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入圍第十八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主競賽單元的作品，《莎莉的回憶》將情緒掩于文本之下，從翻譯題材入手，戲曲元素作伴，帶給觀眾最獨特而克制的江南韻味。電影將悲慟欲絕暗藏于故事之內，通過新穎的敘事結構和內斂的抒情手段，將觀眾帶入這個籠罩于悲情和回憶之中的世界。

影片主要圍繞著喪子的母親蔚英展開敘述，母親選擇繼承兒子明明的翻譯任務，著手翻譯外文書籍《莎莉的回憶》。伴隨著如書本般的三段式結構徐徐展開，我們逐漸理解這個母親深邃的悲傷，和兒子英年早逝的內情。導演用翻譯的故事，巧妙地設計出言語和心中所思的錯位，讓每一位身處家庭中的個人深切體會到面對至親時詞不達意、言不由衷的痛楚，無法真正地向家人表達愛意、歉意乃至無法發聲求救的困境。

《莎莉的回憶》劇照

錯位的語言，能否傳遞真實的情感？

影片中對于“翻譯”這一元素的設計極為巧妙，母親蔚英承接兒子的任務，前往兒子生前所上的補習班接受外文翻譯教育，接手兒子未能翻譯完的《莎莉的回憶》。在這種近似于命運和身份重疊的行為和情感中，蘊藏著一個渴望接近兒子亡魂的母親。在這一設定下，觀眾或許會對于母親的行為，以及兒子逝世的原因產生困惑。但隨著劇情的推進，兒子逝世的原因被導演粗略帶過，觀眾能夠得知明明因心理疾病而自殺的事實，卻無法在劇情的碎片中探索其根本。這種敘事筆墨上的輕重結合，卻恰好點出了蔚英與兒子生前翻譯書籍這一行為重疊背后的目的——即母親嘗試理解兒子逝世的真相。

作為一部三段式結構且以倒敘鋪開的電影，影片以“明明去世多年”、“明明生前”、和“明明幼時”三條時間線引導觀眾去認識蔚英和明明，該結構使觀眾對文本的捕捉度降至最低，也模糊了回憶與現實的邊界。這種朦朧感夾雜著全片壓抑的氛圍讓我們鮮少能觀察到、或感受蔚英內心的崩潰，這種抽離感也使得“翻譯”的內核帶給觀眾持續的沖擊。在電影第一章的翻譯課中，老師詢問在場同學一句文本該如何翻譯，只有蔚英選擇了痛苦到極致以至于麻木的：“今天還是昨天，母親死了，我不知道”。這暗示著蔚英因喪子而產生的悲愴已達到無以言表的程度，但對于缺乏信息量的觀眾而言，平和的翻譯課以及這一情節支撐不起任何情感，卻在全片閱畢之后給予觀眾靈魂最意想不到的觸動。

電影第一章伴隨著蔚英在江邊面對陌生人，自敘童年的故事后落淚結束。這是本片的首次情緒外顯，在信息量極少的第一章節，這些行為看似單薄。然而，當故事來到第二章“覓魂”時，兒子明明的人物形象逐漸豐滿。他熱愛翻譯，從翻譯課老師那里接下了翻譯《莎莉的回憶》的任務，影片用其紊亂的心緒，和他鮮少能和母親蔚英平靜地溝通的方式，暗示他的心理疾病早已處于崩潰的邊緣。這一切也在第二章中徹底爆發。全片最為巧妙的設計出現在了第二章的結尾，我們在這一刻看到了片中人物的第二次情緒爆發：當明明和蔚英因為瑣事激烈地爭吵過后，兒子和母親的對話與字幕的呈現產生了錯位——當兒子說著閑言碎語時，字幕呈現了“我不是個好兒子，沒做對過什么”；他看似瀟灑地對母親說“我不在乎”時，字幕卻又恰恰相反地呈現了“我愛你”；母親打著圓場似地問孩子要吃些什么時，字幕將“對不起”躍上于銀幕之上。這場言語錯位的大戲，以孩子的最后一句碎言收尾，字幕則最終定格在了“救救我”，伴隨著第二章的結束和一聲巨響，一場中國式家庭的“詞不達意”傳遞出有關這對的母子的復雜信息。

這場戲無疑是全片的高潮，導演用巧妙且含蓄的方式揭露了中國家庭骨子里最深的病癥：面對至親我們無法說愛、面對孩子我們不能道歉、面對生命最后的道別，我們也無法清楚地說出“救救我”。這是導演藏在故事里的一次反思，也是母親蔚英通過翻譯試圖探索并追尋的答案。早在第一章的翻譯課時，導演就暗示過這種“無法溝通”，課堂背景墻所懸掛的巴別塔圖片正是對蔚英與明明“溝通困境”的隱喻。這場由“翻譯”串起的故事，正如蔚英與明明之間始終錯位而無法表達的愛一樣，被導演深深埋藏在那些空間的盲區中。

前兩章平靜卻又扎實的敘事之所以暗藏諸多玄機，與影片的環境搭建的功勞密不可分。電影將故事放置在極富江南韻味的杭州，在悲傷的大基調下，全片的現實場景建立于流水潺潺、綠茵蔥蔥的杭州城市之景。蔚英在江邊自訴過去而流淚，在逼仄的江南舊居中與兄弟姐妹一同包粽子、祭祀。這些極具地方性色彩的行為都增添影片的真實性。影片中的人物閑談也都被設計成杭州話與普通話的夾雜，讓故事和人物都極富生活質感，使觀眾無法脫離導演布置的敘事。其貫穿全片的重要線索——昆曲《長生殿》也正是流行于以杭州等城市的江南文化圈里。正如歷史學者程美寶所言，昆曲，都緣起于一個“情”字 。影片借《長生殿》，傳遞出生離死別背后的復雜情感。有趣的是，這支曲目的劇作家洪昇，正是在杭州完成了這部膾炙人口的經典戲曲，使得影片中的各類元素都與杭州這座城市產生了極深的連接，令人感嘆劇組對杭州這座城市的精妙觀察和復刻。這些細微的設計又被導演巧妙地反作用于故事之中。

《莎莉的回憶》劇照

故事被如何講述：倒敘的真假與戲曲映入現實

當影片來到第三章“重圓”時，我們看到了幼時的明明與蔚英親密無間的母子情。與前兩章作為側面烘托的昆曲不同，本章將這首《長生殿》直白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并展現出這支戲曲與主角們之間的互動。盡管在情緒的連接上，使用昆曲《長生殿》的戀人生離死別之情，與劇情中母親的喪子之痛相銜或許有些不適宜，讓人感到這一安排實則是為了“戲曲與現實相呼應”的形式而服務。但通過這樣的設定，我們才能在年輕的蔚英面前，細細體會這段最能解釋其未來情緒的曲目《長生殿·哭像》。

當此時家庭圓滿的蔚英聆聽著“我如今獨自雖無恙，問余生有甚風光，只落得淚萬行，愁千狀，人間天上此恨怎能償”的唱詞時，她無法明白這將是其喪子以后的人生注解，觀眾也在此刻產生本片是否為倒敘電影的疑問。本片所塑造的整體氛圍是靜謐平和的。在聽覺上，除去人物的交流，就僅有貫穿全片的《長生殿》戲曲唱段，戲曲不僅加深了江南特有的文化屬性，也豐富了主角蔚英的人生故事。隨著電影推進至第三章時，劇情與戲曲內容的穿插逐漸明朗，我們得以直面《長生殿》的表演，詳細聆聽戲曲的演唱，導演這樣的安排也有意引導我們，將對戲曲的關注由聽覺效果轉向對文本的考察，使觀眾領略其唱詞與劇情的巧妙重合。

影片兩次聚焦杭州動物園。在第二章“覓魂”中，長大成人的明明與好友們一同在動物園里游玩，在動物園里他使用了一部明顯不符合當下時代的DV來記錄與同伴們玩耍的景象，左下角的年份與日期則寫著2002年6月5日。而在第三章，我們看到年幼的明明，也曾在父母的陪伴下前往杭州動物園，并且拿著同一只DV。導演用了一個日歷的特寫告知觀眾，這一天正是2002年6月5日。地點、物件、日期的三者重合似乎不僅僅是這個三段式電影章與章之間的銜接巧思。倘若這一切巧合都只是掩藏于情緒之下的劇情暗示，那導演在第三章結尾的設計，以及對劇情的解釋則不再含蓄。

當年幼的明明和父母一同走出未能開門的動物園拐入街角時，碩大的球體出現在了三人的上空，孩子指著天上的球體欣喜地說道：“這是地球”。反常識的情節近乎直白地解釋了：這一切不全是真相，也不全是記憶。如果我們將第三章明明幼時的故事碎片串起，它清澈得仿佛不像是一個主體的回憶。從昆曲故事與蔚英遭遇的重合，到跨越多年的DV和杭州動物園，直到結尾明明指出這里不是“人間”，實則是“天上”，第三章開頭昆曲唱段里“人間天上此恨怎能償”的暗語在此刻完成了閉環。

其實電影早已通過劃分的章節暗示我們，從明明死去的“覓魂”，到明明兒時的“重圓”，故事并非遵循著倒敘關系，而恰恰是與《長生殿》故事對應的“逝去故人又相見”的順序。導演通過蛛絲馬跡向觀眾暗示，第三章的不過是蔚英對明明的思念，夾雜著錯亂的回憶，想象之中的明明和兒時一樣鮮活、一樣惹人憐愛。第三章的畫面顏色也與先前篇章里陰郁冷峻的綠色杭州不同，充滿了溫馨的暖黃，既象征著舊日美好，亦暗示其如夢如幻。但是，這樣的樂景同樣襯托出蔚英無法走出喪子之痛的無言哀情，這成為了導演在電影中埋下的最大迷思。

《莎莉的回憶》劇照

結語

《莎莉的回憶》呈現出一種罕見于電影的古典美學。在場景上既有江南綠化、錯落有致的靜景，也有人物在室內空間轉移的穩健調度，在經歷喪子的巨大悲劇后，蔚英的克制更是讓人感到痛心，壓抑的哀傷往往比高潮的情緒更能觸動心弦，這樣的設計也使得整部影片呈現出如鯁在喉的宏大悲傷。在敘事的打磨中，母子在言語與內心上的錯位，被繼承的翻譯任務，以及昆曲唱段和影片內容的雜糅，更是讓故事的結構更覺新穎。

在影片一段段晦澀言語的推進中，我們跟隨蔚英探索到了其悲傷的原因。這樣的設計讓全片更像是一場解密，我們在母與子試圖相互理解中，感受到明明的絕望和他言不由衷的悲涼，也在蔚英對《莎莉的回憶》翻譯任務的鏡頭里體會到她貫徹余生的贖罪和探索。全片只字未提蔚英所做一切是為了理解逝去的兒子，但卻將愧疚和悲愴化作了她獨居家中的每一景、面對生活的每一瞬。當觀眾隨著蔚英的心情與她共同面對這無力的事實時，我們不免想起影片中翻譯課上老師對于“翻譯”的理解：“在死海中搭起橋梁”。這便是母親蔚英在贖罪的翻譯旅程里的期盼。

影片的結尾，導演依然在悲傷中給了我們一個暗藏希冀的空缺。在獨居的小屋里，蔚英翻譯完了整本《莎莉的回憶》，合上草稿的瞬間里電影的畫面變成了黑色，對于“如今獨自雖無恙”的母親，這樣的留白仿佛在說:不回頭、不回頭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