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有劇透

“瘋癲與理性”的關系，一直是文藝創作中的重要母題，“瘋癲”也可以置換為“瘋子”“神經病”“神金”“狂人”“異類”“邊緣人”等詞。改編自鄭執小說《仙癥》，顧長衛執導，葛優、王俊凱領銜主演的電影《刺猬》，就是從一個異類的視角，講述一個“瘋子”的故事。

《刺猬》海報

 “我”是口吃的周正（王俊凱 飾），是他人眼中的異類；“我”的姑父王戰團（葛優 飾），則是他人眼中的“神金”。

王戰團（葛優 飾）

周正（王俊凱 飾）

王戰團很怪。他有一些非常規的行為舉止，比如借味聞煙、指揮刺猬過馬路，等等，充滿荒誕感。

他似乎有臆想癥。他驕傲講述自己當過海軍、潛艇兵，去過太平洋的“光榮事跡”，實際上這些可能只是他的幻想。他甚至嘗試模仿《海底兩萬里》中的飛魚，插上大蔥試圖飛翔。

他還我行我素。即使面對家人的不解，也能保持獨特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態不內耗。

王戰團看著挺瘋，可很多時候他又表現出超乎常人的睿智和理性。

比如他有高超的棋藝。他能夠一邊看書一邊與人下棋，并且還能贏得比賽，這多少顯示了他清晰的思維能力。

他堅持自我身份。比如不讓“我”稱呼他為“大姑父”，而是要求使用他的名字“戰團”。他重視個人的身份和獨立性，不愿被家庭關系所定義。

他有時甚至像個智者，對社會規范和個人遭遇有著深刻的詰問。比如他反復詢問“不應該啊”，看著莫名其妙，其實他質問的是周遭那些不合理的行徑。

不論如何，家人和外界都難以理解王戰團，王戰團也沒有爭取家人和外界理解的意思。換句話說，并非主流社會不愿意接納王戰團——其實家人還是愛著王戰團，只是王戰團自身拒絕遵從這套主流體系，他沒有刻意讓自己活成外界眼中的“正常人”。

在福柯看來，“瘋癲”并不是一種固定的疾病狀態，而是一個隨著歷史和社會變遷而變化的概念。在啟蒙時代之前，瘋癲和理性之間的界限并不像后來那樣明確，人們有時會將瘋癲視為一種特殊的知識形式或超自然的力量；但啟蒙運動之后，當理性作為一種社會建構的力量，被用來維持秩序和一致性，而那些不符合這些標準的人就會被標記為“瘋癲”或“不正?！?，受到排斥或控制，逐漸被排除在社會之外。

從這一層面看，王戰團并非真的“神金”或“瘋癲”，由于他偏離了社會對于正常行為的期望，他就被劃到“瘋癲”的陣營中，并遭到外界的治療與規訓。

王戰團的家人視他為需要治療的精神異常者，對他采取一系列控制措施，比如大姑給王戰團下安眠藥，讓他長期處于睡眠狀態，將他排除在正常社會活動之外；而趙老師（任素汐 飾）不僅體現了某種迷信或落后觀念的存在，也展現了社會對“瘋癲”充滿權威性和壓迫感的處理方式。

神棍趙老師（任素汐 飾）

王戰團并沒有屈服。比如面對趙老師的狐假虎威、虛張聲勢，他通過輕蔑的言辭和無所謂的態度，挑戰趙老師的權威。

王戰團解構所謂的“權威”

只是，哪怕王戰團再“四兩撥千斤”，這種規訓都是痛苦的。電影經由“我”的視角，將這種痛苦具象化。

為治療口吃，周正被迫接受各種離譜的治療

周正因為口吃和留級，一直被視為“異類”。他經常受到同學的嘲笑和排擠，比如飯盒里被扔進粉筆。面對父親的責備、貶低和毆打，周正的處境更加艱難。

周正在學校遭遇霸凌

周正與王戰團一樣“倔”，這種“倔”必須付出代價。家人拿王戰團沒辦法，可以“放棄”王戰團，畢竟他年紀大了；但周正青春年少，外界的規訓力量不會放棄努力，父母的愛讓周正感到壓抑，趙老師更是把周正打到口齒冒血。

父親（耿樂 飾）對周正非打即罵

用王戰團的話說，他和周正的人生，被“卡住”了。

怎么辦呢？瘋癲與理性的角力，不會有所謂的和平共處，因為當“瘋癲”存在，它與理性的關系只能是東風壓倒西風。

所以，王戰團被送進精神病院；而周正最終也成為一個“正常人”，融入主流社會秩序之中。

電影對于周正如何轉變，一筆帶過。這是相較于小說一個令人遺憾的改動——這本是小說中最華彩的橋段之一。在小說中，王戰團笑對規訓的力量，他可以接受被卡住的人生，但面對人生才剛剛開始的周正，他不忍心周正走上他的老路。

所以，在周正經歷著趙老師的痛苦儀式時，被關在屋內的王戰團發出他的吶喊，“你爬啊！爬過去就是人尖兒！”

周正終于開口說話，終于屈服，終于“認罪”，終于被規訓，終于成為一個“正常人”，終于爬啊爬啊成為“人尖兒”。

電影的改動則有些“輕飄飄”——周正偷偷將手機塞給王戰團，王戰團打電話報警，周正成功地拒絕規訓。只是，一個拒絕規訓的異類，如何順利承繼了王戰團的夢想成為一名海員，如何長成一個體面的大人？這是一個巨大的邏輯空白。

電影中，周正拒絕規訓；小說中，周正最終“認罪”

無論如何，融入主流社會秩序并不意味周正就是幸福的。為了符合社會的期望，周正不得不放棄一部分真實的自我，接受外界強加的價值觀和社會規范。盡管他聲稱自己“再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但他的內心深處仍然受到王戰團以及過往經歷的影響，不堪的往事給他帶來的精神負擔并沒有完全消除；他對母親說出的“我不原諒，我不能原諒”確有千鈞之力，但他的底氣并非源于他始終做自己，并非源于他真的成為下一個王戰團，而是他成為“人尖兒”，他爬得比父母高了。

《刺猬》本質上是一個“理性”壓迫“瘋癲”、異類被最終同化的悲傷故事。在面對異見與不同時，我們往往選擇以理性的名義進行打壓，而非嘗試理解和接納。功成名就、成為“人尖兒”、不再口吃的周正，并沒有獲得預期中的幸福，電影由此傳達一個重要的信息：當我們試圖抹平個體間的差異，迫使每個人都按照同樣的模式生活時，實際上是在剝奪每個人的獨特性和幸福感。

雖然《刺猬》講述的是上世紀末新世紀初發生在東北的故事，但相較于小說，電影多多少少“去歷史化”了。小說中王戰團之所以瘋癲，與動蕩年代的經歷有關。電影版本中這一背景被剔除了，王戰團的性格和行為缺乏足夠的解釋和支持，未讀過小說的觀眾或難完全理解王戰團的性格形成過程。同時，由于缺乏與時代背景的更深勾連，電影主題表達背后的時代批判顯得力度匱乏。

王戰團為什么瘋癲？這個問題其實很關鍵

周正這一角色固然能夠展現出青少年的憤怒和叛逆情緒，但不足以讓他融入到王戰團所代表的那個更為復雜的時代背景之中。電影輕描淡寫了周正父母下崗的經歷，但周正父母很快走出時代的傷痕，他們對周正的壓迫好像只是為人父母的極端，而不是有什么時代后遺癥，比如下崗讓他們對讀書改變命運有更深的執念。也由此，周正的“我不原諒”指向的是個體，時代反而隱身了，電影的結尾部分相較于小說顯得平淡而冗長。

瑕不掩瑜，葛優演得實在太好。雖然“去歷史化”了，但今日的觀眾并不難get到《刺猬》的核心表達。因為個人的成長過程本質上是一個“社會化”的進程，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個理性壓倒感性、大眾化壓倒個性的過程。個人往往會被鼓勵基于邏輯和實用主義的思考方式，逐漸取代孩童時期更為直觀和感性的認知模式。與此同時，社會不斷地向個體灌輸主流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個體必須逐步學習并適應社會規則和文化習俗。因此，成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個性與社會期待之間的沖突和調和，“被卡住”是一種普遍性的人生體驗。

“從此我再不會被萬事萬物卡住”，這也許是一種奢望，有著一顆自由靈魂的王戰團尚且被困住、尚且被迫逃出瘋人院，更何況我們呢？但電影的意義也正在于這里，它挑戰現有的觀念和社會規范，鼓勵我們去發現和思考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忽略或避而不談的問題，呼吁我們接納不同、包容異己，一同反思或對抗那些以理性之名、以為你好之名的壓迫性力量。電影的力量不必立竿見影，它能潛移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