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底我國城市常住人口比重達到63.89%。我國社會經濟從“鄉土中國”加快轉型為“城市中國”。在新時代下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中城市規劃學科如何定位，似乎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在新時代下，從元視角審視城市的本質有助于城市規劃發展的“守本固元”，有助于建立真正的中國城市規劃知識體系。

1.城市是人類的巢穴

從生物學意義上說，城市是人類的巢穴，是人在為自己創造生存環境。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愛德華?威爾遜在《人類存在的意義》一書中，通過對從昆蟲到哺乳動物的上千種動物物種的比較學研究發現，人類與其他動物群體在群體式協作這種社會行為的起源上是相似的，人類具有智慧的、最復雜的高級社會行為是從“真社會性”（eusociality）動物中進化而來的。真社會性可以賦予物種巨大的生存優勢。真社會性一旦形成，它所具有的高級社會行為就可以幫助生物在生態上占據很大優勢。進化成“真社會性”生物之前，必須構筑安全的巢穴，供親代和子代棲息之用，并形成親代成員之間互相分工養育子代的生活方式：動物可以從巢穴中外出覓食，在巢穴中養育幼崽直至它們發育成熟。這種原始的組合很容易就會劃分出敢于冒險的覓食者和善于規避風險的看護者。最初的筑巢者可能是一只孤單的雌性、一對動物配偶，或者是一個組織松散的群體。

城市究其本質，可認為是為滿足人類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求而建造的人工環境，在創造過程中展現人性，是人性的物化和延伸。“城”，盛民、長業也；“市”，互通有無、交流交往也。城市不僅是容納勞動力以從事生產之地，而且應是交流思想、科創文創之源，更應該是人類美好生活之所。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更好地生活。”

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的街區格局

2.城市是人類的大設計

作為一種在地球上生存和繁衍的生物，人類會本能地為自己的生物性需求創造巢穴，城市即其中之一。如果說住宅、公共建筑等形式的構筑物是單個巢穴，那么城市就是無數個巢穴的集合體，或稱大巢穴，即無數個人所建的構筑物和生活其中的人的聚集體。建筑和城市是由人創建的，必然體現著人的意識、認知及其內在的價值追求，因此城市的本質是人性的物化和延伸，是一個裝載著人類社會文化追求的容器。

歷史上展現政治權力的城市——首都，通常會被統治者賦予某種理性形式，如中國古代的《周禮?考工記》中記載的城市建設形制，還有近現代新建的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亞和美國的華盛頓等城市。理想城市范式展現著人類對宇宙秩序法則的理解。工業革命后的城市的規劃與建設體現著資本繁殖機制。無論是來自神的指引、統治階級的意志還是資本繁殖的需要，城市都是人類的大設計，建構了一種體現人類文明的秩序。

人創造了城市，城市也反過來創造了人。因為城市是人生產生活的環境，人的精神思想是在城市環境中逐漸成型的，城市具有“包涵各種各樣文化的能力”去孕育、產生各種新的文明。城市的創建、完善與成熟體現著人類認知的進步和人類大規模社會的有序化，體現著人性的善。一座長時間存在且不斷發展的城市，一定是其最初的設計形態和模式能很好地適應人類文明發展及社會需求，如生產技術的進步和生活形態的變化等。如果城市出現衰退、破敗甚至毀滅，則是人性的惡使然。城市是一座有靈性的藝術品，城市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經濟的發展、城市的規模、人口的數量，而是藝術、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因此，城市是人在時間和空間中創造的構筑物集合，是凝聚著時間和場所的統一體。

芝加哥規劃 圖片來源：丹尼爾·H.伯納姆,愛德華·H.本內特.芝加哥規劃[M].王紅揚,譯.譯林出版社,2017.

城市是主客體統一的“第三空間”

當今社會對城市本質的認知出現多樣化趨勢，值得一提的是城市的本質被定義為“第三空間”。從城市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到城市地理學家索亞（Edward W. Soja）都認為：古往今來，人始終是空間性的存在，始終在從事空間性的社會建構，從事空間與場所、疆域與區域、環境與居所的生產。人類自古就是生活在空間的存在，始終是在積極地參與周圍無所不在的空間性的社會建構。在人的自然性和社會性之外，還存在一個被忽略的第三性——人的空間性。

在“人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統一”這一認知下，對城市本質的認知則是：人所創造的城市是自然環境和人工環境的統一體。這雖然打破了傳統唯物主義哲學的“主觀—客觀”“唯物—唯心”的兩元關系，出現了“第三元”，即“主觀建造的客觀”，但人的空間性被忽略了。

列斐伏爾對人的空間性有其獨特的邏輯。人類社會的建構過程是發生在空間中的，空間不僅是物理學意義中的實在與泛在，也是人類構筑物形式的存在，更是社會關系建構社會網絡的容器。這個具有物質屬性的空間，由于容納著人類活動而被人賦予精神屬性。人類活動在空間中發生，不僅這個活動有意義，而且容納這個活動的空間也具有意義。空間的精神屬性相較于其物質屬性對人類而言更有意義，比如住宅這個“家”，生我養我的村莊、城鎮這個“故鄉”。所以，“第三空間”既不是客體也不是主體，既是主體也是客體。唯有強調基于人的空間性，認知城市作為“第三空間”，我們才能體認當代城市發展的價值取向和實踐意義。

在列斐伏爾的概念體系中，“第一空間”是自然的存在，即意識之外、自在的、具有物質基礎的空間。“第二空間”是觀念中的存在，即意識中的空間，是人感知到的或想象的空間；同一個“第一空間”可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下，產生不同的“第二空間”。“第三空間”是結合自然空間和意識空間所形成的空間，既有自然物質屬性，也有意識形態屬性，是根據“第二空間”所創造的“第一空間”。“第三空間”既結合又超越前面兩者，具有意義屬性。根據“第二空間”所創造的“第三空間”，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下具有不同的意義。

在我國當前的城市建設和更新過程中，城市空間所具有或被賦予的意義越來越受到認可，這個意義就是文化。歷史文化名城或歷史街區要保留其歷史格局和歷史風貌，比如“唐風”“宋制”“清式”等。甚至一些新建的如以文化旅游為活動內容的街區，試圖復制某種古代建筑樣式、反映古代文化來滿足游客的好奇心。形式是古代的，而活動內容是現代的，其實質是“假古董”。脫離古代生活及建基其上的文化建筑，如此空間所承載的意義絕非原本的古代意義，而需要重新賦予現代意義。

3.城市是社會分工協作效率最高的載體

人類相較于動物界其他生物，之所以會形成由諸多單一性的集體而組成的多樣性社會，是因為人與人間的分工協作。人類的分工協作使得這個星球成為“人類星球”。分工協作可以借助他方力量擴大自己獲取資源的力量，從而比自己單獨行動能更多地獲得資源，會帶來收益遞增。分工協作可以提升資源的生產效率、資源的利用效率，有規模優勢的集體會在資源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

在現代國家體系中，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發達程度與城市化率高度相關。先行發達起來的歐美國家以及成功步入發達經濟體的東亞國家，無一不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占據主體地位。一個農民離開農村來到大城市打工，實質就是離開原來農村的分工協作體系，加入城市的分工協作體系中。為什么會這樣？是因為城市可使分工協作的效率遠遠高于農村，在城市打工有利可圖。正是因為大家一致的趨利或避害動機，使得人們愿意走到一起，部分人開飯館做飯、部分人開服裝廠做衣服、部分人開房地產公司建房子、部分人辦學校提供教育，然后大家通過交換勞動成果來滿足每個人的多重需要，即參與分工協作個體通過交易來分配勞動成果。城市是大量人口集聚在一起分工協作效率最高的載體。

英國在17—19世紀出現的大規模農村人口轉移至城市的現象（即所謂的“城市化”），就是因為工場手工業、機器大生產的生產技術階段需要城市這樣的分工協作效率最高的載體。由于城市的人口密度高、人口異質性高，在有限的城市范圍內，彼此間的交互機會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交互機會的增加就會產生“涌現”機制。有“涌現”就會出現創新，有創新就會進一步深化分工的程度，從而出現新的專業領域，如此周而復始。城市不僅是協作效率最高的載體，而且是分工深化的溫床。

城市是人類建立大規模高效協作網絡的最佳載體，每個城市居民都是網中人，也是織網人。這張網可以是可見的城市景觀及空間布局的有形之網，也可以是人與人信息交流的無形之網。這張社會分工協作之網會因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而結點呈現幾何級數的增多。聯結越復雜，聯系效率越高，創新“涌現”機制的作用越大。

在人類生活的環境這個人類主體之外的真實客體中，不僅有本已存在的自然環境，還有我們人類為自身更好的生存繁衍需要而創造的環境。城市和鄉村就是這樣一個由人類意識而創造出來的真實客體，是“主觀建造的客觀”，是人們根據生存繁衍需求而生產出來的主客體統一的“第三空間”。

*摘自：劉賢騰，張從果. 城市的本質與規劃的要義：新時代的元思考.上海城市規劃，2024(3):121-127.有刪減

《城市規劃通識》 劉賢騰 主編  李荃 責編  2023年12月，復旦大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

中華大地正在由鄉土社會轉型為城市社會，可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少社會人士和學者對城市規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城市規劃學科的綜合性也帶來了認知模糊，使人有“不知城市規劃為何物”之惑。

本書從城市規劃的概念、城市的產生及其本質、西方早期城市建設理念及其實踐、西方現代城市規劃思想及其實踐、中國古代城市及其建設理念、近代中國城市轉型發展與規劃以及當代中國城市規劃體系的建立等層次，層層揭開中外城市規劃的面紗。此外，又從現代城市的發展及其戰略、城市建設用地及其布局、城市總體布局與規劃方案以及城市開發建設與規劃管理等方面，介紹我國城市規劃的主要內容，使學生融會貫通地全面了解城市規劃，是一本供城市規劃、建筑學、房地產、城鄉建設及相關專業學生以及其他對城市規劃有興趣的人士閱讀的通識類圖書。

作者簡介

劉賢騰，1999年和2003年先后獲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士和碩士學位，2009年獲南京大學人文地理學博士學位。先后任職于南京大學、上海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西財經大學，其間掛職于蚌埠市規劃院、規劃局，曾訪學于美國華盛頓大學，自詡為一位城市規劃學的終身修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