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作為國都的長安不僅是朝堂政治活動與都城民眾生活展開的世俗空間，亦是天子宗廟及國家祭祀之所在，是天子祭拜諸神的神圣空間。即相較于作為區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郡縣城邑而言，長安還具有強烈的神圣內涵，并在以君權神授為核心的政權合法性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平常之時，如是內涵往往因習焉不察而隱沒不彰，但在神器轉移的非常時刻，其神圣內涵，包括對政權合法性的關鍵作用，便會特別顯露出來。由是，兩漢之際諸政權圍繞長安及位于其間的漢家宗廟的種種言論與舉措，便成為我們窺探長安神圣屬性的重要窗口。

我們先從王莽談起。王莽對待長安的復雜心態，在其篡漢的不同階段有不同呈現。王莽最初以“安漢公”自居，希望為漢家解除“三七之阸”；即位后亦欲承紹天命，穩居國都，宰制四方，而成圣王之太平偉業。因此，王莽在即位之前便據《周禮》《禮記》等典籍所載古典禮制，開啟了對長安的儒教化、神圣化改建工作。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筑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五年，又奏在長安城南北郊外祭祀天地，并依據《周禮》厘定“六宗”概念，將天地群神有序納入長安東、西、南、北四郊。其言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六宗及六宗之屬，或未特祀，或無兆居。故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又分群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于長安城之未墬及東、南、西、北四郊。奏可。于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

概括言之，王莽在長安禮制建筑及禮儀實踐方面的巨大調轉，乃是其整體性社會變革思想和行動的部分表征，亦是其有別于漢家“霸王道雜之”的制度呈現。通過王莽的激進推動，高祖以來逐漸積淀起來的長安神圣性，得到了重新梳理和全新界定。王莽即位后，對長安的神圣化建設工作仍有推進。始建國元年（9），為去“漢號”，王莽對各類職官名稱及建筑名稱、地名等進行修改，“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長安曰常安”。改“長安”為“常安”，表明王莽對長安仍然寄予積極期待，所以基本延續其舊意，唯作象征性的同音同義替代，并未徹底改弦更張。然其所愿所求并不順利，在遭受一系列現實挫折及頻繁的災異警告后，王莽對長安產生了不能控制的畏葸與恐懼。此般心理的曲折變化可在其對長安高廟態度的轉變中得見一斑。

天子宗廟是皇室獨一無二的祭祖場所，在國都中占有核心地位，可謂皇權獨特性與神圣性的重要表征。揆諸歷史，先秦時期的宗廟未必皆在國都，亦有不少在“宗邑”，與之相關，當時的宗廟祭祀亦局限于統治家族之中，并不構成國家的祭祀中心。洎乎秦漢時期，宗法血緣等級體系終被一君眾臣萬民的天下體系所取代，宗廟與國都之間方才建立起比較穩固的聯系。易言之，國都與宗廟之間唯一的對應關系，以及宗廟之于國都、王朝的神圣性，乃是在秦漢以來宗廟制度不斷演進，特別是西漢末年的宗廟改革中真正確立的。總之，典籍中的經典化描述，理想化的“圣王之制”，以及受此影響而逐漸落定為歷史事實的祭政合一的國家祭祀，都標示出西漢后期以降宗廟在國都中的核心地位。所以，可以如是說，漢家高廟即長安與漢家天命之核心所系，一定程度上也能夠代表長安，并內在地體現出長安的神圣性格。在此前提下，我們再來仔細審視王莽對待高廟的態度。史載初始元年（8）十一月底王莽即真，代漢立新，其中的一個關鍵程序便是前往高祖廟拜受象征神圣天命的金匱圖策。見高廟后王莽隨即詔告天下：

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

又以十二月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開啟系列改制，包括“以漢高廟為文祖廟”。莽曰：

予復親受金策于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

始建國元年秋，又遣五威將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中有總括之言曰：

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于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

由此系列舉動可以發現，王莽此時尚充分認可、敬畏高祖的神圣地位，甚至以繼承高祖天命為己任，所以才會選擇前往高廟受命。

不過也是在同年，王莽因“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之事，對高廟心生嫌隙。次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即以西域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舉號“廢漢大將軍”，賊殺校尉、亡入匈奴，以及長安男子武仲誑稱成帝下妻子劉子輿，并言“劉氏當復，趣空宮”兩事為由，“奏廢劉氏”，言：“（漢氏高皇帝）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婿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圣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莽曰：“可。”于是，連帶著對于象征高祖帝業和漢家天命的高廟之忌憚，對于象征著前漢功業的長安，王莽亦心生憂懼，并逐漸萌生遷都念頭。始建國四年二月，王莽詔令仿周之東都、西都，分設洛陽、常安為新室二都。詔曰：“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次年，王莽又根據讖緯言說洛陽符命，以此論證都洛的合法性，安定人心。《漢書·王莽傳》載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在雒陽之都。”王莽前后重復申述，并欲借助符命的神圣力量，這說明都洛的無形阻力較大，人們對長安尚存強烈認同，故遷洛之事終不得行。

盡管即位之初王莽已通過改名的方式，對長安做出象征性的“去漢家化”處理，并遵照古典禮制對長安予以大規模改造，但是勉強都于前漢國都，對王莽來說仍然如坐針氈。尤其是當“思漢”思潮不斷涌起，對漢家天命復興之疑慮簡直成了他的最大心病，于是我們可以看到王莽在該時期的諸多荒唐之舉。首先是于地皇元年（20）在長安南郊修建新室宗廟“九廟”， 為此王莽還專門編造了自己家族的“神圣”譜系，目的在于通過“神道設教”增進人們對新室的服膺和崇信，并進一步抹除前漢帝室在人們心中的印記。由此我們亦可理解王莽在建造九廟過程中的如下行為：“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摧毀前漢宮殿，將宮殿材料運用到新室祖廟中，其褒貶寓意及壓鎮意味，清晰可辨。此外，王莽還對漢家宗廟特別是高廟，采取了類似厭勝的荒誕之舉。地皇二年，“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又“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又感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地皇四年，在兵臨長安的危急之際，王莽又“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這些行為看似荒誕，實際上卻可視為篤信符讖、鬼神的王莽因畏懼漢家宗廟和長安原有神圣性，而企圖通過宗教方式應對解決的合理舉動。

除王莽外，漢家宗廟尤其是高廟所具有的神圣性，也為同時期更始、隗囂政權所了解和正向利用（王莽為反向厭勝），而其判斷和實踐的依據乃是該時期人們對漢家宗廟的普遍情感。《后漢書·鄭興傳》載更始帝即位恢復“漢”號，鄭興奉命迎接其遷都長安，然更始諸將皆山東之人，“咸勸留洛陽”，于是鄭興便從人心所向、禮制傳統、軍事地理三方面展開勸諫。其一，“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故當順從民心，急入關安撫翹首以盼的百姓，以免盜賊復起。其二，既以承漢自居，按照漢家法度，不朝拜漢家宗廟便不可謂得天命，政權便不合法。穩固政權合法性乃當務之急，也是關乎成敗之根本，故亦須急入關，以免被人占領先機。其三，從軍事防御角度看，長安也遠勝洛陽。鄭興對當時人心、時勢、禮法傳統的分析可謂透徹，無怪乎更始帝聽罷即言“朕西決矣”，于是以劉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這說明，更始政權對漢家宗廟和容納宗廟的西京長安所具有的天命所屬的神圣性是熟識的，故可自覺遵從、利用之。

稍后歷史發展確如鄭興所逆料，隗囂和赤眉都先后以漢家宗廟或劉氏相號召，與更始展開有關天命和正統的競奪。先是隗囂見劉玄稱帝而與當地豪族聯合起兵，打出復漢討莽的旗幟，軍師方望諫言：“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方望深知隗囂既非劉氏之后（不似稱帝的劉玄），又偏處西北，無法前往王莽據守的長安奉祀漢家宗廟，處于“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的輿論下風。為此，他建議“求助人神”，通過對禮儀的彈性解釋，就地“急立高廟，稱臣奉祠”，以此見信于眾。隗囂顯然也深解其中之秘，故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并鄭重其事地歃血盟誓（通過歃血結盟的“古禮”可形成“虛擬血緣”關系），“允承天道，興輔劉宗”。隗囂政權企圖通過宗教化的形式和組織，強化其奉祀漢家的形象及其復漢之決心，由此達成“神道設教”之目的。而高廟在時人心中的巨大影響力，包括其神圣的內涵與地位，亦于此得一明證。

與之相對，據《后漢書·劉盆子傳》載，更始三年（25）正月，在赤眉軍連連戰勝更始軍、快速向西京推進之際，方陽由于更始殺其兄方望之事，怨而言于樊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于此。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為然。加以齊巫傳遞軍中所祀城陽景王劉章之神意，希望一改群賊身份，引發人心震蕩，立宗室的問題隨即被推到臺前。樊崇等遂于其年六月立劉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可見，以祠祀聚眾的赤眉同樣面臨正統化危機，這是其尊立劉氏的內在原因。軍中大眾之所以能夠自然而然地接受這一轉變，原因或在于劉章生前本為劉氏諸侯王，加之時人皆以宗廟有神，所以從城陽景王祠之“神”到劉氏宗廟之“神”，殊為親近，其情可通。此外，劉氏宗室和漢家宗廟在大眾層面的巨大影響力亦如袁宏所總結：

王莽乘權，竊有神器。然繼體之政，未為失民，劉氏德澤，實系物心。故立其寢廟，百姓睹而懷舊；正其衣冠，父老見而垂泣。其感德存念如此之深也。如彼王郎、盧芳，臧獲之儔耳，一假名號，百姓為之云集，而況劉氏之胄乎！

隗囂也在與班彪的辯論中提及這一現象，謂之“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這些細致的觀察和論說皆可謂理解宗廟、長安神圣性，及其在兩漢之際歷史命運的重要思想背景。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和歷史延長線上，再看東漢初年的宗廟遷移及相關討論，我們或可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后漢書·光武帝紀》載，建武元年（25）六月，劉秀正式稱帝于鄗；九月，堅鐔等十一將軍攻克洛陽；十月，車駕入洛，遂定都焉。第二年正月，“起高廟，建社稷于洛陽，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同月，赤眉焚燒西京宮室，發掘帝王園陵，大司徒鄧禹遂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于高廟”。從稱帝定都到起高廟、建社稷于洛陽，再到遷十一帝神主于新都，這一系列前后連貫的行動，不僅呈現出時人默認的稱帝建都之合法程序，顯示出定都—建廟—立壇—奉神主的內在遞進關系，還將時人對國都神圣性格的“熟視無睹”或模糊認知，以具體行為實踐而非言說的方式清晰表達出來。

相較于《光武帝紀》中近乎“無情”的記錄，一些頗耐人回味的細節性描述出現在事件主人公鄧禹的傳記中。《后漢書·鄧禹傳》載建武二年：

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鄧禹自幼熟讀經書，曾與光武帝劉秀一同受業于長安，頗有儒將風范，對相關禮制亦甚明了。故其率軍至長安，先是駐軍于城郊昆明池，慰勞士卒；在帶領諸將認真齋戒，擇定吉日后方才入城；拜請神主時，亦特別注意“修禮”以謁，一切遵照禮節，無有違制。謝承《后漢書》記載，他還專門招徠西漢時的高廟郎，命其“守高廟，令行京兆尹，承事按行，掃除諸園陵”。奉收神主后，他又特別遣使奉詣洛陽，依禮納于高廟。鄧禹隨之循行園陵，置吏士奉守，遷十一帝神主之事于此告結。細繹之，十一帝神主實可謂國都神圣性乃至漢家天命的載體與象征，故鄧禹奉請神主過程中絲毫不敢怠慢的謹慎言行與畢恭畢敬的心態，甚合情理。

如果說起高廟、建社稷于洛陽及立郊兆于城南基本完成了定立國都的禮法程序，那么奉請十一帝神主納于新都高廟，則可謂真正實現了“西漢”至“東漢”的天命轉移和政統續接。其背后的依據和邏輯在于，凡天子受命治理天下、牧養萬民，必土其地、制其域以為邦國，而后居于都城之中以制四方，同時建廟設壇而神統立，與上帝的溝通權至此為其所握，故古人言毀其國必隳其廟。據此，定都洛陽后不久，光武帝劉秀便先后主持完成了國都合法化的系列工作，為新都注入了一定的神圣內涵。不過，如何切實完成從舊都長安到新都洛陽，繼而從“西漢”至“東漢”的天命轉移，以減少民眾對舊政權之眷念踟躕所帶來的離心力，增強人們對新政權的內在認同，的確是光武帝必須解決的一道難題。加之天下尚未完成統一，諸多軍閥勢力尚存，地方動亂時興，這又進一步增加了剪斷時人的家園故土羈絆、完成心理“遷都”的緊迫性。對十一帝神主的轉移，堪稱漫長而神圣的天命轉接儀式中的最后一步。伴隨著神主的移動和安置，寄寓在神主之上的“漢家”情愫亦當隨之流轉，繼而逐漸穩定下來。

雖然已經做到如上程度，但在此后較長一段時期里，回歸舊都的思想暗流依舊在朝堂上涌動。建武十二年，隨著天下統一大業的完成，遷都之議悄然興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光武帝自己釋放了一些信號，由此將潛藏于“長安系士人”內心深處的西都情愫重新點燃了，積攢日久的情緒遂噴薄而出。據史書所載，建武六年、十年、十八年、二十二年，光武帝皆親幸長安，并完成祠高廟、祭帝陵、修補西京宮殿等事宜。如是行為自然會引發朝堂揣度。一方面，“長安系士人”激動地認為“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于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賦）》，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另一方面，“山東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于是針鋒相對地提出“洛邑制度之美”，并以“神雀諸瑞”證“洛邑之美”。當然，此次遷都之議由于朝廷不置可否，亦未有圣斷，故很快便消歇無聞。不過，通過此次爭議可以清楚發現，西京長安影響力尚在，部分人心如同王莽和更始時期一般，依舊沉浸在“漢家”和“長安”的神圣榮光中難以走出。

至此，當我們再度仔細檢視東漢初期的遷都之議，在杜篤奏上《論都賦》之后，王景即作《金人論》以應，“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細審之，其背后邏輯與王莽都洛以應天命，并試圖以此覆蓋或轉移凝結于長安的神圣性，掙脫“漢家”神學的強大影響與牽制，頗有異曲同工之處。進言之，西漢時期所鑄就的長安的神圣屬性，正是王莽、劉玄、隗囂、劉秀等人所必須面對和承受的信仰負擔。從王莽對漢家宗廟特別是高廟的廢除、破壞，到隗囂和更始政權對漢家宗廟之奉祀、修補和重建，再到劉秀對西京宗廟中十一帝神主之遷移，在這段歷史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漢家宗廟對于長安形象、地位和神圣性的形成，對于兩漢之際政權正當性之確固，以及對于兩漢政權的繼承與轉化，都展現出至為重要的作用。同時亦應注意，劉秀果決地沖破王莽至更始時期的政治文化“牢籠”，完成與西都長安的切割，最終定都洛陽，這一選擇背后似乎已然隱含東漢王朝擺脫高祖陰影、尋求自立，繼而走出一條兼容創革和繼承的“受命—中興”之路的政治立意，順此而下或可理解東漢初期包括宗廟、都城在內的若干禮制因革。

綜之，從王莽對長安所施以的諸種荒唐的“去漢家化”行為，更始、隗囂政權通過漢家宗廟神道設教的相關言行，以及光武遣使將十一帝神主由長安遷至洛陽，都可以透見時人對漢家宗廟與長安神圣性的默識心通。遷移神主的目的和本質即在于將“可視化”的神性予以轉移，而從東漢初期那場史籍不彰的遷都之議同樣可以看出故都長安的影響力以及該種影響力依以存立的神圣屬性。

（本文選摘自《神器有命：漢帝國的神圣性格及其崩解》，馮渝杰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