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茲華斯曾說：“詩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在暗潮洶涌的回憶之下，沈從文回首過往，帶著無限追憶與眷戀，書寫湘西純粹時光；福克納立足故土，借約克納帕塔法縣搭建文學模式，在凄婉與悲涼中訴說南方故事……古往今來，無數作家創作出獨特的“文學地理景觀”，通過個體的獨特感受與生命經驗，敘述著情感充沛的人文地理。

立足當下的文學現場，來自福建的兩位青年作家——蔡崇達和陳春成，憑借其獨特的地域特色感與樸素的生命想象力，廣泛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在《草民》的后記中，蔡崇達如此描述人與故鄉的關系，傳遞出淳樸溫暖的文藝觀念與生活態度：“人們總是需要故鄉的，特別這個不斷摧毀和建設的當下——我們只有知道故鄉如何構成我們，我們才能知道，自己可以如何探向遠方。”而在《竹峰寺》的正文中，陳春成更是借人物之口，將虛幻的人物角色與真實的地理環境相結合，直接點明家鄉的地貌特征，為故事奠定敘事基礎：“福建多山。閩中、閩西兩大山帶斜貫而過，為全省山勢之綱領，向各方延伸出支脈。從空中看，像青綠袍袖上縱橫的褶皺。褶皺間有較大平地的，則為村、為縣、為市。我家鄉屏南縣在閩東的深山里。”

《草民》

透過張弛有度的文字，讀者能夠明顯感知到故鄉對于兩位讀者的深刻影響，以及無處不在的福建之地域痕跡與文化烙印。一方面，依山傍水的地理環境影響著作家的文學創作；另一方面，平實生命與浪漫想象的文學風格也豐富發展著地域敘事。在文學與地域的雙向互動中，文藝創作者塑造出極具魅力的福建風情，在文學感知與生命想象中捕捉純真生活。

文學與地理早已頗有淵源，許多學者都曾深刻剖析兩者間的辯證關系。黑格爾就曾提出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兩個概念，他“在《歷史哲學》的‘歷史的地理基礎’一節中，把體現出‘思想本質上的差別’的‘地理上的差別’，劃分為三種類型：一、干燥的高地、草原和平原；二、巨川大江灌溉的平原流域；三、與海相連的海岸地區。第一種類型以游牧民族為代表，第二種類型以農耕民族為代表，第三種類型以海洋民族為代表。”將黑格爾的觀點與福建的地理位置相對照，不難發現由于陸地與海洋的交匯，福建處于第二類型與第三類型的交界，并強烈地受到山地丘陵的阻礙。學者劉登翰在辨證考察閩南文化的大陸性和海洋性關系時，也曾提出多元交匯的“海口型”文化這一說法。“‘海口’本是一個地理學的概念，通常用來說明內陸河流與大海交匯的地方。在海口周圍，從內陸帶來的泥沙沖積而成的三角洲，往往是土地最為肥沃、物種最為繁富、人口最為稠密、經濟也最為發達的地方。海口是閩南處于山海之間的特殊地理位置。把自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概念轉化為文化地理學的概念，閩南文化也是一種‘海口型’的文化。”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福建敘事，將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緊密結合，既充斥著平實樸素的生命書寫，又流露出浪漫絢麗的自然想象，共同編織出溫暖細膩的南方文學。

特殊的地理景觀與悠長的文化淵源深刻影響著文學敘事，使文學兼具大陸文化的樸素平實與海洋文化的浪漫想象。福建省地勢西北高，東南低，依山傍海，海陸相鄰。“在中國古代，長期以來南方的開發和文明程度遠遠落后于北方中原地區，隨著中原移民的南遷入閩，福建才逐漸發展起來。”在此情況下，以移民為主體的閩南社會始終圍繞著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化，“使閩南文化融入漢民族文化的體系之中……按中華文化的模式而構建”。當移民社會的大陸文化與本土產生的海洋文化在歷史的潮流中不斷交匯融合后，又共同影響著當下的文學敘事。

在蔡崇達和陳春成的作品中，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交織成為其文學底色。俯視偏安一隅的東石小鎮，聆聽洶涌翻騰的海洋之音；穿越蔚藍幽深的海洋底部，探索無垠深海的隱秘角落；透過黃昏山林里的竹峰寺，感受靜謐古樸的隱匿佛寺……除此之外，蔡崇達的長篇小說《命運》深刻揭露了兩種文化的水乳融合。故事中阿太領養的兩個兒子出于機緣巧合，乘船前往國外謀生，在貧窮生活的脅迫與冒險精神的助推下，于海外發家致富，卻又最終返鄉尋找生命的根基。儒家文化的落葉歸根與海洋文化的冒險探索，同時投射于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使得他們具有天然的溫柔敦厚與積極進取。

正是出于獨具特色的地理環境，才形成了寬厚淳樸、拼搏奮進的社會性格，塑造出樸素平實與浪漫想象共存的文學特征。在樸素平實的文學風格中，蔡崇達和陳春成兩位作家都表達出對生命的獨特理解，撫平每一位流浪人們的褶皺與傷痛。這種樸素、真誠的生命書寫與福建傳統的生死觀念不謀而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作家的創作。

“在原型批評理論中，‘死亡與再生’也是最基本的文學原型之一，文學作品中的許多意象也表現了早期人類關于生與死的心理經驗，或者說生與死的‘集體無意識’。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也認為，‘死亡與再生’是人類的一種無意識，他的人類學代表作《金枝》‘并不真的是關于人們在原始野蠻時代的所作所為，而是關于人類的想象在試圖表現它對于最大的秘密，即生、死和來世的秘密時的活動。換句話說，它是一部研究社會的無意識象征的書’。也就是說，《金枝》研究的也是人類的想象中關于生與死的‘集體無意識’。”而在蔡、陳兩人的文學作品中，也“無意識地”流露出福建自古以來的生命傳統。

古時的福建，地處東南，森林茂密，山間多猛獸飛禽，海邊多臺風暴雨，處處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在這種蠻荒惡劣的自然環境下，人類的力量顯得十分渺小，生命顯得格外脆弱，由此產生了對強大的神秘的自然力量充滿敬畏和崇拜的心理經驗，希望借助長存的神靈力量來保護自己。”在神話故事的影響下，福建地區的民間信仰與祖先崇拜盛行，民眾相信個體能夠死而再生，生命可以悠遠長存。《我的神明朋友》里，蔡崇達講述著父親去世后，自己、母親與神靈之間的故事。在生者與逝者之間，神靈擔負起人世的思念與情感，讓有限的生命無限延展，寬慰與鼓勵在世之人。當母親請求神明幫助父親“贖罪”后，在一個橙黃的落日下，母親陷入了短暫的沉睡，在夢境中看到“父親恢復成二十出頭的樣子，皮膚白皙光滑，肉身才剛剛被這俗欲打開完畢，豐滿均勻，尚且沒有歲月和命運雕刻的痕跡。他剪著短髮，身體輕盈，朝母親揮揮手，就一直往隱秘模糊的那一方游過去。身影逐漸影影綽綽，直到完全的澄明”。《音樂家》里，陳春成描述了一個受到社會嚴厲監管與音樂審核的作曲家古廖夫的故事，當年事已高的古廖夫在自我幻想中重新找尋到內心的理想音樂時，卻注定了他無法逃避的現實死亡。然而，陳春成在刻畫這位受到監管與控制的真正音樂家之死時，用極其浪漫與悲憫的目光表達音樂與靈魂永生的生命觀念。他緩緩地寫下，“公寓的小床上，古廖夫的身體蜷曲著。他感到靈魂中激起一圈圈波紋，應和著樂聲，旋動成渦流，不知要往哪傾瀉；每個細胞都盛滿了幻的音樂，體內仿佛有眾鳥啁鳴，紛紛鼓動著光的羽翼，像要四散飛去了……”

《夜晚的潛水艇》

在浪漫想象的文學風格中，兩位作者時常在作品里提及神靈、海洋、山川等浪漫元素，還涉及大量夢境，既受到閩南當地神話風俗的影響，也重新續寫著浪漫空靈的閩南故事。那些記憶潛流中隱藏的特殊景象，都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永恒地印刻在文字中，使其文學作品具備獨特的想象力。

揚·阿斯曼在《文化記憶》中將“神話”定義為一種“熱”的回憶，“它不是單純地把過去作為產生于時間層面上的、對社會進行定向和控制的工具，而且還通過指涉過去獲得有關自我定義的各種因素并為未來的期望和行動目標找到支撐點”。他認為，“神話”有“奠基作用”和“與現實對立”兩大作用，“是針對在當下，神話在群體樹立自我形象、成為其行為指導方面發揮了何種作用，以及對一個處于特定出境的群體來說，在指導其前進方向時發揮了何種力量。這種力量，被我們稱為‘神話動力’”。作為福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式各樣的民間神話早已鑲嵌入福建人的精神基因，展現出獨特的地域想象色彩，對后世福建文學的發展起著“神話動力”的重要作用。如講述神靈施以援手的《觀音化美女》《八仙顯神通》；不怕犧牲的漁女傳說《媽祖的故事》；懲惡揚善的民間故事《蘭竹荔枝》《害人害自己》……它們都植根于福建特殊的地理環境與集體記憶的神鬼想象，影響著當代福建作家的創作風格，奠定了福建浪漫想象的文學基礎。

神鬼想象折射出的文化記憶助推了福建作家們的文學浪漫想象，使得他們在山川海洋中自由游走，擺脫塵世的束縛與局限。蔡崇達筆下的寺廟，是凝聚塵世人心的慰藉處，是傳派天上神明的呢喃聲，是連接生者與逝者的唯一通道。陳春成筆下的潛水艇，是博爾赫斯掉落在海底的硬幣，是少年對世界的巨大幻想，是彌散在失落時空的珍寶……《臺風來了沒》里，蔡崇達構想了一個“呼風喚雨”的主人公蔡耀庭，在生活的壓力與心靈的苦痛下選擇孤身一身前往家鄉小鎮觀看臺風登陸。在強勁的臺風中，作者盡情想象自然災害中的情境，風雨像掛在天地間巨大的紗幕，唯有礁石孤獨地矗立在海邊。嗚咽的風聲、雨聲里，兩個為生活所困的男人在一場危險的逃亡中最終達成了生命的和解。《<紅樓夢>彌散》里，陳春成使用相當高妙的藝術手法，通過對未來的虛幻想象，重新解構《紅樓夢》，將生死、有無等一切融入《紅樓夢》之中，在巨大的幻想中重構這部厚重的古典巨作。當主人公穿越時空沉浸于紅樓世界時，真實與虛幻糾纏在命運的兩端，他“看見在八十回的邊界處中斷的每一條命運，都像藤蔓一樣自行生長起來，相互追逐，纏繞，分解，又纏繞，滾滾向前。盛大的文字從那一點微光中汩汩流出，我拼命記憶著，發現無需記憶，我在過往情節中的無數次輪回，讓我對每一條支線、每一處接口都熟稔無比，而對文字風格的長久浸淫讓我覺得那些言語仿佛出自我的口吻……微光越來越大，直到照徹一切；語句的飄揚像一種圣潔的吟唱，從洪荒時代便已奏響，日日夜夜從未停歇……”在浪漫與想象中，兩位作家不斷延展生命的深度與厚度，讓無數塵世的心靈都得到愜意和深思，沉浸在浪漫想象的文學世界中。

蔡崇達曾坦言，“我的寫作最終選擇樸素和干凈”（蔡崇達《草民》新書發布會暨沙龍對談/對談主題：《草民》——故鄉與文學）；而陳春成更是通過其絢爛蓬勃的想象力震撼著當代讀者。通過平實樸素的生命書寫與浪漫絢麗的自然想象，共同塑造并豐富著當下的福建敘事，讓福建文學得以蓬勃發展。在平實的生命觀與浪漫的想象力的水乳融合里，造就出當代文學史上別具一格的福建文學。

從蔡崇達到陳春成，不僅在平實樸素的生命中盡情想象，還開拓了獨特的文學版圖，讓更多的讀者感受到閩南風情的溫暖與細膩。邁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中引用斯瑞夫特的話，如此描述地區的文化意義：“描寫地區體驗的文學意義以及寫地區意義的文學體驗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過程中的一部分。它們并不因作者的意圖開始或停止，不寄居在文章中，不局限于作品的創作和推廣，也不因讀者的類型和特性而開始或結束，它們是所有這一切或更多綜合作用的結果。它們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空間被賦予意義的時刻。”當文學寫作的世故性與地理學寫作的想象力緊密結合，文學的力量不再局限于文字與當下，而是無限延展至想象的空間中，賦予地理環境更多的內蘊與含義。在蔡崇達和陳春成的作品中，福建不再指代著單純的濱海區域，而是洋溢淳樸與熱情的平凡小鎮，撫慰痛苦與悲哀的神靈廟宇，自由幻想與延展的浪漫空間……

而當我們再度審視作家的寫作風格，再次沉浸文學的奇妙世界，不難發現，無論是蔡崇達還是陳春成，都在用松弛與自由的敘事方式，拯救每一個掉進現代性痛苦的孤單靈魂。當面對青春與夢想的迷茫跌宕，蔡崇達在經歷了生命的無常與艱辛后，如此真實地揭示平凡的生活：“或許能真實地抵達這個世界的，能確切地抵達夢想的，不是不顧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熱，而是務實、謙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憐的隱忍”。當面對童年創傷與孤寂生活，陳春成向生命投以無限悲憫與寬慰，在悠遠的哀傷和浪漫的幻想中找尋內心的平靜。就像伯曼所說，現代性“是一個矛盾的結合，一個對立的統一，它把我們拋進了一個大漩渦中，這個漩渦里充滿著不斷的分裂和更新，抗爭和矛盾，歧義和痛苦”。在痛苦而無聊的日常生活中，蔡崇達和陳春成始終關注著現代人心靈的矛盾與掙扎，在樸素平實的生命觀與絢麗浪漫的想象感中，找尋生活另一維度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李宜燮，常耀信主編.美國文學選讀 下[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1.

[2]蔡崇達.草民[M].廣州：廣州出版社，2024.

[3]陳春成.夜晚的潛水艇[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0.

[4]劉登翰.閩南文化研究的幾個問題[J].東南學術，2014(04)：190-195+247.

[5]戴冠青.民間想象中的文化盛宴——論閩南民間故事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積極作用[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07)：98-102.

[6]吳鴻麗.關帝信仰的閩南社會元素[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4(02)：42-45.

[7]戴冠青.閩南人的生死觀及其文化意義——以閩南民間故事為例[J].東南學術，2015(03)：197-201.

[8]蔡崇達.皮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9][德]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10][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M].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