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在上海醫科大學的圖書館找到一部英文著作——《中國醫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1932）。那時我剛從上海郊縣的一所中學支教回到學校上班，準備下半年新學期上課的內容。課程重點是講授晚清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這段歷史，于是，我先挑了《中國醫史》中晚清部分閱讀。當時我對中國醫學的歷史不諳熟，發現作者講述的中國近代醫學歷史是從前近代即晚明耶穌會士入華開始論述的，180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醫為華人接種牛痘正式開啟了近代中國醫學的歷史，讀后頗為吃驚。雖然，我在大學學歷史時，導師教導我們要認真思考近代史開端的幾種說法，但那個時期的主流觀點還是將近代史的開端定在1840年，由此意識到中國近代醫學歷史有可能對中國近代史書寫范式提出挑戰。閱讀中令我極其震撼的是書中記錄的一段發生在鴉片戰爭前的醫療事件：1831年，東印度公司醫生曾送一位中國病人去倫敦求醫，病人最后死在手術臺上。1987年是我大學本科畢業的第二年，英語閱讀能力相當弱，無法完全讀透這段歷史，而書中提到的大量原始史料，在那個時代根本無從著手尋找。在之后從事醫學史教學與研究的數十年間，我始終沒有能力去觸碰這段歷史，但是那位中國病人的故事卻一直縈繞在心頭，很想知道，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他是如何抵達英國的，他是怎么死在醫學昌明的倫敦的，后來又有什么后續的結果。

三十幾年來，我從未忘記過這個令人傷痛的故事，直到2020年，我應中華書局邀請為他們即將出版的新書《西醫來華十記》寫書評時，從蘇精先生的著作中又一次讀到了這個故事。蘇精先生采用的是東印度公司檔案和《柳葉刀》的資料，我隨即寫郵件向蘇老師請求察看當年的檔案，蘇老師慷慨地將原始檔案的復印件發給我，并熱心地將潦草的手寫體轉寫成正規的文字一并傳給我，此時，我意識到自己可以追索這段歷史了。

2020年整個夏天困守在家中，我整天在網上搜索《柳葉刀》《泰晤士報》和各種醫學期刊，爬梳所有與此事件相關的史料，意外地發現了道爾的漫畫和艾倫的畫作，由此聯想到，這個醫療事件有可能曾經在倫敦引起過轟動。于是又通過付費訂閱大英圖書館的報刊數據庫，從中檢索1830年代的所有媒體報道和蓋伊醫院相關檔案。在電腦前時而有目標、時而盲目地長時段翻閱網絡資源，成為我2020年盛夏的日常。我盡可能地將自己置身1830年代倫敦的空間中，捕捉1831年4月倫敦城空氣中流傳的所有信息，慢慢形成通過何魯三幅畫的方式來講述這個一度震撼全球的醫療事件，探究“何魯三像”的歷史現象。在書稿即將完成之際，我又習慣性地上網搜索，希望自己不要遺漏任何有質量的信息。一日瀏覽舊書拍賣網，無意中看到了正在拍賣凱贈送給福特的外科書，在讀到“那天出門時，福特并不知道自己最終不僅僅是一個旁觀者……”這段文字時，何魯無助地躺在手術臺的場景撲面而來，心中一陣顫抖，唏噓不已，我便將此拍賣主題譯為“血酬”，以此紀念何魯作出的犧牲。

1831年4月9日下午3點左右，何魯在英國倫敦蓋伊醫院解剖學劇場的手術臺上去世，那年他32歲，送他去英國求診的郭雷樞醫生34歲，主刀醫生凱38歲：三位三十幾歲的青年人成為這段歷史的主角，他們的行動和想法構成了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環顧中文世界的研究，除了2020年蘇精在東印度公司在華船醫研究中簡述了該事件，20世紀40年代王吉民先生最早在《中國新醫事物紀始》一文中提及此事，他的史料和史觀都直接受到醫學傳教士敘事的影響。1834年，在廣州的商人、傳教士和醫生考慮在華創建“醫學傳教”事業——“在華醫務傳道會”（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和“中國與東方醫學慈善會”（The Medical Philanthropic Society for China and the East），何魯手術事件就此在華人西人中公開報道宣傳。1835年《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詳細敘述了該事件的經過，表彰郭雷樞開啟醫學慈善的同時，以此論證在華開展“醫學傳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為“醫學傳教”概念的建構輸送炮彈。它作為西方醫生在中國從事慈善醫療的重要業績之一，成為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前奏曲而記入中國近代醫學史冊。193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國醫史》就是沿用上述史料和史觀的。

追隨何魯西去的旅程，會令人驚訝地發現，1831年4月的倫敦可謂“滿城皆談何魯”。何魯手術是當時媒體最為關注的事件之一，不僅抓住了倫敦和周邊城市市民的眼球，而且波及蘇格蘭高地，甚至卷入同時期英國議會改革的政治運動中。在《柳葉刀》編輯的引導下，英國醫學界對這場失敗的手術展開激烈爭論，就外科醫生在技術冒險與醫學道德間的權衡進行反思。甚至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外科醫生都參與其間，就何魯的死亡原因、手術是否該進行、如何操作等方面議論紛紛，何魯手術在近代外科學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筆。

“何魯事件”在當時英國社會和政壇引起的轟動，他作為“國體代言人”的這段歷史至今未有學者發現，本書是首次披露。“何魯事件”波及歐洲大陸和北美，由此產生的反響完全超越了醫學史的范疇。

至今，圍繞何魯手術的敘事大都以西文展開，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外科學史層面，西方科學史家在對何魯勇敢行為表示敬畏的同時，逐漸呈現出人文主義的悲憫和對科學進步的感恩。另一個是歷史學層面，一方面何魯的身體成為維多利亞時代的怪胎、東方神秘主義和病態中國人的標識；另一方面，何魯的畸形身材和西去求醫的艱辛歷程，展示了19世紀中國醫療技術落后的狀態，以此襯托西方醫學傳教士在華傳播科學知識的努力和成功，尤其強化醫學傳教在此過程中所產生的決定作用。

近二十年來，隨著圖像藝術的方法論在歷史學研究中的滲透，研究者們發現何魯的畸形身材曾是19世紀西方社會建構中國病態形象的重要元素之一，而當何魯的身材遇到“帝國醫學”“東方主義”“病態形象”“身份認同”和“醫學傳教”等新流行的史學議題時，他離奇的故事有可能擦出吸引人的火花，于是在歷史中沉寂將近兩個世紀的何魯開始進入史學家的視野。2003年在美國醫學史年會上，一位非中國學的研究者分享他的《孤獨之死的何魯：1830年代的外科術與中國身份》研究。2008年出版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奇觀——英國社會背景下的怪胎》一書則從圖像史和帝國醫學角度審視了何魯的手術及社會反響的全過程，試圖探討19世紀英帝國的擴張焦慮和對中國形象認知的文化心理。2017年，“悲慘的何魯”登上了《紐約時報》的書評，2012年和2019年分別有兩篇博士論文涉及何魯事件。

本書以英國的醫學報告、媒體報道、政治漫畫和博物館展覽為基本史料，將何魯置于19世紀歐洲外科學生態環境考察東西方醫學的真實差異。由三幅留存在西方世界的何魯畫像切入，還原當時社會輿論，并努力摒棄所有的概念式思考，希冀能從矛盾的陳述中梳理前因后果，重新構畫“何魯事件”的真相。同時，通過梳理一百多年來，各種歷史記錄中對這場“致命手術”的不同敘事、不同筆觸下所呈現的何魯的醫學圖像、國家形象和醫學慈善的不同形象，以及近代以來關于西醫傳入研究中的史料與史實的相關度問題，分析“醫學傳教”和“病態華人”的形象是如何通過歷史敘事建構的，由此思考近代醫學史中的史料、史實與歷史敘事之間的復雜關系。

本書最初是一篇較長篇幅的學術論文，曾投擲于國內重要歷史刊物，因刊物篇幅所限被要求刪減而擱置了一段時間。中華書局賈雪飛女士再三鼓勵我修訂成長篇，以書稿形式出版，才有今天這部小書，感謝她的慧眼和膽識。本書編輯吳艷紅女士對稿本的版式、圖版設計和文字審校提供諸多幫助，尤其是她建議我詳寫“律勞卑事件”，我才發現了郭雷樞是“律勞卑事件”隱形人物的史實，對此衷心感激。本書寫作于2020年到2024年，其間曾在華中師范大學主持的國際學術會議上做過演講，感謝馬敏教授和徐炳三教授的盛情邀請。2023年受夏明方教授的邀請在中國人民大學就修訂之后的內容做過演講，感謝楊祥銀教授的點評。北京大學陳明教授在繁忙的學術與教學活動期間閱讀此稿，不僅提供印度梵文“象皮病”的史料，還仔細修訂文中的病句與錯字，盛情高誼銘記在心。書中那張“阿索爾公爵夫人”號名信片是復旦大學徐家寧博士提供的，它為讀者想象何魯西行的旅程提供了真實的畫面，深表謝意。感謝在寫作過程中提供幫助與支持的同學們——倫敦大學博士生林友樂，復旦大學的胡冬敏、肖馥蓮、林夢月、萬良和馬汲青，因為他們，我能夠沒有障礙地找到需要的所有資料，完成這部書稿。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的黃瀅睿同學翻譯了《柳葉刀》上那篇以19世紀英文撰寫的專業論文，何魯手術的歷史場景得以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最后一定要感謝的是蘇精先生，正是由于他的著作和檔案，我才有可能完成三十幾年來的一個心愿，讓世人了解在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曾經有一名喚作何魯的小人物在中英之間，乃至全球掀起過一場驚心動魄的事件。

（本文摘自《何魯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醫療事件》，高晞著，中華書局2024年8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