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開心了？”我問道。

西蒙·拉特爾爵士略帶愧疚地盯了我一眼。他在慕尼黑，坐在沙發上，跟我談他與世界頂級樂團的斗爭史，毫無保留地聊了兩個小時。現在，他看上去有點滿意的樣子了。

這是我倆四十年來第一次面對面做采訪。當我問西蒙是否愿意上BBC三臺的廣播節目“萊布雷希特訪談”時，他說：“我肯定會樂在其中的。”畢竟時機恰到好處。工黨剛剛贏得大選。拉特爾當年曾被視為音樂界的托尼·布萊爾，那時后者還年輕。我問他是否會去聯絡新政府。

“我會給基爾·斯塔默寫信，也會給麗莎·南迪寫信。”拉特爾的回答很簡短。

“你會跟他們說什么？”

“恭喜。請照顧好它。”

英國音樂的狀況讓他心碎。他告訴我，為了上演《塔利斯幻想曲》，他要臨時找一批兼職弦樂樂手。他說：“很多人的回復是，‘這原本會是很好的機會，但我已經改了行，我正在接受教師資格培訓。我已經在國民醫療服務系統工作。我們需要養家糊口。’想到人們此間經歷的一切，我的心在流血。”

而這已經是英國音樂頂尖水平的狀況。他認為，進入音樂生涯的入門環境幾乎已經消失了。“想想如今人們必須怎樣才能第一次登臺，”他嘆了口氣，“我小時候可是萬事俱備。”

他在利物浦長大，會讀姐姐從圖書館借回家的樂譜。“我姐姐有自閉癥。蘇珊覺得我會喜歡勛伯格的《五首管弦樂作品》，所以我八九歲時就知道它們了。而我確實喜歡。現在還有哪家公共圖書館能借到這些？”

他父母讓他聽晚上七點半的廣播三臺晚間音樂會。“我媽媽是來自肯特郡的工人階級的女兒，后來改頭換面，說起了上流社會的口音。我父親帶我去聽爵士樂。我六歲時就聽過艾林頓演奏。我那時真的可以說就坐在鋼琴底下。我聽過巴迪·里奇（Buddy Rich）、梅納德·弗格森（Maynard Ferguson）。過了一段日子后，我在酒館里聽利物浦本地詩人的表演。”生活是如此豐富，以至于他那時并未聽說披頭士。

“那時的利物浦可有不少大人物。奧地利人弗里茨·施皮格爾（Fritz Spiegel）曾經是皇家利物浦愛樂樂團的長笛樂手，他為Z-Cars（譯注：警匪電視劇）配樂，并寫出了一部開創性的著作《自學利物浦方言》。在樂團里坐他旁邊的是（音樂電視節目的激勵者）阿塔拉·本-托維姆（Atarah Ben-Tovim）。”當時樂團的指揮查爾斯·格羅夫斯（Charles Groves）也讓他參加排練。“他覺得照顧年輕音樂家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西蒙·拉特爾

他在16歲時通過了高級證書考試，進入皇家音樂學院，然后很快就組織了一場馬勒《第二交響曲》的演出。他回憶：“當時的管理者認為我們還不夠成熟，不能演奏馬勒的作品。那時也很難找到樂手……排練時候我們只有一個中提琴。我很高興我找到了足夠多的歌手，他們唱得都很好。我不想故弄玄虛，但是探索這樣的音樂確實是一件不同凡響的事情。單就感覺來說我們覺得可以展翅高飛，但我確定我們實際上只是勉強演了下來。”

在被經紀公司看中后，他先后在BBC蘇格蘭交響樂團和伯恩茅斯交響樂團擔任助理指揮，25歲被任命為伯明翰市立交響樂團首席指揮。其他人可能會雙手緊抓這個邀請。拉特爾的選擇則是休業一年，去牛津讀文學。

“那時我想知道，沒有音樂我還能活下去嗎？”他回憶：“我那時已經以客座身份去國外指揮，有時我喜歡那種經歷，有時也會比我能夠想象的還要孤獨。我想知道如果我不是音樂家，我會是什么樣的人。”

他在牛津大學讀了三個學期，期間沒有聽過一場音樂會。“當我重回音樂時，聽到的第一場音樂會是約翰·卡雷威（John Carewe）和布萊頓愛樂樂團演奏的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約翰當時說，那是一支臨時組建的樂團，不會有什么好表現。我不在乎。我一路都在抽泣。我那時哭得太厲害了，以至于好幾個觀眾為了躲開我都挪了幾格座位。”

當時的伯明翰正處于巔峰期，“那是所有星星都對齊成一線的時刻之一。”他的利物浦老鄉埃德·史密斯擔任經理，兩人一起——“我們當時就像是吉爾伯特和喬治”（譯注：Gilbert & George，英國著名的藝術搭檔）——從藝術委員會那里拿到了一筆數百萬英鎊的撥款，并獲準建造一座新音樂廳，結果它成為了英國最好的音樂廳。拉特爾回憶：“我想我們那時不知道有多幸運，樂手們已經熬過了一段苦日子。他們說：‘我們已經很多年沒看過牙醫了。’我們后來一起去洗牙。當時那座城市想要重獲新生。歐共體也參與其中。直到今天還是沒有人知道那座交響音樂廳花了多少錢。雅克·德洛爾（譯注：Jacques Delors，1985年至1994年任歐洲委員會主席）和基思·約瑟夫（譯注：Keith Joseph，1981年至1986年任英國政府教育與科學大臣）為音樂廳的動工儀式破土。”

有一年夏天，他在格林德伯恩用格什溫的歌劇《波吉與貝絲》讓那里的香檳酒愛好者們感受到如同電擊的體驗，那是一部關于黑人貧民窟生活的歌劇。演員從美國招募而來。“有些人對這個很年輕的白人有點懷疑。在其中一首圣歌的速度上我們有過一些矛盾。有一位較為年長的成員對我說，‘西蒙，我們真的很喜歡和你一起工作。但我們時不時地會發現，你可沒有在棉花行業工作的親戚。’”他至今仍然定期與當時的原班劇組聚會。

我也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了他。那時我們倆都去接孩子放學。我覺得那時如果是其他指揮家的話，大概就會派保姆去。但拉特爾是一種新式指揮家，最讓他開心的事就是打破常規。他在伯明翰待了十八年后離開，手頭并沒有下一份工作。到了1999年，因為克勞迪奧·阿巴多在與癌癥作斗爭，柏林愛樂樂團的位置出現了空缺。丹尼爾·巴倫博伊姆顯然是當時的熱門人選。但是在一輪秘密投票中，拉特爾贏得了樂手團投票。那兩人此后也一直分享指揮棒下的傷痛史。拉特爾這么透露給我：“巴倫博伊姆仍然會對我說，看，西蒙，我想我會是更適合他們的人。”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說，丹尼爾，我那時就這么想……現在也是這樣。”

柏林歲月被證明是一段殘酷的覺醒歷程。“在克勞迪奧（阿巴多）的最后一場音樂會上，卡拉揚的遺孀埃利耶特過來跟我搭話，她那時不是完全清醒，但非常激動。她說：‘西蒙，祝你好運。但要留神。那個樂團很偉大，但他們殺了我的丈夫，而且也差點要了克勞迪奧的命。要小心。注意你的健康，注意你的理智。’”

當時樂團里有一群頑固的抵抗者，也有一些保守派，其他人就都是鐵石心腸。我很好奇：“你在星期一早上該怎么面對他們？”

“你得嘗試很多方法，”他聳聳肩，“眼神交流并不總是有效。而且很難保持自己的自信。我確實時不時地掙扎過好幾次。有一次有位年長的樂手對我說：‘上周詹姆斯·列文在我們這里。他跟我說早安。我應該怎么為早上向我說早安的指揮演奏呢？’另一位老前輩說：‘如果我們要演奏埃爾加，那我們不妨演奏——吸了一下鼻子——馬勒。’”拉特爾的伯明翰自信立刻成為過去式。

最美好的時光是讓音樂占據主導的那些夜晚。他向柏林介紹了在世的作曲家——利蓋蒂、古拜杜麗娜還有維德曼（Widmann）、阿戴斯（Ades）和特納奇（Turnage）。他上臺時會抬頭望向右手邊，看看總理默克爾是不是坐在那里。“她會說，在巨大的移民危機中，這是我唯一可以有不受打擾的三個小時的地方。”

他有沒有看到過哪位英國首相？他回憶了一下：“撒切爾，她來聽過《波吉與貝絲》。”

他駕馭這輛樂團中的保時捷為時十六年，直到他再次下車。他說：“作為一名在柏林的指揮家，那里可以很友好，也可以彬彬有禮，但你并不是行會的成員。他們是那里的名歌手。他們是那些留下來的人。指揮家們都是過客。”

他的繼任者基里爾·佩特連科是一個內向的人，從不接受采訪或錄制唱片。拉特爾對此很高興。“他們有了一位偉大的指揮家，他在我會讓步的領域完全不妥協。基里爾從不放棄，我相信這會讓他們完全抓狂，但他已經讓他們成為了一支……更容易……讓我們其他人指揮的樂團。”

在柏林經歷傷痛后，他開始與倫敦交響樂團交流。“那些人都是我在皇家學院或更早時候就認識的朋友們。這讓我感覺我們可以簡單地創造音樂，并看看它會怎樣發展。”倫敦交響樂團請他幫助他們來造一座新音樂廳。他回憶：“我那時說：希望這不會是我們未來幾年談論的唯一話題。”但事實就是如此。然后英國脫歐和新冠疫情將此計劃扼殺，同時他對巡演的忍耐也到了極限。樂手們需要的比他能給予的更多。他辭去了那里的音樂總監。

就在那時，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的一位朋友來跟他甜言蜜語，并且以高速鐵路般的速度為他張羅了幾場音樂會。從在利物浦的童年時光起，那支樂團的聲音就印在他的腦海里。慕尼黑的樂手們送給他一件印有“你永遠不會獨行”字樣的T恤——用巴伐利亞方言。“跟利物浦方言有點像。”他笑著說。

音樂廳再一次成為了問題。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與慕尼黑愛樂樂團共用音樂廳。曾經有人承諾要建一個新的音樂廳，但已推遲到 2036年。我提醒他，“你那時要81歲了。”

“我的工作是說服他們加快行動，”拉特爾爾保持著他的外交辭令，“無論我的繼任者是誰，繼續這項工作進程對我來說完全沒問題。”

我從未見過他如此放松。在疫情期間他做了白內障手術，他也提到會把我的一個問題轉給他的心理醫生。我對他說他看起來很開心，他想了很久才說：“多謝你的贊美……我喜歡在這里工作，樂團就像一個大家庭，非常隨和，但他們演奏起來卻像惡魔。我覺得在這里我真是一個幸運的人。”

兩杯卡布奇諾在咖啡桌上已經冰涼。我感謝他抽出時間，他輕聲說：“諾曼，這訪談我們拖了四十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