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摘自《與歷史的對抗》（[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著，呂一民、白瑋譯，商務印書館即出）一書的“譯后瑣記”，經作者授權，澎湃新聞首發。

一

法國是和中國一樣富有史學傳統的國度，在多個重要歷史時期均分別出現過值得充分關注的史家和史學流 派。其中，自二戰結束以來，法國年鑒學派，包括亦稱年鑒學派第三代的“新史學”，在法國史壇大放異彩數十年之久。同時，它還在國際史學界享有盛譽并在相當大程度上長期引領戰后西方史學發展潮流。上述局面之出現，首功之臣是年鑒學派第二代的掌門人布羅代爾，尤其可歸功于他在戰后法國“輝煌三十年”間，對費弗爾、布洛赫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創立的年鑒學派的發揚光大；而以勒高夫為首的史學家們繼布氏之后倡導、推進“新史學”帶給法國史壇的新活力和新氣象，同樣功莫大焉。

費爾南·布羅代爾

“新史學”始興于20世紀7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達到極盛。其間，被奉為“新史學”兩大典范的“心態史”和“歷史人類學”，更是引人矚目地在法國內外均取得難以低估的成功。堪稱幸運的是，筆者早在70年代末就讀于燕園期間就有緣在北大歷史系課堂上聽聞年鑒—新史學派。其時，剛從巴黎訪學歸來的張芝聯教授在給世界史專業學生講課過程中，興致勃勃介紹法國史壇最新進展時，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年鑒學派。由此，早就對法國歷史文化感興趣的本人，頓時就迷上了這一在當代法國史壇占據主導地位的史學流派或曰新型史學運動。也正因為后來始終對其興趣不減，甚至還對當時仍屬方興未艾從而更顯得極具活力和新意的它推崇備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本人有機會首次赴法訪學時，出國前就早已打定主意，非得到年鑒—新史學派大本營——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充分看看。

誠然，本人此訪主要是應巴黎第八大學歷史學教授克洛德·維拉爾（Claude Willard）邀請——在這位亦屬拉布魯斯高足的法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指導下，進修20世紀法國社會史，尤其是30年代人民陣線運動史。為此，在整整一年進修時間里，本人無論是在巴黎八大校內的聽課地點，還是巴黎八大外辦給我在圣德尼大學城所安排的住處，確實都限定在巴黎北端圣德尼一帶。盡管如此，初到巴黎的我，一俟在當年素以“紅色郊區”著稱的圣德尼安頓好住處，便迫不及待地獨自找到距住處最近的圣德尼大教堂地鐵站，乘坐13號線縱貫大半個巴黎，直奔坐落于塞納河左岸的年鑒—新史學派大本營，也即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在拉斯帕伊大道上那幢早就令我向往的大樓。此后，又因這兒的氛圍似乎格外討我喜歡，竟然導致只要一有可能，我就會著魔般地來這里待上至少大半天。就此大可毫不夸張地說，當時的我每回來這里或是看書蹭課，或是會晤師友，結果都會產生流連忘返的感覺。毫無疑問，此種感覺的產生，主要就是因為此地屬于蜚聲國際史學界的年鑒—新史學派的大本營。

出于對年鑒—新史學派的興趣和推崇，本人在90年代初回國后很快就撰寫和發表了幾篇評介法國“新史學”和心態史學的小文。其中，在發表于《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上的《法國“新史學”述評》中，本人認為：“當時法國各種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多多少少都已有些‘美國化’，唯獨法國的史學不僅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而且仍然在國際史學界占據著最為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法國悠久的史學傳統固然功不可沒，但更為重要的則是‘新史學’的勃興為法國的史學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能在各國史學普遍不景氣之際仍能獨放異彩。”接著文章還特別寫道：“如果說心態是新史學在史學研究中最為偏重的一種現象，那么，人類學則是‘新史學’在引進其他社會科學時優先對話的一門學科，在兩者互相滲透、結合的基礎上就形成了‘新史學’的又一熱門——歷史人類學。”而在發表于《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上的《法國心態史學述評》中，本人主要聚焦法國心態史學，對這一當時法國史壇的頭號“顯學”進行較為系統而全面的探討，其間，既就法國心態史學的界定、主要發展階段等予以剖析和梳理，還就心態史學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問題也發表了個人管見。

二

同樣是出于對年鑒—新史學派的持續興趣和推崇，本人在2005年應法國知識分子史研究第一人、時任巴黎政治學院歷史研究中心主任讓-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ois Sirinelli）邀請，赴巴黎政治學院擔任訪問教授，以及在2008年到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做高級訪問學者期間，再度把拉斯帕伊大道上的這幢大樓作為自己逗留巴黎期間最愛光顧的所在。不過，在21世紀初“舊地重游”時的本人，已不再像1989年末第一次來這里時那樣，只是滿足于感受乃至“膜拜”這里與年鑒—新史學派相關的一切，而是開始有意識地去關注彼時已在年鑒—新史學派中出現的“批判轉向”（tournant critique）及其帶來的影響。

戰后法國史學這場所謂“批判轉向”的出現，說到底，是其經歷自身“輝煌三十年”，尤其是勒高夫等人倡導和推進的“新史學”新的巔峰后，盛極而衰，危機顯現之際須做出應對與選擇的結果。總之，20世紀晚期以來，長期由年鑒學派主導的法國史壇出現的這種“批判轉向”，誠如它其實亦可譯成“關鍵轉折”一樣，給法國史學帶來的一系列重組和變革，的確是內涵豐富，意義非凡，以至于人們還不妨如是斷言：“批判轉向”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年鑒學派式微后，盛極而衰的法國史學是否還能擺脫困境，重振雄風？

凡此種種，促使本人一直饒有興趣地關注和追蹤著“批判轉向”如何給法國史學帶來一系列全新變化。而在這種考察過程中，勢必一方面繼續聚焦勒高夫、孚雷等資格更老、名頭更響的史學大佬的最新動向，另一方面也不斷提醒自己，必須更為充分地去關注法國史學家的“代際更替”，當把足夠多乃至是更多的目光依次投向年鑒—新史學派那幾位正年富力強，從而在“批判轉向”中明顯更呈銳氣、更顯活力的史家身上。其中，往往少不了這幾位的身影：2001年入選法蘭西公學院前亦執教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皮埃爾·羅桑瓦龍（Pierre Rosanvallon）；在以《法蘭西熔爐：19—20世紀移民史》等佳作獨樹一幟同時，還在“史學危機”大討論中以觀點精辟而備受矚目的熱拉爾·諾瓦利埃（Gérard Noiriel）；早年即以知識分子史研究著稱，繼而轉向范圍更廣的法國社會文化史研究后也表現不俗，以至于后來得以執掌高等研究院的克里斯 托弗·普羅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當然，也絕對會有充分理由去關注其時除在古希臘史和法國史學史領域佳作迭出，更以2003年初版的《歷史性的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驗》提出“當下主義”（présentisme）的弗朗索瓦·阿赫托戈，也即這本《與歷史的對抗》的作者。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的確，在此后很多年里，本人“癡心不改”地照樣對年鑒—新史學乃至范圍更大的當代法國史學抱持濃厚興趣，進而在這種興趣驅使下，還對20世紀晚期以來法國史壇的“批判轉向”一直甚為關注。基于個人的初步考察，同時也適當吸收與借鑒了法國同行的相關看法，本人以為，“批判轉向”既是對年鑒學派所受質疑的一種回應，也是對在歷史和其他社會科學方面被認為有新意的研究方法的一種批判借鑒。同時，它亦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此前一直占主導地位的年鑒派史學模式的公開危機時期的結束。當然，坦率地講，本人之所以會對這場“批判轉向”關注有加，最主要的還是希冀在六邊形土地上找到一些“他山之石”，因為在包括本人在內的很多人看來，正是由于有了“批判轉向”引發的變革，令此期法國史學得以并未隨年鑒學派式微及“史學危機”一蹶不振，而是借助重組與革新，再度煥發活力，重入佳境。凡此種種，或許不乏對中國的史學工作者們有所啟迪的內容。

三

確實，法國史學能在當時“化危為機”，重新呈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實際上主要是由“批判轉向”中形成的若干特點和趨向所決定的。依本人之見，時至今日，這些特點和趨向仍對我們具有不少啟迪、借鑒意義。鑒此，筆者不揣淺陋，擇其要者梳理如下：

1.反思性。注重反思，讓史學實踐及其成果更具有反思性，既是法國史學在“批判轉向”中的一大特點或趨向，也是史學重組和變革得以奏效的首要因素。就這點來說，當時對法國史學影響最大、哲學家出身的思想家是保羅·利科，實屬很能說明問題。利科是享譽國際學界的闡釋學大師，其闡釋學因注重強調反思性，向來被人稱為“反思性闡釋學”。并非偶然的是，在利科深受法國史學家關注、青睞之時，恰逢巔峰剛過的法國史學面臨新的局勢、問題和挑戰，史學家深感反思不可或缺之日。不容否認，法國史學家此前對與哲學家對話大多不太感興趣，甚至將之視為“聾子對話”，意義不大。然而，一旦史學反思與變革時刻到來，無論是利科的研究特點和取向，還是其涉獵廣泛、洞見迭出的豐碩成果，無不讓法國史學家們有望受益良多。而且，利科在很大程度上也確實未讓他們失望。總之，因為法國史學家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利科的啟迪，所以在就眾多關乎史學研究的重大問題，如歷史學家的實踐特性、歷史研究的主客觀性、歷史和敘事的關系，以及史學中的時間（性）等反思時，得以頭腦更為清醒，進而再以反思所得去指導自己的史學實踐和書寫。此外，法國史壇當時圍繞反思所出現的某些提法和現象，也同樣不容忽視。如一些史學家參與“歷史學的未來”討論時，直言法國史學真正的危機是歷史被年鑒學派壟斷地詮釋，拒絕對自身話語與功能進行反思；又如不少史學家注重反思史學家的社會“介入”方式，以及（法國）史學史因反思需要由原先的備受冷落突然轉熱，等等。事實上，本書作者阿赫托戈的一些相關著作得以備受關注，顯然也與（法國）史學史因反思需要由原先的備受冷落突然轉熱不無關系。

2.包容性。法國史學在“批判轉向”中顯示出了包容性，在倡導兼容并蓄、踐行交叉融合上表現更為突出，亮點紛呈。就此，首先要肯定的是對國外同行研究及成果遠比過去更多關注和重視。1980年，《爭鳴》組譯并發表兩篇文章，即斯通的《回歸敘述，或關于一種新的舊史學的思考》、金茨堡的《符號、痕跡、線索：跡象范式的根源》就是很好例證。這兩篇文章直接質疑了年鑒學派模式，甫一發表就在法國史學家中產生反響，從而對“批判轉向”本身也多有推動。此后，法國史學家在力圖革新拉布魯斯范式的社會史研究時，分別借鑒了包括意大利“微觀史學”、德國“日常生活史”、英國新社會史（以愛德華·湯普森為代表）在內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在對作為政治史復興重頭戲的政治概念史展開研究時，德國的萊因哈特·科澤勒克的大名屢被提及。在法國史書寫日益出現的跨國史、全球史轉向中，來自其他國家同行的影響不時可見。出于向內尋求新史學資源的考量，以及為便于更好接續本國史學傳統，原先冷門的法國史學史竟然也出乎意料熱了起來。一些人還以“方法論派史學”為實證主義史學正名，借此為備受年鑒學派貶低的這一史學流派恢復名譽。當然，包容性同樣體現在了遠比以往更強調學科交叉，以及史學研究具體取徑時雖想法不同仍能盡量做到“求同存異”上。“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人們大可就此斷言，更為富有包容性，既是當時法國史學的突出特點，同時也是令其重新煥發生機的重要因素。

3.創新性。史學研究貴在創新，且惟有推陳出新才能與時俱進。“批判轉向”中的法國史學家這一點上同樣可圈可點。這種局面當然又是和既樂于反思與創新，敢于挑戰正統，又善于兼容并蓄、交叉融合分不開的。就前者而言，孚雷當時絕對屬于佼佼者。眾所周知，大革命史在戰后法國一直奉喬治·勒費弗爾、阿爾貝·索布爾等人的研究為正統。孚雷對此很不以為然。因而，他在1978年出版反響巨大的《思考法國大革命》后，又在80年代中后期主編5卷本《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公開叫板“正統派”的《法國大革命歷史辭典》。毋庸諱言，至少就當時特定背景下的實際狀況來看，孚雷的研究取向和成果非但就大革命提出了觀點新、反響大的解讀，還“體現了法國歷史學從經濟和社會取向朝政治和文化取向（象征、想象和革命意識形態）全面轉變的特點”。在借助兼容并蓄、交叉融合多有創獲方面，2001年入選法蘭西公學院并執掌近現代政治史講席的羅桑瓦龍，顯然堪稱當時法國史學家中的翹楚。羅桑瓦龍主治政治概念史，他在“批判轉向”中獲得的盛譽，主要來自他在1990年代圍繞法國近現代政治推出的“三部曲”。其中在1992年率先出版的《公民的加冕禮：法國普選史》，剛一推出就被譽為“里程碑式的作品”。要言之，該書固然主要從歷史沿革角度來探究法國普選史上重要觀念或概念的產生、發展及其影響，但羅桑瓦龍并未滿足于一般思想史或概念史的表述方式，而能嫻熟地運用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的方法和概念來細致剖析。在論及精神病患者的選舉權時，他甚至還顯示了醫學、法學方面的淵博學識。

4.現實性。此期法國史學還顯示出這種特點或趨向，即史學研究明顯更具“現實關懷”，成果多含更為豐富的現實性。究其原因，這主要是由法國當時所處的國內外環境決定的。“輝煌三十年”過后，法國社會不時被各種令人煩憂的現象困擾，如經濟發展減緩，通貨膨脹加劇，失業率居高不下，移民問題突出，國際地位下降，民族國家蛻變，認同危機凸顯，等等。凡此種種，導致不少史學家深感歲月不再靜好，須以自身方式更多投身現實世界，對急劇變化的國內社會和國際環境及時給出歷史學的解讀。法國史壇隨即顯現兩種現象：一是史學家無論從事哪個時段，包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都遠比以往更注重去揭示自身研究和成果與現實世界的聯系；二是原先處在學科邊緣的現當代史，取代年鑒學派偏愛的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史，成為史學研究新的重點。隨著現當代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所謂現時史（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一譯當下史）應運而生，隸屬于全國科學研究中心的現時史研究所（IHTP）也很快創立。更令人印象深刻且值得深思的，則是由本書作者阿赫托戈在《歷史性的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驗》中提出的“當下主義”，在法國史學界日益得到廣泛關注與認同。

《歷史性的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驗》

5.公共性。更多賦予史學研究及成果公共性，也是“批判轉向”中的突出特點或趨向之一。這一點固然與歷史學在法國社會向來擁有得天獨厚地位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時勢使然，亦即現實原因所決定的。輝煌三十年過后，法國在國內外面臨的一系列現實問題，促使法國人，特別是年輕人渴望了解法國的過往，尤其是距今最近的歷史，以便對行將結束的20世紀有更好認識和理解。于是，70年代末以來，民眾對歷史的需求與日俱增。1983年，在由《快報》（L’Express）組織的一次民意調查中，竟有52%的法國人表示對歷史感興趣，且有15%的法國人對歷史“著迷”。其時，人們還不難在法國看到，伽利瑪（Gallimard）等知名出版社推出的諸多歷史叢書、新近創刊的各種歷史刊物、《平行的歷史》之類電視節目，一時大受歡迎。毋庸諱言，為滿足公眾對歷史和記憶的需要，法國史學家們不僅使出渾身解數，而且還頗為成功。這點上，諾拉等人當時創辦的《爭鳴》尤其值得一提。這份旨在“有助于人們更好地理解當今世界的各種演進的分析和開放討論的刊物”，其完整刊名包含“歷史、政治、社會”等詞匯。而且，《爭鳴》不僅讓“歷史”居首，史學家們在該刊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這一時期，諾拉還引人矚目地倡導并建構記憶史學，因應“記憶時代”或“認同時代”的社會需求，推出了影響巨大的《記憶之場》。20世紀晚期，當法國社會各界圍繞知識分子的作用展開熱烈討論時，知識分子史在法國應運而生。其間，米歇爾·維諾克（Michel Winock）的《知識分子的世紀》、讓-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等不少知識分子史著作，相繼成了影響力遠超出史學界的暢銷書。進入21世紀后，叫好又叫座的法國史學佳作依然不時出現。

四

以上，本人既扼要回顧與說明了自己何時開始知曉年鑒—新史學派，以及后來又如何持之以恒地始終對其予以重視和追蹤，又對促成這本《與歷史的對抗》的作者阿赫托戈更多地廣受關注和好評的法國史壇演變狀況，特別是至關重要的“批判轉向”及影響略談了一些粗淺看法。

對于本人能在此獲得這樣一個彌足珍貴的機會，無疑首先要衷心感謝“社會思想叢書”主編劉東教授，以及商務印書館杭州分館張杰編輯等人的再三邀約。正是因為他們的信任和約稿，使本人有緣在《與歷史的對抗》法文版剛推出時，就第一時間讀到阿赫托戈這部備受學界期待的新作。行文至此，本人腦海里難免還會跳出幾年前的一個場景：在商務印書館杭州分館負責人組織的飯局上，劉東教授在談及加盟浙大后將做哪些事情時，異常興奮甚至不無特意地宣稱，剛剛成功獲得《與歷史的對抗》中文簡體字版的版權，同時明確表示最好能由我來出面負責翻譯這本好書。

更讓本人要對劉東教授等的盛情約稿表示感謝的是，正是在翻譯此書過程中，其實早已在準備退休“躺平”的本人，除可從《與歷史的對抗》及時學到很多充滿新意的內容，而且還大可借此機緣，適當回顧自己在張芝聯教授等法國史專家引導下，投身法國史研究以來的個人經歷。無疑，本人在這一過程中難免會不由自主地浮想聯翩，感慨萬千。就此，還不妨特別強調一點，潛心譯介阿赫托戈這部立意高遠、內容豐富、洞見迭出的新作的過程，之于本人，不啻是與自己昔日著譯中多有涉及的一系列法國歷史人物，特別是那些重要的法國史學家和其他知識分子重新“密切接觸”“再敘舊情”的天賜良機。

例如，在看到書中第二章多有提及的心態史和歷史人類學時，本人不僅會想到，自己早在90年代初就已在《法國“新史學”述評》《法國心態史學述評》等小文中對它們有所探討，還會不由得想到，自己首次到年鑒—新史學派大本營并興沖沖地去查看該學年的課程表時，起先竟然還為沒能在課程表中查到勒高夫的開課信息而深感納悶，結果是到后來才在課程表中另設的“歷史人類學”一欄里看到勒高夫的開課信息——他當年開設課程為《中世紀時“笑”的意義》。又如在書中第三章重點提到的那幾位重要的“局外人”，基本上都是本人早年在從事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研究時有過重點探討的人物。其中的福柯，本人在90年代中期還在1995年第1期《世界歷史》上發表過一篇小文《作為歷史學家的米歇爾·福柯》。而阿赫托戈在前言中專門提及的那幾位曾“陪伴”作者本人“這數十年來的前行”的“一些令人困惑或略顯違和的人物”，其實也都在我撰寫的幾本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著作（例如佩璣、瓦雷里、維達爾-納凱），抑或翻譯的《自由的聲音：大革命后的法國知識分子》（例如夏多布里昂）中不時出現。就連阿赫托戈在前言中評價頗高的保羅·利科，本人也在2018年第1期《歷史研究》上，以《保羅·利科的研究取向與科學的歷史闡釋學的建構》一文做過探討。諸如此類的例子，實在是不勝枚舉。而每當自己想到這些，總會情不自禁地為自己能在改革開放之初順利邁入大學校園感到幸運，同時也對當年充滿熱情地引導我走上法國史研究道路的各位師長滿懷感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為有助于國人更清醒地認識與理解當今世界的現狀和演進，并希冀中國以開放、包容和理性精神更好體現大國擔當，在中國學界著力推進法國史研究，適時提升該領域研究水準大有必要。而要真正做到這點，既需洞察國際史壇，尤其是法國史學界法國史研究的最新趨向，同時還得著眼于范式革新和領域延伸，切實思考如何更好推進和提升相關研究。進而言之，在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國史研究過程當中，固然應當盡可能多地致力于中國本土化的理論建構，大力彰顯中國話語，但這絕非意味著要將此舉與吸收、借鑒國外的優秀研究成果對立起來。惟其如此，筆者尤想借這篇譯后瑣記格外強調，法國史學史，特別是“批判轉向”以來的法國史學，當成為需要中國學人緊扣史家、史學與時代的聯系全面深入探究的對象。而從這一意義上，阿赫托戈及其《與歷史的對抗》等著作，很值得我們予以充分關注。

《與歷史的對抗》，[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著，呂一民、白瑋譯，商務印書館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