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是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畫家，因其超現實主義作品而聞名，他與畢加索和米羅一同被認為是西班牙20世紀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畫家。

澎湃新聞獲悉，“達利：破壞與奉獻”正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舉行，展覽將近30幅達利的繪畫和版畫與美術館收藏的委拉斯開茲、格列柯等歐洲藝術杰作并置，將達利錨定在歐洲藝術史中，引發超越其表面名聲的思考。

薩爾瓦多·達利有著標志性的小胡子。

波士頓美術館的展覽“達利：破壞與奉獻”的深刻讓人意想不到，在過去的認知中，達利是一位才華橫溢但不夠嚴肅的藝術家——通過夸夸其談的自我營銷，使他那些古怪的畫作成為世界各地大學宿舍墻上的寵兒。

對名聲的迷戀威脅著達利的繪畫才能。因為這種赤裸裸的野心（以及在藝術與政治活躍的關系上持模棱兩可的立場），1939年，達利被超現實主義創始人、詩人安德烈·布列東(André Breton) 逐出超現實主義核心圈子。但1989年，達利去世時，他獲得了比任何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包括馬格里特、馬克斯·恩斯特、他的朋友兼西班牙同胞胡安·米羅等）更大的關注和回應，盡管他對名聲的粗俗追求，也許掩蓋了其成為更好的藝術家。然而，通過探尋他深深植根于繪畫史中的實踐根源，我們可以認為——或許，他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

達利，《形態回聲》（Morphological Echo），1936年，佛羅里達州圣彼得堡薩爾瓦多達利博物館藏

這是達利在波士頓美術館的首次展覽，陳列在裝飾華麗、深色的展廳里。展覽以《記憶的永恒》（1952—1954）開篇，這是那幅極其著名的《軟鐘》（1931年）的升級版，鐘表在一根光禿禿的樹枝上垂落，在破碎的三維方塊網格上液化并顫抖。

這幅畫比想象的要小得多，近距離觀看時，達利細膩的筆觸令人驚嘆。透過前景看去，地平線上的懸崖，被一種獨特而溫暖的文藝復興風格光芒籠罩。這種精湛的處理手法讓人想起貝利尼的《荒野中的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 in the Desert），這幅1480年的經典作品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繪畫的基石。達利不僅再現了貝利尼的場景，還通過在下方的鏡像使其壯麗倍增。

達利，《記憶的永恒》，1952—1954年，達利博物館藏

在觀展中，適當的提示和對比讓作品煥發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超過30件借展自佛羅里達州圣彼得堡薩爾瓦多達利博物館（the Salvador Dalí Museum）和私人收藏的達利作品，和館藏與之關鍵影響者的作品并置、比較，其中包括西班牙畫家戈雅、委拉斯開茲和格列柯，以及虔誠的意大利畫家如龐培歐·巴托尼（Pompeo Batoni）和奧拉齊奧·真蒂萊斯基（Orazio Gentileschi）。展覽探索了達利中年回歸天主教，以及他在藝術中表達信仰的使命。以此，將達利錨定在歐洲藝術史中，并引發超越其表面名聲的思考。

展覽現場

展覽第二展廳展出了四幅16世紀中期的版畫，版畫的作者是老彼得·勃魯蓋爾（約1525-1569年）的追隨者彼得·范德海登 (Pieter van der Heyden，1525-1569年)，這些版畫將達利與早期荷蘭大師的陰郁幻想直接聯系起來，在20世紀超現實主義出現之前，他們已然是超現實主義者了。這些版畫出自彼得·范德海登的《七宗罪》系列，畫面中充滿了噩夢般的怪異景象：一顆巨大的人頭沉入泥潭，小船從它的耳中駛出，奶牛在堅硬的云層上吃草，昆蟲狀的惡魔在作惡。

彼得·范德海登仿照老勃魯蓋爾的作品《欲望》，約1558年創作，波士頓美術館藏

它們掛在達利的兩幅作品《裝置與手》（Apparatus and Hand，1927年）和《春天的第一日》（The First Days of Spring，1929年）旁，這兩幅作品簡潔而生動，充滿了謎一樣的奇異人物、視角和尺度。顯然，這些作品的內在基因已歷經歲月傳承。

達利，《盤子上的雞蛋》，1932年，達利博物館藏

噩夢，以及更廣泛的夢境，是超現實主義作品的原始素材。其追隨者相信，超越清醒思維的集體無意識揭示了存在本質的基本真理。在精神分析學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引領下，布勒東等試圖尋找通向無意識心靈的渠道。這雖然聽起來很古怪，但超現實主義者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堅持了下來；即使在其衰落之際，它依舊打破了藝術世界對線性發展的固執。如果沒有超現實主義，抽象藝術會出現嗎？也許會。但超現實主義者所提出的無拘無束的思想領域改變了藝術的本質。

薩爾瓦多·達利的《女孩背影》（左）和迭戈·委拉斯開茲的《唐·路易斯·德·貢戈拉的肖像》

達利熱情地成為超現實主義的鈍器（1971年，他帶著寵物食蟻獸，走上迪克·卡維特的節目，向觀眾解釋他的作品）。有人說，他毫無歉意的滑稽表演將這一運動貶低為一場雜耍，這至少部分屬實。但展覽排除了這些噪音，將達利定位為一位具有影響力和信仰傳承的藝術家。

達利崇拜委拉斯開茲，這位西班牙大師憑借技巧創造了肖像畫深不可測的神秘感。達利在對抗和致敬中向其表達敬意。展覽中的一幅啟示性作品《女孩背影》（Girl’s Back，1926年）——簡單、直白、壯麗——描繪了一位女性脖頸處的黑色卷發，它與委拉斯開茲1622年創作的《唐·路易斯·德·貢戈拉的肖像》并排掛在一起，達利用他的畫筆從這位老大師那里借來了標志性的光輝而憂郁的風格。

達利的《瑪格麗特公主》（左）與委拉斯開茲的《瑪利亞·特蕾莎公主肖像》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展出。

1653年《瑪麗亞·特蕾莎公主》是委拉斯開茲工作室的作品，與達利1958年創作的重制作品《委拉斯開茲用他榮耀的光和影描繪了美麗的瑪格麗特》（《瑪格麗特公主》）并列。達利的靈巧筆觸讓女孩在光束中漂浮，在更新他最崇敬的大師的畫作時，達利站在委拉斯開茲身旁，而不是在其之下。

達利，《委拉斯開茲用他榮耀的光和影描繪了美麗的瑪格麗特》（《瑪格麗特公主》），1958年，達利博物館藏

展覽揭示達利對歷代偉大繪畫的見解和熱愛。丟勒1497年的蝕刻畫《四個裸女（四女巫）》與達利1938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奇異作品《三女神的魔幻海灘》（Enchanted Beach with Three Fluid Graces）成對展出，相映成趣。達利欽佩丟勒的精確性和構圖技巧；他的作品——或許是一種遙遠的致敬，人物在病態的黃色和棕色平面上化為縷縷光絲——在黑暗的夢幻世界中重現了蜿蜒的虛幻。

龐培歐·巴托尼的《耶穌受難》（左）與達利的《基督視角》（Christ in Perspective）

展覽也關注達利的天主教信仰，他在20世紀70年代創作的一本多卷插圖圣經；一幅紅粉筆畫的耶穌受難記，是在他覲見教皇一年后創作的，俯視的視角令人眼花繚亂，這件作品與巴托尼1762年創作的傳統《耶穌受難》并列展出。

達利，《世界基督教會議》，1960年，達利博物館藏

《世界基督教會議》（The Ecumenical Council）是一幅創作于1960年的巨型作品，它像祭壇一樣獨立陳列。這似乎是達利對宗教神秘主義的陳述，它荒謬而華麗，這非常達利，但不是達利最好的一面。從朦朧的圣靈、上帝，到達利父親，甚至達利本人的形象也出現在場景中。這是一幅繪畫壯舉，包含太多的技巧和參考，卻又顯得輕松自如，但它的虛張聲勢和顯而易見卻是達利最糟糕的一面。

達利，《夜幕降臨》，1931年，達利博物館藏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后，喧囂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真正有分量的尾聲。在最后一個展廳，達利的《夜幕降臨》（Shades of Night Descending）中，長長的陰影籠罩著干涸的風景，旁邊是兩位老大師的作品——戈雅的《時間、真理和歷史》（Time, Truth, and History，1804年）和康奈利斯·諾伯特·吉斯布雷赫特（Cornelis Norbertus Gijsbrechts）的《虛空靜物》（Vanitas Still Life，1667-1668年）。

達利，《自然與生命(靜物-快速移動)》，1956，達利博物館藏

吉斯布雷赫特的畫作帶著骷髏、布滿灰塵的小提琴和凌亂不堪的畫面——他將畫布描繪成從角落掉落的樣子。即使是藝術品也難逃衰退的命運——這是時間不可抗拒的侵蝕。在此，迎來達利的杰作《老年、青春、嬰兒（三個年齡）》（Old Age, Adolescence, Infancy，1940年）。

達利，《老年、青春、嬰兒（三個年齡）》，1940年，達利博物館藏

這幅作品充滿了對死亡的暗示，畫面如交響樂般層次分明，呈現出一個生命逐漸從他掌控中滑脫的夢幻世界。達利渴望的不僅僅是名聲，他希望永生，而名聲在某種程度上讓他實現了這一點。但是達利意識到自己終有一天會死去，藝術可以讓他永存。

菲利普·哈爾斯曼和達利共同完成的攝影作品《原子達利(DaliAtomicus)》

注：展覽將持續至12月1日，本文編譯自《波士頓環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