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

如何從體制機制上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保障？中國當前產業結構升級大體處于何種階段？應該從哪些維度培育發展耐心資本？各地布局新質生產力時如何避免重復競爭？在面臨一些外部挑戰情況下，中國新能源產業未來發展態勢如何？

近日，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黃漢權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新質生產力既是發展的命題，也是改革的命題。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制度創新來支撐，即通過進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來構建更能適應或更好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

黃漢權認為，“因地制宜”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方法論，“我理解，這個‘地’是廣義的概念，不僅局限于地域，還要‘因技制宜’、‘因業制宜’”，即不同地區、不同技術路線、不同產業類型都要結合各自的特點和優勢，采取不同發展路徑。

黃漢權表示，當前中國產業結構處在服務業占主導的“三二一”型發展階段，但是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相較發達國家還比較低。因此，在繼續提高制造業發展水平，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邁進的同時，也要加快提升現代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水平。

在談到中國新能源產業如何應對外部挑戰并更好發展時，黃漢權認為，要通過談判、協商，形成共識，創造共生共贏的合作發展格局。應支持企業根據發展需要，選擇在適合的國家和地區布局，包括走出去投資建廠，但要引導、鼓勵和支持企業把重要和關鍵核心環節留在國內，這樣就有利于形成產業鏈供應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黃漢權（受訪者供圖）

“因地制宜”是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方法論

澎湃新聞：從上半年的投資數據看，從全國到各省份，高技術制造業保持較快增長，這說明了什么？

黃漢權：高技術制造業的快速增長是符合產業發展規律的。之所以稱為高技術制造業，首先是科技創新驅動、其次成長性好，大多數的高技術制造業屬于新興產業范疇，從產業發展階段來看，還處于快速成長期，因此相關的投資快速增長是正常的。

目前來看，這種增長是可持續的，因為對高技術制造業的需求也是快速增長的，新產品、新業態、新服務等領域的市場規模還在不斷地壯大，而且隨著消費者對高技術產品和服務的接受度越來越高，其相關應用場景也越來越豐富，市場規模也會越來越大，從這個方面來看，高技術制造業發展的可持續性還是比較好的。

現在各個地方都在進行這方面的投資、鼓勵這方面的發展，就是因為看到它們的成長性和可持續性。

澎湃新聞：《決定》對發展新質生產力進行了部署，您認為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提法？

黃漢權：新質生產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動力。當前經濟工作的重要著力點就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既是發展的命題，也是改革的命題。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依靠科技創新起引領作用，但從科技創新到產業創新，到最后形成新質生產力，背后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需要制度創新來保障，就是通過進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來構建更能適應或更好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

二十屆三中全會在這些方面做出了系統的戰略部署，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提法是“因地制宜”。 我認為，“因地制宜”是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方法論，對“因地制宜”的“地”不能理解窄了，不光純粹是地理概念上的“地”，要從更廣義的范疇去理解，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從地域角度，各個地方要根據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選擇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攻方向、實現路徑以及主要發力點。

第二，從技術路線角度，因為新質生產力強調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的技術創新，現在每個領域的技術突破應該說是風起云涌，這些技術創新里就有不同的技術路線，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要根據不同技術路線的特點、發展階段，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使不同的技術路線都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并行發展，并通過市場的優勝劣汰，最后篩選出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術路線和由其催生的新質生產力。

第三，因業制宜，“業”是產業，發展新質生產力要統籌好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新興產業發展壯大、未來產業有序布局。不同類型產業的發展階段不一樣，所對應的技術特點、發展要求也不一樣。比如，對于傳統產業里，需要更加注重采用先進的、前沿的技術，特別是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技術，對其進行改造升級，推動傳統產業煥發新活力，實現“老樹發新枝”。在新興產業中，主要考慮怎么通過新的技術來開辟新領域、新賽道，加快新興產業發展壯大，盡快形成更大的體量和規模，實現“新苗扎深根”。未來產業則是考慮如何選準方向、前瞻布局，通過超前投入，特別是鼓勵耐心資本進行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持續培育，讓未來產業能夠盡快發芽成長為新興產業，實現“新芽長新苗”。而且，在以上三類產業統籌發展過程中，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它們是相互支撐、相互促進的，比如新興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傳統產業的配套和支撐，同時，新興產業形成的一些新技術、新設備、新工藝、新服務，反過來也可以應用到傳統產業上，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決定》也從體制機制上明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有何積極作用？

黃漢權：我覺得肯定有很大的牽引、推動作用，因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這個創新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科技創新，二是管理和制度創新，后者實際上就是改革的內容，既通過改革推動體制機制創新。

如果沒有制度的創新做保障，很多時候科技創新也很難實現。雖然我們的科技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在科技創新特別是自主創新、原創性顛覆性創新方面還有明顯的不足和短板，這就需要通過科技體制改革，特別是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實現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互動，從而加強我們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使得科技資源能夠得到更有效的整合和高效利用，促進更多的高質量科技成果涌現。

政策、資本如何為發展新質生產力保駕護航

澎湃新聞：我們在制定一些改革措施、政策時，如何能夠更好與市場銜接？

黃漢權：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在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過程中，企業是非常關鍵的，如果說科學家是實現“從0到1”的發現突破，企業就是實現“從1到100”的拓展應用。

如何真正從制度上讓企業成為創新主體？我覺得可以有幾個方面，第一，要支持企業主動牽頭或參加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完善由企業主導構建的產學研聯合體運行機制，促進產業鏈鏈主企業加強上中下游聯動創新，因為企業是問題導向、市場導向、需求導向的，由他們來主導建設產學研聯合體和產業鏈聯動創新，能夠有效解決長期存在的科技和產業兩張皮的問題。

第二，確確實實保障企業在創新決策中的自主地位，政府不要給企業下任務，要讓企業對科研項目有自主決策權，比如項目立項、資金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等方面的決策權。

第三，在人才自由流動方面，要為企業吸引優秀人才提供便利的環境，特別是如何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破除科研人員從高校、科研院所流向企業的各種制度障礙和隱形壁壘。

澎湃新聞：近期，耐心資本引發關注，您認為耐心資本對于產業發展的必要性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黃漢權：首先，耐心資本要能夠滿足產業發展的周期性需要，因為產業發展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對資本的需求是不一樣的，比如萌芽期可能需要一些能夠承擔較高風險的種子資金和風險投資，到了發展起步期，可能需要一些創業資本或股權資本，到了快速發展期可能需要資本以借貸的方式進入。從有利于產業長遠發展的角度來說，耐心資本肯定是受歡迎和鼓勵的，特別是在更早就進入而且長期持有的產業資本，它隨著產業的發展壯大，從中獲得穩定、長期、可持續的回報。

其次，耐心資本對企業發展來說，可能就不光是解決融資問題，因為需要長期持有并獲得穩定的回報，它會對企業的發展給予技術、服務等相關支持，因為這類資本已經與企業發展形成利益共同體。

澎湃新聞：中國應該從哪些維度培育發展耐心資本？

黃漢權：第一，應該支持各類產業基金，特別是政府發起的產業發展基金或引導基金，發展成為耐心資本；第二，要積極鼓勵發展創業投資和風險投資；第三，推動銀行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推出更符合產業發展的一些中長期貸款；第四，鼓勵國企央企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做更長遠的中長期投資，特別是投向原始創新領域，當然，對于這些投資，要有一套與之相配套的考核評價體系。

澎湃新聞：今年以來，各地積極布局發展新質生產力，但聚焦的領域主要在某些行業，您認為地方政府在決定布局一些新興產業時，該如何做好評估？在后續的投資建設中，如何做好有效監督，避免重復競爭？

黃漢權：目前地方在布局發展新興產業過程中，確實存在同質化現象，如何避免？首先，國家層面要有統籌，比如可以定期發布一些新興產業的信息，把一些行業領域已經有多少項目在投在建或者規劃建設、大概到什么時間節點可能會形成多少產能等信息向社會公布，以便各地方、各企業在決策時作為參考。第二，在投資一些新興產業時，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要加強監管，主要是不能讓地方政府開展內卷式惡性競爭，防止各種違規招商引資，通過過度的優惠讓利比如稅收、土地、電力等各種補貼支持產業過度擴張，要確保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公平競爭。第三，要引導各地在布局新興產業時，不要追求“大而全”，不要追求全產業鏈，要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優勢聚焦于某一個產業的細分領域、產業鏈的某個環節，這樣大家可以做到互補，實際上很多產業的發展空間是足夠大的，能夠讓很多地方、很多企業進入、形成互補錯位發展。

新能源產業如何應對外部挑戰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服務引領、制造支撐是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主基調，近年來這一趨勢有發生變化嗎？有哪些表現可以佐證？

黃漢權：這個趨勢一直還在延續，還在往前走，我們看產業發展規律，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是“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

越是比較高級的產業結構，服務業占比就越高，我們現在產業升級的方向，也是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要高度發達。生產性服務業主要是為制造業做支撐保障服務的，實際上如果從整個產業鏈來看，制造業升級的主要方向就是往高附加值的兩端走——一端是研發、設計，另一端是金融服務、供應鏈管理、市場營銷、品牌建設等。

中國現在產業結構處于“三二一”的發展階段，但是服務業的占比相較發達國家而言還是比較低的。當前中國服務業比重雖然已經超過50%，但發達國家服務業占比一般達到70%以上，有的甚至更高；其次，中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占比雖然也在50%以上，但很多發達國家的這一占比也是70%左右。

所以現在我們發展產業，一方面肯定還是要繼續提高制造業發展水平，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邁進，但另一方面，也要提升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水平，因為附加值比較高的環節往往在生產性服務業領域，所以要實現更高效益、更高質量的發展，離不開生產性服務業水平的提升。

澎湃新聞：近年來，以新能源產業等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明顯，但當前也面臨一些外部挑戰，您認為中國新能源產業未來的發展態勢大概是怎樣的？

黃漢權：新能源產業是符合全球發展的大方向的，它能解決能源革命、能源轉型、能源安全等問題，同時也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所必須的，符合大方向的產業肯定是有發展前景的。

中國在新能源產業發展上有競爭優勢，經過這些年的發展，通過更早的、持續的投入，同時得益于中國制造業的完整性和產業體系配套齊全，以及超大市場規模能夠攤薄成本，加之政策支持大力推廣應用、創造各種各樣的應用場景，這些因素加起來使得中國新能源產業具有綜合競爭優勢，包括產業鏈完整、高性價比等。

但是，當前確實面臨一些外部挑戰，比如部分國家對中國產新能源車加征關稅等，我認為這對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是有影響的，但是影響是可以對沖的。首先，中國的產品還是有競爭力的，只是盈利空間會被壓縮，其次，目前加征關稅只是少部分國家和地區，還有很多國家和地區很歡迎中國的新能源產品，畢竟我們的產品性價比高，而且對當地綠色發展確實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當然我們也要對這個問題高度重視，要通過談判、協商，使大家能夠達成共識，形成共生共贏的分工合作發展格局。

對企業來說，選擇在適合的國家和地區布局，走出去投資建廠，在把關鍵核心環節留在國內的基礎上讓產業鏈部分環節走出去，這些都是可能的選項。另外，當前面臨的壓力也會倒逼企業進一步優化工藝流程、改進生產技術、加強管理，進一步降低成本等，以實現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