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焄導讀：

今人研究樂府詩，大多注意研討其本事。陸侃如先生《樂府古辭考》搜集大量史料，分類考訂各類歌辭的源流，但因將“創制”和“入樂”（《引言》）作為取舍標準，所以研討范圍僅限于唐代以前的郊廟歌等七類歌辭，且更側重資料梳理，所作按斷稍嫌簡略。蕭滌非先生《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于作品之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厭其詳”（《引言》），可受史著體例影響，也未暇整合相關資料做專題考索。王運熙先生早年撰有《吳聲西曲雜考》，巨細靡遺地考訂過《前溪歌》《團扇歌》《丁督護歌》等十馀種樂府歌辭的作者和本事，盡管也留心探究“現存歌詞內容往往與本事不合”的情況，但也未能全面辨析思想內容與曲名、本事之間的復雜關聯。

本篇圍繞這個積疑已久的話題，分三類情況進行全面系統的考述。尤其是后兩類，由于文獻有闕，很容易造成誤解。如明人徐獻忠纂輯的《樂府原》，非常重視推求本事，清人朱彝尊稱其書“有功后學”（《靜志居詩話》卷十八）。然而因未能詳悉各種繁復情況，故時有膠柱鼓瑟，甚至穿鑿附會的弊病。比如他認為《豫章行》古辭的主旨是“士人思慕家室”，據此批評陸機等人的擬作“皆傷離別，言壽短景馳，榮華不久，頗違斯旨”（卷八），就沒有仔細尋繹前后的關聯和變化。另如清人陳祚明評選的《采菽堂古詩選》，議論極為精當，可在評說曹丕《上留田行》中屢次出現的“上留田”一語時，卻故弄玄虛地稱，“中間三字，文勢卻不可駐，須極流走，使緊接乃佳”（卷五），顯然并不清楚這里只是因聲作歌而已。本文堪稱秉要執本之作，所論抉微發覆，對研讀樂府詩多有裨益。

王運熙教授與楊焄教授的合影

原文：

《詞苑叢談》引清鄒祇謨《詞衷》曰：“《詞品》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云》則狀巫峽，《醉公子》則詠公子醉也。’……愚按……古人大率由詞而制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后人因調而填詞，故賦寄率離原詞。”（卷一《體制》）說明初期詞作，往往內容與詞調名稱吻合；后人因調填詞，內容發生變化，常常離開原題的意思。這種現象也見于樂府詩。詞亦名樂府，其體制承受漢魏六朝樂府詩的不少影響，這種現象其實也是沿襲了樂府詩的傳統。但樂府詩中的這種現象，一般讀者和研究者注意較少；由于后起之作離開了曲名和本事，甚至引起一些誤會。本篇擬略述這方面的情況，供閱讀和研究樂府詩的同志們參考。

一

樂府詩曲名和歌辭內容吻合的作品是大量存在的。這種現象在鼓吹曲辭、橫吹曲辭中表現尤為普遍。像鼓吹曲辭的《朱鷺》《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芳樹》《有所思》等曲，橫吹曲辭中的《隴頭》《出塞》《入塞》《折楊柳》《關山月》《梅花落》等曲，大量的歌辭內容均與曲名相吻合，例如《戰城南》寫戰爭，《將進酒》寫飲酒。但后來的某些作品，題材、主題與古辭相比，也有所發展變化。例如鼓吹曲辭的《巫山高》曲，《樂府詩集》（卷一六）說： 

《樂府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若齊王融“想象巫山高”，梁范云“巫山高不極”，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遠望思歸之意也。

雖然內容仍與巫山有關，但與古辭“臨水遠望思歸”的內容已有所不同。又如《有所思》曲，古辭是寫男女之情，后來的作品題材、主題也有變化。《樂府詩集》（卷一六）說： 

《樂府解題》曰：古詞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宋何承天《有所思》篇曰：“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則言生罹荼苦，哀慈親之不得見也。

何承天詩作內容雖仍與曲名相合，但不是寫男女相思，而是寫孝子憶念慈親，題材、主題已經不同了。

樂府相和歌辭、清商曲辭、雜曲歌辭等類中，曲名和歌辭內容吻合的作品，也是大量存在的。如相和歌辭中的《王昭君》《王子喬》《燕歌行》《從軍行》《相逢行》《蜀道難》等曲，清商曲辭中的《懊儂歌》《春江花月夜》《烏夜啼》《估客樂》《襄陽樂》等曲，雜曲歌辭中的《悲哉行》《妾薄命》《長相思》《行路難》等曲，現存歌辭內容大抵都和曲名相吻合，例如《王昭君》詠昭君故事，《從軍行》寫從軍征戰之事。但正像上述鼓吹曲辭那樣，后來某些作品的題材、主題比古辭也有發展變化。例如《燕歌行》，現存歌辭以曹丕的“秋風蕭瑟天氣涼”等二首為最早，寫婦女憶念遠客北方邊地的丈夫。《樂府詩集》（卷三二）說： 

《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所訴也。《廣題》曰：燕，地名也。言良人從役于燕，而為此曲。

曹丕以后南朝不少作家寫的《燕歌行》，題材、主題大致與曹丕所作相同；唐代高適的《燕歌行》，另辟蹊徑，著重寫唐時燕地一帶緊張的戰斗，軍士的艱苦生活與豪邁氣概，境界開闊，面目一新。這種題材、主題的發展變化是必要的。沒有這種變化，詩的思想內容就容易陳陳相因，缺乏創新精神。高適能夠寫出《燕歌行》這樣優秀的作品，同他突破舊傳統的創新精神分不開。

相和歌辭、清商曲辭的某些曲調，有一個本事；現存歌辭，其內容有的與本事相符，有的則有了變化。例如相和歌辭的《箜篌引》，一名《公無渡河》，《樂府詩集》（卷二六）引崔豹《古今注》載其本事說：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發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聲甚凄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現存《箜篌引》《公無渡河》歌辭，自梁代劉孝威到唐代李賀、溫庭筠等人的作品，內容均與本事相合，這是一種情況。

又如相和歌辭中的《陌上桑》曲，《樂府詩集》（卷二八）引崔豹《古今注》載其本事說： 

《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

可見《陌上桑》原詞是王仁妻秦羅敷為拒絕趙王的強奪而作，其辭早已不傳，魏晉時樂府所奏《陌上桑》古辭，即為我們現在所見的《日出東南隅》篇。篇中女角雖亦名秦羅敷，且采桑于陌上，但并非拒絕趙王強奪，而是拒使君求婚，故事已有不同。按《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云：“《陌上桑》，歌瑟調古辭《艷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篇。”原來《日出東南隅》篇本為相和歌辭瑟調曲中的《艷歌羅敷行》曲，與相和歌辭相和曲中的《陌上桑》不是一曲；只因《陌上桑》曲古辭不傳，而《日出東南隅》篇題材接近，女子巧拒豪貴（這種事情在古代是相當多的）的主題又相同，因此《陌上桑》曲借用其歌辭入樂。后來《陌上桑》《日出東南隅行》二曲的作品，有不少是沿襲《日出東南隅》篇的；羅敷婉拒趙王強奪的本事，因無古辭流傳，不再發生影響了。

再如清商曲辭中的《丁督護歌》，現存歌辭內容也與本事不相符合。《宋書·樂志》載《丁督護歌》的本事說： 

《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旿收斂殯霾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閣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后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這本事可以《宋書·武帝紀》的記載作佐證。《武帝紀》云：“義熙十一年正月，公（指武帝劉裕，時為宋公）率眾軍西討。三月，軍次江陵。公命彭城內史徐逵之、參軍王允之出江夏口，復為魯軌所敗，并沒。”（節錄）督護本指收尸人丁旿，徐逵之西征喪身，而現存的《丁督護歌》卻寫女子送督護北征，前去洛陽，與本事大不相同。原來宋高祖長女哭其夫徐逵之戰沒，痛呼“丁督護”，聲調哀切，后人只是利用其聲調寫作歌詞，來表現女子送別丈夫出征時的哀傷之情，所以與本事大相徑庭了（參考拙作《吳聲西曲雜考·丁督護歌考》）。至于李白的《丁督護歌》（一作《丁都護歌》），內容又有變化，描寫吳地云陽一帶船夫搬運磐石的艱苦生活，“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當他們唱著流行吳地聲調哀切的《丁督護歌》時，就摧傷欲絕、淚下如雨了。李白詩只是利用船夫唱《丁督護歌》時心摧淚下的情節，來幫助刻畫船夫的辛苦和悲痛，其詩的內容同本事距離更遠了。唐人的古題樂府，與南朝文人之作不同，常常能突破原來的題材和主題，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呈現新穎的面貌，再加上藝術技巧的卓越，因而成績斐然。高適《燕歌行》、李白《丁督護歌》都是其例。

二

下面想談談樂府歌辭與曲名不相符合的情況。這種情況在相和歌辭中比較多，有些作品還頗著名，值得我們注意。

先說相和歌辭中的《薤露》《蒿里》兩曲，《樂府詩集》（卷二七）記其緣起說：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并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于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 亦謂之《挽歌》。……按蒿里，山名，在泰山南。

《薤露》《蒿里》二曲古辭，歌辭簡短，錄在下面供參照：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此二曲古辭，原來作為挽歌，人死出殯時使挽柩者歌之。《薤露》《蒿里》的曲名，均出自古辭首句。后來曹操的《薤露》《蒿里》二曲，不再是送死人出殯時的挽歌，而用來描寫漢末喪亂。《薤露》曲有云：“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蒿里》曲有云：“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其內容固然與曲名不相吻合，但從古辭的哀悼個人死亡擴大到哀悼國家喪亂，在意思上仍有相通之處，所以方東樹評為“所詠喪亡之哀，足當挽歌也”（《昭昧詹言》卷二）。后來東晉張駿的《薤露》曲，寫西晉覆亡之痛，就是繼承了曹操詩的傳統的。至于曹植的《薤露》曲，因薤露而想到人生短促（“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因而企求乘時立業，雖在內容上與古辭還有一些聯系，但距離就更遠了。

再說相和歌辭中的《豫章行》（見《樂府詩集》卷三四），古辭一首，寫豫章山上的白楊，為人砍伐，運往洛陽作建筑材料。結果是：“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后來西晉傅玄有《豫章行·苦相篇》，寫女子苦相為丈夫所遺棄，結果“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逾參辰”。從寫樹木被砍伐到寫婦女被遺棄，題材大不相同，但古辭的“何時復相連”“使我離根株”的思想意義卻還保存著。同時陸機也有《豫章行》，寫與親戚分手的悲感，有云：“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在傷離悼別慨嘆“何時復相連”的意思上也和古辭保持著聯系。還有曹植的《豫章行》二首，歌詠史事，其第二首有云：“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實際是借詠史來表現自己受到曹丕、曹叡疑忌打擊的痛苦。在骨肉不和以至分離“使我離根株”這一點上，也和古辭內容保持著聯系。至于李白的《豫章行》，描寫安史亂后老母送子參軍，“呼天野草間”的悲慘情景，則不但在分離內容上與古辭有聯系，而且由于寫的是豫章一帶的情狀（篇中有“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句），重新與曲名相吻合了。

從上述《薤露》《蒿里》《豫章行》諸曲調看，后來的歌辭盡管與曲名、本事不合，但在思想內容上仍然保持著若干聯系。讓我們再看相和歌辭中的《雁門太守行》。《樂府詩集》（卷三九）說：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雁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后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還為洛陽令，政平訟理，發擿奸狀，京師稱嘆，以為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樂府解題》曰：“按古歌詞歷述渙本末，與傳合，而曰《雁門太守行》，所未詳。”

現存《雁門太守行》古辭，開頭云：“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民，少行宦，學通五經論。”末尾云：“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稱傳。”歷敘王渙政績，確與《后漢書·循吏傳》相合。但為什么題名《雁門太守行》，不叫《洛陽令行》，《樂府解題》說未詳其故。實際《雁門太守行》的原辭（當為歌頌雁門太守某某的詩）早已不傳，后人寫作洛陽令一篇歌頌地方長官，因主題類似，故即借用《雁門太守行》曲調。清代朱乾《樂府正義》說：“按古辭詠雁門太守者不傳，此以樂府舊題《雁門太守行》詠洛陽令也，與用《秦女休行》詠龐烈婦者同；若改用《龐烈婦行》，則是自為樂府新題，非復舊制矣。凡擬樂府有與古題全不對者，類用此例，但當以類相從，不須切泥其事。”（據黃節《漢魏樂府風箋》卷四轉引）朱乾的意見很中肯，能從樂府體制上說明問題。

李賀的《雁門太守行·黑云壓城城欲摧》是一首名篇，同古辭洛陽令一樣，它也是借用舊題歌詠地方長官。陳沆《詩比興箋》（卷四）說：“樂府《雁門太守行》古詞，美洛陽令王渙德政，不詠雁門太守也。長吉乃借古題以寓今事。故‘易水’‘黃金臺’語，其為詠幽薊事無疑矣。憲宗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自立，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討之，逾年無功。故詩刺諸將不力戰，無報國死綏之志也。唐中葉以天下不能取河北，由諸將觀望無成，故長吉憤之。”此詩是否即諷刺吐突承璀等討伐叛鎮不力，當然還難以肯定；但陳沆根據詩中“半卷紅旗臨易水”“報君黃金臺上意”句指出它是詠幽薊一帶河北地區的戰事，還是比較合理的。姚文燮《昌谷集注》（卷一）說：“元和九年冬，振武軍亂，詔以張煦為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趣鎮討之。振武即雁門郡。賀當擬此以送之，言宜兼程而進，故詩皆言師旅曉征也。”姚說不顧詩中“易水”等地名，以為《雁門太守行》一定是寫雁門地區的事，失之拘泥。

朱乾提到《秦女休行》詠龐烈婦事，與《雁門太守行》詠洛陽令王渙事相像。這里連類介紹一下。《秦女休行》屬樂府雜曲歌辭，原辭為曹魏左延年作，寫燕王婦秦女休為宗族報仇殺人、將受刑戮、忽得赦書的故事。此事史書失載。后來傅玄寫的《秦女休行》則是寫龐烈婦為父報仇，殺人后直造縣門自首，卒獲赦免。其事《后漢書·列女傳》中的《龐淯母傳》、《三國志·魏志》卷一八《龐淯傳》均有記載。《樂府詩集》卷六一《秦女休行》題解說： 

左延年辭，大略言女休為燕王婦，為宗報仇，殺人都市，雖被囚系，終以赦宥，得寬刑戮也。晉傅玄云：“龐氏有烈婦。”亦言殺人報怨，以烈義稱，與古辭（按指左延年辭）義同而事異。

“義同事異”，是指左延年、傅玄兩篇《秦女休行》所詠事實雖不相同，但歌頌烈女為親人報仇的主題思想則相同，正如詠雁門太守的《雁門太守行》古辭（已佚）與詠洛陽令王渙的《雁門太守行》的古辭，雖然所詠對象不同，但主題都是歌頌地方長官一樣。漢魏之際，為親人報仇殺人的風氣相當流行，雖在婦女也是如此。曹植《鼙舞歌·精微篇》即提到兩件事實，其一即秦女休事，另一為蘇來卿事。詩云：“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蘇來卿事史籍也不載。東漢前期漢章帝造《鼙舞歌》五篇，其一名《關東有賢女》，專述其事，曹植的《精微篇》就是擬《關東有賢女》的（見《樂府詩集》卷五三魏陳思王《鼙舞歌》題解）。漢章帝的歌辭惜已不傳，但可以證明當時報仇殺人風氣的流行（參考蕭滌非先生《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第三編第五章、第四編第二章）。這種風氣到后代還有，如李白的《鼙舞歌·東海有勇婦》篇，寫東海勇婦“捐軀報夫仇，萬死不顧生”的義烈行為，后得北海太守李邕上章朝廷，獲得赦免。《樂府詩集》（卷五三）說：“李白作此篇以代《關中有賢女》。”說明它是擬《關中有賢女》篇的，它同古辭也可以算是“義同事異”的一例了。

三

上面第一節介紹部分樂府歌辭內容與曲名相吻合，但思想內容也有發展與變化；第二節介紹部分樂府歌辭與曲名不相吻合，但在思想內容上還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系，或主題相同，或主題比較接近。樂府歌辭還有第三種情況，那就是部分樂府歌辭的思想內容，不但與曲名不相吻合，而且在思想意義上與曲名、本事、原辭等也沒有什么聯系。這里也舉幾個例子說明一下。

例如相和歌辭中的《秋胡行》，原辭雖不傳，但《列女傳》《西京雜記》都載有其本事，是寫魯人秋胡娶妻后出外宦游，數年后還家，路遇其妻采桑于郊，秋胡不識其妻，貪其美貌，遺金調戲，其妻憤而自盡。秋胡戲妻的故事，頗為著名，常為后代通俗文學所取材。現存晉傅玄的《秋胡行》二首，正是歌詠其事，與曲名、本事相吻合。但曹操的《秋胡行》二首（“晨上散關山”“愿登泰華山”篇）都歌詠追求神仙，曹丕的《秋胡行》三首，“堯任舜禹”篇詠明君任用賢人，“朝與佳人期”“泛泛淥池”二篇寫思念佳人（可能比喻君主渴求賢人），不但都和秋胡故事了不相涉，而且在思想意義上也看不出有什么聯系。朱乾《樂府正義》為之說曰： 

《秋胡》古辭已亡，故前人于此題多假借之詞。本其陷溺欲海，則為求仙之說，所謂真人，何有于路旁美婦，“晨上散關山”是也。……若“朝與佳人期”與“泛泛淥池”二首，一則海隅莫致，一則在庭可遺，皆非路旁亂擲；而折蘭結桂，采實佩英，則又見投金之可鄙： 皆反《秋胡》之意而為之說也。（《漢魏樂府風箋》卷一一引）

雖然竭力想說明曹操、曹丕之作思想內容上與《秋胡行》本事的聯系，但立說不免牽強附會，缺乏強有力的證據。看來曹操、曹丕的《秋胡行》歌詞，只是利用該曲的聲調，在思想意義上與題名和本事不見得有什么聯系。《樂府詩集》卷八七《黃曇子歌》題解說：“凡歌辭，考之與事不合者，但因其聲而作歌爾。”曹操、曹丕的《秋胡行》，大約就是屬于因其聲而作歌的一類。

相和歌辭中的《上留田行》，是因聲作歌的明顯例子。《樂府詩集》卷三八《上留田行》題解說： 

崔豹《古今注》曰： 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曰上留田。《樂府廣題》曰： 蓋漢世人也。云：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這里敘述了《上留田行》題名的意義與本事，記載了民歌原辭。《樂府詩集》收錄了曹丕、謝靈運的兩首《上留田行》，值得注意。歌辭如下：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嘆息將欲誰怨？（上留田）（曹丕《上留田行》，“上留田”前后的括弧為我所加，下首同。）

薄游出彼東道，（上留田）薄游出彼東道。（上留田）循聽一何矗矗。（上留田）澄川一何皎皎。（上留田）悠哉逖矣征夫，（上留田）悠哉逖矣征夫。（上留田）兩服上阪電游，（上留田）舫舟下游飆驅。（上留田）此別既久無適，（上留田）此別既久無適。（上留田）寸心系在萬里，（上留田）尺素遵此千夕。（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素雪紛紛鶴委，（上留田）清風飆飆入袖。（上留田）歲云暮矣增憂，（上留田）歲云暮矣增憂。（上留田）誠知運來詎抑，（上留田）熟視年往莫留。（上留田）（謝靈運《上留田行》）

曹丕、謝靈運兩詩，內容與《上留田行》題名、本事都已經大不相同。如果說曹詩寫貧富懸殊，思想內容與古辭寫兄弟命運不同還稍微有一點聯系的話，那末謝詩寫親友離別、光陰消逝的哀傷，內容就更談不上有什么聯系了。原來曹、謝兩詩只是利用“上留田”作為和聲來寫作新辭罷了，這也就是郭茂倩所謂“但因其聲而作歌爾”的意思。

這種因聲作歌的情況，在六朝清商曲辭中較多。上面提到的《丁督護歌》是一例，但后起歌辭與曲名仍相配合。此外，還有與原來曲名、本事都不同的例子。如《阿子歌》。《樂府詩集》（卷四五）載《歡聞變歌》《阿子歌》二曲的本事說： 

《古今樂錄》曰：《歡聞變歌》者，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于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褚太后哭“阿子汝聞不”，聲既凄苦，因以名之。

《宋書·樂志》曰：《阿子歌》者，亦因升平初歌云：“阿子汝聞不。”后人演其聲為《阿子》《歡聞》二曲。

據此知“阿子聞”原為民間童謠中間的和聲，“阿子汝聞不”則為童謠末尾的送聲，后來被附會與東晉褚太后哭穆帝夭折的哀痛聲調有關，因而制成《歡聞》《阿子》二曲。但現存《阿子歌》三首中的第二、第三首歌辭云： 

春月故鴨啼，獨雄顛倒落。工知悅弦死，故來相尋博。

野田草欲盡，東流水又暴。念我雙飛鳧，饑渴常不飽。

講的是鴨子的事，與《阿子歌》的曲名、本事完全不同。《樂府詩集》引《樂苑》說：“嘉興人養鴨兒，鴨兒既死，因有此歌。”原來這兩首歌辭只是利用《阿子歌》的和送聲（漢魏六朝樂府詩中的和聲，置于詩中每句之后，如上引曹丕、謝靈運的《上留田行》，送聲則置于篇末，演唱時歌者唱一句停歇，則諸人群唱和聲；唱全篇畢，則群唱送聲。宋代龍輔《女紅馀志》記載唱沈約《白纻歌》送聲時的情景曰：“合聲奏之，梁塵俱動。”可見其熱烈情景。詳見拙作《論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聲》），而且把“阿子”訛變為“鴨子”，所以產生這種奇怪的現象了。

本文開頭說過，前期詞多緣題之作，后來詞作則因大都因調填詞，離開原題，這種現象可說是沿襲了樂府詩的傳統。但從數量上說，詞中緣題之作較少，因調填詞離開原題的作品則是大量的。從絕大多數的詞作來說，詞調僅是提供一種格式，其思想內容與調名、本事大抵沒有什么關系。樂府詩則不一樣，上述第三類作品與曲名、本事失去聯系的畢竟占少數；多數作品屬于上述第一、第二類，與曲名、本事或者主題思想方面等保持一定的聯系。從一般情況說，用樂府舊題寫詩，在思想內容上常常或多或少受到原題、古辭的制約，不容易自由地來反映嶄新的題材。唐以來不少新樂府詩的產生，就是為了打破這種限制，更充分更有效地來反映當代的社會現實。（原載《河南師大學報》1979年第6期）

本文摘自《王運熙中古文學課堂》，王運熙著，楊焄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