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世紀初，《玩偶之家》傳入中國，娜拉以其反抗與自立精神鼓舞了許多中國女性走出傳統、尋求獨立。然而，她也被各種男性本位的大敘事利用，來塑造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新女性形象。20世紀20-30年代，以發揚西方戀愛觀為主的自由婚戀大敘事，鼓勵女性反抗包辦婚姻，卻未能提供解放她們的社會條件。本文摘自《“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1930年代》許慧琦著，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4年7月版，有刪減。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1930年代》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社會，雖經歷“五四”以來新青年對傳統與舊俗的宣戰，仍因積習久遠，新制未定，而拉扯出一幅思想前衛而道德守舊的矛盾畫面。廣傳于青年間的兩性關系新思想，包括社交公開、自由婚戀、自由離婚、新性道德等。難以揮之即去的舊道德，則可見于女子貞操觀的衍型，如一女不談二戀、人們忌娶離婚婦或寡婦（白包頭），及凡事以夫為貴、女子以嫁人為職業等。在新舊雜陳的時代，很容易產生某些特殊或極端的現象，摩登女子便為其一。

1930年年底，天津《大公報》有篇匿名作者寫的《易卜生之功罪》短文，將娜拉與新興的摩登女子做了聯結。作者諷刺易卜生“只會放火，不會收火”的本事；一出《娜拉》激勵了許多婦女出走，但是：

那些女子們雖然脫離了家庭的羈絆，并未解除了傀儡生涯。不是跳蕩于Club之間，便是沉湎于Hall之內。忽而抗在Mr. A的肩上，忽而鉆在Mr. B的臂中……自然，家庭傀儡，決非正道。開籠放鴿，理所當然。易老先生解除痛苦，提倡自由，有先鋒開路之功，有萬夫不當之勇，真乃出乎其類，天下第一英雄，難得呀難得！可是假如解放以后的好現象都寫在易兄的功勞簿上，那末提起這些狼狽情形，只恐易老先生也“大大小小有個牽連在內”了。

文中所謂的“狼狽情形”，指的就是20世紀20年代以降逐漸蔚為風潮的摩登現象。摩登二字在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的中國，堪謂最富爭議性的新詞匯之一。幾乎所有輿論都同意，摩登乃英文“Modern”的音譯，一如“毛斷”是“Modern”的日文音譯名。多數中國民眾對摩登的理解，傾向“Modern”的表面之義，即追求外表的時尚品位，顯示自己走在流行前端，以此象征自己的“新”與時髦。但也有論者企圖掌握“Modern”意指進步的現代性內涵，以為該詞匯正名。摩登風潮的出現，與中國社會日益西化直接相關。清末民初以降產生的“西俗東漸”現象，到“五四”階段更被普遍實踐與傳播。過于不加揀選地引進西方文明，容易引起東施效顰的弊病。自20世紀10年代軍閥混戰時代開始，西方軍事、經濟與文化勢力，便源源不絕滲入中國各處。隨之同來者，包括西方的生活與娛樂模式，此可見諸當時報刊上的各類廣告。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女性被視為文明的象征，時髦消費的先導”，因而備受廣告商寵愛。為數漸增、展現健美體格與矯捷身手的女運動員，在引導與塑造時下新女性的風潮中，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可諱言，當時的女運動員雖各具體育本事，仍難免被大眾從賞玩角度看待。男性公開消費與娛樂女體的心態與行徑，使得從球員到招待各種不同層級的女性，在都市世俗化、現代化與商業化的過程里，扮演著比以往更為復雜的角色。此發展改變了女子以往封閉的生活方式，并擴大女子的社會活動空間，唯不必然提升女子地位。因為“外國金融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結果，在中國創造了一種新游閑階級”，新式摩登女子，便是伴隨新游閑階級的需求而出現。這些需求，則與近代中國都市消費文化的萌芽相伴生。

傳統中國社會，基本上以“黜奢崇儉”的理念主導消費思想的走向。此一理念的主要消費表現，包括以實用為消費品制造原則，溫飽為社會消費目標，吃穿為消費主要結構，節制為消費需要之戒尺，原始消費為理想，及以等級為消費依據。上述六點特色，可據之來衡量對照近代中國都市的消費文化。……

此外，當時全國女學生高度集中于大都會，造成相對求學易就業難的情況；這也種下年輕無業女性競逐時髦的因子。民國時期全國女學生的區域分布，相當不均。以女子職業教育為例，1929年度無女子職業學校的省市，幾占全國二分之一。其余多數女學生，集中在少數城市。這種分布懸殊的情形，對女子的就業發展，只有害無益。以上海為例，便明顯發生女子就業市場僧多粥少的激烈競爭現象。1930學年度，該市有女子職業學校11所，占全市職校73.33%，居全國之冠。同年，上海女子師范學校學生總數有1192人，居全市師范學生總數62.54%，在比例上僅次于甘肅，數量卻遠超過只有119人的甘肅。在高等教育方面，到1931年，上海高等教育機構達10余所，至少占當時全國有女學生的高等教育機構的13%以上，不可謂不高。相較于不斷成立以容納女學生的教育機構，上海所能提供中高等教育畢業女性的就業市場，極為有限。確實，上海中下層女性職業選項頗多，如女工、女招待、女傭、看護婦等勞力或服務業。該市提供給高學歷女性的職業，種類雖也不少，工作機會卻相對稀少。當這些家境優渥、在校園受新潮熏陶的女學生，走出社會卻發現無適當職業可高就時，便容易沉溺于學生時代便開始的自由戀愛與物質享受中。有論者指責不少女學生抱著求學、求愛、求舒服的“三求主義”價值觀。這種“只求不做”的心態，助長虛榮而浮夸的社會風氣。不少家長受此風影響，雖拋下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卻抱持讓女兒的畢業證書當好嫁妝的心態。有論者指出，這種重學歷等外在條件盛過實質內涵的趨勢，頗風靡于當時女學生群。

這群受過教育，有本事與時間沉醉于戀愛游戲與享樂的新女性，雖然與受生計所迫而淪落的青樓女子生活處境差異極大，其言行卻同樣被世人目為墮落。連高學歷的大學殿堂，也難逃膚淺的愛美享樂。“皇后”“校花”一類的頭銜，于校園隨處可見，女學生還趨之若鶩。署名“恨儂”的作者，在1923年指出“女子墮落的原因，確有好奢厭勞，愛吃愛穿，喜插帶，想出風頭等種種，有以造成之”。

“恨儂”所言，可謂近代中國“摩登女子”或謂“摩登狗兒”的主要特質。“摩登”自此，成為青年男女追逐的時尚象征，輿論競相登載的熱門話題，以及憂心之士的批判對象。1924年的《婦女雜志》，曾針對男性征求“我所希望于女子者”投稿。多數投書者認為，現代的女子“太講究裝飾，虛榮心太盛”。其中，有人表示女子的責任雖不止于當賢妻良母，但當時可被稱為賢妻良母的女子，實在太少。

當職業娜拉無職業可就時，便衍生出缺乏經濟自立的偏差表現；摩登女子便屬眾人眼中的新女性墮落變形。摩登女子雖不盡然就是出走的娜拉，但對某些輿論而言，走出家門的娜拉卻很可能變成徒具新女性空名的“摩登狗兒”。作者張丹孜便提及：“在易卜生戲中最足以感動婦女的，便是‘傀儡家庭’。其力量足以喚醒一般婦女，不做男子的玩物。尤其一般求學的女子，幾乎個個大聲直呼，說是不愿做男子的玩物。照此說來，似乎新式的婦女，都不肯做男子的玩物了；然而從事實上看來，卻又不然。婦女們依舊打扮的妖妖嬈嬈，依舊不愿工作，只愿冶游。”摩登女子，成了無職業（或不以職業為重）的中國娜拉。

……

綜觀那些批判摩登女子是新女性之恥的男女論者，大致舉出她們的四大罪狀：對社會無益；拋棄賢妻良母角色；國難當頭仍逸樂；不愛用國貨。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輿論多集中注意力批評時髦無助社會發展，并著重從女學生的行為表現來討論。如論者姜異生，曾列舉不經濟、不衛生、有關人格、含著虛偽性、妨害學業、違背生理等原因，說明其反對時髦的理由。另有人批評許多上海女子“有奢侈觀念無儉樸觀念，有賭博觀念無作事觀念，有看戲觀念無看書觀念，有用錢觀念無儲蓄觀念，有游戲觀念無職業觀念”等不良特質。更有人以“娼妓化”的裝飾，形容那些打扮得妖嬈嬌艷的女學生們，并從“摹仿的，虛榮的，矜美的”三種因素出發，分析那些艷裝女學生的心理及其弊端。奢侈虛華的消費空氣，原多限于東南方大城市，如上海、廣州、南京。到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此風也吹到北方。

當時充斥于青年女子群的摩登活動，包括戀愛、電影、歌舞及享樂，被視為當時“中國整個民族和社會陷于死巷的一種反映”。這種不求長進的玩樂趨勢，使一位自稱入過洋學堂，罵過舊社會，談論過革命，研究過普羅文學的“冉子”女士，忍不住跳出來表示，寧愿婦女當賢妻良母。她說明寫這篇文章，是有感于日前天津《大公報》刊載德國記者批評中國“黑化”，即指中國人已喪失固有精神與文化，僅學了皮毛的歐化。她因此格外覺得，這些摩登女子應自加檢討。“冉子”批評那些時髦“密斯”反對賢妻良母：“真是舍本逐末，大錯特錯！忽略了作女子的本分。”她極力主張：“賢妻良母是女子—特別是今日中國的女子—作人的第一要義！”摩登女子的大行其道，讓那些衛道婦女如芒在背，生怕這些新女性中的搗蛋分子，破壞了她們塑造出的正面形象。這些女性因而紛紛敦促摩登女子回頭是岸，做賢妻良母。有位署名“石忱”的作者，甚至做了首《附勸摩登女子歌》的打油詩，洋溢懷念以往婦德的氣息：

……我昨聞之老太太，從前婦女實在好，煮飯洗衣家庭事，自己動手勤操勞，淡素衣裳布鞋襪，施朱擦粉真很少。閑來紡織補家計，功在社會亦非少。反觀如今摩登女，幾個能守此婦道，滿口平等與自由，解放解放胡亂叫……須知國家與家庭，其間關系至緊要，男女責任界限清，誰都不應該打倒……

摩登女子的不良表現，使仍居正統的賢妻良母思想更上一層樓，連帶加強了20世紀30年代復古風潮的勢力（詳后）。自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后，輿論對摩登的批評，與前期稍有重點上的差異。那時國勢日危，加上經濟蕭條，入超益多，不少論者皆以國難當頭警惕民眾，吁其共赴國難。有危機意識的知識婦女，更是積極號召女同胞奮起，以行動證明女子是國家的中堅分子。摩登女子的存在，對那些愛國婦女而言，簡直如打自己女界一巴掌。從女界發出批判摩登女子“只會消費，不懂生產”的炮聲，因而不絕于耳。摩登至此，幾已被視為與愛國背道而馳。較為保守的衛道人士，更嘆息“摩登足以亡國”。

1920年前后，中國年輕女性的穿著。

這類從體認國難當頭的危機意識出發，將摩登與愛國對立的非難聲，在有“婦女國貨年”之稱的1934年，達到高峰。該年繼1933年“國貨年”之后出現，顯示各界冀望女性能共體國艱，愛用國貨。但婦女普遍的時髦表現，對當時政府與民間大力提倡的國貨運動，產生嚴重的反挫作用。1934年年底，國際貿易局統計報告指出，從1月到11月包括香水脂粉、真假首飾、花邊衣飾的進口總值，高達2155347元。費用之高，令人咋舌。有人以“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這句原形容佳人絕世美貌之詩句，拿來套用在摩登女子愛用洋貨到快要國庫虧空的慘境。不論從國內進口外貨（尤其是婦女用品）的統計資料，或是當時批判“摩登誤國”之聲甚囂塵上來觀察，國貨運動的成果都有雷聲大雨點小的傾向。時人對摩登之反感，也因而攀至頂點。同年，在杭州出現某“摩登破壞鐵血團”，專門“用鏹水在各游戲場所，密灑男子西裝，女子艷服”，并宣言謂自身作為是在“提倡國貨，破壞摩登”。此事雖已傷及人身，被輿論批為過分之舉，卻也有人大喊過癮。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摩登與摩登女子之名，在中國如此惡名昭彰，許多人卻不放棄此名詞，反致力于恢復其英文原意，并趁機再塑健全的時代女性形象。署名“云裳”的作者，撰文分析摩登女郎實具有兩種極不同的定義。一般世俗負面說法，指的是衣著光鮮，極盡時髦之能事，并大玩戀愛游戲的女性。但其正面意義，則為具有“充分的科學常識，合乎現代革命潮流的思想，改革舊制度建設新事業的行動方面的毅力和勇氣，健全的身體，勤儉而能耐勞的習慣和氣質，慈愛為懷的母性”。這些力圖為摩登辯護的論者，強調其意為近代、現世，蘊含“新”義；必須徹底摩登，才能免于被不斷進步的世界所淘汰。在同一時空，摩登被賦予兩極化的含義，令人不禁要問：若如此多人厭惡摩登，為何不干脆棄而不用，反有不少人致力于平反之？

可能的解釋，應是論者企圖為摩登正名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心態使然。既然摩登女子知名度如此之高，與其棄摩登不用，不如取之為己所用，予其正面而進取的含義。這些人希望以此再度召喚有志女青年共襄盛舉，做個兼具生產、刻苦與求知等要素的摩登時代女性。……

在此，娜拉再度成為某些人塑造新女性形象的典范。有論者勸“時髦婦女之專以物質要求為許婚條件，以奢侈娛樂為人生滿足者”，不可不讀《娜拉》。中國劇作家也被期許應效法易卜生，另編更符合中國情境的戲劇，例如主張一夫一妻、再醮與再娶平等、打破片面貞操等，如此將裨益中國社會。

……那些鼓吹娜拉形象者的用意，在借其喚醒成為就學娜拉后，竟仍甘于當男人玩物的摩登女子，使她們覺悟不要在拒當家庭傀儡之后，又淪為社會傀儡。1932年，電影《三個摩登女性》上映，進一步將摩登的正面含義傳播開來。影評有言：“真正的摩登女性，是有理智的，英勇的。”該片女主角之一的周淑貞，以其小資產階級出身并具有十足革命氣味的條件，被視為該片中最摩登的一個。娜拉在時人對抗形式摩登的歪風之際，再被援用并賦予的精神，在于提示女性不只要走出傳統家庭，更要摒棄傳統的生活模式。否則，她們只是在做（父親或丈夫）一個男人的玩偶與（情人、上司、社會）眾多男人的玩偶間打轉，實不足以自稱為新女性。

討論摩登女子的問題，除了呈現當時眾人如何批判其言行，或企圖捍衛摩登真義外，似乎還應細思在這股摩登風潮中，何獨以女性最受非難？這一連串反摩登女子的論述過程，對女性在社會的發展，又產生何種影響？

當時這股摩登潮流席卷中國社會，其對象實不分性別、年齡與階級。摩登男子的歐化程度，并不下于摩登女子。校園里，社會上，除了漂亮小姐外，同樣充斥著漂亮少爺。此外，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街頭，同樣可見剪發抹粉，戴眼鏡穿旗袍，卻發絲灰白、滿臉皺紋且三寸金蓮的摩登阿嬤。至于受環境所惑，人事所誘，而大肆摩登乃至墮落的中下層勞動女性，更不計其數。簡言之，摩登時尚絕不限于年輕女郎。但因青年女性裝扮最易引人注目，最耗費金錢，且人數相對較多，因而總比摩登男子惡名昭彰得多。

究其實，摩登女子成為眾人抨擊的箭靶，除因其行徑招人非議外，還透露男性本位的中國社會對女性一貫的壓迫與歧視意識。李歐梵與羅蘇文等學者，都曾深入剖析女性與女體，在近代中國都市文化發展商品經濟并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被賦予的角色、功用與含義。美女月份牌作為商品廣告大受歡迎，充分反映商家如何發揮女性“魅力”以刺激銷售。婦女同時扮演消費者與商品兩種角色，展現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及蛻變。創刊于1926年的綜合性刊物《良友畫報》（1926—1945），以大幅彩色照片，使女體一覽無余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尺寸袖珍的《玲瓏》雜志（1931—1937），也圖文并茂以各類女性寫真及言行論述，再現摩登女子姿態。這兩份刊物為北伐到抗戰的中國都市文化、流行趨勢與摩登都會女子的發展，留下珍貴的影像記錄。

觀諸整體時代條件，促成摩登女子誕生的元素眾多。中國國內問題，包括城鄉發展落差嚴重、女子教育地域分布失衡且內容失調、女子難以就業，及社會歧視女性職業表現。此外，青年男女普遍與過度實踐男女社交、自由婚戀與消費主義等西方新思潮及物質文化。這些實踐，又導致中國民族資本經濟欲振乏力。20世紀30年代后，各地農村因外來勢力入侵與剝削，而宣告破產，農村婦女多群趨都市尋求生路。但都市職業婦女也受迫于經濟不景氣的裁員壓力，紛紛失業。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勢力在中國擴張，培植了都市的物質文明，卻也助長高消費、慕虛榮、好逸樂與賤勞力等不良風氣。社會用洋貨的傾向日盛，使中國自身民族經濟發展不順，年年入超。連官方推動的國貨運動，也難擋其勢。新女性置身“國帑如洗，而驕奢淫逸之風日恣，國民之生產力幾等于零，而西洋化摹仿無微不至，國家多難”的社會，似亦難逃其害。當時日本評論家新居格氏，曾剖析日本摩登青年出現之因。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給日本社會經濟與人心帶來巨大沖擊。地震后續引發許多人心理突變，使青年男女突生及時行樂的心態，而釀成崇尚消費與摩登的風潮。新居格氏的觀點，有助于了解中國摩登女子為何出現。由上可知，中國社會各種困境，使初入社會的新女性，在感情、婚姻、工作與家庭方面都面臨嚴重考驗。不少女性為求能在社會生存，其思維日益現實化與物質化。向錢看齊的風氣漸盛，“在家里是依賴父母作消費者。出了嫁，還是一個依賴性的消費者”。此一結果，使摩登女子“至多不過是易卜生《傀儡的家庭》中的娜拉罷了——被視為無人格的玩物豢養著玩弄著！”

在相當程度上，摩登女子成為廣遭輿論圍剿以開脫社會責任的代罪羔羊。許多加諸摩登女子的指責，也暴露男性欲為自己開脫，以及其他女性想與之劃清界限的自保心態。從當時中國社會看待摩登女子的心態，可挖掘出不少值得深思的問題。若非眾多男性迷戀摩登女子，或非摩登男子也視摩登女子為時代女性典型，則摩登女子將無由普遍存在。摩登女子追求外表新潮時尚，或許確有膚淺浪費之處。但那些有意無意將自身應同擔之責，全數傾瀉于這些社會玩物之上的某些男女論者，其行徑同樣可議。更有甚者，有關批判摩登女子的議論，徒予保守陣營發展契機，散播不少開倒車的思想。包括賢妻良母主義的再生，新生活運動時期的種種限制婦女人身自由的法令，各式復古花樣百出。當時甚至傳出有路人因分心觀看著高跟鞋、短旗袍與肉色絲襪的摩登女子，未規避來車而釀成交通事故，導致摩登女子的穿著遭到批評。這般牽強附會，實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這些指責女性在社會表現偏差的強烈抨擊，暴露中國男性本位價值觀的性別偏見。否則，為何若男性職場表現差，也不見輿論出現要男子回家只當賢夫良父的論調？男性獨霸社會實甚久遠，當女性出現在社會時，總被視為外來者。因此當社會一旦發生某些問題，牽連到兩性發展的空間與機會時，女性永遠是被召喚離開社會，回到家庭的一方。女性時常須為求民族團結、國家強大、社會和諧等大我至上的堂皇理由，被迫放棄選擇權或在有限的選擇里做抉擇。若從女性本位思維觀之，問題并非“在家庭或在社會做事，哪個對社會比較有貢獻”，而在于女性總比男性易被剝奪選擇的自由。民國女性若非被迫配合主流需求行事，便只得做魯迅筆下的戰士，敢于犧牲以努力開創自己的天地。

從當時社會對摩登女子的批判浪潮，可見輿論、男性與其他女性對其求全責備的表現，更可見女性在社會上的處境之艱辛。愛美是人之天性，正如有論者坦言，要求婦女不愛美未免矯枉過正。柳亞子（1887—1958）也曾為摩登女性的表現做點辯解：

……海關進口化妝品的激增，女性的甘以玩物商品自居，哪里是她們的罪惡，只是世紀末的病癥，已潰爛到不可收拾的征象罷了。男性在苦悶不堪的時候，以醇酒婦人來陶遣，難道女性便不能夠采取同一的態度嗎？所以提倡新女德，提倡新的賢母良妻主義，用心非不良苦，恐怕還是藥不對癥吧！

曾有學者指出，20世紀20年代（尤其是上海）許多年輕女性心目中的典范仍是娜拉，一個拒做丈夫玩偶而決心到未知世界奮斗的女性。如此看來，職業娜拉確可謂那時女青年的某種理想。但除了在女校擔任教職或到工廠當女工外，當時提供給女性的體面工作，實在少之又少。想求經濟獨立的女性，只能尋找女演員、娛樂業、家務勞動，以及多少與性（吸引力）有關的服務業。并非所有女性都甘心成為社會犧牲者，因此有人開始運用自身性吸引力，取得經濟自足地位。此時逐漸現身的摩登女子，確有不少好逸惡勞與不事生產者。她們多半是女學生，懷著“專望為軍閥官僚做妾，出門坐轎車，帶護兵”的心態，期望不勞而獲。抱持此種心態的女性固難辭其咎，但她們不應單獨扛下大環境不利女性就業的重擔。她們也無須為歧視或打壓職業女性的性別文化負責。

……

此處值得深思的是，為何中國社會總以被時論塑造出的理想新女性，來要求女性，并以此審核且批評女性的實際言行？相較于西方社會多由女性本身言行匯聚出時代新女性特質，中國明顯由知識男性掌控新女性形象的塑造權。近代中國的新女性形象，不過是男性企圖解決自身或社會問題的理想人格投射，而非真正基于了解或符合女性需求所塑造的典型。具娜拉精神的新女性特質，不斷通過知識分子的論述描摹，被抽象化與理想化。仿佛只要男性（或少數女性）說得出，全體女性就做得到。

事實上，除了極少數風光于媒體與真實人生的新女性外，大半中國出走娜拉不僅婚戀之路踉蹌，職業之途也載浮載沉。1938年時，茅盾回顧“五四”以來中國娜拉的出路，總結道：“娜拉并沒有成功。

中國的‘娜拉型’的女性演過多少悲劇，我們是親眼看見的。十五年前中國的‘娜拉型’的女性，現在到哪里去了？我們也是親眼看見的。還不是回進家庭，消沉了后半生？”中國娜拉失敗的原因，究竟何在？茅盾嘗試公允評論：“這絕不是中國的女性太弱，而是因為中國的社會還沒替出走后的娜拉準備好了‘做一個堂堂的人’的環境。但自然，娜拉空有反抗的熱情而沒有正確的政治社會思想，也是一個頗大的原因。”

這段評論雖短，卻點出兩個重點：一，中國社會須為新女性的失敗或墮落負責；二，“娜拉”若要繼續在中國有所發展，必須轉型。亦即，她們不應再求個人自由或享樂，而應加入社會革命的陣營。

整體觀之，中國娜拉自“五四”后到抗戰前的求職與社會出路，可謂荊棘密布。從缺乏技能訓練與配套措施等體制問題，到男性本位的職場觀念心態，都構成她們發展的阻力。女子有職業，并不等同于經濟獨立；而女子經濟獨立，又與真正獨立于男子權力之外生存，有相當距離。因為當時的新女性，盡管努力走出家庭，擺脫父權統治，仍須面對社會上資本家與各種職場的男權宰制。此外，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國內外更出現有礙女性社會發展的保守浪潮。歐美東漸的復興母性思想，與國內執政者主導的復興傳統運動，聯袂醞釀出復古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