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自由古巴：革命、救贖與新生》前言，作者：[美]艾達·費雷爾，譯者：林劍鋒，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非裔古巴將軍安東尼奧·馬賽奧（后排中間）是古巴獨立斗爭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圖中是1892 年他與運動成員在哥斯達黎加的合影。馬賽奧的狗位于畫面前方，他給狗取名“自由古巴”。（書中插圖）

本書講述的是一個熱帶島嶼的故事，這個島嶼位于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之間，離美國不遠。這一綿延五百余年的故事，起于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到達之前，終于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之后。雖然這部作品歷史視野廣闊，但也是一部相當個人化的作品。

我于１９６１年的豬灣入侵事件后和１９６２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前的時間節點出生于哈瓦那。我的父親當時在紐約，他在幾個月前就已經離開了這個島國。我的母親只能獨自一人打了輛出租車去“工人保育院”生孩子。醫院的名稱很合時宜，畢竟當時的古巴正處于激進革命的陣痛之中，即一場公開的社會主義和喧囂的反帝國主義革命，然而醫院卻是２０年前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ＦｕｌｇｅｎｃｉｏＢａｔｉｓｔａ）統治之時建造的，此人正是１９５９年被卡斯特羅趕下臺的獨裁者。醫院形制宏偉，落成之時還贏得了建筑類獎項。醫院最具特色的塔樓越過了主入口，入口處聳立著一尊瓷質母子雕像，雕像出自古巴最出名的藝術家之一，黑人雕塑師特奧多羅·拉莫斯·布蘭科（ＴｅｏｄｏｒｏＲａｍｏｓＢｌａｎｃｏ）之手。１９６２年６月的那個早晨，我的母親在雕像前駐足凝視，仿佛是為了分娩祈禱。１０個月之后，她腳踩高跟鞋，懷里抱著仍是嬰兒的我，體態優雅地離開了古巴。

我們是晚上６點離開家的。我９歲的哥哥當時正在外面與小伙伴們玩耍，母親并沒有告訴他我們不會帶他一起走，因為他的父親，也就是母親的第一任丈夫，是不會允許他和我們一起走的。在機場時，一個穿制服的女人用手摸了摸我的耳垂，似乎想要拿走那小小的金質柱狀耳環，不過一會兒她又改變了主意。抵達墨西哥后，母親多虧了一個陌生人的善意才得以進城。幾個月后，當我們來到實行種族隔離的邁阿密時，母親遇到了一位恰好負責幫助政府官員安排新來者住宿的老友。盡管母親在古巴并不被視為黑人，但在美國她卻可能會被當作黑人。母親的老友為我們安排了一家給白人居住的酒店。幾天之后，我們又到了紐約機場。我張開雙臂擁抱等待我的父親，仿佛我早已認識他一般。以上這些以及其他一些我們離開古巴、到達美國的故事是我從母親那繼承的記憶。

初期的一些飄零之后——哈萊姆、布魯克林、邁阿密——我們最終在紐約西部的新澤西安定下來。這是一個主要由古巴人組成的勞動階層社區。每逢周六，我都會給在古巴的哥哥和祖母寫信。周日的時候，我就去聽牧師為釋放古巴島上的政治犯而做的禱告。每年的９月８日，我都會加入古巴的主保圣人科雷夫仁愛童貞圣母（ＬａＣａｒｉｄａｄｄｅｌＣｏｂｒｅ）或童貞圣女的游行隊列，從畫有反卡斯特羅涂鴉的建筑旁走過。下班后，母親會不時為那些還留在古巴的家人哭泣——尤其是她的兒子。缺席者存在，存在者缺席，古巴令人難以逃離。

最終，我放棄了猜測，決定去一探究竟。我開始對這個聽聞已久的故事提出自己的疑問。我的雙親在革命中并沒有失去財產或收入，他們為什么要選擇離開呢？為什么他們的兄弟姐妹們大多都留下來了呢？一場革命會改變人嗎？移民會改變人嗎？如果我們留下，我的哥哥會變成什么樣，我又會是什么樣的人呢？變幻莫測的古巴縈繞著我，而我也開始建構起屬于自己的那個古巴。

1980 年的 4 月至 10 月間，大 約 12.5 萬名古巴人通過馬里 爾港的船運抵達美國，絕大 多數都在圖中的基韋斯特登 陸。古巴政府指定馬里爾港 為啟程點，只要古巴裔美國 人遵照政府的規定在船上搭 載其他古巴人，他們就可以 在港口接走親人。（書中插圖）

時間來到１９９０年，那是我第一次回到古巴。我造訪了那些留在古巴的人——那些還活著的人。我聆聽他們的故事，觀摩他們的老照片。我去了父母出生的鄉村，它們位于島上的不同區域。我甚至去了工人保育院，給特奧多羅·拉莫斯·布蘭科的母子雕塑拍了照片。我有了自己的古巴。事實上，我把古巴變成了我一生的工作。我沉浸在圖書館和檔案中，在看上去似乎深不見底的老舊文獻中，開啟了長達數十年重建古巴和自我的過去的歷程。有時候，書頁的墨跡直接成了我手中的粉末；有時候，我看到歪歪斜斜的Ｘｓ——其實已經成十字形了——代替了不會寫字之人的簽名。在嘗試總結古巴過去的過程中，我開始重新審視古巴。我學會了從內到外閱讀古巴，拒絕高高在上的華盛頓、哈瓦那和邁阿密強加的非此即彼的解讀。我開始為美國人解釋古巴，也為古巴人解釋美國，然后我利用這一切，以不同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家庭以及我自己的家——美國。

此書就是以上努力的結果。這是一本３０多年工作的結晶，是我一生在生我和養我的國家之間轉換視角的產物。這既是一部我繼承而來的歷史，也是我在眾多的可能性中塑造出來的一部歷史。換句話說，這是一部我不時從沉甸甸的歷史繼承中鍛造出來的歷史。

書影實拍

古巴歷史本身就能引出宏大壯麗的史詩敘述。這是一部暴力征服和占領的歷史，是一部反對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的密謀史，是一部嘗試過、勝利過也失敗過的革命史。不過，史詩通常是民族國家最鐘情的敘述。因此在講述這一故事時，我嘗試著遵循霍華德·津恩（ＨｏｗａｒｄＺｉｎｎ）的教誨，不讓歷史變成國家的記憶。我也謹記列夫·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第二章結語處的忠告。正如他所呼吁的那樣，我們的歷史不應只關注帝王和作家，而是要去講述“人民生活的歷史”。因此，在這部古巴史中，國王與總統、革命家與獨裁者，他們都與其他普通人共享同樣的敘述空間。一些是歷史上有名有姓的男人和女人，紀念碑就是為他們而建；其他一些人——不論是那些在革命中拿起武器的人，還是那些在奴隸小屋的些微熒光中縫紉的人，抑或是那些搭建泛海木筏的人——則通常沒有在歷史記錄中留下姓名。在這部歷史中，他們同樣是向導，因為他們也推動著戰爭與和平的故事，推動著書頁上的生活。

不過古巴的歷史中還存在著另外一股主要力量——雖不似其自身的人民那般重要，但仍算得上舉足輕重——這就是美國。因此本書并不僅僅是一部古巴史，同時也是一部古巴與美國的關系史。美古兩國的關系有時密切，有時具有爆炸性，但通常是不平等的。這就是我把此書命名為《古巴：一部美國史》（Ｃｕｂａ：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編者注：本書英文名）的一個原因。

古巴與美國的關系可以上溯至數個世紀之前，雙方的交往是相互的。似乎很少有美國人意識到古巴對美國的重要性。美國革命期間，古巴人為華盛頓的軍隊籌措錢糧，來自古巴的士兵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區同英國人浴血奮戰。由于十三個殖民地無法與英國其他的領地交往，當時仍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就成了美國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事實上，正是哈瓦那貨棧里備受垂涎的銀幣為新生美國的第一家中央銀行提供了金融支持。后來，也就是１８４５年，隨著佛羅里達和得克薩斯并入美國，美國南方的地主——甚至有一些北方人——打起了古巴的主意，他們將古巴視為潛在的新蓄奴州，以及鞏固奴隸制力量與其經濟的一個途徑。

19世紀古巴的糖業種植園位列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行列。這幅愛德華多·拉普拉特作于1857年的版畫對特立尼達的糖業園進行了描繪，此地也是馬坦薩斯省1843—1844年反奴隸制密謀的地點之一。（書中插圖）

１８９８年，美國武裝干涉古巴并向西班牙宣戰。通過這一干涉，美國將３０年來的古巴獨立運動變成了日后通常為歷史所銘記的美西沖突。１８９９年１月１日中午，持續了約四百年的西班牙殖民統治終結，島上的每一面西班牙旗幟都被降了下來。然而，取而代之的并非古巴國旗，而是美國國旗，古巴從此開始了長達４年的美國全面軍事占領期。４年后，在巨大的壓力下，在古巴領導人同意美國政府享有干涉古巴的權利后，美軍才撤出古巴。如果說１８９８年事件對于古巴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那么這一事件也幫助美國取得了兩大影響深遠的發展：其一，數十年的分裂之后，南方和北方實現了和解；其二，美國開始作為帝國主義力量出現在世界舞臺上。

一百多年以來，美國在古巴獨立上所扮演的角色向來充滿爭議——這是一段兩國共有但看法截然不同的歷史。從歷史上來看，美國政客們傾向于將１８９８年的干涉視為美國善意的呈現。美國為古巴這位鄰居的獨立事業而奮斗，并為實現這一事業而宣戰。在這個版本的歷史中，古巴獨立是美國人的饋贈，因此古巴人欠美國一份人情。然而對于古巴來說，１８９８年代表著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與其說是饋贈，不如說是偷竊。１８９８年是美國闖入一場古巴人原本幾乎已經贏得勝利的戰爭的時刻。美國攫取了勝利，并在事實上以宗主國的身份統治古巴。１９５０年，哈瓦那出版的一本重要圖書的標題如此寫道：“古巴獨立不靠美國。”

工人、學生和其他市民團體推動1933年的革命政府貫徹其承諾。游行示威的人群打起了寫有“古巴是古巴人的古巴”“格勞：古巴的希望”之類口號的橫幅。其中一條橫幅用英語寫道：“我們想要廢除《普拉特修正案》。（書中插圖）

除了美國版本的自我肯定和古巴人的憤懣之情外，數十年間兩國的各類人員結成了密切的人員接觸網。古巴的旗幟是由流亡美國的古巴人設計的，并在美國的領土上第一次飄揚起來。第一份支持古巴獨立的報紙是在費城發行的，而第一部古巴國民小說則寫于紐約。古巴最著名的愛國人士兼作家何塞·馬蒂（ＪｏｓéＭａｒｔí）在美國度過了大部分的成年時光，甚至比在古巴的時間還要多。古巴最重要的戰爭英雄安東尼奧·馬賽奧（ＡｎｔｏｎｉｏＭａｃｅｏ），其規模最隆重的追悼會是在紐約的庫伯聯盟舉行的。古巴人來到美國，在哈佛大學和塔斯基吉大學就讀，在邁阿密購物，在美國黑人聯盟打棒球。他們來美國既可以逃避獨裁者巴蒂斯塔，也可以去看看著名的尼亞加拉大瀑布。美國人則從另外一個方向前往古巴：在禁酒令期間跑到古巴喝酒，在古巴買地、買雪茄，給古巴人傳播新教，在古巴結成黑人團結網絡，來古巴度蜜月、釣魚、聽爵士樂和做流產手術。美國人聽古巴音樂，古巴人看美國電影。美國人買古巴食糖，古巴人買美國電器。事實上，古巴人什么都從美國那里買（除了食糖）。

美國第一次占領期間，超過1200 名古巴教師前往美國，于1900年夏在哈佛大學學習。該項目的策劃人希望，教師們通過學習明白自治能力的習得需要時間。對此，古巴教師們基本沒有聽進去，他們強調有必要立即獨立。圖為前往哈佛的女教師們的合影。（書中插圖）

然后一切都變了。很難說是一夜之間就發生了驟變，但也大差不差。當菲德爾·卡斯特羅組織并進行革命反對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的時候，沒人能預見即將發生的劇烈的路線斗爭。１９５９年１月，革命派奪取了政權。不到兩年，古巴和美國就處于真正的戰爭狀態了。新的古巴政府將美國在古巴的財產收歸國有，古巴人還舉行了具有嘲諷意味的葬禮，在棺材上印上埃索、聯合果品公司等名字。人群推倒緬因號上的美國鷹雕像，正是這艘船開啟了美西戰爭和美國的干涉。人們還推翻了島上第一任總統托馬斯·埃斯特拉達（ＴｏｍáｓＥｓｔｒａｄａ）紀念碑的一部分，他曾是一名歸化了的美國公民。如今參觀這一景點時，我們只能看到雕像的鞋子還保留在原來的基座上。美國的歷史——及對其的否定——被畫進哈瓦那各處的街頭畫作中。

兩國很快就關閉了大使館，并禁止了相互旅行。１９６１年，由古巴流亡者組成的美軍入侵古巴。他們隨后被俘虜，在美國答應用藥品和兒童食品做交換后，才被放回美國。在冷戰的高潮期間，長期以來作為美國附庸國的古巴成了美國死對頭蘇聯的堅定盟友。彼時，古巴的食糖被運往蘇聯，曾一度來自美國的石油和機器也轉而從蘇聯那里獲取。１９６２年１０月，美國本土有史以來第一次面臨核彈頭打擊距離范圍內的威脅。兩國間不但畫起了戰線，而且筑起了路障，埋起了地雷。

冷戰的膠著氣氛意味著，美國人數十年來通常是將古巴視為蘇聯的一個小衛星國——一個危險的鄰國。盡管如此，１９５９年革命在世界沖突中的角色不能只從冷戰的框架進行理解。古巴革命并不是單一事件。隨著時間的推移，古巴革命的目標和手段都跟著發生了改變。在奪取政權之前，古巴革命的共產主義性質并不明顯，也不具有鮮明的反美特性。古巴人支持反對政治強人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的運動，并不是因為他們想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或與美國作戰，但是革命在相對快速的變革中造成了上述兩種后果。因此與其說是冷戰背景，不如說是革命與歷史的關系更能解釋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后續的事件。理解這一歷史至關重要——就其本身而言引人入勝，與美國的痛苦糾葛也令人倍感興趣。的確，為了克服半個多世紀以來兩國之間根深蒂固的敵意，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用睿智的雙眼思考過去與歷史。

然而根據人們所秉持的立場，歷史看起來總是有所不同。本書將以這一認知作為出發點。這是一部某種程度上可作為美國史的古巴史。從古巴的山川出發，一部不為人知的、必然具有選擇性的、不完全的美國史被重構出來。從這一有利視角進行審視，“亞美利加”（Ａｍｅｒｉｃａ）看起來變得不大一樣了。的確，“亞美利加”不僅僅指代美國——像世界上許多其他人一樣，古巴人用這個名字指代美國——更用來指代西半球的兩個大陸和島嶼。從理論上來說，“亞美利加”一詞歸屬古巴（或墨西哥、阿根廷、加拿大）的程度相較美國而言也不遑多讓。這也是本書命名為《古巴：一部美國史》的又一原因，因為此書顛覆了人們對美國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期望。與此同時，古巴的歷史是紛繁復雜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映照美國歷史的一面鏡子。通過這部古巴史，美國的讀者可以借助外來者的目光折射出他們自己的國家，一如我一生當中大部分時間所生活和理解的古巴與美國那樣。

《自由古巴：革命、救贖與新生》
作者：[美]艾達·費雷爾
譯者：林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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