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特使將從7月28日起，訪問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亞，就烏克蘭危機開展第四輪穿梭外交，同“全球南方”重要成員就當前局勢及和談進程進一步交換意見，探討推動局勢降溫，為重啟和談積累條件。

此次李輝特使此輪穿梭斡旋的特殊背景，是在烏克蘭外長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首次訪華后開展的。烏外長庫列巴于7月23日至26日在華訪問，期間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廣州舉行了雙邊會晤。另外，此次斡旋外交的另一重要背景是俄烏戰事已經延續了兩年半之久，和談前景還不明朗，沖突存在進一步升級、風險外溢的可能。

在第四輪穿梭外交之前，中國政府也曾通過與國際社會不同國家和機構，包括危機當事國烏克蘭和俄羅斯進行過溝通、交流和協調。中國政府多次積極進行斡旋和調停，充分反映出中國作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正成為促進國際和平，維護國際公義的重要力量。

為和平也為自己，中國適時采取行動

烏克蘭危機發生之初，因為時機并不合適，中國并沒有積極介入沖突的解決，但隨著危機的曠日持久和國際社會紛紛尋求危機的解決，中國也開始采取行動，為恢復地區和平，承擔大國責任而尋求合適機會，開展了多輪穿梭外交，其主要出發點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穩定地區局勢，促進國際和平。

烏克蘭危機爆發兩年多來，盡管俄烏軍事行動沒有超越烏克蘭邊界，但雙方沖突已經對歐洲和國際社會的穩定造成嚴重沖擊，不僅對歐洲安全構成嚴重的、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且對國際經濟環境和地緣政治局勢都產生深刻甚至根本性影響。

受俄烏沖突刺激，歐洲、美國和日本等西方力量的對外政策日益強調地緣政治競爭和對抗，在經濟領域也高度強調“安全化”和保護主義手段，“全球南方”在這一局面下其經濟發展也受到重大沖擊。因此，俄烏地域范圍上有限的軍事沖突卻構成了全球性的多方面挑戰。中國作為一個其經濟利益早已全球化的大國，已經受到烏克蘭危機曠日持久所帶來的全球性負面沖擊的嚴重影響。因此，中國政府愿意并期待通過自身努力，以多輪斡旋方式為緩解乃至解決地區沖突做出貢獻，這有利于恢復歐洲地區和平，并有利于促進國際社會穩定和國際局勢緩和，以及國際關系的正常化發展，從而使包括中國自身在內的國際社會受益于這些調停。

第二，承擔國際責任，提升國際形象。

俄烏沖突發生以來，因中國未能采取和西方相同或類似立場，或支持西方國家行動而受到包括美國和歐盟等力量的指責，甚至也受到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些許質疑。盡管中國對該沖突所做反應和許多非西方大國和諸多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實質差別，但西方的輿論壓力，乃至西方以此為基礎對華采取的相關措施已構成對中國的嚴重傷害。它不僅干擾中國和俄羅斯及與烏克蘭關系的正常發展，而且基于西方“長臂管轄”式的制裁行動，使我國的部分企業受到了西方不公正對待。

來自西方的輿論壓力和它們對我國經濟上的傷害（部分出自歐盟因俄烏沖突而誘發的對我國所采取“去風險”政策）使我國不得不做出反應，這不僅包括輿論和宏觀經濟政策上的調整，也包括更多承擔國際責任以回應西方和國際社會對我國的無端指責，并通過多輪斡旋以提升國際形象。鑒于我國在促進伊朗與沙特阿拉伯之間實現歷史性和解及促使巴勒斯坦內部和解進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中國主動承擔國際責任具備了基于成功經驗所帶來的信心。

第三，當前局勢處于相對關鍵節點，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需積極應對。

如果回到自去年起積極開展斡旋這件事情本身，它可以解釋為烏克蘭危機發展至今，已經急需有國際斡旋來為危機的解決提供機會。顯然，戰局之初沒有立即斡旋的可能，而沖突延宕至今，雙方進入戰略僵持階段，勝負難料，戰事多延長一天，對俄烏雙方都會帶來多一天的深重災難，也會加劇國際局勢的復雜化。當此時刻，國際社會應該采取積極行動為雙方盡早停火，爭取和平談判創造便利條件與合適平臺。因此，中國政府愿意在此相對關鍵時刻，為可能的和平進程做出貢獻。

與有些國家相比，中國的斡旋更注重國際公義

目前，為緩減俄烏沖突局勢和尋求俄烏雙邊和解，一些國家和力量也進行過或尋求開展調停，但比較而言，中國的調停具有鮮明特性，尤其值得強調的是，中國所開展的斡旋更注重國際公義。

第一，中國的調停具有充分的公正性。

縱觀全球，目前有一些國家和組織為解決俄烏沖突做出過一些努力，包括非洲聯盟、巴西、土耳其、印度、匈牙利等。顯然，較之西方國家，南方國家在調停方面具備一定條件，它們在烏克蘭危機方面基本秉持中立立場。然而，基于實力和有些國家具有通過調停擴展國際影響力的特殊目的，因此調停效果有限。反觀中國調停，更具有持續性、全面性和公正性，它不僅連續進行了四輪各有側重的調停，而且注重關注俄烏雙方的各自觀點與國際社會的廣泛立場，與有些國家的調停只注重協調俄烏立場或試圖融合幾個大國立場不同。以此而言，中國的調停具有豐沛的公正性。

第二，充分重視國際民主，尊重國際社會其他國家立場和意見。

由于從國際公正立場出發而尋求危機的解決，從而在實際效果上使中國的調停與斡旋符合國際民主精神。盡管第四輪斡旋還在進行當中，但通過這四輪及可能的后續更多斡旋，中國政府通過特使已經和將會包括俄烏在內的國際社會進行廣泛接觸。除了俄烏兩國，李輝特使已為此訪問過歐盟、美國、波蘭、德國、法國、土耳其、埃及、沙特、阿聯酋、印尼、巴西等等，既包括直接當事國，也包括受沖突直接影響的烏克蘭周邊國家，還包括與危機相對沒有直接關系的南方國家。與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國家的協調、交流與接觸，中國政府為尋求一個具有充分代表性、實際可操作性與合理的解決方案做出努力，這些斡旋行動因此也成為中國推動國際民主化努力的一部分。

第三，不尋求一蹴而就，為國際和平創造充分條件。

中國政府斡旋的嚴肅性表現為它不出于私利并基于國際多數意見，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尋求一蹴而就。因此，它愿意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斡旋來縮小分歧，尋求共識，也因此，這種看似一次次進展微小或者似乎沒有什么進展的斡旋行動沒有得到一些國家的充分理解或重視，但是中國行動的持續性實際上有助于推動高度復雜的危機的可能解決，具有更高的現實意義。比較而言，西方國家期待通過中國政府對俄羅斯的勸說，或者通過華盛頓一頓武力輸出來終止危機的想法反而顯得有些幼稚。因此，中國秉持“復雜問題沒有簡單解決方案”的原則，通過持續努力，久久為功，可能會為危機的解決帶來真正的希望。

中國調停之路也面臨挑戰

俄烏沖突是中國開展斡旋和調停的最新案例。近些年來，中國在承擔國際責任，承擔作為一個真正負責任大國的義務方面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這些努力包括促成沙伊和解，以及促進巴勒斯坦內部眾多派別的和解，以及曾努力尋求朝鮮半島和解與介入蘇丹內戰期間的可貴的調停，等等。一路走來，中國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比較而言，中國還是國際社會上開展國際調停與斡旋的“新手”，依然面臨一些挑戰，它們包括：

第一，在調停的國家能力與國際意愿之間存在一定差距。

調停能力包括國家的物質實力、道德資源、國際權威，也包括調停的經驗和國家為調停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資源等。從這些條件而言，中國可能在許多方面還存在不小的差距。然而國際社會對中國發揮更大調停作用的意愿在不斷增強。換言之，基于中國所具備的國際影響力和實力，國際社會對中國付出更多努力來成功實施調停可能寄予了超越中國能力的期待。因此，未來中國需要彌補在中國進行調停的能力和國際賦予的愿望之間的差距。

第二，調停的復雜性與被調停事務的緊迫性之間的差距。

顯然，中國更愿意通過復雜的和長期的調停途徑來構建具有現實意義的理性方案，但現實中被調停問題的解決又往往具有高度的緊迫性，越快達成解決方案越好。因此，如何解決調停的長久性和問題解決的緊迫性之間的矛盾，可能還需要中國具備更為成熟的調停手段。

第三，部分國際力量的排擠。

盡管中國的調停所強調的國際公正性和高度的現實可行性，為國際社會所需要并大體上受到國際社會的贊賞，但依然受到一些國家和力量的非議。譬如，從廣義上說屬于調停范圍的中國所發表的“政治立場文件”遭到過西方社會的普遍質疑，一些國家對中國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和解表示嘲弄甚至不滿，等等。這些來自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的質疑，一定程度上會干擾中國調停與斡旋的效果。

然而，無論如何，中國作為一個致力于國際公正與民主，勠力實現國際和平的負責任大國，其獨特的斡旋與調停將為國際社會帶來新的、有助于國際和平與穩定及恢復公正國際秩序的希望，值得鼓勵和繼續努力。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