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馬克給我們看的不是英雄，只是與你我相同的丘八，恐怖，恐怖，永遠在恐怖及神經錯亂如醉如狂的狀態中自衛與殺人?！绷终Z堂為1931年《西線無戰事》林疑今譯本所作的序，由此開啟了一場浩浩蕩蕩的“雷馬克熱”與搶譯風潮。短短五年間，《西線無戰事》出版五個譯本，總計銷售超七萬冊，改編的話劇與電影也極為盛行。文學廣告的商業運作與民國內憂外患時局的尚戰/非戰話語交織，構成了一幅獨特的歷史文化景觀。反戰人士，如譯者馬彥祥，將之作為非戰精神之代表，稱其將平民百姓與普通戰士在戰亂時期所受的顛沛流離之苦盡數描繪，飽含人文關懷。然而，在短暫的單方面喝彩之后，呼告救亡圖存的左翼文人則在其中看出雷馬克文學話語的頹唐消沉與虛無幻滅，認為它只是人道主義空洞無力的呼聲，亦無法為革命戰爭與民族救亡提供支撐與鼓舞。從“雷馬克熱”到“批判雷馬克”的轉變自然與當時國內環境相映襯，也與中德兩國在戰爭中立場之差不無關系。

埃里?！が斃麃啞だ遵R克，德國作家，1898年6月22日-1970年9月25日

時過境遷，從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出版至今將近百年，我們重返相對穩定的年代。然而，世界范圍內的戰火從未真正止息，2023年的俄烏戰爭與巴以沖突再次讓我們見證現代戰爭的殘暴冷酷與無差別攻擊。實時的新聞圖片與視頻似乎讓人們能夠直觀到炮火與血腥，但我們依舊處在遙遠而和平的外部。對于大多數從未參與其中的人們而言，戰爭始終是抽象與空洞的概念，只得借助“正義/非正義”的二元對立或是傷亡數字來把握，我們無可避免地只能淪為紙上談兵的社論家。然而作為親歷者，也作為誠摯的記錄者，雷馬克并不在書中控訴或供認、鼓動或宣揚，而“不過要簡單的講關于雖然或者尚未中彈，卻已受戰爭戕賊毀傷的一代人的故事”。因此，他用極盡冷酷的白描手法，在書中寫終日不停地修戰壕、寫他為陰晴不定的長官反復鋪了十幾次床、寫在門前掃了一整天的雪、寫后方醫院中慢慢等死的傷員。也正因如此，百年后的今天，閱讀雷馬克依舊意義非凡，借此，我們可以反思自身處境和平的當下究竟該如何看待與講述戰爭。

《西線無戰事》，姜乙/譯，上海文藝出版社·果麥文化，2021年1月版

熱兵器時代以來，科技愈發參與到戰爭之中，古時英雄之見于今已不再適用，一如林語堂所言：“在機關槍野炮未發明以前，我也相信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英雄，也相信有只手空拳履鋒冒刃的勇將。所謂‘勇’者，為的是臂力過人，可以從萬夫鋒刃中殺奔而來安穩無事的走過去，并不是說在機關槍掃射的范圍內拍拍胸膛，與鐵面無情的子彈碰高下。”少年們滿懷愛國主義的熱忱奔赴戰場，繼而在戰爭中見證和親歷前線的慘死、后方的瑣碎與欺壓、戰后歸鄉的虛無與迷惘。戰爭機器是機械的非人之型，一如鄧南遮所描繪的：“動物身體在金屬軀體的超級力量中消失”，人的意志矢量化為機械化加速度，這是未來主義對于戰爭的美化想象。然而，鮮活的肉身在冰冷機器下毫無抵抗之力，面對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英雄主義與虛幻的理想主義既無法護體自衛，也無法奮起反抗，戰爭中真正有用的是武器、面包、繃帶、藥物以及支撐這一切的，資本。保羅在一九一八年十月陣亡，“那一天整個前線是如此平靜和沉寂，所以軍隊指揮部的戰報上僅僅寫著一句話：西線無戰事。”少年曾經的一腔熱血最終只化作戰亡名單中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甚至他的死亡也與戰爭勝負毫不相關。戰爭之于歷史、國家與外部而言，意味著輸贏與盈虧，我們可以用多種民族的、政治的或社會的角度去剖析它；但對于個人來說，戰爭卻是徹底的湮滅與不可愈合的創傷，且只屬于那些幸存者，是純私人性的，它無法輕易地全面表達，亦無法被人理解。一如在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當林恩被問及戰場上的感受時，他只得報以漫長而令人眩暈的沉默。

根據雷馬克小說改編的電影《西線無戰事》（2022）劇照

回到家鄉與和平是戰士們的愿景，然而真正的回鄉情景卻完全在料想之外。雷馬克在《西線歸來》和《黑色方尖碑》中續寫著生于1900年前后的一代人的戰后生活，雷馬克延續了他一貫的寫實主義風格，筆調冷峻而無情，電影劇本般直觀呈現出情節與對話。讀者可以在其中看到虛構情節中的切身性，這是只有親歷者能夠最大限度地還原的真實。他們從戰場下來，尚未褪去少年的幼稚與青澀，卻已過早地了解了生活，掌握了人生的粗魯、血腥、殘酷和無情?；氐匠鞘?，他們是尚未受到完整文化教育的無業青年；回到家庭，他們是失而復得卻突然長大的兒子。郊區前線與城市后方在戰火打響之時已然分化為平行時空，彼此無法交織，也無法理解?！段骶€歸來》中的少年恩斯特面對母親的不解，只得說：“是啊，我確實變了，母親，你了解現在的我嗎？不，你對我的認識仍停留在過去，而那只是一段回憶。在那里，我是一個安靜的、滿懷激情的青年。可是，你永遠、永遠無法了解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失落而迷惘的戰爭一代重返校園繼續學業，他們能忍受戰爭中非人的生活處境，卻無法容忍曾經老師們高談闊論的英雄主義與仁義道德——正是這些言論，將一群又一群對戰爭抱有美好幻想、復仇熱情高漲的少年們送上戰場。他們滿腹不適、迷茫與恐懼，卻沒有人愿意放下手中的事來迎接、傾聽或幫助。因而在禮堂中，老師與學生、長輩與子輩、講者與聽眾調換角色，戰場的苦難、對犧牲隊友的悲痛與虛無的惘然都化作炮火般的憤怒：“我們請求您保持沉默，不要再講那些大話、空話，那些已經不適合我們，更不適合那些犧牲的戰友。我們親眼看著他們離去，那些場景恍如昨日，以致我們無法忍受您如此平靜地談論這件事，而他們的犧牲，也并不是為了你所說的那些意義?！鼻鸢藗兙芙^他人講述自己的故事，因為痛苦難以被人真正理解，也正是這種難解，導致戰爭不斷發生。

戰爭聚起這群本來不相干的少年，死亡沒有分開他們，和平的生活卻讓人群彼此區隔：一方面是社會與家庭的不解、介懷與警惕，另一方面是戰友群體中原本的階層之隔。戰爭遮掩這一切，而和平揭露之，曾經的共同利益徹底讓位于個人利益。比起戰場上的敵我相對，更令人絕望的是和平社會中同胞的對抗與殘殺。失業的軍官格奧爾格加入憲兵隊或革命軍，理想主義者們在戰爭中失去了一切，因而害怕回歸平民生活與原本的階層，只能制造混亂、互相仇視。《西線歸來》的敘事中充滿絕望虛無與信仰崩塌的基調，因而在1931年的初版中，雷馬克筆下幸存的戰爭少年們無法正確而平滑地進入和平的青年生活，相繼自殺、被害或殺人，全書在慘淡而悲觀的結局中淡出。

《西線歸來》，代悉/譯，長江文藝出版社·長江新世紀，2023年9月版

這樣的黯然與《黑色方尖碑》相承接，1923年開始經濟蕭條，德國馬克惡性貶值，墓碑店的生意只能通過期票的投機取巧才能勉強維系，社會分裂越發嚴峻。經歷一戰的少年一代已經成為社會中工作的主力軍，一腔抱負早已在現實營生中淪為泡影。雷馬克觀察到人群新年的迅速轉變，1918年幾乎所有的士兵都一直憎恨的戰爭，在和平生活幾年后逐漸被遺忘，成為抽象的非現實。對戰爭和幾乎每人均有的友誼情感的回憶巧妙地被轉化為對戰爭的自豪感，對于逝世戰友的懷念演化為新一輪的極端國家主義。而那些始終未走出戰爭苦痛和戰后創傷綜合征的人們則關在精神病院中，他們“將自己活埋在那些被人遺忘的回憶之中”，封存著崩塌戰壕的窒息記憶與地雷炸開的恐懼。故事發生在“韋爾登布呂克”這一虛構城市，小說將情節的舞臺分別放置在墓碑公司與精神病院中，前者象征通貨膨脹中茍延殘喘的中小企業，后者則將人帶入虛幻縹緲但信仰崩塌的宗教世界。兩個時空巧妙地交織，精神病人無聲的虛妄與所謂正常社會的狂熱暴力互為反題。然而，正是那些被排擠在社會之外的精神病人銘記著戰爭的殘暴，也正是他們試圖彼此真正交流與理解。在虛幻之中，路德維西與伊麗莎白得以緊密相擁，然而當后者病愈，二者只得在階級鴻溝前分道揚鑣。宗教的“鄰人之愛”只在精神病院的彌撒中反復被宣講，社會現實卻是人與人之間的巨大深淵與深刻敵意。

《黑色方尖碑》，李清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9年3月版

當我們將雷馬克的寫作置于他所處的時代，許多情節會具有更切實的意義。一戰來臨之時，平民和知識分子都歡欣鼓舞，前者將其視為騎士的游戲，后者則期待著衰落的文化在戰爭中浴火重生、得以凈化?！段骶€歸來》中青年一代的衰亡頹唐與《黑色方尖碑》中所繪制出的全民浮躁景象，呼應著抑郁與躁狂的兩極，納粹煽動下的民眾比之精神病人們更為瘋癲，將軍國主義的暴力視為愛國的表征。作為愛國者參加一戰十五年后，由于反戰立場，雷馬克的作品被納粹視為害國而公開焚燒，他本人也隨后被開除德國國籍，于1934年被迫踏上流亡路途。1943年，他的妹妹被納粹迫害致死。他及其家庭的一生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這也是他一代人的共同命運。因而他為自己寫作，為同代人寫作，為那些無法發聲的士兵丘八們寫作，為戰爭的真相寫作。

雷馬克與妻子寶蓮·高黛在瑞士的家中

民國時期的文人們曾批判雷馬克雖然記錄真實，但頹唐過度，抗爭不足。然而，在他后幾部作品中，除卻對于戰爭暴行冷峻的揭露，雷馬克所敘寫的青年一代頹唐的背后也不無溫暖的希冀與關懷，尤其在他談及學校的時候。寫過學校的作家不少，但真正進入校園當老師的并不多。一戰后，雷馬克曾依照母親的愿望，短暫地擔任過一段時間鄉村教師，然而，他最終選擇了辭去公職鐵飯碗。在他的幾部小說中，這樣的辭職場景反復出現，仿佛是他對已逝母親的解釋，也仿佛是一種自我療愈。他說“我向兒童灌輸的那些東西，我本人早就不再相信了”，他說“戰爭摧毀了人們的信仰，也幾乎摧毀了所有有生力量”，因此他無法繼續教學。在這些論述中，不難發現雷馬克的教育理想。受到青年改造運動與宗教影響的雷馬克曾將教師稱為“生命的播種者”，在其戰前的短篇小說《青年教師》中尚可看到一種天真的理想主義；然而戰爭使得雷馬克轉向現實，但在《西線歸來》中，我們仍能看到生命教育的理念，只是此時他不再認為經歷了戰爭的自己有能力去教導孩童，而選擇退居后臺；在出版于1954年的小說《愛與死的年代》中，雷馬克最終抵達了一種“批判的人文主義”，在堅持生命教育目標的基礎上，他開始質疑、反思受到宗教及《圣經》啟發的傳統教育理念。同時，他也開始實際參與戰后的教育改革，并且指出“要想教育孩子，就要先教育老師”，呼吁所有教師要參與大學通識學習和政治民主課程，提高教師工資待遇以及促進教育部和教師協會之間更為緊密的交流合作。出生于書香門第的雷馬克本性安靜而溫和，人文主義的藝術修養與冷靜克制讓他無法如斗士般振臂疾呼，發出尖銳激進的批駁。然而，從他為平民士兵、普通教師與下一代所寫的文字中，我們依舊能為當今的反戰教育汲取豐厚的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