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歷史地理學科130年》由阿蘭·R.H.貝克、伊恩·S.布萊克、羅賓·A.布特林所著，“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以英國的一個主要機構——劍橋大學為實體，批判地講述了歷史地理學理論和實踐發展。本書在闡述1888—2018年劍橋大學學科的結構演變時，也強調了一些重要人物的關鍵作用以及劍橋歷史地理學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見該書中譯本《中文版序言（一）》）。劍橋歷史地理學派與中國歷史地理學也有淵源，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三駕馬車”之一的侯仁之教授，他遠渡重洋求學，其以北京歷史地理為題的博士論文即受到達比教授的指導，而達比的前輩羅士培（P. M. Roxby）是中國地理方面的專家，并于1947年在中國去世。近期，由中國歷史地理學界青年學者組成的譯校團隊已完成了此書的翻譯工作，中譯本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本文系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侯甬堅為《劍橋歷史地理學科130年》的中譯本所撰寫的序言，經授權，澎湃新聞首發，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劍橋歷史地理學科130年》英文版

《劍橋歷史地理學科130年》這本書很有趣，它敘述了世界上一個歷史地理學的源頭。這個源頭在歐洲，在劍橋。它提示讀者們：一個學科發展了130年，誰會很有興致來寫作呢？觀其作者，是阿蘭·R.H.貝克、伊恩·S.布萊克、羅賓·A.布特林三位教授。2018年，第一作者阿蘭·R.H.貝克已是81歲高齡，觀其三人合影，發現其他兩位作者也是閱歷豐富的老者形象。這就明白了一些，應當是老一輩學者更適合來寫比自己年長的學科。

阿蘭·貝克先生，本書介紹他于1966—2001年在劍橋大學地理系擔任講師（指專任地理課程的教師），其中1989—1994年是系主任，1970—2018年是伊曼紐爾學院（Emmanuel College）的院士。書中圖5.3的照片最引人注目，文字說明為“1980年，達比與阿蘭·貝克在國際地理學大會后的一次遠足中登上了中國長城”，這是指當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24屆國際地理學大會的會后活動。亨利·克利福德·達比乃是劍橋大學地理學科的領軍人物，也是1946—1949年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學留學時的導師（那時他正在這所大學任教）。那么，這一次他們在北京是否與侯仁之教授見面？據丁超所著《侯仁之學譜》1980年的記事：8月25日至9月5日，第24屆國際地理學大會在日本東京召開，有中國代表團與會。“英國歷史地理學家阿蘭·貝克參會，并在會后訪問中國，在北京大學地理系與侯仁之第一次見面”，沒有提到達比先生，是因為沒有見到兩位師生在北京見面的材料。現在好了，本書的《中文版序言（一）》，系阿蘭·貝克親自寫出，清楚講到1980年北京的會見：“1980年，達比再次見到侯仁之，當時他是日本第24屆國際地理學大會后訪問北京大學的一小批英國地理學家之一（其中也包括阿蘭·貝克）”。還有1996年7月，阿蘭·貝克先生赴北京大學參加了當年的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在報告中堅持了“一切地理學都是歷史地理學”這一真理，而北京大學那次研討會的東道主和開幕式致辭人，正是最為關心國際歷史地理學發展狀況的侯仁之院士。他還長期擔任《歷史地理學雜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的主編。

書中收錄的圖5.3：達比與阿蘭·貝克在中國長城（1980）

第二作者伊恩·S.布萊克，于2006—2012年擔任西德尼·蘇塞克斯學院地理系學院院士及主任，2012—2018年是卡萊爾學堂的學院院士兼高級導師。

第三作者羅賓·A.布特林是利茲大學地理學榮譽教授。他和羅伯特·多德森（Robert Dodgshon）在1978年編輯了《英格蘭和威爾士歷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一書，寫過《圣地歷史地理：內容、背景和聯系》論文（刊《歷史地理學雜志》1988年第14卷，第381-404頁），著有《歷史地理學：穿越時空之門》一書。

古老的劍橋大學設置的學科理應很多，那么，歷史地理學科在那里是一個什么狀況呢？它存在于地理系，這在本書所述的130年中從來沒有變過。這是要對中國讀者說的。為什么是這樣，簡略地說，是因為學術傳統。可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學術傳統，導致了歷史地理學科長久地依存于地理系，且沒有出現較大的改變跡象。2015年，阿蘭·貝克先生在一次接受上海《文匯報》的訪談邀請中，談到過去在歐洲，歷史地理學確屬地理學范疇。當時的歷史地理是國家形成的歷史（the history of state formation）的研究，即通過19世紀民族主義建造了民族國家的過程。這就是那時的歷史地理。在很長時間以來，歷史地理就是歷史政治地理。

三位作者合影

本書作者告知我們：他們使用了可以找到的文字材料和伊曼紐爾學院畢業生的賬號信息。這些畢業生與其他學院的學生一起，都曾為取得地理學學士學位而學習了歷史地理專業課程。

本書作者還告知我們：英國國內歷史地理學的教學與研究活動，主要是在大學地理院系進行的，但同時也存在于歷史學、經濟學乃至自然科學等相關院系的課程上，尤其是在其形成時期，這種現象較為多見。因此，歷史地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在英國大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相關大學及其所屬院系的不同發展階段。在此期間，很多才華橫溢的歷史地理學者，無論是個人研究，還是參與集體項目，都緊隨他們自身研究興趣的變化。

1919年的英國，地理學科被批準授予榮譽學士學位，歷史地理學屬該專業教學和考試的第二部分，即大學地理專業課程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20世紀初期，劍橋大學之外的英國其他大學地理系也有著類似的發展過程。

盡管很難在地理學榮譽學位中量化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性，但從教學層面來看，初期（1945—1946）的六門資格考試中，僅有一門是歷史地理學，不過，廣義的歷史地理學領域的相關內容可能也會出現在區域地理和人文地理試卷中。第一部分的七門考試中，歷史地理也僅有一門，到了第二部分，歷史地理學的權重增大，有三門三小時的歷史政治地理考試，再加上一個“一般論文”的考試。到了1952—1953年，資格考試包含兩門歷史地理學課程，第一部分考試有四門，第二部分考試有三門。這個考試結構與1945—1946年相同。因此，客觀地說，在1952年改革之前，地理學榮譽學位中大約有20%的課程和考試可以被確認為是歷史地理學范疇的。

在劍橋，各種形式的歷史地理學發展過程，基本都遵循著地理學被引入教學大綱的一般軌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包括牛津大學在內的其他大學亦是如此。在英國，一個普遍趨勢是——通過在經濟學、歷史學和古典文學等其他學科的課程中教授歷史地理，以及更廣泛地通過動物學、人類學、海洋學和地質學教授歷史地理，最終將歷史地理學納入到地理學的專業學位課程中去。

從更大的范圍或方面可以說明，是什么樣的學術傳統在起作用——是就那樣做下來的規定，后來的人們也沒有什么可以改變規定的異議——這就是傳統及其延續，尊重并依照最初的始創者的想法及設定而行的。據國際地理學會的資料，1875年在巴黎、1881年在威尼斯、1889年再次在巴黎舉辦的第二、第三、第四屆代表大會，都設有歷史地理學工作組的一席之位，可以從中體會歐洲學術傳統里歷史地理學的存在、影響和地位。1895年在倫敦舉辦的第六屆國際地理學會代表大會的八個工作組的最后兩個分別是地理學史和應用地理學（特別是歷史、商業和殖民）。后一組是第一次以這樣的形式出現，也可見歷史地理學在歐洲的存在狀況及努力參與程度。在多次國際地理學會的代表大會上，都有歷史地理學的一席之位，這種現象甚至早于本書所敘述的1888—2018年，這反映的是歐洲的知識體系和文化傳統。劍橋大學的歷史地理學科也是在其中做出許多學術貢獻的。現行的歷史地理學者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storical Geographer），是在英國—加拿大兩國歷史地理學者研究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際歷史地理研討會。1986年7月在美國路易斯安那舉辦的第六屆研討會開始使用這一會議名稱，其中自有英國歷史地理學者的努力。

在這本十分袖珍的書籍中，留給讀者相當輕松印象的是，130年間任職于劍橋大學的那些歷史地理學家的姓名、業績和特點，通過分階段的歷史地理學講師課程、講座課程列表，以及通過地理系教師及地理研究委員會干事、周末研討會合影等照片，看到的她們或他們的風采。此外，本書還有坐落在英國劍橋郡劍橋市的這所著名大學的地圖、斯瓦弗漢姆修道院附近的威肯濕地鳥瞰全景圖、好多位歷史地理學科代表人物的個人肖像、歷史地理學本科生在法國布洛瓦檔案館查閱資料等圖片，無不起著促使讀者多方面增進了解劍橋大學歷史地理學科的作用。

書中收錄圖片：斯瓦弗漢姆修道院（Swaffham Priory）附近的威肯濕地（Wicken Fen）鳥瞰圖。

本書附錄的內容也是足夠精彩的，可以任憑有興趣人士加以翻閱或查詢。附錄五列出了1970—2009年出版的歷史地理學專著56部，其中，戴維·查爾斯出版社有4部，道森出版社有8部，劍橋大學出版社有44部。相比2003年阿蘭·貝克先生的專著《地理學與歷史學：跨越楚河漢界》（2008年中譯本）附錄中列出的36 部歷史地理學專著，有了明顯的增加。

在本書闡述的距今最近的時段，即第七章，貝克、布萊克和布特林三位作者敘述了他們正在經歷的當下。他們指出“嚴格意義上的劍橋歷史地理學已經在其歷史范圍內收縮了。以前那種同時關注和研究中世紀、近代、現代地理的做法已經被如今主要以19和20世紀地理為研究對象的做法所取代了”，再就是“地理系長期以來對自然地理、歷史地理和當代人文地理三位一體結構的認同，也已被重新定義的組織結構所取代，其部分原因是便于設置新的課程名稱，而新的課程名稱被認為對現代的本科生更具知識性和吸引力”。對此，三位作者的分析意見是：（1）雖說今日之劍橋地理系仍在進行與歷史地理相關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但“歷史”與“當代”之間的界限卻已基本消弭了；（2）歷史地理學顯著地融入到整個地理學領域之中，實際上是非常有價值的，因此在處理當代問題時，不僅僅是劍橋的地理學家采用歷史的觀點，其他許多人文地理學家亦會如此。

最后，三位作者認為：“歷史地理學依然活躍在今天的劍橋大學之內”，盡管它已有了變化：一是研究視野主要放在了19和20世紀的地理，“歷史”與“當代”之間的界限已趨于模糊；二是在此任教的歷史地理學者少了，但歷史地理學已顯著地融入到整個地理學領域之中，加之這些變化是在日常中漸漸發生的，對于這一切，尊敬的三位作者均表達了寬宏的接受心情。

對于具有130年歷史的劍橋大學歷史地理學科，茲表示中國的歷史地理學者的致敬！

本書的譯校人員，皆是我身邊的年輕人。扁陽陽是博士生，李鵬是博士后留校科研人員，謝嘉琳是碩士生，專業都是歷史地理學，接受過我的指導。三位在校期間結成一個譯介小組，把對于歷史地理學的熱愛，化作一冊中文版譯著，是促進歷史地理學發展和交流最積極的行為。我從內心表示由衷的贊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