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讀嚴曉星先生的《金庸年譜簡編》，書中列出金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發表的部分影評?？吹侥切┱T人的標題和熟悉的電影，我就像洪七公聞到黃蓉做的叫花雞一樣，食指大動。只可惜讀不到全文，只能垂涎三尺，無法大快朵頤。這一批與電影相關的文章被塵封在香港舊報中，普通讀者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如今，李以建先生從中精選出一百四十七篇，編成《金庸影話》一書，讓我們終于有機會領略金庸作為專欄作家和影評人的風采，這也是紀念金庸誕辰一百周年最有意義的方式。

《金庸影話》書影

金庸與香港電影界關系極為密切。他在1953年加入長城電影公司擔任編劇，以“林歡”為筆名寫劇本。他還執導過兩部電影，最為大家熟知的就是《王老虎搶親》，由他和胡小峰一起擔任導演。但在他投身電影創作 之前，從1951年開始，金庸為報紙專欄撰寫了大量影評和漫談式的影話。根據李以建先生在《金庸影話》前言中的介紹以及鄺啟東先生《另類金庸：武俠以外的筆耕人生》（中華書局[香港]，2023年）的梳理，大致過程如下：1951年5月，金庸在《新晚報》開設專欄《馥蘭影話》，以“姚馥蘭”為筆名（諧音your friend），每日撰寫一千字的短文。這個專欄持續了一年零三個月。此后，從1952年8月到1953年2月，金庸還是在《新晚報》，又開設《子暢影話》專欄，用“林子暢”先生取代了“姚馥蘭”小姐。這期間，他每月平均刊發二十五篇影話。之后，金庸回到《大公報》，又以“蕭子嘉”的筆名開設《每日影評》專欄，共持續八個月（1953年4月至年底）。最后，從1954年年初至1957年7月，他又化身為“姚嘉衣”，為《大公報》的《影談》專欄撰稿，共計三年半時間（1956年2月之后，此專欄與他人合寫）。這一階段，根據鄺啟東先生統計，姚嘉衣共撰寫三百五十七篇（《另類金庸》，52頁）。

稍事總結，從1951年到1957年，不到七年的時間里，金庸揮舞四個筆名，把守四個專欄，幾乎不間斷地撰寫了將近一千篇與電影相關的短文。這還不包括他后來以“林歡”“姚馥蘭”為筆名為《長城畫報》等雜志撰寫的文章。這些影評中，有些追蹤最新出品的中外電影，既包括劇情簡介 ，也有對拍攝技巧、表演、影片主題等多方面的評論。有些則向讀者普及電影拍攝技巧（特寫、蒙太奇、配音），介紹西方電影和戲劇理論（愛森斯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普多夫金），或者講述影壇的掌故。早期影評限制在千字之內，后期的影談則不受篇幅的拘束，有時一篇可寫至兩千字，而且經常一個題目分三次寫完，比如講《裘利葉·凱撒》和《戰爭與和平》的長文，都是分作上、中、下刊出的。

這是“林子暢”在1952年10月描述自己每日寫作影話的流程，頗有代表性：

寫一篇一千字的“影話”，大概平均花五個鐘頭。其中兩個鐘頭看電影，半個鐘頭坐車來回，一個半鐘頭看書、看雜志、看電影廣告、聽有聲電影的唱片、看中西報上的影評，剩下一個鐘頭，就是動筆寫了。答復讀者的來信不計在內。（112頁）

如此文學和文藝的生活，著實令人神往，但頭腦不夠敏捷、惜墨如金以及患拖延癥的作者，肯定是要被嚇退的。只有如此高強度的觀影、閱讀和寫作，才能產出上百萬字的影評和影話，構成金庸在武俠小說和《明報》社論之外又一大類主題集中，并有鮮明風格特征的作品。

如果梳理時間線，金庸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從1955年2月8日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而此時他也正在用“姚嘉衣”這個筆名撰寫影評。至少有一年時間（1955.2-1956.2），金庸每天在寫《書劍恩仇錄》的連載，同時也幾乎每天都在寫有關電影的“千字文”。在這“一手寫武俠、一手寫影談”的一年中，陳家洛和霍青桐每天都要和各種電影一道出現在金庸的腦海中，這或許能讓我們對《書劍恩仇錄》的創作增加一些了解。

1955年2月8日，金庸在《大公報》所屬《新晚報》上連載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紅框示)。

讀過這一百四十七篇影評和影話，如同聽完一支由上百段短曲構成的宏大的交響組曲。貫穿這首組曲的主旋律清晰可辨，那就是一種溫和的左翼批評。被評論的外國電影中，以美國電影數量最多，而金庸針對主題和內容層面的評論，幾乎全是基于左派立場的政治批評。即使未入選的篇章，我猜立場也不會有太大出入。金庸在影評中的常規做法，就是指出某部電影或者暴露了美國的社會問題，或者揭示了電影工業對激烈社會沖突的粉飾和美化。下面我多舉幾個例子，讓讀者也能聽到這些影評的基調。

談到那些以弗洛伊德理論為點綴的犯罪心理片，金庸認為是故弄玄虛：“資產階級當然不愿根究發生精神病的社會原因，只好逃避進玄之又玄的變態心理的世界中去找答案。”（51頁）。這里的邏輯就是：變態心理片必源自變態的社會，并且遮蔽了真正的社會批判。討論迪斯尼出品的《雪姑七友傳》（即1937年的《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金庸將動畫片的盛行解釋為社會大眾對現實的逃避：“迪士尼在三十年代所以一帆風順，因為那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受到了恐慌的打擊，每個人都喜歡在迪士尼的卡通中去逃避現實。”（94頁）好萊塢雖拍攝過一些反戰電影，但也大量生產戰爭片，金庸認為這給予觀眾極端負面的影響：“所剩下來的戰爭片，就都是些宣傳國家主義和軍事力量，企圖灌輸人民以戰爭意識的影片?！@些影片常常教兵士盲目服從上級，對于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意義總是略而不談。在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之后，有許多觀眾會自然而然地愛好兇暴殘酷的事件起來，會覺得溫暖和平的生活倒反而是一件不正常的事?！?span style="color:#7f8c8d;">（139頁）

即使評論希區柯克的《后窗》（1954年），金庸對懸疑和電影技巧也只是輕描淡寫，反而更愿意關注影片中展現的社會風貌?！伴e居終日，于是以偷看自遣”的攝影師，看到對面房子中形形色色的眾生相，相當于替我們深入觀察了真實的社會：“作為偵探片，那是一部平平無奇的影片，但作為一部社會素描戲，其中有不少有趣與動人的地方。”（298頁）以《后窗》為美國公寓生活的浮世繪，這樣的評論肯定會讓希區柯克非常惱火。

金庸對西方電影中有意無意表露的文化殖民主義思想異常敏感。凡遇到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泛濫的情節，必給予迎頭痛擊。有一部二十世紀?？怂构境銎返摹斗侵薨滋焓埂罚?em>White Witch Doctor, 1953），講述美國女護士去非洲行醫，憑借高明的西方醫術在當地贏得“白人巫醫”的美譽。與之平行的情節是白人男子去非洲尋金，然后不能幸免地愛上女主角。金庸看完這部新片之后，立即指出（影評寫于1953年9月），這一類蠻荒探險片，之前的俗套情節是白人英雄到野蠻的非洲掘金，后來好萊塢發展出一個更聰明、也更柔和的版本：“于是影片中的白人，變成了到未開化地帶去宣揚文明，‘協助’土人改進生活。宣揚文明也者，總是教土人讀《圣經》，改進生活也者，不是給幾片金雞納霜之類的藥片，便是教土人如何放槍。”無論是過去粗俗的“淘金版”，還是現在更加精致的“支教版”，在金庸看來，都有同樣的殖民主義底色：“不論是哪一類的主題，總是以一種優越感來駕凌于土人之上，來達到白人的目的：短視的目的是黃金，而遠大的目的，則是要土人順服白人的文明，都來歸我?！?span style="color:#7f8c8d;">（171頁）隨后，金庸還引用了魯迅對美國電影中“白色英雄”與“黑色的忠仆”的分析（《準風月談》中《電影的教訓》一文），可見這篇思想濃度極高的千字影評很可能受到魯迅的影響。

1951年12月18日的《馥蘭影話》，評論的是美國電影《脂粉市場》（Inside Straight, 1951）。這篇影評沒有收在《金庸影話》中，但全文可見于鄺啟東先生的《另類金庸》一書（42-43頁）。在介紹劇情之前，作者先批評此片侮辱中國人，因為片中有一場景，主人公大宴賓客之日，在餐廳里恭恭敬敬地站著三個梳長辮、穿長袍馬褂的中國人。姚馥蘭大義凜然地評論道：

這三個中國人雖然沒有特寫鏡頭，只在熱鬧的宴會中陪襯一筆，然而，編導的本意仍是存心侮辱的。因為，按劇情來看，這三個中國人根本沒有出場的必要，把他們放在那里，只是表示出在一八六幾年的舊金山社會里，有中國人作奴仆的才算是真正的富翁。昨天，銀幕上映出這個鏡頭時，觀眾里竟然有了笑聲。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想我是有權在這里向荷里活影片商及那些毫無民族意識的“高等華人”提出抗議的。

姚馥蘭這個筆名的定位，本是個溫婉的年輕女性。此處的抗議，在《馥蘭影話》中是比較少見的。

1952年的電影《夷狄情仇》（Hiawatha）是根據美國十九世紀詩人朗費羅的《海華沙之歌》改編的，金庸稱贊為“風格清新的佳片”。金庸認為，在以往涉及印第安人的電影中，印第安人或者被描繪成“好殺的蠻人”，或者被刻畫為低白人一等。而這部影片完全描寫印第安人的生活，而且全部角色都是印第安人，沒有一個白人。再加上影片的主題是宣傳和平、反對戰爭（290頁），所以在多種層面上已超額達到了后世“政治正確”的要求，故而受到金庸的稱贊。我們看到，無論執筆的專欄作者是姚馥蘭、蕭子嘉還是姚嘉衣，他們對美國電影中所表現的非洲人、中國人和印第安人，都會抱有同情的態度，對居高臨下的殖民主義姿態高度警覺，隨時出手批判。上面三篇評論，均寫于七十年前，現在讀起來頗有些超前的感覺。

若要從這些影話中探究上世紀五十年代金庸本人的思想傾向，其實需要先討論一個方法論問題。金庸一生使用了很多筆名，分別用于不同的寫作領域，如同自己塑造的不同寫作人格。《金庸影話》覆蓋了金庸在七年之內、用四個筆名、為兩份報紙的四個專欄所撰寫的文章，我們能否確定在署名“姚馥蘭”“姚嘉衣”的文章里，金庸一定表達了自己真實的意見？筆名是否可能具備遮蔽、表演的功能，讓作者在不同的寫作人格中間游走，從而可以表達作者本人未必真心相信的意見？另外，金庸所供職的報刊，是否有可能事先規定了文章的政治取向，從而讓專欄作者先戴上了某些主義的緊箍咒？后面這個意見，鄺啟東先生在《另類金庸》一書的前言中，有充分表述：

前兩個時期的金庸（引者按：指金庸在來港前供職《東南日報》和《時與潮》時期，以及來港后供職《大公報》和《新晚報》時期），始終是受雇于人，文章難免不能脫離報社或雜志社的立場和要求，因此讀者不能藉其內容而斷定是金庸的見解（當然亦不能否定這些文章有出自金庸的見解），但至少可以欣賞金庸在寫小說以外的文筆風格。（XXI頁）

此說非常縝密。鄺先生之意，在于認為金庸創辦《明報》之后，便有了自家的發表陣地，就可以直抒胸臆，無所顧忌。而此前在《大公報》《新晚報》等處，他的職務是記者、編輯、專欄作家，都是雇員，自然需要按照雇主的立場來寫作，不能“吃人家的飯、砸人家的鍋”。如此一來，凡是金庸以雇員身份、用筆名發表的文字，只能欣賞其文筆，不能斷定表達了自己真實的意見。這樣的看法，可算理解金庸近千篇影評最謹慎、也是最保守的做法。

我個人傾向于更寬松地對待這些以筆名發表的、作為報刊指派任務的專欄文章，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金庸的政治立場本來就趨向左翼。1948年3月，香港《大公報》復刊，急需電訊翻譯員，所以剛剛入職上?！洞蠊珗蟆凡痪玫慕鹩共疟慌神v香港。此后，他從英文報刊翻譯了大量國際政治文章，包括多篇有關挪威、丹麥、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的報道。這些譯作當然是工作需要，可算一種“職務行為”，譯員當然要服從機構的要求。所以，我們當然不能從他譯文的選擇來探查金庸的政治立場。但是，香港《大公報》的政治站位日漸左翼化，編輯部中不少重要人物都是左派。1963年金庸在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說：“蕭乾是我西洋文學導師，楊剛大姐是我國際政治的導師，李純青是我馬列主義和中國政治問題導師。”金庸在學生時代本就是進步青年，在《大公報》這樣溫和的左翼環境下受到持續影響，所以他的影評帶有鮮明的左翼基調，是不足為怪的。如果在近千篇文章中，金庸都是在迎合雇主的立場，那么這份心愛的工作一定會給他帶來極大的心理傷害。我自己傾向于認為這些影評中的左翼立場，去除小部分可能借鑒了英文報刊的文章，大部分還是能代表金庸在這一階段的心聲。

對金迷來說，閱讀金庸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影評和影話，主要目的當然是追蹤埋藏于其中、與未來創作的武俠小說相關的線索。這樣的工作難度很大，但這部選集至少提供了一條線索。1954年4月2日，金庸簡要評論了英國電影《南海天堂》（The Blue Lagoon, 1949）。我引幾句他寫的劇情介紹：

兩個小孩子，男孩麥高十歲，女孩愛美蓮九歲，因所乘的船失火而流落在一個荒島上。帶他們出來的船員老翟在醉中跌死了，這兩個孩子在荒島上住了十年，結成夫婦，生了一個孩子。他們決定離開這荒島，使孩子受教育，于是造了一只帆船，漂流數日，終于在危難中得到了救援。（242頁）

熟悉金庸小說的讀者，看到“荒島”“夫婦”“孩子”“漂流”這些字，早已看出這就是《倚天屠龍記》第六回和第七回的主要情節。張翠山和殷素素隨謝遜來到冰火島，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生活。他們在島上成婚，生下張無忌，多年后又決定重返中原。

這部電影的劇本改編自1902年一部暢銷小說，故事發生在南太平洋的小島上，屬于青春成長片和荒島求生片。電影是1948年在斐濟拍攝的，里面還有更多的情節：有兩個惡人登島，一人強迫男孩下海采珍珠，另一人陰謀拐走女孩，結果兩大惡人在互毆中射殺對方。影片中，最后是女主角主動提出要設法返回文明世界，她的理由就是要讓自己的兒子在倫敦成為紳士?？磥恚谀咸窖蟮囊恋閳@里做夏娃，并不是所有人的理想。男主角起初有些勉強，但最終同意了妻子的請求。他們的小船在海上最終獲救時，一家人躺在船里，只有小孩子的手腳在揮舞，而男女主人公一動不動，不知是暫時暈厥還是永遠不會醒來，這是電影留下的令人不安的結尾。到了1980年，好萊塢又重拍了這個故事，標題未改，中文譯作《藍色珊瑚島》，女主角是當年的明星波姬·小絲（Brooke Shields）。

本書編者李以建先生，在前言中已經指出《南海天堂》和《倚天屠龍記》情節上的相似。我想再補充一個細節。電影中，男女主人公本來居住在搭建的茅草屋，但某天風雨大作，男生遍尋女生而不見，于是來到他們最初曾藏身的山洞內。在電閃雷鳴中，從幽暗的山洞深處，突然傳出嬰兒的啼哭（影片此前沒有任何懷孕的暗示）。張無忌的英國前身，在《倚天屠龍記》問世之前十二年，就這樣先出生在斐濟的山洞中了。

金庸小說中一段關鍵情節，其靈感或故事來源直接出自一部外國電影，這樣的發現遠比抽象地討論“俠之大者”更激動人心。這至少可以印證大家長久以來的印象：金庸的武俠小說與他對電影的投入有緊密關系。他確曾借鑒過很多電影的表現手法，而且很多情節和細節都有可能出自某部他寫過影評的電影。

這部《金庸影話》雖然只精選了近千篇影評的七分之一，但對于無法接觸報紙原件的讀者來說，已然是無比珍貴的材料。這一百四十七篇影話，不僅幫助我們充分了解創辦《明報》之前那個左翼金庸，也為中國電影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寶貴資料。假如金庸的武俠小說之外那上千萬字的影評、社論、隨筆都能重新結集出版，那么他的創作史、他對中外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化用，一定會更加清晰地呈現于二十一世紀的讀者眼前。

（寫作此文期間，得到嚴曉星先生的幫助，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