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載相（Psy）的超級熱門舞曲《江南Style》給首爾的一個新開發地區帶來了名人效應。江南的意思是“江的南岸”，指的是首爾大都市區的南半部。江南是一個新近建成的、超現代化的、世界級的城市，在短短30年間，它從原本有著大片稻田的地區崛起。作為國家主導的壓縮式城市發展的產物，江南沒有可識別的地標，沒有名人雕像，沒有傳統文化遺址，沒有超過50年歷史的建筑，簡而言之，江南沒有歷史記憶。相反，這里有世界級的百貨公司、高檔餐廳和咖啡館、時尚精品店、酷炫的爵士酒吧、一流的醫院、大量的整形手術中心和皮膚護理診所，以及許多豪華的高層公寓，這使整個地區看起來像一大片公寓森林。

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可以被認定為富裕中產階級或上層中產階級的地區，但很少有一個國家能使經濟和社會地位相同的中產階級居民大規模地聚集在一個毗鄰的空間里。雖然江南并非每個地區都很富裕，但從居民的經濟地位來看，江南的三個核心區（江南區、瑞草區和松坡區）的居民絕對屬于中產階級或上層中產階級。2010年，這三個核心區的常住人口為160萬人，占首爾大都市區總人口的15%，占全國人口的3%。

在流行的討論中，江南風格主要是被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時尚、有趣、奢華，有點享樂主義——來討論的。但江南代表的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方式或流行文化，它同時還代表了威權主義國家通過大量的城市項目制造新興富裕特權階級的一種特殊方式，以及這一新興富裕特權階級發展其獨特的階級文化的方式。我在本章中將重點討論階級形成的江南風格及其對塑造韓國中產階級文化的影響。

首爾江南地區

江南的開發

開發漢江以南大片地區的想法最早出現于1960年代，主要是為了解決首爾過度擁擠的問題。到1960年代后期，農村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已經使首爾無力吸納更多的人口：基礎設施不足，住房緊缺，城市主干道擁擠不堪。雖然1960年代出現了一些向南擴展的建議，但江南地區的開發在1970年代初才真正開始。那時，一些重要的基礎設施已經完成或正在建設中，其中包括首爾至釜山橫貫全國的高速公路系統和第三漢江大橋（the Third Han River Bridge），之后又有更多的橋梁和隧道將漢江南北兩岸連接起來。其次是出于軍事考慮。

樸正熙政府決定重新調整首爾的人口后，便以典型的軍事式、獨裁式風格開始了新城建設。政府以極低的價格從私人業主那里征用土地。在開發之前，江南主要分布的是水稻田、低價值的蘭花園和分散的貧困農戶的村莊。這些土地幾乎沒有商業價值，居民也無權反對政府的城市開發計劃。因此，政府完全自由地擬定了開發計劃。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規劃者認真考慮過美學、生態影響或與國內其他地區的社會平衡。相反，他們主要關注的是如何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建造一座新的大型現代化城市：這座城市將充分擴建首爾的住房和商業設施，并為韓國經濟奇跡般的發展（即所謂的“漢江奇跡”）提供一個恰當的形象。

除了大量投資于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外，政府還采取了幾項政策措施以促使居民和企業搬到新建成的地區。首先，政府將幾個主要政府機構從江北（漢江以北地區）遷至江南，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貿易旅游局以及韓國關稅廳。政府還為私人開發商提供各種稅收激勵措施。當這些措施未能激發足夠多的企業搬遷到江南時，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江北壓制政策（Gangbuk Suppression Policies），禁止在江北開設以下幾類新的商業機構，包括娛樂場所、批發公司、工廠和百貨公司。

然而，樸正熙政府為鼓勵中產階級居民搬到江南而采取的可能最有效的措施是讓幾所老牌精英高中從江北搬到江南。這一時期樸正熙政府實施了嚴苛的高中平準化政策（High School Equalization Policy），試圖解決精英高中入學競爭過度激烈的問題。由于這一激進政策的實施，以前的精英高中失去了聲望和競爭優勢。但通過搬遷到江南富人區，這些學校獲得了重振聲望的機會，同時提高了該地區的房地產價值。實際上，在1970年代，江南仍然是一個基礎設施不足、交通不便的欠發達地區，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不愿意搬到這個有不確定性的地方。只有那些在經濟上敏銳、機智，并比其他人更早地讀懂了房地產市場發展趨勢的人才愿意搬到那里。但隨著精英高中搬遷到江南，中產階級對這個新城區的看法發生了明顯變化。江南不僅在投機性房地產投資方面，而且在子女教育方面都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這兩個強大的激勵因素共同作用，加速了1980年代江南人口的增長。

江南作為居住區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它主要由公寓組成，獨棟住宅很少，公寓樓遍布四面八方。在1980年代初，公寓在江南所有住宅中占76%。今天韓國的許多城市也是如此，因為它們試圖復制江南模式。公寓在韓國如此多且如此受歡迎，以至于法國城市地理學家Gelézeau恰如其分地將這個國家稱為“公寓共和國”。從江南開發之初起，政策制定者就更喜歡大量的公寓而不是獨棟住宅，因為興建公寓是向許多消費者提供新住房的最快捷、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然而，公寓受歡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對中產階級，尤其是對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有吸引力。住在一個配備了現代化廚房、浴室和客廳的公寓中意味著過上了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

投機性房地產投資

在由國家管理的江南開發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土地轉型和住房建設的驚人速度引發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與房地產市場有關。該地區的土地價格飆升，但漲幅不均且不穩定。那些在財務上敏銳且有政治背景的人能夠預見即將發生的事情；這些人在江南最有利可圖的地區購買了土地，并獲得了巨額利潤。因此，江南成為投機性投資活動猖獗的地方。盡管之前的一些土地所有者從中受益，但受益最大的是那些擁有大量資金和政治關系的人，他們可以在政府城市開發計劃公布前獲取相關信息。許多財閥集團在土地價格上漲之前就在江南購買了大片土地，并將其作為儲備資本的重要來源。在這場投機性房地產游戲中，另一位玩家是樸正熙政府。

除了這些大玩家，江南的開發為許多有經濟頭腦并有資金投資的普通人提供了機會。1963-1979年，江南的土地價格上漲了800-1300倍，而在江北（龍山）的一個典型地區，土地價格僅上漲了25倍。國家對房地產市場的深度干預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火熱的投機性投資活動。出于控制新建公寓價格的目的，政府設定了低于市場價格的限價，并通過抽簽系統選擇購房申請人。每當新的公寓樓開工建設時，幸運的中簽者都將收到一份預付款合同。但奇怪的是，合同持有人被允許在一兩年內甚至在工程完工之前，以全部市值將合同轉售給其他買家。這些違規行為刺激了整個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投機性房地產投資活動。因為新公寓的申請人需要滿足一定的經濟資格，幾乎所有申請人都是中產階級。此外，申請過程煩瑣且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這導致積極參與房地產市場的大多數人是中產階級家庭主婦（至少表面上如此）。這些婦女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她們被稱為“福夫人”（追求好運的家庭主婦或“房地產夫人”），并經常被媒體描述為投機性投資的惡魔。

在1980年代，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居民從江北搬到江南，甚至許多對過于商業化且華而不實的地區毫無好感的保守人士最終也被說服搬到江南，這純粹是為了子女的教育。房價上漲使那些早早搬遷的人受益，無論他們的動機是經濟收益還是教育機會。相比之下，那些更加依戀江北老街區或沒有現金購買江南新建公寓的家庭，與早早搬到江南的家庭相比，不得不遭受相當大的經濟損失。因此，中產階級家庭的財富狀況出現了分化，這取決于他們決定居住在江南還是江北。毋庸置疑，與首爾任何地區的房主相比，那些住在農村的人所遭受的財產貶值幅度相對更大。

江南文化

江南開發之初，賦予該地區文化氛圍鮮明特征的是那些通過在該地區進行投機性房地產投資而獲得巨大利潤的人。第一個開發的地區是永洞，在1970年代后期，該地區最引人注目的是數百家房地產辦公室和一排排的餐廳、酒吧、舞廳等娛樂場所。這個地區以其眾多昂貴的女主人酒吧（hostess bars）而聞名，房地產經紀人喜歡在那里招待客戶和官員。當時媒體描述的永洞文化主要是一種金錢、性和享樂的文化——一種高度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文化。

隨著1980年代江南發展為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公寓區，其庸俗、享樂主義的形象逐漸淡化，但并未完全消失。到1980年代中期，狎鷗亭洞和新沙洞成為江南生活的新中心。雖然新沙洞的形象有點類似于永洞，是一個尋歡作樂、提供吃喝玩樂的場所，但狎鷗亭洞卻成為一個時尚的購物區，體現了奢華的生活方式，為江南新興的消費主義文化奠定了基調。1990年代，隨著經濟自由化的推進，韓國放松了對奢侈品進口的管制，狎鷗亭洞成為所謂的名品熱潮的主要中心。該地區是大型企業集團為吸引富裕家庭而建造的首批兩座大型豪華公寓樓（盤浦公寓和現代公寓）的所在地。現代集團還在狎鷗亭洞的主要街道上開設了兩家豪華百貨公司（現代百貨公司和Galeria百貨公司），專門為富裕客戶提供名牌進口商品。21世紀初，三星集團在該地區開設了自己的頂級百貨公司新羅（Silla）。此外，狎鷗亭洞還有自己的羅迪歐大道（Rodeo Drive），模仿比弗利山莊（Beverly Hills）的原型，匯集了各種奢侈品牌商店、高級餐廳以及時尚咖啡館和酒吧。

在21世紀的前十年，時尚和奢侈品消費的中心轉移到了清潭洞。相比之下，該地區擁有比狎鷗亭洞更奢華的公寓，更有品位的餐廳、酒吧和娛樂場所。此外，清潭洞還吸引了來自江北區的許多文化項目，例如藝術畫廊、電影工作室、建筑師辦公室、書店咖啡館、古董家具店等。該地區還以高端整形手術和護膚服務而聞名。

然而，江南地區的空間發展并不完全是單向的。該地區的文化和亞文化也呈現多樣化的趨勢。除了連接狎鷗亭洞和清潭洞的主要地帶外，江南地鐵站周圍也形成了一個大眾消費空間。這個區域有眾多餐廳、咖啡館、啤酒屋、卡拉OK廳等，為低收入青年提供了一個另類空間。21世紀，江南東部又建造了一個巨大的娛樂餐飲綜合體——三星Co-ex購物中心，成為非常受年輕人歡迎的娛樂場所。

清潭洞

這些社會空間的發展證明了江南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斷拓展與多樣化。盡管如此，“江南風格”仍然保留著其高雅的內涵。韓國媒體對江南地區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給予了高度關注。江南風格既是媒體建構的產物，也反映了現實。媒體一直對江南的消費文化持批評態度，反映了非江南人對江南人普遍的負面印象。媒體對江南的描述中充斥著“房地產”、“奢侈品”、“過度消費”和“扭曲的消費文化”等詞。文學家也對江南消費主義文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將其描述為烏托邦式的、享樂主義的、頹廢的，并且總體上是庸俗資本主義的中心。雖然對江南的這種負面看法一直存在，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變化。Young Min Lee對媒體對于江南表述的變化模式進行了非常有啟發性的分析，描述了媒體和公眾眼中江南文化變遷的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0年代江南開發初期。這一時期，該地區的房地產投機活動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媒體對永洞的形象進行了極其負面的宣傳，將其視為房地產投機者光顧的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娛樂區。此外，在此期間，媒體還創造并頻繁使用“福夫人”一詞。

第二階段是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當時狎鷗亭洞崛起為奢侈品消費和高級時尚中心。這也是1987年民主化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后的時期。經濟自由化刺激了整體消費，但引領奢侈品消費的卻是狎鷗亭洞。媒體和知識界對這一地區興起的庸俗、追求享樂的消費文化感到有些不安，并經常將江南描述為“奢侈品和過度消費的熱點”。

第三階段是從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初。這是江南流行文化成熟和多樣化的時期。江南的消費文化已經從狎鷗亭洞擴展到了新的地區，特別是清潭洞，它取代了最富裕街區的頭銜，而江南地鐵站地區和三星Co-ex購物中心，則成為面向年輕人和低收入消費者的低端消費空間。隨著江南文化和風格的擴張與多樣化，媒體開始對其另眼相看，減少了批評，并開始“將江南視為一個擁有多種形式高級消費文化的地方，而不只是奢侈和過度消費的地方”。

第四階段是從2000年代初到現在。江南消費文化不斷擴張和多樣化，媒體對江南文化的批評也逐漸變得更加溫和且微妙。媒體評論員開始意識到江南文化并非其特有或僅限于該地區，而是代表了國家消費文化的總體發展趨勢。商業投資也開始將江南視為新產品和新時尚的試驗場。即使批評家不贊同江南文化，他們的關注點也已從它的炫耀性消費轉移到了它的排他性；現在他們批評的是，富裕的江南居民試圖維護自己（排他性）的消費和文化活動空間。媒體批評的焦點不再是江南文化過于物質主義或享樂主義，而是越來越多地集中在這一文化空間正在被富裕的江南居民壟斷的事實上。大多數媒體評論隱晦地表達了對江南風格的認可或贊賞，同時也表達了對這種時尚文化已被富裕特權階級專享的不滿。

階級形成，江南風格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江南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地區。江南建造的大部分公寓以中等收入或更富裕的買家為目標。房價的飆升使居民財產大幅增加，但也讓下層中產階級家庭更加難以進入該地區。江南是富人居住的地方，這一世俗印象的形成并非毫無根據。從財產、稅率以及公寓價格的統計數據來看，這一地區顯然居住著大量富人。

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江南是韓國權力精英的聚居地。一項分析顯示，居住在江南的韓國精英的比例十分驚人：全國61.3%的律師、56.4%的醫生、54.0%的企業家、52.8%的財務經理、50.2％的公務員，以及36.2％的記者居住在這里。考慮到2000年代初江南地區的人口約占首爾總人口的15％，在這個特定區域里，權力精英明顯過多。

因此，許多持批評意見的學者將江南視為韓國新興富裕中產階級的誕生地。正如Myung Rae Cho雄辯地指出的那樣，“江南已經成為（《圣經》中的）方舟，韓國的新興上層階級在此安家落戶”。Nae Hee Kang也認為，“江南是一個占主導地位的階級聯盟通過社會投資和對資源的排他性控制而享有特權地位的空間”。當然，并非所有江南居民都是富人或專業人員和管理層的一員，一些低收入家庭也分散在江南的一些地方居住。此外，由于被迫提前退休、生活成本上升以及持續的、高昂的教育成本，如今許多江南居民抱怨自己的經濟狀況已不堪重負。但事實上，大多數居住在江南地區的人是為了享受該地區提供的諸多便利以及與江南居住地相關的地位認可而搬遷至此的，所以，大多數居民很可能有共同的興趣愛好和共同的觀點。有鑒于此，我們可以將江南視為一個特殊的地理區域，在那里形成了一個新的、獨特的上層中產階級的群體。這部分人代表韓國上層中產階級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但江南新興上層中產階級的形成方式及其具有的獨特社會屬性對整個韓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認真研究它的屬性非常重要。

江南富裕中產階級最顯著的特點是，其物質基礎為房地產快速發展時期對該地區房地產的投資。無論他們是否積極參與了投機性房地產投資，每一個較早搬到江南的人都因在江南擁有一處房產（或多處房產）而受益。因此，韓國學者普遍認為，江南富裕階級主要通過投機性房地產投資積累財富。例如，Cho認為，“江南土地產生的投機性財富被無差別地提供給那些搬到這個地區的人，并為韓國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崛起提供了物質基礎”。Ji同樣認為，“江南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物質基礎基本上是他們的房產所有權”。Park將江南視為城市發展的一種特殊形式，他認為，“最終，江南化導致韓國城市中產階級成為投機性投資的代理人，他們依賴于房價的上升，并且這一事實促使投機性投資導向的城市發展為韓國的主導城市模式”。與此類似，Yang認為，“當前中產階級的脆弱性深深植根于其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形成的投機性和排他性做法”。

江南房價持續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該地區投入了巨資，努力將江南打造為最現代化的全球城市。一開始，政府修建了許多橋梁，以連接首爾市的南部和北部，并投入巨資，使江南成為全國的交通樞紐。在1970年代開始發展地鐵系統時，政府確保大多數地鐵線路經過江南。因此，江南的地鐵線路和站點比首爾的其他地區都要多，而且江南的設施也更好。此外，政府從一開始就試圖建設適合樣板區的基礎設施。因此，江南比韓國任何其他地區都更加現代化，功能更加齊全，擁有更現代化的景觀、更多的綠地、更寬更直的道路、更好的電力和污水處理系統，與地鐵系統的連接更為便捷，等等。此外，江南還擁有音樂廳、歌劇院、畫廊、圖書館、奧林匹克體育場等眾多文化和體育設施，甚至公共圖書館的數量（按居民數量計算）也比江北多得多。江南的地方政府財力雄厚，因此能夠為居民提供比江北更好的社會福利服務和文化項目。更重要的是，江南已不僅僅是時尚和奢侈品消費中心，同時還是高科技產業和風險投資的神經中樞，尤其是在電信、娛樂和廣告領域。許多韓國企業集團的總部設在江南，這里還吸引了許多國際金融公司（銀行、保險公司、投資和會計服務公司），設立了很多全球名牌產品的旗艦店。因此，從很多方面來說，江南已成為一座成熟的全球城市，其全球影響力也在快速增長。這意味著江南居民在就業市場上享有更多的優勢，特別是在全球化部門獲得更理想的專業和技術工作方面。

江南房價的持續上升及使該地區變得更適宜居住的一個更重要的影響因素，可能是它為中產階級家庭提供的教育優勢。事實上，江南的發展離不開韓國競爭極其激烈的教育環境。正如上文所述，樸正熙政府通過將江北老牌精英高中遷至江南，在新地區發展初期吸引了許多中產階級家庭遷入。這些老牌精英高中集中在江南的富裕地區，后來被稱為第八學區，這使江南成為全國最理想的學區。但公立高中特權區的建立僅僅是一個開始。富裕的中產階級父母希望有更多樣化、更有效的方式讓自己的孩子變得更有競爭力。于是，各種學院、教習所、家教服務就出現了。鑒于該地區的富裕程度，江南吸引了最優質的私人教育，使江南地區考入精英大學的學生比例遠高于其他地區。

鑒于所有這些優勢，如此多的人想要在江南居住也就不足為奇了。即使財務狀況不穩定，人們仍然拼命維持他們在那里的居所或業務。居住在江南的較為年長的人抱怨說，對他們來說，搬到其他價格適中的公寓更為合理。然而，為了孩子，他們一定會留在江南，因為江南住址在婚姻市場上意義重大。生意人同樣熱衷于在江南保留一間辦公室，因為這能為公司塑造良好的形象。由于搬遷會讓人產生公司快要倒閉的印象，所以公司只能勉強支付高昂的租金。總之，江南已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征。不出所料，江南的父母希望孩子在婚后繼續居住在江南。他們希望子女與目前居住在江南或婚后很有可能居住在江南的人結婚。另一方面，許多非江南人后悔沒有在可能的情況下盡早做出搬到那里的決定。一項調查發現，117名非江南受訪者中有93人表示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想搬到江南，盡管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對江南的生活方式和勢利的氛圍持消極態度。

江南區街景

江南居民的共同物質基礎是擁有高價值房產，他們自然而然地對保護其財產價值有著濃厚的興趣，并且對任何可能威脅這些價值的政府政策變化極為敏感。因此，毫不奇怪，在每次大選期間，所有政黨都會競相提出符合房主利益的城市發展政策，尤其是像江南這樣有影響力地區的城市發展政策。在1996年以來的大多數選舉中，江南三個核心區的居民始終投票支持保守派政黨候選人。唯一的例外是2016年大選，當時江南有兩個地區將選票投給了反對派候選人，而其他五個地區則將選票投給了保守派政黨候選人。在2020年大選中，自由派（左派）政黨在全國范圍內獲得壓倒性勝利，但狎鷗亭洞居民仍然選擇了一位保守派反對黨候選人。

江南居民也以其強烈的階級認同感而聞名。人類學家研究發現，江南居民非常清楚，非江南居民認為他們是追求奢侈、矯揉造作和傲慢的人。但他們自己對江南人的看法卻不同。他們認為自己并不是盲目追求奢侈和時尚，而是關注品質并有獨特的品位。他們認為江南居民通常比大多數人更有風度、更溫和、更放松、更理性。自然而然地，他們在自己的江南人圈子里感覺更自在，并且不太愿意與非江南人交往。江南成年人的這種態度似乎會傳遞給他們的孩子。Lee的人類學研究發現，許多江南孩子對非江南地區持有負面看法，認為那里粗野、骯臟、鄉村氣息濃厚、臭氣熏天，而且有些危險。他們甚至可能害怕離開江南。Yang也證實了這一點。正如她所說的，“江南居民將他們的社區描述為‘安靜’、‘干凈’和‘有序’，而將非江南的社區描述為‘喧鬧’、‘狹窄’、‘擁擠’和‘混亂’。對江南居民來說，生活在江南意味著生活在一個更加‘文明’的空間中”。江南居民的這種文化優越感自然而然地促進了其階級認同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居住在江南有利于建立對個人職業或商業非常有幫助的社會網絡。權力精英和高收入專業人員的集聚促進了這些有影響力和資源豐富的人之間的聯系。由于居住在同一棟大型公寓樓、去同一所教堂，或將孩子送到同一所學校，他們很容易建立起親密的關系。身處不同職業的人認識到彼此間關系的價值，并有意識地尋求建立密切的關系。當然，這種階級網絡可以在不同的居住區域發展，但在江南的富人區毗鄰而居，無疑有利于這種網絡的建立，并增強了以江南居住區為基礎的新興上層中產階級的排他性。正如Bae和Joo所觀察到的，“江南居民維持現狀的方式是盡量減少與非江南居民的社會交換，同時通過學校關系或職業關系積極拓展與內部人士的社交網絡”。

作為成功典范的江南

到2000年代初，江南已經成為典范地區，擁有許多城市居民所渴望的好東西：優越的基礎設施、優質的學校、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生活環境，最重要的是，房價持續上升。因此，江南已成為大多數韓國人羨慕和嫉妒的對象。隨著江南房價的不斷飆升，其他中產階級人士越來越難以進入該地區。然而，人們對生活在江南這樣的地區的渴望是強烈的，這就催生了城市開發的一種新趨勢：以江南的形象創建新城市。首爾周圍的幾個衛星城市，包括盆唐、一山、水西和平昌，都是按照江南的模式開發的，而地方性城市也創建了類似江南的地區，如釜山的海云臺和大邱的壽城。所有這些新的城市空間都被高端購物中心、優質學校和教習所、著名醫院、一排排的精品商店、時尚餐廳和酒吧，以及時尚休閑場所塞滿。Park將這一過程定義為“江南化”，這是一個由對江南式城市空間的渴望推動的過程。正如他所說，“江南風格……不僅僅是一個局限于江南地區的獨特之處，它已經成為所有韓國中產階級夢寐以求的城市生活理想和夢想，并被韓國所有其他城市效仿和復制”。

這些新建的城區在追趕江南的奢華和聲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它們沒有江南的規模經濟，因此大多數設施（包括公寓、購物區和教育設施）的規模和質量都比江南低一級。最關鍵的是，它們的房價的漲幅沒有江南那么大。新興奢華城區的居民似乎也感受到相對于江南居民的剝奪感，他們知道自己住在“小江南”，因為他們負擔不起生活在“真正的江南”的費用。正因如此，盡管他們可能努力拉開與普通中產階級的差距，但他們仍然要努力避免落后于江南居民太多。

因此，無論人們喜歡與否，現在江南在許多方面被視為成功的典范。這不是因為人們贊美或尊重江南。關于江南的大部分流行話語仍然集中在其居民的投機性房地產投資和炫耀性消費行為上。媒體不斷關注江南富裕家庭的時尚生活方式和昂貴的教育實踐，使非江南人羨慕和嫉妒他們。難怪大多數人渴望居住在江南，希望為自己的孩子提供與江南的孩子相同的教育優勢，并與居住在這個地區的成功人士建立社會聯系。然而，隨著江南公寓價格的上漲，普通人幾乎不可能搬到這個地區。這提高了在江南擁有產權房的實際價值和象征性價值。所以，除了江北的少數富人區外，居住在江南還是非江南經常被用來區分富裕中產階級和普通中產階級。

在全球化時代鞏固階級特權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江南是韓國特權上層中產階級的搖籃。但考慮到它的起源，這個階級一直遭受著道德上不合法的感受的困擾。多年來，江南的政治和社會力量不斷增強，但主流社會仍然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江南及其占主導地位的階級，盡管其中也夾雜著羨慕。居住在江南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往往被貼上“江南左派”的標簽，這表明他們可能公開主張進步，但對維護他們的財富和社會特權有著濃厚的興趣。近年來，許多政治丑聞涉及所謂的“江南左派”，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擔任總統助理和法務部長的曹國（Cho Kuk）案件。盡管如此，近幾十年發生的重大變化有助于提升江南上層中產階級的社會聲望，因此我們需要認真分析這一結構性變化的含義。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江南的上層中產階級由兩類不同的群體組成。第一類群體代表新興富裕群體，他們主要靠房地產投資積累財富；他們中的一些人現在擁有其他類型的生意，但他們的主要財富來源仍然是江南地區的房產和出租房產的所有權。他們是金融界的風云人物，是私人銀行、外國汽車經銷商、奢侈品店、美容院等最受追捧的客戶。第二類群體由在韓國全球化經濟的先進部門就業的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組成。他們中的一些人擁有高科技產業和跨國公司所需的稀缺專業技術；另一些人則擁有專業（醫療、法律或金融）技能，為富裕客戶提供服務。高級政府官員可被視為第二類群體的一部分。

在江南開發初期，江南社會中最突出的群體是第一類群體，即小資產階級，他們對江南社會文化氛圍的塑造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韓國經濟邁向全球化，第二類群體，即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已成為江南上層中產階級更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兩類群體在居住區域和生活方式方面表現出有趣的差異。如果說第一類群體是更加消費主義的，并以富裕的生活方式為基礎尋求自己的地位，那么后者的消費習慣則更加保守，更注重孩子的教育。有趣的是，他們也往往聚居在江南的不同地區。一般來說，以房地產為財富基礎的家庭居住在奢侈品百貨公司和高端商場云集的狎鷗亭洞，而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家庭更有可能居住在以教育聞名的大峙洞。盡管存在這些差異，但他們并不真正構成兩個獨立的階級。事實上，他們往往來自同一類家庭，父母這一代更有可能屬于小資產階級，而他們的孩子則代表專業/管理階級。因此，經過一代人的變遷，江南的富裕階級已經從韓國人過去所說的猝富（庸俗的富人），發展為所謂的優才精英或全球中產階級，其成員擁有高水平的專業技術技能和全球文化資本。后者在江南人口中的崛起意味著江南上層中產階級可以享有更高的聲望和文化合法性。

伴隨著江南上層中產階級的這一代際和職業轉變，有兩個因素支撐著具有江南風格的上層中產階級的合法性和特權。其中一個因素是新自由主義，自1997-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韓國的主要意識形態和政策方向。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在于相信市場原則是所有經濟、社會和文化活動應遵循的最高價值。這種信念認可追求利潤的活動，并賦予那些能夠敏銳、靈活、機動并善于利用市場機會的人很高的地位。此外，這種信念還證明人們有權以任何方式花錢，并可以保護富人免受公眾對過度消費的指責。現在，富有被認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每個人都應該努力為之的。因此，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在韓國興起，對于確立江南富裕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發揮了很大作用。

對江南文化及其在韓國社會的接受度產生巨大影響的另一個因素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韓國經濟的快速全球化。隨著全球化文化和全球化制度實踐在韓國獲得更高的地位，富裕的江南人對美國式消費方式的反感逐漸減弱。平均而言，江南居民的全球流動性和全球聯系度遠高于其他韓國人。他們經常出國旅行，其中許多人的孩子也在國外學習。他們的參照群體曾經是美國的普通中產階級，但現在已經變成西方發達社會的上層中產階級。隨著韓國社會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江南文化通過擁抱全球主義和世界主義獲得了更高的聲望和合法性。

鑒于這些最近發生的變化，新一代江南上層中產階級代表與其父輩截然不同的群體。上層中產階級的成員在教育、職業和文化的經歷方面遠遠超過他們的父輩。他們相對擺脫了過去將江南富人視為主要通過投機性房地產投資積累財富的形象；相反，他們可以基于精英主義價值觀來彰顯自己的地位。精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它認為應該將特權和聲望授予那些擁有高水平知識和技能、對生產和利潤做出更多貢獻的人。這種意識形態符合那些擁有高學歷的人的利益，因而受到江南高學歷群體的歡迎。他們中的許多人曾就讀于韓國或國外的精英大學，英語表達流利，并掌握了高水平的全球化與世界性文化技能和經驗。如果在職業和經濟上取得了成功，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以精英主義為由來證明自己的成功，因為他們擁有足夠的市場優勢來彰顯其精英地位。因此，其他人越來越難以挑戰新興教育精英對社會特權的主張。在這種情況下，江南上層中產階級所享有的階級特權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都在慢慢得到鞏固。

（本文摘自具海根著《特權與焦慮：全球化時代的韓國中產階級》，張海東、姚燁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