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德里是一座極其特殊的都市，它兼具繁華與混亂，既有活力四射的一面，又固守著印度這個國家的某種傳統。它貧富差距驚人，有人在這里一夜暴富，有人在這里墮入貧民窟。貪婪、暴力、焦慮和邊緣化，成為理解這座城市的關鍵詞。

拉納·達斯古普塔在《資本之都：21世紀德里的美好與野蠻》一書中寫道：“德里癡迷于金錢，金錢是這座城市唯一理解的語言，要讓自己脫離其庸俗和對金錢的執著，就需要花很多錢。這是一個自我挫敗的奇怪邏輯。”

《資本之都：21世紀德里的美好與野蠻》

這讓德里人也變得復雜，達斯古普塔繼而寫道：“人們總是假定：一個明顯正在致富的群體，其內心生活應該和外部的經濟指標一樣一帆風順，但在這個新興世界的大都市，加速的變化經常成為一場讓人混亂的狂風暴雨。人們賺的錢越多，事情越不可理喻。”

民眾的面貌就是城市的面貌，德里也不例外：“如果我們曾經認為這座城市可以教給世界其他地方如何在21世紀生活的話，現在我們要失望了。土地搶奪和習以為常的腐敗后來變得明目張膽；精英的權力以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肆意擴張；所有曾經的緩慢、私密和獨特都變成了快速、巨大和同質——已經很難再夢想一個能給人驚喜的未來了……這座城市不再是正建造一個能鼓舞世界的天堂，而是努力把自己從地獄的邊緣拉回來。”

新舊德里并非只是地域劃分，也有時代之隔

被恒河支流亞穆納河貫穿全城的德里，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公元13世紀，突厥人在此建立延綿三百年的德里蘇丹國，也讓大量中亞文化風俗被引入。16世紀初，莫臥兒帝國建立，并于1638年遷都德里。英國人在19世紀中葉的到來，讓德里的文化更加獨特，北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乃至西方文化雜糅。

阿克薩達姆神廟

英國文化對德里乃至印度的影響，超越了歷史上在德里扎根更久的其他文化。在《精靈之城》一書中，威廉·達爾林普爾這樣描述德里的復雜社會結構：“印度人英國人都太自豪于本身的血統，以至于‘混血兒’從來都沒有真正出頭的時候。至少，斯金納家族在德里社會中還有些地位，但其他多數英印混血兒的際遇可就一年不如一年，處境日趨艱難，印度人和英國人雙方都對他們有嚴重的偏見歧視，使得他們愈來愈深受其苦：印度人不肯跟他們打成一片，又瞧不起他們對英國的赤膽忠心，英國人則硬是把他們排斥在俱樂部和社交客廳的門外，在背后毫不留情地譏諷他們。”

書中的詹姆斯·斯金納是一位上校，也是19世紀著名的早期殖民者。他是個混血兒，這一身份困擾了他的人生。作為軍人，他四處征戰，閱歷豐富，充滿魅力，但膚色使他遭遇排擠和偏見。

斯金納的父親是蘇格蘭籍傭兵，母親原是拉其普特族的公主，因此他兼有蘇格蘭和印度血統，這種族混合的特性決定了他的職業生涯。

這是因為從1792年起，只要父母之一是印度人的話，已不可能在東印度公司軍隊中獲任職位。所以，詹姆斯·斯金納在18歲那年被迫離開西化的孟加拉，去為東印度公司的主要對頭軍隊效命。但即使如此，“正如斯金納的混合血統導致他被摒除在東印度公司軍隊之外，同樣的缺憾又令他在東印度公司對頭軍隊中的職業生涯受阻；他的出身就像一把雙鋒利刃，切斷了他兩邊的路。”

印度有其特殊之處，在拉丁美洲，統治殖民地的往往是那些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所生的混血軍人，玻利瓦爾就是典型例子。但在印度，“任何‘混血’暗示都會掀起維多利亞時代的盲從偏見，而在德里，斯金納的兒女就變成了英國人的嘲弄對象、笑柄。”

如果連斯金納這種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家族都如此，那么大多數英印混血兒的際遇可想而知。后來，他們大量移民。剩下來還留在印度的那些人通常是樂觀的、年紀大的或戀舊的。但他們留下來面對的是某些印度人的仇視，以及每況愈下的貧窮。

《精靈之城：德里的一年》

在德里這片土地上，種族之間的隔膜只是一部分。達爾林普爾書寫了這座城市在印度歷史變遷中的種種。

在達爾林普爾看來，“德里是個充滿精靈的城市，盡管它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侵略者的焚毀，千年復千年，然而這個城市還是會重建；每次都像火鳥一樣從火中重生并興起，就像印度教徒所相信的輪回轉世之說，肉體會一再地輪回直到變得完美為止，德里似乎也注定了要百年復百年地以新輪回的面目出現。”

在時間譜系上，達爾林普爾的敘事由近及遠，從1984年英迪拉·甘地被刺身亡后引發的錫克教教徒大屠殺，1947年印巴分治導致的宗教族群大遷徙，大英帝國對印度的征服，莫臥兒帝國和德里蘇丹國的歷史，乃至史詩《摩訶婆羅多》，一段段更迭中總少不了暴力的存在，尤其是印巴分治時期的大屠殺，所摧毀的不僅僅是生命，還有許多印度人對自治的最初幻想——他們一度以為，英國人離開，一切就會自動改變，但事實并非如此。

在獲得獨立后的幾十年間，印度經濟始終在尼赫魯設計的框架之下，與被殖民時期的自由資本主義相反，尼赫魯學習了在日本和蘇聯發生的高速工業發展，覺得只有國家才有能力高速推動經濟擴張到足夠的程度。他設計了一個封閉且以國有化為主導的計劃經濟體系。但這個體系只能成為既得利益者進行權力尋租和壟斷的工具，腐敗橫生，同時產品和服務質量都極其低劣，物質短缺嚴重。在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經濟已經瀕臨崩潰。

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政府在無力解決經濟問題的情況下，只能求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后者提供緊急貸款的前提條件是印度政府必須進行徹底的自由市場改革，在此后的改革中，外資得以進入印度，這個封閉數十年的古老國度開啟了私有化和全球化進程，也開啟了“南亞奇跡”，德里的蛻變從此開始。

《資本之都》中寫道，最先帶動德里經濟起飛的行業是業務流程外包，這也是印度全球化的標志。業務流程外包即BPO，基于現代通信，一個公司的不同職能不需要在一個地方執行，而是可以被分配到全球各地，所以許多非核心業務會被轉移到薪酬較低的地方，節省大量成本。這種職能的重新分配早已在其他國家出現，但卻是市場自由化之后的印度企業家們首先將這種理論變成改變世界的現實。

印度的BPO行業最早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當時印度公司開始為美國和歐洲的客戶提供數據處理和客戶服務支持等業務，這些服務涵蓋了各種領域，包括銀行、醫療、零售、電信和航空等。

由于德里有著大量受過高等教育，會說英語，但又無法找到工作的年輕人，外包業迅速在這個城市興起。

德里遍布機會，但也充滿不安全感

在《資本之都》中，拉納·達斯古普塔描述了德里人過紅綠燈的場面——

“車喇叭不斷地響著，因為車流不是讓你隨波前進的順流，而是需要劈出一條路來的叢林。人們開車的方式好像別人都是敵人，而事實也正是如此：凡是沒有開足馬力搶占的空間或機會，都會立刻被其他人搶走。你在這里會看到，紅燈時，每個人都在到處張望，以確保別人不能耍滑頭搶占自己的先機。有些在前面的車就這樣直接開過路口，穿過對向的車流——這些人希望在諸如交通信號燈這種對老百姓的限制中維護自己的自由。其他車也都一心一意地往前挪，占領每一寸能占領的路面，努力擋住旁邊的車，不讓別人在紅燈滅了的時候超到他們前面去。”

這種“亂”早已成為德里的標簽，暴力和性犯罪也令人們陷入驚慌和反思。更深層次的問題則在于德里經濟結構的底色。它固然是一座充滿機會的城市，但大多數機會仍然誕生于不夠市場化、權力缺少約束的社會形態之下。

因為市場化并不徹底，始終被政治和種族等因素掣肘，所以德里的任何行業，本質上都是特權與關系在左右，這就導致德里在腐敗中無法自拔。同時，因為財富源自于特權，富人也不可能對底層有任何尊重，反而固化了印度原有的階層問題。

也正因為財富集中于少數人之手，德里乃至印度的基礎設施從來都未曾為窮人考慮過，窮人從自己的家園被驅逐也是常有之事，伴隨而來的是新建起的公寓與寫字樓。《資本之都》以大量篇幅闡釋了一個事實：印度經濟的部分推動力來自于企業對農村的土地侵蝕。

原本印度的土地集中于農民手中，個體擁有的土地少，也并不愿意出賣，企業想要合法獲取大片土地的可能性為零，因此腐敗政府和寡頭通過巧取豪奪，肆意踐踏農民利益，制造大量沖突，也使得眾多農民淪為赤貧，只能流亡于城市的貧民區，德里的人口劇增，正是因為這些失地者。

《資本之都》中寫道：“德里被房地產這種很特別的財富所主宰。房地產是一場爭奪，如果沒有在政治家、官僚和警察之間用有償的方式建立起一個廣泛的網絡，幾乎是不可能大規模經營的……犯罪和暴力行為普遍升級，而歷經這一切并獲得了新財富的人強大而可怕。他們知道如何挾持國家權力為自己的私利服務，他們有警察和可怕的勒索幫派支持。”

2010年在德里舉辦的英聯邦運動會，原本被視為印度向全世界展現德里現代化一面的契機，但實質上卻是一次工程腐敗的高潮。印度政府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造升級，充滿各種權錢交易。富豪家族通過政治關系和賄賂獲得項目，再以高價分包，承包商付出巨大價格承包后，當然只會以最低成本、最敷衍的態度進行工程。運動會結束兩年后，這些工程已經破敗不堪。這并非孤例，德里隨處可見破敗基建，它們正是腐敗的產物。

醫療服務系統的腐敗，甚至連中產階級都被波及。上世紀90年代后，私立醫院成為德里的主流，它們由德里的富豪家族控制，從土地獲取到醫院興建，背后都有他們與政府官員的權錢交易。這些醫院挖走了公立醫院的大量醫生，同時將盈利置于救人之上，病人必須忍受各種毫無必要的重復檢查和治療，使用昂貴的設備的藥品，生病后便破產成為中產階級的噩夢。

無論富人還是窮人，都抱著“我不占便宜就會被別人搶走”的心態全力爭奪資源，金錢成為“這座城市唯一理解的語言”，以至于“要讓自己脫離其庸俗和對金錢的執著，就需要花很多錢”。

德里人非常清楚，“印度一半的混亂都是官僚系統故意的策略。因為如果事情都很有效率，就沒理由要付錢賄賂了”，所以底層都痛恨體制的腐敗，但他們又爭先恐后希望進入體制，滿足自己對特權的渴望。這甚至導致了一個奇異的悖論：“腐敗的政治是對社會其余部分殘酷慣性的糾正，因此對許多人來說，這并不是絕望的理由，而成了希望的主要來源。”

伴隨這種逐利思維的，是南亞文化里因守舊而產生的荒誕。比如有不少印度人將水資源的污染歸咎于英國人建立的自來水系統，他們認為在此之前，印度人在水井和河中取水，看得見水源，也知道自己未來還要依靠水源，因此會加以保護，但英國人在德里建立自來水系統后，讓人們有了“一扭就有、取之不盡”的錯覺，繼而對待環境愈發涼薄，也使得德里和水資源變得骯臟。

這種推卸責任的思維方式，其實存在著南亞文化的基因。拉納·達斯古普塔在某種程度上也認同這一點，正如他所言：“德里的玩世不恭源于它的歷史，還有它散發著的一種古老的感覺——讓你覺得人類世界的存在就是為了偷竊、毀滅和褻瀆所擁有的東西”。

不過，拉納·達斯古普塔依舊試圖將“現代化”與印度傳統文化相結合，所以他慨嘆“在許多方面，進入全球化體系的過程對于這個國家所有偉大的根基來說是一場恥辱的潰敗，并且產生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后遺癥。”

道德敗壞真的與經濟發展直接相關嗎？從世界范圍來看，這個說法或許并不成立。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德里這片土地上，最終作用于印度勞動力身上的力量是全球消費主義的邏輯：新、快、廉價，這種邏輯是無情的。

女性面對的情況更為艱難，媒體將德里稱為印度的“強奸之都”，因為它的性侵發生率高到嚇人。而且，“21世紀早期的強奸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在于，其發生的場所是公共場所，并和虐待結合在一起，相當可怕。每樁強奸案似乎都在竭力挖掘殘忍的可能性，同時聳人聽聞的性暴力越來越多地占據了這座城市的媒體和居民的談話內容……女性新近擁有的行動自由不僅使她們成為印度社會和經濟變革的偶像，更成了其替罪羊。”

在這背后，是印度女性所背負的民族主義責任。《資本之都》中寫道，19世紀時，男性和女性的性別角色開始分化。商業和政治受到殖民控制，意味著男性為了從事自己的事務不得不妥協并改變印度式生活——在外屈服于英國的法律、語言、著裝、技術和社會習俗。于是民族主義的責任落到了女性身上，她們要代表其他人來保持印度的純正存在，這意味著要置身于已經腐化的公共領域之外。“女性要留在家里，把家維護成一個精神純凈的堡壘，能夠抵御對靈魂的殖民，成為已婚男性獲得重生的庇護所。”

于是“精神純凈”的概念撐起了一張情緒和歷史的大網，并將印度女性禁閉在其中。這就是女性形象在印度整個20世紀的大眾文化中被神圣化的原因。對于有些人來說，這是印度本身的基石。如果女性放棄了她們在家里的角色，那么印度文化將無法與世界上其他沒有宗教信仰的地方文化相區別。

也正是因為這種神圣化，反而使得無數男性無法接受女性步入社會。拉納·達斯古普塔寫道：“‘印度文化’對于完美家庭婦女形象的崇拜，因為這種崇拜在某種程度上暗含著對‘公共’女性的憎惡，并且當‘公共’的兩種含義（在公共場所的和公有的）被運用到女性身上時，會不可避免地被混為一談。暴力的出現并非來自沒有文化或價值觀的男性，而恰恰來自最在意這些事情的男人。”

結果，對女性的暴力不僅僅來自沒有教養的少數邊緣群體，也來自主流社會以及任何社會階層。在經濟開放后，“女性應該恪守印度傳統，不應該出外工作拋頭露面”這種想法在德里反而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

德里人是否能找到快樂？

底層過得艱難，中產階級也陷身于困境。拉納·達斯古普塔在《資本之都》中寫道：“對于印度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來說，簡單生硬的唯物主義敘事認為他們現在的收入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很多倍，他們的快樂也一定會增加很多倍。但很多把生活里的快樂奪走的東西也在那段時間里相應膨脹，實際上，很多人在精神層面并沒有任何獲益。人們確實能愉快自由地賺錢和花錢，但相應的保障卻很少——如果發生了什么壞事，只能自己應對。”

也有人會“苦中作樂”，找到德里的迷人之處。在《精靈之城：德里的一年》中，達爾林普爾就并不忌諱德里不那么好的一面。17歲時，他置身德里，立刻為之著迷：“它完全不同于我以前所見過的任何事物。德里乍看之下遍地是財富卻令人不適：它是迷宮，也是宮殿之城；既有露天水溝，又有過濾光線的精致鏤花雕窗、圓頂林立的景觀；還有混亂的政治，擁擠的人潮，嗆人的煙霧，還混合著一股香料味。”

最吸引他的是那些不同時代的廢墟，“突然冒出頹塌的骨灰塔、古老清真寺或古代的伊斯蘭學府”。這些廢墟印證了千年來的不同文化，還有那些不同意識的人，“走在同樣的人行道上，共飲同樣的水，然后又回到同樣的塵土之中”。

許多人都曾像達爾林普爾這樣，在德里乃至印度尋找心靈的依歸。1969年出生于印度的潘卡吉·米什拉就是如此。如今的他，是長期關注東西方文化沖突和后殖民問題的思想家，以雄辯文風和犀利觀點著稱，被《經濟學人》譽為“薩義德的繼承者”。

潘卡吉·米什拉的童年時代曾遭遇變故。父親生于上世紀30年代的印度西北部小村莊，原本家庭生活相對富裕，不過長輩無甚志向，只將錢財投入房產和珠寶，或贊助一兩座寺廟，除此之外完全被極其繁重的日常勞作吞沒。米什拉坦言，按照尼采的說法，他們充其量也就是擁有某種“奴隸的喜悅，既無須對任何事情的后果負責，也不認為過去和未來竟有任何事要比當下更值得珍惜”。

雖然當時的印度處于殖民統治之下，但在米什拉生活的小村落里完全感受不到這一點。代表現代社會和殖民統治的法院、警署和稅務局等機構，要在距離村子最近的鎮上才能見到，即使坐牛車也要走上幾個小時。當米什拉的父親真正見到村子以外的世界時，印度已經擺脫了殖民統治，但在這個過程中，因為經濟結構的轉變和其他各種因素，米什拉的家變得一貧如洗，而且被迫離開了世代居住的鄉村。

米什拉在《苦厄的終結》一書中寫道，在當時的印度，“數以百萬計的人有過這樣的經歷：被迫離開自己的原生環境，流落到陌生的異鄉，赤手空拳地置身于自由和痛苦之中。”

《苦厄的終結》

當然，這種巨變也意味著機遇。對于米什拉的父親乃至同代人來說，基于生存而產生的選擇路徑非常明確：“必須去西式學府接受高等教育，如醫學和工程院校。在那里，成千上萬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拿到了學位，并準備好投身于新近獨立的印度屈指可數的工作崗位。如果他失敗了，就意味著要回歸一窮二白的鄉村生活；一旦成功，他便可以獲得和享受諸多事物——電扇、自來水，甚至平房、仆從和汽車——也就是英國人從前在此地享有過的物質生活。”

于是，一列列蒸汽火車從各個地方啟程，最終抵達印度最大型的官僚和金融都市——孟買和德里。其后，印度迎來高速經濟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贏家是極少數，大多數印度人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更加無法找到自己的內心所屬。

面對這種狀況，潘卡吉·米什拉開始了一段長達十年的旅程。他從喜馬拉雅山麓的村莊出發，拜訪不再輝煌的佛陀誕生地藍毗尼；前往商貿大廈與露天排水溝并存的德里，傾聽青年對佛教等古老思想的不滿；在暴亂不斷的克什米爾，遇見一個個只能在封閉陰冷的房間中泄憤和哭泣的異見者；最后回到喜馬拉雅山麓的村舍，在這個充滿暴力又困惑叢生的世界中，閱讀大量史料，穿梭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重新書寫佛陀。

他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佛陀的思想能否緩解當下人們因當今世界的政治無能而產生的痛苦？個體的視角中，這持續的苦厄，究竟有沒有可能得到片刻的終結？

對于印度人來說，佛教無比重要。但米什拉的視角顯然超越了印度，轉向全人類的迷惘與未來。佛教與西方世界能否“兼容”？他也試圖給出答案。

米什拉引用了尼采在19世紀末的預言：“當科學與進步摧毀西方人曾經信仰的超驗世界、上帝以及上帝賦予人類的價值觀，當他們對引以為豪的豐功偉績有了清醒的認識之后，佛教將如何恰逢其時地吸引他們的注意。”

尼采還指出，他那個時代的人都癡迷于經濟的快速增長，殊不知，如此心態只會掩蓋生命徒勞無益的真相，耗損人原有的價值，功利主義便是19世紀諸多空洞宗教的替代品之一。

這個觀點在現代社會同樣成立，人們為了所謂成就，只能不斷拼命奮斗，要維持一種生活方式，就必須付出巨大代價。米什拉反抗的也恰恰是這種經濟學樂觀主義，他不認為隨著所有人不斷增長的開支，所有人的利益也必然會增長。他甚至認為情況恰恰相反，所有人的開支將累積成一種總體損失：人將變得更加渺小。

德里乃至印度面對的正是這個問題，《資本之都》認為：“印度‘繼承了’全球化，就如同某人繼承了一項遺產——既充滿了新的經濟可能性，又滿是撕裂的喪親之痛。”

但資本的進入顯然不是問題的全部，《資本之都》越是強調資本帶來的副作用，反而越揭開了一個冷酷事實：印度自身的傳統文化和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導致其無法建立配套社會機制（比如窮人的福利保障）去制約資本逐利的一面，反而因為等級制度的存在，使得權力侵蝕市場，權力尋租成為“標配”。

拉納·達斯古普塔因此慨嘆：“可能有人認為，像德里這樣一個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地方，會孕育出對民主的渴望，但事實不是這樣。德里人的幻想是封建式的。即使是那些幾乎沒有什么社會權利的人，也非常尊重有權階級的特權。他們或許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同樣享受那凌駕于法律和習俗之上的特權。”

這并非德里乃至印度獨有的命運。《資本之都》闡釋了一個事實：一個擁有炫目財富和復雜文化的地方被殖民政權接管，財富和文化遭到動搖并被推翻，巨大的權力斗爭導致了一場種族滅絕的災難。還有一個后殖民政府著手開始一個大規模的經濟工程項目，卻最終讓自己疲憊不堪，并讓路給了充滿活力的自由市場反彈力量。這個故事只要稍加變化，正是這個世界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