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指出，中國的人口負增長已經勢不可當。長期的人口衰退，尤其是伴隨著不斷加劇的老齡化，勢必會帶來非常不利的社會經濟后果。

一個有共性的命題

不僅中國面臨人口問題，其實全世界都在面臨。

縱覽人類人口增長歷史，從公元前1萬年到公元元年，花了1萬年時間，全球人口規模才從約600萬人增加到約2.5億人。此后，人口發展越來越迅速。第一個10億，大約經過了1800年；第二個10億的到來，只在前一段的基礎上用了130年；30年后，1960年，第三個10億完成；再過14年，1974年，人類人口突破40億。可謂快馬加鞭。

但是，增長速度由此開始掉頭。世界人口于1987年達到50億，1998年達到60億，2011年達到70億。每10億人口的增加年限幾乎持平、甚至開始下降，鑒于人口基礎越來越龐大，可見人口增長速率是在下降的，而且非常明顯、越來越明顯。

20世紀60年代的世界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2%，增速達到頂峰。當前，增長率已經降至約1.16%，并有繼續下降的趨勢。

中國人口轉變的趨勢與世界總體一致，但波動更劇烈。1965-1970年間，中國人口的年均增長率高至2.74%，超過世界平均水平0.7個百分點。按照當時的速度，中國人口僅需25年便會翻一番。到70年代末，人口增長率快速回落至1.44%。此間人口波動可能與自然災害等因素有關。8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后，1990年起人口增速再次進入快速下降通道。如今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僅為約0.5%，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低于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

人口增速下降伴隨著老齡化問題，也在中國發生。

聯合國將“65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過7%”定義為“老齡化社會”，將“比例超過14%的社會”定義為“老齡社會”。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中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24090萬人，占總人口的17.3%，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15831萬人，占總人口的11.4%。

從老齡化社會過渡到老齡社會，法國用了126年，瑞典85年，英國46年，德國40年，日本24年。中國需要面對的轉換可能是激烈的。

根本在于“不愿意生”

人口增幅減少，根本原因是生育水平急劇下降。

《2018年世界人口狀況》統計，全球女性平均生育為2.5個，比1950年下降50%。在占世界人口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生育率由6個降至2.4個，下降幅度更大。即使在最不發達國家，生育率也下降了三分之一。人們的婚育觀念已經整體發生了變化。

中國的生育水平從大約6個孩子下降到1.5個左右，尤為突出。這當然和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有密切關系。

對于人口政策，相關行業研究人員展開了激烈的大討論，長達十數年乃至更久。一部分人認為，“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愿意生二孩的女性比例很高，人口將會出現急劇增長的現象。發生“人口堆積”；另一部分人認為，我國的育齡婦女生育意愿較低，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放開政策應當不會引起很大的出生人口堆積。雙方都拿出實證數據，但大約因數據采樣量太小，代表性不夠強，說服力總歸有限。比如當時一項研究，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年度出生人口規模的變動，認為婦女生育二孩的意愿較高，結論是，一旦實行“全面兩孩”政策，我國年度出生人口將會快速而大量增加。高峰時期育齡婦女的生育水平約為4.5個，出生人口也將達到4995萬。

實踐是唯一的檢驗方式。

2013年11 月，“單獨二孩”等政策出臺，即政府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根據衛計委數據，截至2015年5月，只有約145萬對夫婦申請生第二個孩子，僅占符合條件夫婦數量的12%。

201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全面兩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

2016年和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分別為1786萬人和1723萬人，比“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前的“十二五”時期年均出生人數分別多出142萬人和79萬人；出生率分別比“十二五”時期提高了0.84和0.32個千分點。

據悉，2017年出生人口比2016年有所減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數量下降較多。

也就是說，有限制不生，沒有限制也不怎么愿意生了。別說二孩想不想生，連一孩都不愿意生了。

“養老”與“養兒”，為什么不愿意生？

對于提高生育率的原因，防止社會老齡化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無疑，生育率持續下降，導致人口比例中青少年、幼童的比例下降，而老年人比例上升，形成人口金字塔的倒轉，這種結構對資源分配、經濟發展與社會政治穩定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人口支持比是指適齡勞動力人口（20—64歲）與老年人口（65歲以上）之比。當人口支持比大于7.5時，經濟高速增長；比值小于7.5時，經濟中速增長；比值小于4.8時，經濟低速增長。

《中國統計年鑒2016年》稱：中國20-64歲勞動力與65歲以上老人之比，將從2015年的6.5下降到2030年的3.3。

從宏觀上說，老齡化社會亟需增加青少年、幼童，但是，幼童成長為勞動力人口仍需時日。老齡化率會因出生率上升明顯下降，但人口支持比并不那么容易快速“兌現”。加之中國的人口生育率因政策原因下降快速，人口結構的“倒金字塔”尤其“脆弱”。“中堅力量”的負擔更為繁重。

簡單地說，為什么要大家生？為了社會養老問題能夠更好的解決。如果生產的人少，消費的人多，養老的確是個問題。但是，當社會已經進入了老齡化，養老壓力已經增大，中年人的勞動開始“不足夠”支撐一個龐大的老齡化家庭，養不起老，你能夠養得起兒么？

在目前條件下，醫療保障仍然不足，老年人的護理機構、人員、服務等也缺乏，許多“養老”的成本還是由家庭承擔。有一段時間，一篇中產家庭敘說岳父因感冒而最終重癥監護直至離去的帖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

想減輕“養老”的社會負擔，但家庭負擔仍然重，恐怕就很難有意愿去提高生育。

“養兒”不容易

除了“養老”的負擔不容易解決，“養兒”本身的負擔也越來越重。

一方面，養護人的負擔很大。媽媽們大多數仍然必須工作，生育孩子能夠得到的假期、福利和照顧不僅僅微乎其微，甚至是不近人情，或者干脆是非常惡意的。法定產假三個月杯水車薪，雖然有些地方有所放寬，但經常得看單位領導的“一念之間”傾向如何，缺乏制度保障。哺乳期等則基本上不怎么在考慮范圍內。許多工作對育齡女性的歧視可能大于照顧。總體對“媽媽”們并不友好。

另一方面，養孩子的負擔很大。在要求“媽媽”們趕緊迅速馬上上班的前提下，托兒所幾乎絕跡，幼兒園也嚴重供給不足。形成了嚴重的“嬰幼兒由誰來看護”的巨大空白。導致當前社會，老人是養孩子的主力軍。大批老人奔赴兒女所在城市進行“養兒”活動。其相關的異地醫療、養老等服務卻都非常缺乏，帶來更多家庭和社會矛盾。即使孩子上了學，就算不說教育資源極度不平衡帶來的“擇校”困境，所謂“快樂教育”將極大教育責任推向了家長和課外，養孩子等于比拼家庭資源，家庭需要付出極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幫助孩子完成正常的學業。

一些研究都發現，生“二孩”意愿低，與經濟壓力、時間壓力、優生觀念等密切相關。其中，房價上漲也會對城鎮在婚家庭的生育意愿產生顯著擠壓效應。

此外，雖然有關研究發現，城鎮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農村人口的生育水平。但農村生育問題也遇到了很大挑戰。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尋找工作，卻無法解決其根本性的因“戶籍”所限帶來的各種公共服務問題。無論是勞動保障、孩子教育等問題都讓家庭無法選擇，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同時存在，家庭流動性強、團聚性差，也會對生育意愿進行擠壓。

各國生育政策都在“轉向”，如何能更有效？

人口問題確實是個國際性問題。隨著經濟發展、健康改善、壽命延長和死亡率下降，生育水平都會大幅度下降。

世界各國也都經歷了一輪對于生育觀念的“轉向”。

聯合國的《世界人口政策2009》指出，1976年時，36.7%的國家認為自己生育水平偏高；1996年，45.3%的國家認為生育水平高。此后，這種認知開始持續回落，2009年，已降至37.4%。與此相反，認為自己生育水平偏低的國家比例在不斷上升。1976年僅為10.7%，主要為芬蘭、法國等歐洲國家；2009年達到24.1%。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擔心生育水平過低，而持續的低生育水平影響綜合國力的提高。“低生育率陷阱”成為新擔憂。

同時，各國的生育政策也在“轉向”。過去，認為生育率偏高的國家中，絕大多數采取各種降低生育水平的措施。現在，認為當前生育率偏低的國家中，絕大多數都想方設法出臺鼓勵生育措施。

韓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曾喊出“兩個都太多”，90年代后其廢除計劃生育政策，轉而鼓勵生育。日本1972年推行育兒補貼，90年代后逐漸大幅提高津貼，并延長幼兒領取年限。同時不斷優化育兒假條件，成立更多幼兒看護、兒童學后托管機構。新加坡1984年出臺的政策鼓勵高教育程度的女性生育更多孩子，此后不斷加級對生孩子的家庭實施減稅和補貼，對兒童日托進行補貼。但對生育率促進還是有限。

事實上，這些與歐洲的相關政策比仍然不足。北歐國家在20世紀90 年代，總生育率也曾下滑至1.5，經過多年努力，2013年的總生育率已經接近2。其“秘訣”不但有較好的福利來進行育兒的經濟補貼和改善撫育條件和育兒設施，而且采取保障女性的勞動參與、普及的照顧服務、社會與性別平等以及公民的社會權等政策取向，促進女性就業，使女性的工作彈性較高。

時代在變化，社會需求不再一樣。如果調整政策來面對新需求，方式也必須與時俱進。

后記

中國的人口政策與世界人口政策發展有共性也有特點。總體而言，趨勢相近，但方式可能更猛烈。

世易時移。曾幾何時，這世界的技術突破和生產力發展仍處在落后階段，社會資源不足以保障多數人生活，而家庭亟需更多人口來完成代際贍養，世界對于人口增長懷有抗拒心理。當世界經過幾次技術革命，又進入前所未有的長時間和平時代，因資源約束帶來的人口約束幾乎消失，思想上的轉變卻約束了生育水平，世界對于人口負增長懷有恐慌心理。

其實，對于這世界應該、能夠承載多少人口，隨著技術繼續發展，我們需要的勞動力是更多還是更少，業界或者還可以繼續更深刻的討論。就像是全球的生育觀念，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新的變化。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時代是不斷變化的，政策應當隨之作出及時調整，而且，政策調整不應當只是機械性調整，而應該是基于對時代變化和人的變化、社會變化深入了解的基礎上，進行公共服務和管理的系統性調整。

無論是“養老”“養兒”，“養老”來“養兒”，抑或“養兒”來“養老”，政策的效率不是表現在簡單性上，而是系統性上，不是在管制力度上，而是在服務深度上。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