一外語是英文，其次是日文，是否讀過德文本馬恩原著，不知道。徐老徐旭生是法國留學生，解放后拼命學俄語，自己花錢訂購俄文版的馬恩全集，每天寫日記都是講他讀馬恩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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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43頁

門京（Oswald Menghin）是奧地利考古學家和右翼政治家，終身住在奧地利，從未在德國工作，不知梁思永怎么會建議夏先生到德國跟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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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49頁

亞述學包括遠東（Far East）嗎？一般理解，“遠東”應該是中國、日本、東南亞，和亞述學毫無關系。

李零：《夏鼐文集》發表，原文如此。亞述學屬近東研究。我懷疑，“遠東”的遠字是近字之誤，打電話請王世民先生核對原稿。他說，在我之前，已經有人向他指出這一點。

《夏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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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49-250頁

夏鼐好像一直很強調他與皮特里（Flinders Petrie）的關系，我懷疑這可能跟濱田耕作是皮特里的學生有關，這種師承關系有助于他把自己樹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李零：皮特里是“埃及考古學之父”，夏鼐學埃及學，當然看重皮特里，難怪俞偉超把皮特里說成夏鼐的老師。夏先生為人低調，他不會自封“中國考古之父”吧？但他確實是“新中國的考古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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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52頁

漢學家一般會漢語，以研究漢語文獻為主。葉慈（Walter Perceval Yetts）原來是醫生，在中國待過，但沒有受過任何漢學訓練，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漢語。他五十二歲時才被評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美術與考古的教授，我不知道他靠什么資歷或本事才拿到這個位子（不排除靠關系）。我對葉慈的印象是，他根本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者，頂多算個幫收藏家編寫圖錄的業余愛好者。學者把他稱為“漢學家”可能是個錯誤，他肯定不能代表1930年代的英國漢學界。誠然，英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漢學傳統不是很強（遠遠不如法國），但夏鼐留學倫敦時，倫敦至少有一個世界一流的漢學家，即亞瑟·威利（Arthur Waley），但他不教書，主要在文學圈子里活動，夏鼐大概不會有機會認識他，認識了也未必有共同話題。據說夏鼐在倫敦期間和共產主義晶體學家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做朋友，他好像在日記里出現的次數不少，不知是否對夏鼐的學術留下什么影響。

李零：J. D. 貝爾納是柴爾德、李約瑟圈子里的人。今檢《夏鼐日記》，只有1959年10月11日提到“下午偕Prof. Bernal[貝爾納教授]父子一起去參觀定陵”（卷六，53頁）。《黑色雅典娜》的作者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是J. D. 貝爾納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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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56頁：6

《繼續發掘》（Still Digging）是惠勒（Mortimer Wheeler）的回憶錄，不是考古學專著。夏鼐好像很喜歡看學者的回憶錄和傳記，把自己和他所尊敬的人做比較，把他們的豐功偉績當自己的奮斗目標。下引皮特里的回憶錄、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的傳記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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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59頁：注1

《歐亞大陸古物》（Eurasia septentrionalis antiqua）雜志值得注意。它是芬蘭著名考古學家塔爾格倫（Aarne Micha?l Tallgren, 1885-1945）于1926年創辦，1936年停刊，總共出了十二期，每期的大部分文章是塔爾格倫親自寫親自譯。這個雜志是當時國際學術界對蘇聯及其鄰近地區考古工作的主要信息來源。柴爾德一方面依賴該刊進行自己的研究，一方面也在其上發表文章。

《歐亞大陸古物》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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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61頁：19

waggon是英國拼法，美國一般作wagon，waggon并不算錯誤。

李零：引自《夏鼐日記》，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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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61頁：22

“古物學”，即夏鼐翻譯Antiquity的名字。其實“古代”才是更正確的翻譯。

《回顧》是柴爾德已經決心自殺時，從澳大利亞用海運寄到英國的告別信，總結他對當時史前考古學的現況及其當下任務的看法。這封信在柴爾德死后幾個月才到達英國。夏鼐看到它是在他給柴爾德寫了悼文之后，我不知他是否完全理解那篇文章背后的傷慟。英國的同行一直到1980年代都不愿提及柴爾德是自殺身亡，但現在沒有這個忌諱了。

李零：中國一度用“古物學”翻譯archaeology。夏鼐把Antiquity雜志譯為《古物學》，等于說這是本考古學雜志，前面已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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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70頁

夏鼐認識鮑姆加特爾（Elise Baumgartel）時，她剛剛從納粹德國逃到英國。她是個難民，在學術界的地位很微妙。她在倫敦大學做臨時工，戰后她的情況才穩定下來。

羅泰批注：276頁：3

《考古學七十年》（Seventy Years in Archaeology），又是一個回憶錄，夏鼐拿它當自己的鏡子。

羅泰批注：277頁：13

《護身符》的書名Amulets: Illustrated by the Egyptian Collection i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好像不能譯成“大學學院”，譯為“倫敦大學”即可。

李零：“大學學院”，引自《夏鼐日記》，原文如此。我們這邊的通行譯法是“倫敦大學學院”。

羅泰批注：279頁

最后一句是否指夏鼐讀過的書遠不僅僅限于日記所記，或日記未及者僅僅是他粗閱而尚未細讀的書嗎？

李零：我只是說他在《埃及古珠考》提到四十九種書，日記提到二十一種，其他未之深考。

夏鼐著《埃及古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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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80頁：5

conscience在這里應該不是“良知”（德語Gewissen）的意思，而是“意識”（德語Bewusstsein）的意思；英語現在一般稱為“consciousness”。

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是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最近改名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ultures）的創立者。他有兩個兒子跟他做學問。大兒子查爾斯（Charles Breasted, 1897-1980）長期當他的助手，死后一度接任東方研究所的所長。后來他離開學術界給《生活》（Life）雜志當記者。除夏鼐看過的書，他好像沒出版過別的專著。小兒子詹姆斯（James H. Breasted II, 1908-1983）跟洛杉磯有關，二戰前，他曾短期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藝術史，戰后在洛杉磯縣立美術館當過五年館長，后來回美國東部在私立中學教美術史。美國家庭，如果兒用父名，往往是第一個兒子，但布雷斯特德是第二個兒子，相當異常。

李零：中國出版的英漢詞典多把conscience譯為“良心”“良知”，而把consciousness譯為“意識”。

羅泰回復：是的。但以前沒有分那么清楚。布雷斯特德的書顯然是有關意識而非有關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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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80頁：8

夏鼐的博士論文未提布雷斯特德有關陶珠的著作很奇怪，特別是他明明讀過。

李零：《夏鼐日記》提到布雷斯特德的《古代串珠》（“Ancient Beads”），但《埃及古珠考》的參考文獻沒有提到，致謝名單也沒有布雷斯特德的名字。

羅泰批注：282頁

夏鼐的語言能力值得敬佩。他除英語能讀寫說，還能讀俄語和日語，并且學過德語和古埃及語。傅斯年對夏鼐的影響或許多多少少反映在他解放后組建考古所的方式上。這種方式的背后有德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教育哲學思潮，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是始作俑者，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是核心人物。他們主張全世界的文化研究要以語言為基礎，在此基礎上再研究社會、物質文化等等。近年臺灣的傅斯年研究者不會讀德語，所以忽視了這一點，完全誤解了傅斯年。夏鼐把考古學研究的范圍定得比蘇聯和東歐都廣，一方面當然符合中國文明及其學術史的特點，但另一方面也帶有傅斯年和史語所的痕跡。

李零：此頁提到夏鼐惡補俄語。

羅泰批注：282-283頁：小結

你總結得非常好。這個總結也可見出夏鼐幾位老師的思想品味（intellectual taste）。

羅泰批注：286-291頁

你的分期正確反映出“文革”后考古所的歷史以及它與夏鼐一生的密切關聯。這個分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延伸到整個中國考古學史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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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91頁：案

其實，歐美的科學院平時也組織自己的研究項目，這些項目常常規模龐大（可查看美國藝術-科學院[AAAS]的網站或其他各科學院的網站）。科學院的用途之一剛好在于，它們給其成員提供了一個與各大學不同的工作平臺，讓他們可以在那里做高水平、跨學科的研究。相當一部分院士從各自的學校退休后，可以把他們的研究項目轉移到科學院去。科學院在管理方面可以提供幫助，但項目參加者的工資一般不能從科學院獲得。

羅泰批注：291頁：案

利奧波第納（Leopoldina），這個名字是從神圣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的拉丁語Leopoldus而來（陰性形容詞，因為Academia這個名詞是陰性名詞）。Academia Leopoldina可簡稱Leopoldina。它原在施魏因福特（Schweinfurt，位于巴伐利亞州北部），搬過好幾次家，1878年終于定居哈雷（Halle，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二十世紀后半葉曾屬東德，但和東德的科學院系統完全是兩碼事，一直保持獨立。這個科學院原來只限于自然科學，現在好像也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直到2008年，它才被定為全德國的科學院。德國還有另外幾個地方性的科學院，有的歷史相當悠久，它們的成員僅限于當地學術機構的教授。李濟、梁思永在美國時大概沒有意識到各種科學院（如美國藝術-科學院、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存在，這種機構對大學讀書的學生來說相當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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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94-296頁

民國時期，尤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多數的愛國學生對外國人恐怕沒多少好感。我想，夏鼐對外國人的不信任，一方面肯定跟他在埃及的經歷和感受有關。加之，夏鼐在英國留學期間也難免受歧視。他大概懷疑，如果在中國進行國際合作的話，外國參加者私下對中國合作者的態度會跟他在埃及時英國人對埃及合作者的態度一樣：表面對他們客客氣氣，背后嘲笑他們。這種懷疑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比如，我評馬悅然的《我的老師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Portrait of A Scholar）時，偶然讀到斯文·赫定在中瑞西北考察期間所寫的一些信件，其中就有這種態度，現在讀來，令人不快，幸虧當時沒有公開。夏鼐意識到，國際合作的一個必要條件是雙方必須平等。在這種情況下，合作才能是真正的合作，從國內外參加者的立場來說，也比較愉快。他對這個問題很敏感，不能怪他。我相信，中國考古學界現在已經能夠滿足這個條件，而且這個結果和夏鼐一輩子的研究密不可分。如果夏鼐能夠看到中國考古學界現在的發展程度的話，他也許不會再反對國際合作了。

留學時，夏鼐在埃及開羅附近的金字塔前留影。

另外，夏鼐的態度還有一個因素可能不方便提，但還是不能不提，他經歷過解放后的歷次運動（包括“文革”），變得非常小心，怕犯政治錯誤。1970年代，他就因沒能阻止威廉·華生（William Watson）在英國的展覽圖錄用“史前史”（prehistory）這個詞，受了好幾年沖擊。我聽說，他在1980年或1981年才正式平反。在這種狀況下他不敢冒險，我現在也可以理解（當時自然很失望）。

李零：經詢王世民先生，赴英展覽事，夏先生做檢討，主要是因英方贈送的《泰晤士報世界地圖》用兩種不同顏色標示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但此事上報，不算問題，未做什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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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330-331頁

現在看來，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并不是同輩德國漢學家中最優秀的代表，他顯然算不上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我懷疑他和蘇秉琦的關系主要是私誼，很難想象蘇秉琦會從他那里受什么重要影響。令人失望的是，傅吾康在他兩冊的回憶錄里只是偶爾提到蘇秉琦，關于他們之間的來往幾乎沒有任何有趣的信息。據說，蘇秉琦解放后還由于他們的友誼碰到過麻煩，后面提到的“海外關系”應該就是指傅吾康吧？或者他在國外有親戚嗎？好像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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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332頁

區系類型觀念和植物學有關，我原先并不知道，也沒想到過，非常有意思。誠然，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有知識分子討論某個地區的地形和生境如何影響當地居民的性格，有趣的是歐洲自古以來也有類似想法。這種思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早期考古理論不足為怪，比如它也影響到科西納（Gustaf Kossinna）。蘇秉琦的區系類型論并沒有受科西納影響，這很清楚，但蘇秉琦是否直接受到柴爾德的影響也不好說。也許，他是在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的基礎上自己想出來的。蘇秉琦給蒙特留斯的類型學加了一層意思：他不但對出土器物本身分域分期，也對由它們組成的考古學文化分域分期，甚至對考古學文化的聯合體同樣進行分域分期。這一做法難免有點神秘性，但毫無疑問是個獨特的貢獻。

李零：考古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與地理密不可分，遺址、遺址群最后要落實到地圖上，并對地圖上的文化關系做年代對表，其實是一種考古文化拼圖。柴爾德的貢獻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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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333頁

1948年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第二次到北京，中間并沒回德國，而是到四川待了兩年。他在華西大學教書時認識了聞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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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340頁

蘇秉琦1981年的北大演講我曾在場。這是我在北大兩年中唯一一次見到蘇秉琦，好像也就是那兩年，他唯一一次踏入北大校園。經過四十多年，我的記憶或許不太準確（你可以跟其他同學確認一下），但我記得，那次演講好像并沒有多少考古內容，主要在罵學生。因為實習期間，有些學生因住宿、伙食不佳而罷工。他借這個機會勸大家好好聽領導的話。后來發表的文本當然刪除了這一部分。相反，后來發表的部分要么沒講，要么沒充分講。那次聽講，我對蘇秉琦的印象并不好，認為他是一個沒意思的老頭。1983年在哈佛，俞偉超先生讓我修改他和張忠培先生給《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寫的《編后記》的英文版，我才明白他的學術貢獻。1990年后，我才直接認識他，和他談了好幾次，每次都相當有意思。

1984年出版的《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

李零：4月12日，我跟水城通電話，核實尊稿提到的蘇秉琦講話，他說，你可能記憶有誤，曲村實習事，只有黃景略訓過罷工的學生，蘇秉琦講區系類型是另外一次。又承王世民先生告，俞偉超曾同他講，蘇秉琦整斗雞臺報告曾受安特生助手巴爾姆格倫（N. Palmgren）影響。見巴爾姆格倫《半山及馬廠隨葬陶器》（《中國古生物志》丁種第三號第1冊，1934年）。

羅泰回復：李水城記得的和我不同，他的記憶一定比我準，很可能我記錯了什么。他說罵學生的是當時的文物局長黃景略，好像黃局長罵學生也不是在北大，而在侯馬。我在北大讀書期間也好，后來也好，好像從未見過黃局長。

羅泰批注：341頁

其實，蘇秉琦之所以沒有當上新立北大考古系的主任，主要原因是：（1）年齡太大（當時已超出七十歲）；（2）他早已不去北大，更何況教課；（3）他不是黨員。據我所知，當時根本就沒考慮蘇秉琦，系主任的兩個候選人是宿白和俞偉超，俞偉超沒當上，引起他不久后離開北大。北大考古系是1983年正式成立，對嗎？

李零：對。

1977年，蘇秉琦在河姆渡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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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355頁：案

文化圈理論（Kulturkreislehre）并非出自科西納，原本不屬于考古學。它是德國民族學家利奧·費羅貝尼烏斯（Leo Frobenius）發明，與民族學有關，后來由奧地利的天主教神父施密特（P. Wilhelm Schmidt）進一步發展，目標之一是傳教。從施密特發展而來的維也納學派使它一度在德語區被普遍討論，但它從來沒有變成學術主流，現已完全過時。夏鼐既不熟悉科西納，也不關心民族學，難怪誤會了這些細節。

羅泰批注：361頁

夏鼐、蘇秉琦對考古學文化的理解明明類似柴爾德，而非科西納，無論蘇秉琦是否讀過柴爾德的著作，夏鼐當然讀過。這一點，你的看法很有說服力，也很正確。我不得不說出我的感受，安志敏說蘇秉琦受科西納影響是故意抹黑（smear campaign）、扣帽子，反而讓人對安先生印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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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374-375頁

我那篇文章不僅僅是遵師說，還在很大程度上捍衛了夏鼐先生的考古學觀點。其實，張光直先生并不怎么欣賞那篇文章。拙作原文反復引夏先生的有關文章，但中文譯文刪掉了所有腳注。總之，該文的目的并不是批評中國考古界，而是把中國考古的性質和情況盡量客觀地介紹給歐美考古界。

李零：理解理解。其實，中國讀者的感受并不一樣，有人贊同，有人不贊同，很正常。比如陳淳，他翻譯你的文章，說明他很重視。我想，大家不會認為你在攻擊夏先生。

羅泰回復：完全不攻擊，反而采用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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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378頁

蒙坦頓（George Montandon）是歐洲人類學史上的一個大壞蛋。他出生在瑞士，當過一陣子共產主義者，后來變成法國的極右活動家，積極和納粹合作（直接幫他們抓猶太人），二戰中被法國反納粹的游擊隊暗殺，罪有應得。我原來并不知道凌純聲有這么一個老師。是否這一背景有助理解“中研院”民族所何以會在1950到1970年代收留鮑克蘭（Inez de Beauclair，原名Countess von Korff）？要知道，她是一個與納粹走得太近的德國民族學家，因而無法在戰后的德國繼續參加學術工作。

哈佛人類學助理教授克羅孔的名字Kluckholn應為Kluckhohn。

張光直先生最佩服斯圖爾德（Julian H. Steward）。據我所知，斯圖爾德是他夫人李卉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導師。他們為兒子張伯賡取的英文名就選了斯圖爾德的名字Julian。

李零：Kluckholn，引自三聯書店版《考古人類學隨筆》，原文有誤。

羅泰回復：哎呀，英文著作也經常把他的姓拼錯，不能怪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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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382頁：3

這一段證明歐美學術界為什么那么需要張光直這樣的學術牽線人。

羅泰批注：384頁：9

張光直先生的自我評價現在看來有點令人惋惜，因為他最得意的三大發現顯然并沒有無條件地被學術主流接受，我們現在認為他最關鍵的貢獻，反而在他自己看來并不怎么重要。你對他的客觀貢獻概括得很好，我在我的悼文中也試圖做到這一點。

羅泰批注：387頁

這里還值得提一下，張光直先生的Art, Myth and Ritual是當教科書用英語寫作，1983年出版。之前張先生在1976年出了英語論文集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此書充分總結了張先生對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理解。我特別重視后者，不知道有沒有中文版。

張光直著《早期中國文明：人類學視角》

張光直著《美術、神話與祭祀》

李零：有三聯書店版《美術、神話與祭祀》。

羅泰回復：我原來問得好像不對。我沒有問《美術、神話與祭祀》有沒有中文版，我知道肯定有。我問的是《早期中國文明：人類學視角》（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那是張先生的另一本英文書。我沒有看過它的中文版，但未必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