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帝國：北高加索穆斯林和晚期奧斯曼國家》，弗拉基米爾·哈梅德-托洛揚斯基著，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24年2月版

2022年4月，在土耳其海峽大學（Bo?azi?i üniversitesi）訪學的筆者剛剛收到自己的土耳其暫住證（ikamet），為了方便自己的生活，筆者決定在當地的銀行開辦賬戶。筆者首先來到附近的某家私人銀行的分行，然而當筆者用土耳其語請求工作人員的幫助時，工作人員用支支吾吾的英語告訴筆者，近年來土耳其難民問題嚴重，因此土耳其政府加強了對外國人銀行賬戶的管控，現在只有少數銀行還辦理外國人銀行賬戶的業務，她建議筆者去隔壁的農業銀行（Ziraat Bankas?）開戶。筆者當天就成功在農業銀行開辦了賬戶，但是這只是戰爭難民影響筆者在土生活的開始，再后來，店鋪里的俄語廣告越來越多，老牌購物中心珍寶（Cevahir）商場里的電器城開始使用土俄雙語標識，伊斯坦布爾大學附近的一家移民中介甚至只用俄語做廣告。土耳其政府也加強了對外國人的管控，根據內政部的新規定，如果一個街區（mahalle）的外國人占街區人口的比例超過四分之一，那么新搬入街區的外國人無法獲得暫住證，這導致一位來自清華大學的朋友因為暫住證問題無法搬入筆者所在的共和（Cumhuriyet）街區。筆者這才意識到難民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多大的影響。

事實上，這不是難民問題第一次對中東產生巨大影響。早在一百多年前，來自北高加索的穆斯林難民（muhacir）就給當時的奧斯曼帝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UC Santa Barbara）大學全球研究系（Department of Global Studies）助理教授弗拉基米爾·哈梅德-托洛揚斯基（Vladimir Hamed-Troyansky）博士的新書《難民帝國：北高加索穆斯林和晚期奧斯曼國家》（Empire of Refugees： North Caucasian Muslims and the Late Ottoman State）就講述了這段重要卻常常被忽視的歷史。作者在導論部分明確表示，本書的研究問題是，來自北高加索的穆斯林難民如何改變晚期奧斯曼帝國，以及晚期奧斯曼帝國如何解決難民安置問題（Vladimir Hamed-Troyansky， Empire of Refugees： North Caucasian Muslims and the Late Ottoman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2 ）。自1860年奧斯曼帝國成立專門的難民安置機構——難民委員會（Muhacirin Komisyonu），到一戰后奧斯曼帝國解體，在這段時期奧斯曼政府安置了約三百五十萬難民。這些難民加速了奧斯曼統治在巴爾干的崩潰，但也強化了帝國在黎凡特（東地中海）和安納托利亞（小亞細亞）的統治。作者隨后解釋了兩個重要概念，一個是muhacir，這個詞在歷史上被用來指代穆斯林難民，另一個是“切爾克斯”（Circassian），切爾克斯是北高加索眾多民族中的一個，但在歷史上這個詞被用來指代所有北高加索的穆斯林。此外作者還介紹了北高加索的史地。

本書正文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了正文前兩章。作者在第一章介紹了俄國在北高加索擴張的歷史，作為北高加索穆斯林難民問題的背景。俄國的種族清洗和鎮壓反抗過程中使用的焦土政策是難民問題爆發的重要背景，俄國在北高加索廢除奴隸制，也導致一些奴隸主逃往奧斯曼帝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大約有七十萬到一百二十萬高加索難民逃亡。出于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沙俄政府一度禁止穆斯林移民他國，并禁止移民到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回國，這與奧斯曼帝國對移居俄國的亞美尼亞人的限制形成了平行關系。作者在第二章介紹了奧斯曼帝國對難民的管控。作者指出，難民管理體系的法律基礎是1857年的《難民法》（Muhacirin Kanunnamesi）和1858年的《土地法》（Arazi Kanunnamesi），主要執行機構是難民委員會，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讓難民離開城市，在鄉村定居。奧斯曼政府管理難民的基礎是一種信念：奧斯曼帝國作為一個穆斯林主導的國家，有義務保護來投奔的穆斯林難民。為了做好難民安置工作，奧斯曼政府對北高加索穆斯林難民的身份和技能進行登記，丈量土地以提供安置用地，限制已安置難民的再流動，并且有時候刻意把難民安置在游牧部落生活的區域。通過這些手段，帝國政府獲取了對國土的知識，并造成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

第二部分包括了全書的第三、四、五章，作者研究了三個難民安置的案例：巴爾干、（外）約旦、安納托利亞（錫瓦斯Sivas）。在第一次高加索難民危機（1863-1865年）期間，有大約五十萬北高加索穆斯林難民被奧斯曼政府安置在巴爾干。政府有意把難民群體打散，安置在小型村落里，在難民安置的區域，選舉產生的代表和委員會成為了難民和政府之間的紐帶。然而這些難民的到來讓有限的土地變得更加緊張，激化了當地的族群矛盾。在（外）約旦，奧斯曼政府把難民安置在游牧部落和城鎮之間的區域，政府允許難民選擇定居點，難民建立了安曼以及其他一些城鎮，希賈茲（Hejaz）鐵路的開通促進了這些城鎮的繁榮，事實上今天約旦的前四大城市里有三個是北高加索難民建立的。在安納托利亞，通過對胡塔特（Khutat）家族的案例研究，作者探究了難民在錫瓦斯的長臺（Uzunyayla）地區定居的歷史。1859年后，大量北高加索穆斯林難民涌入，來自北高加索不同地區、不同族群的難民在長臺地區建立了各自的定居點，之后建立起長臺地區的中心城鎮阿齊茲耶（Aziziye）。因為長臺地區交通不便，定居在這里的難民成功保留了許多北高加索的文化傳統。總的來說，巴爾干的難民安置動搖了奧斯曼帝國在當地的統治，而錫瓦斯和（外）約旦的難民安置則鞏固了奧斯曼帝國在當地的統治。

第三部分包含了全書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作者主要研究這些難民形成離散群體（diaspora）的過程。北高加索難民一方面保留了一些原有的社會關系和習俗，另一方面也建立了新的社區和組織，比如1908年成立的切爾克斯團結互助會（?erkes ?ttihad ve Teavün Cemiyeti）。對于他們來說，矛盾的核心在于，北高加索是一個內部多元的地區，但是他們需要建構一個統一的北高加索身份。總的來說，這些難民中的精英宣傳對高加索故土的熱愛和對奧斯曼帝國的忠誠，強調難民付出的犧牲，積極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其中一些人還參與建立了現今土耳其足球三大豪門之一的貝西克塔斯俱樂部。不過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后，凱末爾政權禁止了所有北高加索組織，直到195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后，北高加索難民的組織才重新開始活動。而一些對新生活不滿意的難民試圖回歸俄國，但俄國一度禁止難民回國，1865年車臣難民的集體回國的企圖和1880年阿布哈茲難民回國的嘗試導致兩次難民危機。不過難民成功建立了一套偷渡回國的網絡。在1867年后，盡管俄國在官方層面上維持對難民歸國的禁令，但是會通過個人提出的回國申請。在回國后，這些難民不能回到原籍，他們會被安置到其他地方。作者總結，無論奧斯曼政府還是俄國政府，都試圖通過難民強化國家，兩個國家的難民政策都有連續性，但是也保留了協商空間。作者在全書的最后簡單介紹了現當代北高加索海外群體的活動。

本書在今年二月出版后，迅速引發了學術界的反響。作者哈梅德-托洛揚斯基博士被邀請到多家著名學術機構進行演講，也包括筆者所在的普林斯頓大學。對于出版第一本書的青年教師來說，這類經歷并不是多見的。那么為何本書能迅速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筆者認為，首先得益于作者之前的經歷。哈梅德-托洛揚斯基博士在出版本書之前，已經是學術新星，他在《國際中東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等頂級刊物上發表了數篇論文，并獲得了多個獎項，是一位備受關注的青年學者。當然，本書得到關注的主要原因還是本書的質量，筆者認為，這是可能是近年來英語學界關于奧斯曼歷史的著作里最優秀的一本。歷史研究的基礎是史料工作，本書的史料工作讓人驚嘆。哈梅德-托洛揚斯基博士在三大洲的接近十個國家里收集了用奧斯曼土耳其語、英語、俄語、阿拉伯語等語言書寫的歷史資料，既有土耳其、約旦、英國、俄羅斯等國的國家檔案館里找到的政府資料，也有北高加索的難民后代提供的私人信件等民間史料。作者強大的語言能力使得他能夠收集和閱讀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史料，并以此為基礎展開多維度的研究，既涉及奧斯曼帝國和俄國上層的制度設計，也涉及這些難民的生活。在當今的學界，像作者這樣有能力在多個大洲用多種語言開展研究，特別是使用俄語和阿拉伯語這兩門史料豐富但是難度頗高的語言進行研究的學者，并不多見。

在扎實史料工作的基礎上，本書用難民作為線索，將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多個地區的歷史串在一起，也把奧斯曼帝國和俄國的歷史結合在一起。眾所周知，歷史研究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一位學者很難兼顧多個方面，而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地域廣大，內部差異巨大的國家，因此對奧斯曼帝國歷史的研究呈現出強烈的碎片化傾向，一個研究奧斯曼時期埃及經濟史的學者和一個研究巴爾干地區政治史的學者可能存在隔閡，他們使用不同的語言進行研究，也并不熟悉對方領域的經典作品。然而哈梅德-特羅揚斯基博士通過對難民的研究，把不同領域、不同地區的歷史結合在了一起。本書第二部分對難民在高加索、（外）約旦和錫瓦斯的研究，就成功地把不同的地區放在難民安置的大背景下進行比較分析。具體到對外約旦這一章節，作者對被安置的難民和當地的游牧部落的關系進行了具體的案例分析，于是把難民和奧斯曼帝國歷史上的一大問題：部落，結合到了一起，在這一章里作者又研究了難民定居點和當代約旦主要城鎮之間的繼承關系，指出約旦首都安曼的商業區巴亞德爾（Bayader）區正是在難民的定居點上發展起來的，這是成功的城市史和經濟史的案例研究。本書通過難民將多個問題、多個區域串在一起，并展示了難民對這些區域帶來的長期影響：巴爾干的族群沖突；部落的定居；錫瓦斯和安納托利亞的開發；約旦首都安曼的建立和興起，等等。作者提及的多個問題在未來都可能是某篇博士論文進一步研究的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書將為未來的許多研究打開大門。

而在多個區域之間，作者對安納托利亞，特別是奧斯曼-俄國邊界地區的歷史的研究作出了特別突出的貢獻。二十年前，奧斯曼歷史研究專家蘇萊婭·法洛齊（Suraiya Faroqhi）就指出，“能夠閱讀俄語，熟悉俄國歷史，這是任何國家的奧斯曼歷史研究者中都少有人能做到的事”（Suraiya Faroqhi， Approaching Ottoman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186 ）。歷史上的奧斯曼帝國和沙皇俄國，以及現當代的土耳其共和國和蘇聯/俄羅斯之間發生過緊密的聯系，既有戰爭和沖突，也有和平的合作和交流，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土耳其的活躍某種程度上說也是這段歷史的延續。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關于兩國之間關系史和兩國邊境地區的歷史的優秀作品并不算多（至少在英語學界），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奧斯曼土耳其語和俄語都是學習難度頗高的語言（學者甚至還需要學習高加索當地的語言），美國主導的區域研究學術體制把兩個國家分割在了近東/中東研究和東歐/斯拉夫研究兩個領域，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兩國檔案館的開放程度有限，等等。近年來，有更多的學者開始書寫關于奧斯曼-俄國的交流，以及兩國的邊界地區，即安納托利亞東部和高加索的歷史，例如邁克爾·雷諾茲（Michael Reynolds）研究了一戰中的高加索戰場，以及戰爭結束后現代高加索邊界的形成（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霍莉·希斯雷爾（Holly Shissler）和詹姆斯·邁耶（James Meyer）則關注從艾哈邁德·阿迦奧盧（Ahmed A?ao?lu）等從俄國統治下的高加索來到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偏重個案研究（A. Holly Shissler， Between Two Empires： Ahmet A?ao?lu and the New Turkey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2003  ；James H. Meyer， Turks Across Empires： Marketing Muslim Identity in the Russian-Ottoman Borderlands， 1856-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格茲德·久呂特（G?zde C?rüt）詳細研究了人口流動帶來的雙重國籍等一系列問題，以及奧斯曼帝國對奧斯曼-俄國邊境的管控政策（G?zde Yaz?c? C?rüt， Loyalty and Citizenship： Ottoman Perspectives on Its Russian Border Region， 1878-1914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Unipress， 2021 ）。這些自然都是填補知識空白的優秀研究，只不過這些研究大多都局限在兩國政府政策制定的上層視角，抑或是跨境知識分子等精英人物，而《難民帝國》一書通過對口述史、私人信件等私人史料的發掘，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更加不同的世界，讓我們了解到具體的某個難民或某個難民家族艱難求生的故事，給我們譜寫了一首北高加索難民的史詩。本書為奧斯曼-俄國關系提供了難得的新視角，讓讀者能看到大歷史背后那些鮮活的人，筆者認為這是本書的最大貢獻。

總的來說，本書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工作之上，以北高加索難民作為線索，書寫了一部長期以來被忽視的人群的歷史，是一部優秀的歷史學著作。考慮到土耳其和中東其他國家當前被新的難民潮所困擾，筆者認為學術圈之外的讀者也可以考慮閱讀此書，了解曾經的難民潮對中東造成了哪些深遠的影響，以史為鏡。最后筆者需要強調的是，本書作者弗拉基米爾·哈梅德-托洛揚斯基博士不僅是一位治學嚴謹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充滿人文關懷的知識分子。在《難民帝國》一書的結尾，他感謝了這些歷史上的北高加索難民，以及難民的后人，為他提供了研究的材料，接著他一一列舉了本書提到的難民的結局。錢穆先生曾提出，“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必附隨一種對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想必哈梅德-托洛揚斯基博士對他研究的這段歷史，對這段歷史中具體的人，就抱有錢穆先生所說的這種“溫情與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