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們在“澎湃新聞”上連載“哈佛燕京斯諾特藏散記”以來，編輯每次都聯系有關專家校閱雅正，有的專家還寫了詳細的述評。我們并非專門研究斯諾，僅是作為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館員臨時涉獵。湊巧這批資料由燕京收藏，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未全文刊布，外界鮮有所知。現在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委托我們整理。在整理過程中，我們才開始比較廣泛地閱讀有關斯諾以及當年中共和紅軍的資料，并做了一些考證。在澎湃新聞編輯的鼓勵下，我們以隨筆的形式，將這些考證的結果先在澎湃上發表，意在獲得專家指正，糾正失誤，以便日后出版斯諾特藏時，能夠附上更為準確的介紹。迄今為止，已經刊發六篇隨筆，得到不少專家的指點，在此做一簡要的回應，用“拋磚引玉”這個成語最是恰當。

一、斯諾特藏的獨特與珍貴之處

有評論者對這批史料收藏的形成過程有疑問。斯諾的生平對于大多數研究者而言并不陌生，然而他在1949年至1959年（斯諾因其記者生涯遭遇危機離開美國移居瑞士的那年）期間的履歷很少被注意，尤其鮮為人知的是斯諾在1957年“任哈佛大學研究員”。斯諾在費正清的敦促下于1957年出版了資料集（兼雜記）《紅色中華散記（1936-1945）》（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費正清稱《散記》內容包括斯諾“從未使用過”的資料。評論者想知道，《散記》中所介紹的和我們本次公布的未刊史料是否有所重疊。

我們初步翻閱了《紅色中華散記》，比較了燕京斯諾特藏，并未發現明顯的重疊。當然，《紅色中華散記》中的有些資料對我們理解斯諾特藏頗有幫助。我們的體會是：斯諾是新聞記者，寫的文章和書都生動活潑，主要記錄了他與陜甘寧中共領導人、紅軍和百姓互動中所得知的情況，很少考證歷史細節。他在寫《西行漫記》的過程中，也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篩選材料，有些筆記與資料就沒有寫進《西行漫記》中去。費正清是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沒有寫進《西行漫記》中去的筆記同樣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也很值得出版，于是遂有《紅色中華散記》之編輯與出版。可能正因為費正清與斯諾都意識到斯諾的這批原始文件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西行漫記》從中取材不多，《紅色中華散記》也并未系統介紹這批資料，但對于未來研究這段歷史的史學家來說，這批資料仍然是難得的原始史料，于是將其原封不動地捐贈給了漢和圖書館。

1957年1月11日，費正清將斯諾特藏轉交給圖書館，用印有“哈佛大學中國政治與經濟研究”字樣的便簽，以自己姓名縮寫JKF署名，寫了一個便條給當時的漢和圖書館館長裘開明博士，說明送交的是“珍貴資料”，并附上一封信。（圖1）

圖1：費正清1957年1月11日給漢和圖書館館長裘開明的便條，說明送交的是“珍貴資料”

費正清的信（圖2）是1月9日寫好的，用的是“哈佛大學中國政治與經濟研究”的信箋，信箋上印有執行委員會的名單：費正清、亞歷山大·埃克斯坦、史華慈、楊聯升，地址是麻州劍橋鄧斯特街16號 。收件人是：博伊斯頓樓漢和圖書館裘開明博士。漢和圖書館是燕京圖書館的前身，當時尚未搬至現今神學院路2號這幢樓里，而是位于哈佛園里總館懷德納圖書館西側的博伊斯頓樓。信中寫道：

我隨函附上由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所贈的稀有小冊子等材料，他于 20 世紀 30 年代在中國獲得這些材料，并將其捐贈給圖書館。我建議對它們進行一些特殊處理，也許可以將它們裝進箱子里以防止損壞。我不知道您希望如何對內容進行編目，如果您能對它們進行您認為最好的處理，我將不勝感激。附件是趙國鈞（K. C. Chao）的評論。

圖2：費正清1957年1月9日致裘開明函

趙國鈞的評論是1月7日寫給費正清的（圖3）：

經過對內容的初步研究，我發現了許多非常有用的內容。例如，在2月8日（1934年？）出版的一本名為《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一）》（在蘇區）的小冊子（47頁）中，列出了6個表格，列出了紅軍軍官、士兵、政治工作者等“階級出身”的百分比。

當然，這些內容的質量參差不齊。其中一些很有趣，但研究價值不大。所有材料都應編目，并提供給對中共歷史發展研究項目某些階段感興趣的研究人員——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抗日運動和學生罷課。

一些文獻（目前我不確切知道具體有多少）應該拍攝，以便更好地保存并讓劍橋地區以外的讀者也能利用。你想讓我現在，還是在材料編目后，挑選值得拍攝的文獻？請告訴我。

圖3：趙國鈞1957年1月7日寫的對斯諾特藏的評論

裘開明館長迅即處理了這批資料。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1月17日用中文寫的清單，并用英文注明：這是通過費正清教授轉來的埃德加·斯諾贈送的資料，中文注明“施樂先生送來中共延安時代史料”，并給了索書號T 4292.23 0129。（圖4）“施樂”是斯諾的的中文名字，盡管現在一般都稱其為“斯諾”。這批資料得到了相當重視，被存放在保險箱里，后來還被攝制成膠卷保存。

圖4：漢和圖書館1957年1月17日的斯諾特藏清單

費正清的檔案存放于哈佛檔案館，有272箱之多，其中至少5種與斯諾有關。第174箱里有費正清為斯諾手稿寫的前言；第205箱里有費正清為哈密爾頓（Hamilton）和斯諾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的文章所寫的書評；第181箱里有費正清與埃德加·斯諾及其第二任妻子洛伊斯·斯諾（Lois Snow）的通信；第35和39箱里有費正清與斯諾的通信。如果通過這些資料進一步了解費正清與斯諾的交往，可能會對我們理解斯諾特藏的背景有所幫助。

二、對前六篇文章的回顧與回應

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斯諾特藏之一》一文中，我們在介紹斯諾夫婦對北平學運的支持和貢獻之余，提到了《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美國記者維克多·基恩（Victor Keen）1935年12月關于北平學運的報道。評論者指出，雖其名聲遠不及斯諾，基恩應是值得關注的人物，他于1937年4月受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之邀，幾經波折到達延安，是中共中央機關遷至延安后最早來訪的美國大報記者。根據當時的報紙記錄，應該是維克多·基恩在警察局里采訪了陸璀。但陸璀回憶稱，是斯諾采訪了她。由于尚未找到更確鑿的證據來驗證陸璀的回憶是否無誤，我們引用了維克多·基恩的報道，省略了其他細節。

我們說《學生呼聲》：“從名稱到封面設計，都有點效法美共派遣來華的格雷斯·格蘭尼奇（Grace Granich）與馬克斯·格蘭尼奇（Max Granich）于1936年3月15日創辦的英文刊物《中國呼聲》（The Voice of China）。”評論者對兩個刊物的相似之處表示了關注。

上述說法是根據陸璀的回憶（《晨星集》，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第112-114頁）：

我正是在他們夫婦倆（即格雷斯·格蘭尼奇和與馬克斯·格蘭尼奇）主編《中國呼聲》的時候，在上海認識他們的。那是1936年的春天。“一二·九”運動后，我被北京學聯派到上海去參加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的籌備工作。在籌委會和全國學聯成立后，我擔任它的宣傳部長，并主編它的刊物《學生呼聲》。這個不定期的刊物是“非法”的，是秘密出版、秘密發行的。說來有趣，《學生呼聲》從名稱到封面設計，都有點效法《中國呼聲》。……他們對中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十分關心，經常邀請我到他們家去聊天，向我詢問學運情況，并在《中國呼聲》上發表我們提供的學運資料，如全國學聯籌委會的宣言，《學生呼聲》出版的消息，全國學聯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的消息和它們發表的宣言，世界學生聲援中國學生的消息和文件以及各地學運動態等，幾乎每期都有，而且用很大篇幅，配上照片、插圖等。這對于中國學生的救亡運動當然是很大的支持。……我家里給的生活費早已用完，……格蘭尼奇夫婦得知后，便要我給《中國呼聲》寫稿，給我以優厚的報酬。記得我寫了一篇二三千字的短文，他們就給了我二三十元（法幣）的稿酬，這在當時是很高了。這對于我的工作和生活也是一種支持。

《中國呼聲》作為國際共運跨國合作的產物，在中國的傳播情況及其和中共或中共外圍其它組織機關報之間的交叉關系，確實值得深入關注。

在《從陜北看世界——哈佛燕京圖書館斯諾特藏之二》一文中，我們對紅色中華社的油印出版物《時論》進行了考證。《時論》可能是孤本，并未檢索到其他論著對此加以引用。在考證的過程中，我們推論，有些外文電訊稿可能是廖承志翻譯的，但當時他尚被張國燾囚禁，中央派往四方面軍的電臺人員也不準往中央發報，因此不太可能直接把翻譯好的電訊發往陜北。我們考慮，他們是否把翻譯好的電訊寫在紙上，由人帶往陜北？是否因此刊登的時間與電訊發出的時間有一段差距？當時是博古主持宣傳工作，我們還推測，《時論》很可能是博古開展新時期宣傳工作的一個嘗試。然而這些假設尚缺乏更過硬的證據，因此未寫入短文中。

《時論》采用了國民黨上海市執委會編的《上海黨聲》1936年第2卷第11期（7月20日），第221-222頁，內容是其翻譯的《法國人民陣線政綱》。在長征過程中，紅軍幾乎完全與外界隔絕，甚至與共產國際也失去過電訊聯絡。到達陜北后，自然分外渴望獲取外界信息。當時張學良已經暗中與中共溝通，并放松了對邊區的封鎖，中共因此得以獲取較多的外界信息，才有機會獲取國民黨的刊物《上海黨聲》，對于其中關于法國人民陣線的客觀新聞報道，自然不忌諱予以采用。

《新鑒定出來的一本紅軍大學教材——斯諾特藏之三》一文分析了孤本的紅軍大學教材，也未檢索到其他論著提及紅軍大學第一期的教材。這本教材的標題為《國際現勢講授提綱》，下面括號里寫著：“供二科一隊用”，這是我們判斷這本小冊子是紅軍大學教材的確鑿證據。教材所用的主要內容是張弼所著《世界知識讀本》。張弼是張明養（1906-1991）的筆名，他于1925年參加共青團，1926年入黨，后失去聯系，但仍積極參加進步文化活動和民主運動，并一直堅持學術研究。紅軍大學教材使用國統區進步人士的著作，反映了當時紅區尚缺乏自己的理論專家，也反映了紅區黨與白區進步人士之間的聯系和互相激勵。

當時曾用過這本教材的二科一隊中有曾思玉，他1955年授中將軍銜，1959年任沈陽軍區副司令，1967年武漢七二零事件后出任武漢軍區司令員。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曾思玉因受到牽連而成為當年中國大陸眾所周知的人物。2013年，他出版了《我的前一百年》回憶錄，我們當然不指望一位百歲老人對紅軍大學學習期間的回憶能提供比他自己以前的回憶更多的細節。

《“真正的”紅軍——斯諾特藏之四》一文中披露的資料，目前也未檢索到其他論著提及，因此應視為孤本。斯諾特藏中的回漢對照口號傳單和蒙漢對照抗日救蒙會致各盟各旗的信件反映了當時中共民族政策的具體執行情況。

我們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3冊，第272-275頁找到1936年8月30日《彭德懷關于西征中開展抗日統戰工作的指示信》，其中講到：“短小精干，專對白軍，偏于以客觀事實來激起士兵抗日情緒的報紙，是非常重要的，是目前馬上應做的工作。”但是在我們披露1936年9月4日的油印《抗日戰線》之前，恐怕無人知道到底是否出版過這樣的報紙。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我們不把彭德懷8月30日的這個指示信與這期《抗日戰線》聯系起來看，同樣很難理解紅軍為何會辦這樣一份油印報紙。我們將兩者聯系起來看，就比較清楚地看到了當時彭德懷領導下的宣傳工作的轉變：不僅加強對內的宣傳，而且開始加強對白軍的宣傳。這一變化不僅在為中共與東北軍的合作營造了輿論氛圍，也可以視之為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的先聲。

彭德懷在8月30日的指示信中還提出：

由我們發布向馬鴻逵、馬鴻賓寧夏當局提議書。提議在日本帝國主義處處兇惡的進攻、寧夏危在旦夕的時機中，我們應停止一切戰爭，共同去抗日，為保衛寧夏、保衛西北而奮斗。這一提議，應在寧夏軍隊中、群眾中公布。

同樣，在我們披露油印的《中國人民抗日紅軍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致馬鴻逵、馬鴻賓暨回族將領書》之前，沒有檢索到任何論著說明彭德懷到底是否向馬鴻逵、馬鴻賓寧夏當局發出過提議書，而我們如果不把8月30日彭德懷的指示信與這封彭德懷致二馬的公開信聯系起來，也很難理解后者的內容與意義。彭德懷在致二馬的公開信中說：“繼東北四省、華北五省的廣大領土與富源之后，現在偽軍李守信部又占據綏東各縣，于阿拉善旗修筑飛機場，寧夏日本特務機關測繪軍事地圖，日人積極侵略我西北各省。”這寥寥數言的背后，是當年中共爭取二馬，進而控制阿拉善飛機場，打通國際路線，從蘇聯接收軍援的大戰略。斯諾雖然得到了這份公開信，但對背后的中共大戰略卻一無所知，因此他才會批評“別人老是指責他們從俄國那里得到武器”。只是中共最后并未能從蘇聯那里得到武器，因此中共奪取阿拉善、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對斯諾來說，始終是一個秘密。

我們在油印的《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全體指揮員、戰斗員、政治委員致十五路軍及卅五師將士書》中，看到“過去孫殿英的部下呂存義師已率騎兵三千余與紅軍聯盟，共同抗日了！”同時又檢索到1936年8月27日，毛澤東等致電彭德懷等，要求西征軍目前抓緊對馬鴻逵、馬鴻賓的爭取工作，“原孫殿英騎兵師師長呂存義率三千人，已經與我紅二、紅四方面軍聯合，希望將此事在兩馬部隊中廣泛宣傳，以影響兩馬部隊中孫殿英舊部。”（《楊尚昆年譜1907-1998》，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241頁）這兩條資料可以證明1936年9月4日油印出版的報紙《抗日戰線》第二版上的《呂師長守義聯紅抗日—民族英雄，抗日前驅》說的“呂守義”是“呂存義”之訛。這一人物似曾相識，其實就是《西行漫記》英文版上的Li Tsung-yi，斯諾可能是根據方言發音記下來這個名字的。1938年上海復社版胡仲持、馮賓符等的中譯本音譯為“李宗義”，以后的譯本也以訛傳訛。因為歷來譯者都不可能看到油印的《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全體指揮員、戰斗員、政治委員致十五路軍及卅五師將士書》，也沒有注意到1936年8月27日毛澤東等要求西征軍抓緊二馬爭取工作而致彭德懷等的電報。

《一表讀懂中央紅軍的長征——斯諾特藏之五》中，我們介紹的1936年1月3日《戰士》報第3 版《中央紅軍長征戰斗勝利一覽表》，有關專家認為較為珍貴，并介紹了堪薩斯城密蘇里大學（UM Kansas City, UMKC）的斯諾檔案中的兩張照片，是斯諾拍攝的《中央紅軍長征勝利一覽表》的壁報（圖5、6）。

圖5：UMKC斯諾檔案藏：斯諾拍攝的《中央紅軍長征勝利一覽表》的壁報。圖片由竇安德（Donadon Andrea）拍攝提供，澎湃新聞經版權所有人西恩·斯諾（Sian Snow）授權刊發。

圖6：UMKC斯諾檔案藏：斯諾拍攝的《中央紅軍長征勝利一覽表》的壁報。圖片由竇安德（Donadon Andrea）拍攝提供，澎湃新聞經版權所有人西恩·斯諾（Sian Snow）授權刊發。

與哈佛的《一覽表》不同，這里展示的《一覽表》已成為經過美術處理的宣傳品。我們或許可以利用作為宣傳品的《一覽表》校勘燕京所藏《戰士》報的《一覽表》。因為燕京所藏之《一覽表》有多處磨損，特別是一些地名，辨認相當困難。校勘清楚更有助于我們確定當年中央紅軍長征的一些重要戰斗地點。

我們在文中根據時間推算，燕京藏1942年出版的朱德簽名本《紅軍長征記》不可能是斯諾寫作《西行漫記》的資料來源。但這本朱德簽名本如何為燕京所收藏，尚有待進一步考證。

《紅軍的成長——斯諾特藏之六》文中，我們主要介紹了兩份文件。一件是1936年7月20日制作的《歷次戰役俘獲表》，記載了中央蘇區從1931年1月1日到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期間的23次戰斗中俘虜人數（官、兵）、繳獲武器（步槍、機槍、迫擊炮、大炮、電臺、飛機），以及附注（俘虜的重要軍官等）。另一份文件是《紅軍消滅白軍一覽表》，記載了1931年1月至1933年3月紅軍與之作戰的白軍師別、俘虜情況、繳獲情形、作戰時間、作戰地點、勝利的紅軍、備考。這兩份文件都是手抄本，應該是紅一軍團政治部抄寫后送給斯諾的，《歷次戰役俘獲表》未檢索到其他論著提及。我們在考證過程中檢索到，中共贛州市委黨史辦保存了內容基本相同的1933年3月手抄的《紅軍消滅白軍一覽表》，不過在其刊布的排印本中，略去了“繳獲情形”和“備考”，有些白軍師長的姓名大概也因無法辨認而以xxx表示，應該可以與燕京藏品互校。

我們對燕京斯諾特藏的介紹還有待于進一步修訂，歡迎廣大讀者隨時指正。有關專家表示待《特藏》系列文章基本完成后，考慮寫一篇總體性的評論文章，相當于為即將成冊的史料集寫一篇書評。我們將盡力盡快完成《特藏》系列文章，并在原件修復與掃描以后，將斯諾特藏全部圖版影印，每份文獻圖版附上我們的說明、摘要或錄文，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們期盼早日收到更多評論。

（本文作者馬小鶴、王系為哈佛燕京圖書館研究館員，竇安德（Donadon Andrea）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