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4年，23歲的巖波茂雄（1881—1946）從日本的第一高等學校退學。準確地說，連續兩次缺席期末考試后，巖波被一高除名了。當時從中學升學至一高的學生僅6%，其入學者可謂是學生中的精英。巖波自己也是考了兩次才考上一高。但到了二年級時，他失望于學校的風氣和教學而主動疏遠了一高。巖波剛剛考入一高時，學校為了讓學生專注學習導入了“全寮制”（學生全員寄宿制），又稱“籠城主義”。從一高畢業，也是巖波的同學，戰后擔任文部大臣的安倍能成（1883—1966）回顧當時校風時說：

“一高的學生大多抱有一高匯集了天下人才的自豪，加之學校為鼓勵這種自豪感而為學生提供的宿舍生活，給予青年們集體切磋鉆研的機會，從而形成了一種校風，這是不可否認的。這種校風大致的傾向是以皇室為中心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即以富國強兵為理想，對抗歐美列強，相應地就形成了恃運動競技的尚武精神，傲世、排他自大的校風，這在至今仍為青年學生喜愛的寮歌《嗚呼玉杯》中明顯地體現出來。”

一高時期與友人，巖波茂雄為前排左三，左二為阿部次郎，后排右為安倍能成

當時的寮歌唱到：“浮華小巷，看起來多么渺小……在渾濁的海洋中漂泊的國民啊，由我們來拯救。”一高生非常崇拜“豪杰主義”，所謂“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權”，其學生運動往往帶有激進、粗獷的風格，經常搞“寮雨”（從宿舍樓上小便）和Storm（“暴風”）行動（拉幫結伙，嘶吼著沖進房間，粗暴地搞半夜襲擊），對不服從的新生進行鐵拳制裁、暴力沙汰、酗酒騷亂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一高學生的狷狂，也給當時中國留學生留下深刻印象。曾就讀于一高預科的浙江籍學生羅宗洛（1898—1978）寫道：“一高學生的作風，以樸素豪邁著名。學生都是衣冠不整，在大街昂首闊步，高聲歌唱，旁若無人。晚間半夜三更，假裝酒醉，以所穿木屐毆打警察。”

1941年的東京神保町書店街附近

事實上，1899年，學生們就向總代會提出了《禁止風暴議案》，但被學生會否決了。“豪杰主義”校風依舊，1900年2月，一高甚至出現了毆打十幾名學生，致使一位學生昏迷的事件。有鑒于此，校風改革的議論漸漸興起。木山熊次郎給《校友會雜志》（1901年1月）投稿宣稱，“今日青年之墮落日甚”，“本應明朗率直的自治宿舍，卻盛行著懷疑、猜忌之風”。從此以后，“以一高文藝部為中心，潛心自我的個人主義傾向有所抬頭，它和籠城主義校風的論者相對立”。

一高時期的巖波活躍于劃艇部，這也是甲午戰爭勝利后，日本軍國主義尚武精神在高等學校校風上的反映。他“運動神經發達”，日夜練習，甚至登上了校報。但是，劃艇部內部并不團結，巖波寫道，“進入運動界，可以說已經不再純潔了。這里有很多社會的丑陋面。對運動界的腐敗，我深惡痛絕”。或許巖波對一高過于理想化，亦或許是受的“腐敗”刺激過大，從此巖波從“悲憤慷慨派”轉變為“冥想煩悶派”，“進入高等學校，要言之，本以為高等學校的寮生活是難得的生活體驗，但與浮世幾乎無二。我開始思考‘人生為何’的問題”。于是，巖波“從憧憬到失望，從失望到人生悲觀”，成為了一位明治末年的“煩悶青年”。

當時一高的退學率高達10%。但據統計，其中以“學業上的原因退學者”僅占1.4%。其大部分學生是像巖波一樣，因人生問題產生的煩悶而退學。1903年5月，比巖波低一屆的藤村操（1886—1903）在位于日光的華嚴瀑布頂的大樹上刻寫下以“悠悠哉天壤，遼遼哉古今”開頭的《嚴頭之感》后投水自盡，年僅16歲。經新聞報道后，引發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夏目漱石（1868—1916）的小說《我是貓》《草枕》《文學論》對此也有提及。不僅如此，此后4年內相繼有185人效仿藤村在華嚴瀑布投水自盡。“煩悶青年”開始成為一個社會性的現象。

藤村操與《嚴頭之感》

中島志岳指出，出生于明治維新前后的知識人，如德富蘇峰（1863—1953）、杉浦重剛（1855—1924）等往往會通過辦雜志、興輿論的方式，反抗維新元老、藩伐政府，主張“第二維新”。他們關心國家外交方針，將國家的發展與自己的人生目標緊密關聯起來。但出生于明治中期的巖波一代人，在青少年期就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勝利，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此外，歷經三十年后，明治維新終于達成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的國家目標。明治國家的神話已經與他們無關。他們這一代人所共有的反而是，無法將個體還原至國家，只能沉入進“內面”的“人生論的煩悶”。所謂“煩悶”，就是“窺視自己的內面表現自己的苦悶的特別之語言”。也就是這一代人，推動了新時期的思想、文學、政治的發展。巖波后來這樣回顧道：

“那個時代，以憂國志士自居的書生，承繼了‘吾輩不出而如蒼生何’的慷慨悲憤，又為‘人生為何物’、‘我從何處來、又向何處去’等問題而內省、煩惱。那個時代，男子以說立身出世、功名富貴為恥；為獲得永恒的生命、堅守人生的本意而赴死不辭。”

后來，巖波親近于各種宗教，如閱讀內村鑒三（1861—1930）的《圣經之研究》，參加近角常觀（1870—1941）在本鄉森川町開辦求道學堂，講釋親鸞上人的信仰等等。但似乎只有托爾斯泰的《懺悔錄》讓巖波覺得安慰。“仿佛這本書就是為自己寫的。”當他讀到托爾斯泰的“沒有信仰就沒有生活”時坦言道，“可以說，這是我思想上的一大轉機。我懂得了，人生問題不應該用五十年解決，而應靠永遠的信仰才能解決。我感到從這里找到了解決煩悶問題的頭緒，感到自己從以往的黑暗世界來到一個光明閃耀的世界。”

二

巖波雖然從一高退學，卻讓他結識了眾多終身摯友。在德語班的同級生中，有日后成為民法學家的鳩山秀夫（1884—1976）、阿部次郎（1883—1959）、美學家上野直昭（1882—1973）、基督教史學家石原謙（1882—1976）。這些人物都是巖波書店的主要作者群，也是巖波茂雄擴充人脈資本的重要媒介。由于巖波從一高退學，他升學至東京帝國大學本科生的路就走不通了。在從一高退學一年后的1905年9月，巖波進入了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選科。

所謂選科，本是在正科生人數不足、存在接收學生余地的前提下，面向希望修學一部分課程的青年所開設的教育課程。自帝國大學前身的東京大學的時代就開始了選科制度。選科生雖與正科生參加相同的課程和考試，但卻被要求不能穿著與正科生相同的制服與帽子、忍受無法進入書庫等等歧視待遇。而且，本科生的“畢業”在選科生那里只能稱之為“修了”，只有本科生可以被稱為“學生”，而選科生只能喚作“生徒”。四高的選科生，日后成為京都學派哲學巨擘的西田幾多郎（1870—1945）回顧到，“在高校時代，活潑愉快的回憶不多。大學里也未與先生親近，也沒有朋友，只是默默地每日去圖書室，獨自讀書與思考。完全是自學，也沒有打動我的講義。當時的大學本科畢業生還沒有就職難的情況，但選科生就顧及不到了。一畢業就回鄉，然后十年之內不復踏入帝都之土。”

西田幾多郎與阿部次郎

1908年7月，巖波完成了哲學科倫理學專修的學業，畢業論文是《柏拉圖的倫理說》。此后，巖波通過一高同學阿部次郎的妻子的介紹，入職了神田高等女學校。但他仍未適應體制化的生活。“當時，為理想而奔忙的我不滿學校的經營方針，也曾想過開辦私塾，可左思右想之后，還是認為像我這個連信仰也沒有的人，應離開除誤人子弟之外，別無其他可能的教育界。”對一高的疏遠、選科生的經歷，再加上體制內的教育者的生活，并未使得巖波的“煩悶”減輕，于是他認真思考起未來的事業。經過前輩的指點與友人的協商，巖波選擇了做舊書店。這就是巖波書店的誕生。1912年9月，在開業之際，他寄給親朋好友的致辭中寫道：

“鄙人為擺脫無激情生活之束縛，且為免誤人子弟之不安與苦痛，辭去教職，求一介市民之生活，求早已冀望之獨立自營之境地，創辦下列書店，經營新刊圖書雜志及舊書買賣。

借鑒以往身為買主之諸多不快經歷，以誠實真摯之態度，盡力為大家謀求便利。希望作為獨立市民，度不虛偽之生活。欲以不才之身及貧弱之資，步入艱險世路，披荊斬棘，在自己之領域開拓出一片新天地。深知必會遭遇諸多困難，為實現鄙人新生活中極少之理想，懇請給予同情、幫助，幸甚之至。”

1918年的巖波書店與《巖波茂雄傳》

短短幾行字中，巖波兩次提及“獨立”與“市民”的生活權利，應該說是與明治那種“立身出世”，即追求名譽與地位的人生觀毫無關系了。它反映了一種不屬于任何國家或者組織，要憑借自己的雙手支撐自己的生活的“獨立自尊”之氣概。至于為何會選擇出版業作為職業，竹內洋認為巖波的一高經歷與東京帝大的選科生身份非常重要。“巖波茂雄既身處學歷貴族之中，也活躍于其周邊人物（中退、選科）之中。處于邊界的位置為巖波和執筆者之間帶來了理解但疏遠的雙重效果。這種雙重性對于巖波文化的建立是真正重要的。（在理解的基礎上）由于疏遠化的存在，巖波對執筆者非常照顧和尊敬。又因為處于同一理解圈之中，這一點又保證了他對執筆者的照顧和尊敬的文化內在性。”

評論家浦松佐美太郎也記錄下了巖波的軼事。“在東京商科大學左右田喜一郎（1881—1927）的哲學集中講座上，禿著頭穿著和服的巖波茂雄每次都按時出席。這場講座內容的難度很大，中退者眾多，但巖波在這三天里一直非常熱情地聽講。‘那個年紀大的聽講者是誰？他能聽懂這么難的課程嗎？他這么喜歡這個課嗎？’當時聽講的學生們有著這樣那樣的議論。”后來浦松與巖波熟知之后，問起巖波當時的事情：“之前，左右田在某間教室開展特別講座的時候，我看到過巖波非常熱情地聽講的樣子。我便問巖波對那種學問是否有興趣。然而他回答說并不是那樣的。他聽不懂講座的內容，但左右田是他尊敬的學者，他在拜托左右田將他的書交由巖波書店出版。作為出版社的主人，聆聽自己所尊敬的作者的講座，接觸他的人格是自己的義務，所以他才會每天參加。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巖波茂雄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相關的參考資料

巖波與執筆者的這種關系掩蓋了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直接轉換的事實。如果在巖波面前說他“擅長賺錢”的話，一定會惹怒他。他辯解道：“我并沒有以賺錢為目的，但客觀上我又確實賺到了錢。我的生活實際上非常簡素。”對于以追求純粹知識來獲得象征性利益的文化貴族們而言，既非單純商人也非單純文化人的巖波茂雄的存在是必要的。在這方面，巖波茂雄不上不下的邊緣學歷“帝大選科生”確實是一個優勢。

竹內洋繼而指出：“不管過去還是現在，出版業都是一個依靠人脈的行業。巖波茂雄的出版業同樣建立在與其相適應的網絡之上。通過先前接觸過的一高的人脈，巖波得以建立起與夏目漱石等人的聯系網絡。巖波能夠順利進入出版業，亦得益于這種社會關系資本。”

三

但事實上，巖波書店最早的出版業務與商業利益并無關系。反而是出于對友人的紀念，巖波書店出版了許多英年早逝的一高前輩的遺稿集。例如魚住影雄的《哲蘆遺稿》。魚住影雄生于1883年，1906年從一高畢業后考入東京帝大德文專業，1909年升入研究生院研究康德哲學，在夏目漱石主編的《東京朝日新聞》文藝欄有多篇評論發表。然而不幸的是，1910年，他感染傷寒去世，年僅27歲。1914年，安倍能成等好友與巖波商量，收集魚住影雄的遺作集結出版，全書分三大部“論文”“雜篇”“消息”（書信），共954頁。安倍在“凡例”中介紹道：“魚住亡故后不久，友人商議后決定出版遺稿。友人們湊集了資金。在搜集魚住遺稿的過程中，也非常想將其書信集納入其中。但奈何其量過大，導致資金不足以出版。我等想將此作品作為魚住一生最高之紀念。不僅是在友人之間，也期待世上有心之人可以閱讀，于是與書店開業的友人巖波商議，將資助轉交巖波書店總體發行五百部，供有意者使用。序言中也有提及，大作之所以出版完全得益于巖波的理解。”

魚住影雄與石川啄木

在日本文學史上，魚住影雄由于被石川啄木（1886—1912）的名篇《時代閉塞之現狀（強權、純粹自然主義之最后及明日之考察）》（1910年8月）所引用，其影響隨著啄木的知名度而提升。但啄木變得廣為人知也是因為中野重治（1902—1979）等無產階級文學家的重視。在戰前，由于對左翼文學的壓制，啄木也是寂寂無名的作者。戰后日本的言論自由化以后，啄木與魚住才被重新評價。換言之，在戰前，巖波書店的出版純粹出于一高友人之間的情誼，并無利益考量。

1916年，由中勘助與安倍能成編輯的《山田又吉遺稿》出版。山田又吉與魚住影雄同歲，出生于大阪一富商之家，考入東京帝大哲學科后，研究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思想，但1913年罹病身亡，年僅30歲。《山田又吉遺稿》中的“凡例”說明，“山田又吉長逝后，遺族與友人商談之結果，決定編輯此書分發友人。山田君生前著述不多。除書信外，有（東京帝大）文科大學畢業論文《霍爾特之研究》。但是，山田君生活誠實，回顧其書信消息中所言之物，本書作為紀念山田君之作并不遺憾。”在具體分工中，中勘助、安倍能成與久保勉翻譯了其英文的畢業論文，出版由巖波負責，資金由山田又吉家族提供。

這樣由巖波書店出版的遺稿還有《宿南昌吉遺稿》（1912）。作為一個新興的出版社，最開始選擇將遺稿集作為主營業務并不常見。雖然，出版者與作者關系十分重要，例如尾崎紅葉（1868—1903）的硯友社與陽春堂之間的關系。但尾崎作品的銷量與品牌價值是一目了然的。在巖波書店與遺稿集之間，這樣的功利關系并不明顯。巖波作者群之間更在乎的，反而是個人之間的情誼。正如安倍所言“魚住不在以后，我們更加寂寞”。作為懷念友人的紀念，才有了出版的動機。一般而言，作為企業行為，追求盈利是無可厚非的。但巖波茂雄經歷過明治末年那種“豪杰主義”與“煩悶”的思想體驗，鄙視功名利祿。盈利并非他思想與行動的唯一動機，于是才有了巖波書店重視“友誼”的一面。巖波與作者群的私人友誼，被雙方都看做寶貴的財富。

安倍能成及其《巖波茂雄傳》

事實上，如今，由安倍能成撰寫的，作為巖波茂雄正傳的《巖波茂雄傳》（1957年）也是這種友誼的產物。1946年，巖波逝世。安倍整理了巖波的遺稿，撰寫巖波傳記也是因為“自己年事已大，恐有不測”，而緊急寫作。安倍執筆的特點是，不僅對巖波作為公眾人物的一面加以重視，還對巖波私生活進行大膽地披露。在第三章《家庭生活》中，安倍不僅介紹了巖波的夫妻關系，還涉及到了其婚外戀的情況。紅野謙介指出，這是因為作為安倍一生的友人，他將喜歡賣弄康德的巖波作為“人間”來加以誠實的理解。即，他具有“自然的感性的”情動的一面，也具有與之對抗的“理性的道德的”實行者的一面。順便說一句，這里所說的“喜歡賣弄康德的巖波”，是巖波有句口頭禪，即康德在《宗教哲學》所說的“Du kannst，denn du sollst”（你能夠，因為你應該）。

后來，巖波自己有過這樣的解釋：“我語言學得不是很好，所記得的德語恐怕只有這一句了。我也不懂這句話哲學上或者學問上的深刻意義。一般的說法是，Sollen（實在）即kennen（所知）。我的解釋就是，‘當可為之是應該為之’。我現在還記得，這是荻原井泉水君在寄宿寮的燈罩上刻下的一句話。我四十年來的經驗是，當應該為之的時候，就可以為之，且一定能成。”

四

1915年10月，巖波書店的“錢袋子”《哲學叢書》橫空出世，“一時間開創了哲學、或者說哲學書的流行時代”。當時有位收購舊書的商販就記載道：“文藝書找新潮，哲學書找巖波，社會科學書找改造。”后來，巖波書店被冠以哲學書“肆”，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該叢書。不僅如此，此套叢書的收益也幫助巖波書店捱過了關東大地震后的經濟蕭條，是巖波書店確立其出版業地位的最重要系列叢書。該叢書出版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第二年。據巖波自己說，“此時正值我國思想界的混亂時期，我想這種混亂來自于哲學的貧乏，出版叢書的目的正是為普及一般哲學知識”，“倭鏗、柏格森、泰戈爾，思想界的送迎亦極繁忙。這雖然值得我們慶幸，但要使得我們思想界明確其實質的意義，必須涵養接受此思想之基盤。近來此叢書之刊行正是此時代之要求。不幸的是，此前的書都是一知半解的小冊子，或掛羊頭賣狗熱的商販者。市場上此類作品比比皆是。本叢書杜絕這種迎合淺薄的理解”。事實上，夏目漱石就批判過這種現象，在其著名演說《我的個人主義》（1914年11月）中，他提及“最近流行的柏格森也好，倭鏗也好，西方人動不動就提他們，日本人也就盲從，跟著起哄。況且那個年代只要說這是西洋人說的，那就不管什么一律盲從，還自以為神氣得很”。

關東大地震時期的神保町；《漫步神保町》

巖波強調，《哲學叢書》的“首要目的在于，以最簡約之形式，且最平明之語言略述哲學諸部門最近之知識，推薦江湖思想界有興趣之人置本書于案頭。惟望以此可以向讀者提供堅實且精確的知識基礎。且執筆著者皆新進氣銳學者，最敏感熾烈的學者良心之士，雖然其名聲尚未被世人所知，但其實力可謂是不輸于大家。原諒本人有一片之志，極盡所能達成之”。

《哲學叢書》的作者群幾乎都是巖波在一高時期的友人和師長。其編輯是阿部次郎、上野直昭（1882—1973）及安倍能成，擔任顧問的教授有波多野精一（1877—1950）、西田幾多郎、朝永三十郎（1871—1951）、桑木嚴翼（1874—1946）等。在刊行的十二卷中，有紀平正美的《認識論》、速水滉的《倫理學》，田邊元的《最近的自然科學》、宮本和吉的《哲學概論》、安倍能成的《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石原謙的《宗教哲學》、阿部次郎的《倫理學的根本問題》、上野直昭的《精神科學的基本問題》、阿部次郎的《美學》、安倍能成的《西洋近世哲學史》、高橋穰的《心理學》，和高橋里美的《現代哲學》。

從以上的作者群可以看出，執筆者往往都在明治末年從東京帝大畢業，是當時正值而立之年的新進學者。巖波的眼光十分獨到，“說起哲學，當時的情況是，書中如果沒有像井上哲次郎、中島力造等專家的序言就賣不出去。為了反抗這樣的風潮，新進氣銳之士深感要必要將哲學的教養向一般人普及，以實力而寫作。他們都是我等的好友”。在當時的哲學界，新舊兩代學人處于更新交替之際。一個有意思的事例是，青年哲學秀才，《善的研究》作家西田幾多郎拜訪東京帝大的井上哲次郎，想在東大謀求教授一職被拒絕。后來，他轉任至京都帝國大學，開創了有名的京都學派。當時的田邊元也寂寂無名，在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當任講師，后來也成為京都學派的領軍人物。

桑木嚴翼與田邊元

當時巖波預計《哲學叢書》能賣一千部就不錯了。但實際上，為全部十二卷準備的紙張，在發行第二、三卷時就用完了。1917年5月的廣告顯示，《認識論》與《倫理學的根本問題》增印至第6版，《最近的自然科學》與《邏輯學》是第5版，《宗教哲學》是第3版。銷量最大的是速水滉的《倫理學》，至1926年賣了7萬5千冊，至1941年賣了9萬冊，在巖波在世期間，銷量達18萬冊之多。不過，與《哲學叢書》所宣揚的理想主義相反，《倫理學》的暢銷是基于非常實用主義的原因。因為，在1923年高等學校的文科教育中，哲學概論成為了必修課，《倫理學》被用作參考書和教科書。此外，《哲學叢書》的其他卷也經歷了20次左右的再版。

巖波后來回顧當時的情形說到，“哲學等尚未流行之時，其本身就有一種自信。今日社會思想動搖之烈，根本原因是缺乏哲學思想，缺乏常識。（略）以此（《哲學叢書》）為契機，當時的哲學被特別關注，是劃時代的。這是最早哲學在社會上引起普通人的興趣。當時哲學并不是營銷的對象。但我覺得這對社會來說非常有必要所以才去做，并不是為了賣書而去做”。由此可知，巖波的經營動機仍然是基于康德所謂的“你能夠，因為你應該”的使命感。

安倍分析《哲學叢書》成功的原因時指出，“在日本的讀書界，當時開始興起了對文化和哲學的興趣。針對十九世紀后期的蔑視哲學、偏重科學的情況，‘回歸康德’的新康德派，即西南學派的文德爾班、李凱爾特，馬堡學派的柯亨、那托爾卜等的哲學，立足于康德的批判主義，在大力倡導其認識論要素的同時，促進了作為文化自我批判的文化尊重哲學，以及尊重認識主觀的觀念論哲學在日本哲學界的流行，沒料到巖波恰好抓住了這一機遇”。

五

關于明治·大正的思想史·哲學史轉向，丸山真男有過更細致的分析。在他看來，明治時代代表性的哲學是井上哲次郎的“民族道德論”。“它是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面對西歐化波濤的急劇襲擊，為了尋求自己的國家以及民族的同一性（national identity）而拼死努力在道德層面上的表現。”但他們鼓吹調子越高，學術價值就越低。

從明治末年起，“文化史”逐漸替代了“道德論”。文化史作為一種思想史的方法論，其代表性學者是村岡典嗣（1884—1946）、和辻哲郎（1889—1960）與津田左右吉（1873—1961）。村岡典嗣的《本居宣長》（1911），立足于伯克（August Boeck）的“認識的再認識”這種文獻學的方法，以及橫亙在本居宣長的古道、古學的基底之中的假定而成書的。和辻哲郎則是受海德格爾的解釋學影響，其研究重點，與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相比，更多地是放在文學、造型藝術、戲劇（如歌舞伎等）領域中。1930年之后，他把這一獨特的倫理學理論運用到日本思想史領域中，把“尊王思想”當作日本傳統的一個核心。

村岡典嗣、和辻哲郎與津田左右吉

津田左右吉的特點是，他不再把日本思想史當作“學派”和“教義”的歷史，而是把所謂的國民的“真實生活”，也就是在與每一時代的文化里扮演了主要角色的階級（宮廷貴族、武士、平民等）的日常生活態度的關聯中，在自然觀、人生觀、戀愛觀、政治觀等條目之下，來把握的各時代的思潮。因此，一方面，大多數儒學家和佛教思想家的教義、哲學，被津田看成與國民的“真實生活”幾乎沒有關系的知識分子書本上的知識和紙上思辨的產物，給予了很低的評價；另一方面，在此之前那些完全被忽視的在庶民中流行的物語、川柳、戲歌等，作為廣泛的材料開始被大量地運用，零散地表現出的時代思潮被描繪了出來。

村岡典嗣、和辻哲郎與津田左右吉這三位大正時期思想史·哲學史的領軍人物，恰恰是與巖波書店關系極為密切的學者。他們的著作由巖波書店出版自不必說。和辻哲郎的德國留學也受到了巖波的經濟資助，歸國后也是巖波書店的品牌欄目“巖波文庫”、《思想》雜志的主導者。津田左右吉的《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研究》（1924）被禁售，其《神代史的研究》（1924）、《日本上代史的研究》（1930）和《上代日本的社會及思想》（1933），因觸犯出版法第二十六條，即“出版意欲篡改政體、紊亂國憲的文件圖畫時”被起訴。巖波也同時被起訴，做了長時間的法庭辯護。津田后來也寫道：“遭到牽連、一同成為被告之后，巖波又請律師，又讓人做了合計一千多頁的各種印刷品，提交給法庭，所有一切都被他承擔下來。我從年輕時起，就受到各種各樣人的各種各樣的關照，但從未受到過如此的關照。這種用感謝等等常見的話語無法表達的心情，至今依然。”

《讀賣新聞》的巖波文庫廣告；《巖波茂雄》

竹內洋指出，許多人認為巖波具有“發掘出一流人物的直覺力”。雖然巖波“具備那樣的直覺力”是既定的事實，但這只是一種“本質主義”（樸素人間主義）的解釋。巖波的“直覺力”是由一高和東京帝大的同窗人脈關系網所培養和打磨出來的。事實上，巖波經常一收到原稿，便去請求其信賴的關鍵人物進行評價。作為巖波的重要助手，其女婿小林勇（1903—1981）這樣描述道：

“在出版社工作的人，并非具備各種各樣的知識。甚至可以說這里聚集了一堆什么都不懂的人。那么，自然會出現出版書籍時該如何選擇的問題。因此，出版者的人品就會成為問題。出版者必須具備謙遜和誠實的品質，而不能去追求個人利益。只要遵守這一基本的準則，即便自己不具備知識學識，也自然會得到他人的幫助。從優秀的人那里獲得建議并加以執行，那么就能獲得各個領域優秀的顧問朋友。巖波茂雄正是一個擁有這種條件的人。”

小林勇；《物語巖波書店百年史》

根據布爾迪厄的說法，資本是價值增值的過程，它既包含貨幣這樣的經濟資本、通過教育與訓練實現的人力資本、也包含教養這樣的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屬于個人，文化資本則存在于家庭和學校之中，而社會關系資本則蘊含在社會關系中，是通過朋友和熟人等社會關系獲得的資源。所謂社會關系資本，是“由相互認識和相互承認為基礎的，與多少有點制度化的各種持續性關系網絡有密切聯系的，現實性的或潛在性的資本的總體”。

在社會關系資本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知道什么”（what you know），而是“認識什么人”（who you know）。與經濟資本、人力資本這樣通過有意識的投資來獲得收益不同，社會關系資本是通過同窗或者同個俱樂部的成員等等這樣的關系所伴隨而發生的。社會關系資本能夠促進信息的流通，能夠作為人情和關系后臺以發揮其社會信用憑證作用。同時，它也是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倍增的驅動器，能夠擴展人際網絡并不斷增殖。

安倍具體分析過巖波的人脈圈。“一高時期的摯友阿部次郎、上野直昭、安倍能成是巖波工作上的商量對象，并在工作上幫助他。上野參與了很多初期的美術、音樂書籍的出版；阿部次郎的主要著作都全部由巖波出版；小宮豐隆在夏目漱石死后出版其全集時與巖波結識，漸漸成為朋友。阿部、小宮、安倍、上野離開東京后，茅野儀太郎、高橋穰、藤原咲平等成為巖波的商量對象。再后來，商量對象是年輕的和辻哲郎。再往后到了昭和年間，從京都進京的三木清與店員小林、吉野相互配合，參與出版的策劃和業務。這期間，哲學方面有西田幾多郎、波多野精一、田邊元、和辻哲郎；歷史方面有津田左右吉；社會科學方面，繼法學的鳩山之后，有田中耕太郎、我妻榮；經濟學方面有小泉信三；自然科學、數學有岡田武松、高木貞治等人，他們的力作大多由巖波出版，并就各種事宜給予了巖波忠告、勸告和指導。

吉野源三郎曾說，巖波有嗅出一流人物的直覺，這與小宮說巖波嗅覺準確是一樣的，這也是巖波的一種獨特的商業才能。巖波在充分發揮這種直覺、確保老友的同時，又不斷獲得新的老師、知己，將眾多的優秀出版物輸送到社會。而且，這種友情關系成為與作者關系的根干，使巖波書店枝繁葉茂，理所當然地成為鞏固巖波書店并使之旺盛發展的第一原因。但這未必緣于巖波有意識的謀劃，它是由于巖波獨特的人格氣質自然形成的。巖波茂雄與巖波書店的神話，也正通過一高時期的教育與成長，在“友誼·出版·生意”的關系中，利用布爾迪厄所謂的經濟、人力與文化資本的融合與創新而形成的。

（本文為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基地培育項目“近代日本研究”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首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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