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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鐵絲網，能托住下墜的孩子嗎？

澎湃新聞記者陳媛媛實習生鐘宸楊純希張振宇賈舟洲編輯黃霽潔

2024-07-26 08:22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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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異常沉默的會議。鄉里上級提出，為減少學生極端事件，今后要在學校的走廊和窗戶安裝防護網。過了6年，村小校長楊大苗還記得，當時參會的同行們個個神情嚴肅。

楊大苗發愁，“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但他沒法說，“人命關天，怎好提出反對意見？”他的村小在中部地區，盡管從未發生過此類安全事故，但沒多久，還是在學校加裝了鋁合金鋼窗。

那是2018年，也是校園防護網突然增多的一年。在一些師生和防護網安裝商的眼里，這是用物理的方式，防止學生在校內墜樓。

加裝鋁合金鋼窗6年后，同樣的問題再次令楊大苗頭疼。由于年初發生多起教育機構和校內重大火災傷亡事故，今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和國家消防救援局辦公室聯合印發通知，明確指出，中小學校的教學樓、圖書館、食堂、集體宿舍和幼兒園嚴禁在門窗上設置影響逃生和滅火救援的障礙物。

一場“拆窗破網”行動在全國各地展開。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截至發稿，全國有43個地區、193所學校開展了“拆窗破網”，這一行動和最初加裝防護網一樣，正在許多學校的公眾號上宣傳。

防護網一裝一拆，都是想護住“生命”——彼時的“兜底之網”，成了此時的“逃生障礙”。但對于“生命”課題中的真問題，像楊大苗這樣的教育工作者們疑惑：如何編織起重重柔軟、有韌勁的內心之網，托住下墜的孩子？

建網

正在上課，教室外的走廊上傳來響聲，王晨看到工人師傅把鐵絲一根一根從樓下往樓上拉，隨后發出吵鬧的焊接聲。

王晨學校教學樓走廊安裝的鐵絲網。除特殊標注外，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那是2022年9月，剛開學不久，王晨的學校開始在走廊加裝防護網。約一周后，三棟教學樓二樓以上的走廊都裝上了。他是湖北省天門市一所普通高中的學生，高一時期，曾目睹一個學生輕生。

梁瑞雪對那記沉悶的落地聲記得很深。2022年，她是廣東省一所重點高中的學生，那天剛下早讀課，她清晰地聽到一聲巨響，以為是關門聲。一個上廁所回來的學生一臉驚恐。梁瑞雪了解到，走的是一名即將要參加第一次模考的高三學生。

過了一段時間，她看到學校在走廊加裝了鐵絲防護網。

梁瑞雪學校教學樓走廊安裝的鐵絲網。

許諾就讀的初中則試圖防患于未然。第二次模擬中考結束后沒多久，一張偌大的高空防墜樓網鋪在教學樓的半空，像一張僵硬、沒彈性的蹦蹦床。班主任解釋加裝的原因是，當地一所職業學校發生了學生悲劇。

外形像蹦蹦床的高空防墜樓網。

接受采訪時，許諾已經初中畢業，是四川省一所重點中學的高一學生，該校被列入省內“超級中學”的前列。這所“超級中學”的走廊在他入學前一年加裝了鐵絲網。

一些學校的“防護”更為嚴密。一名綿陽市普通高中的學生告訴記者，他的學校不僅在走廊裝上了鐵絲如筆芯般粗細的隱形防護網，而且在二樓頂部掛上了一層防墜網。窗戶也裝上了限位器，只能打開約兩個手掌的寬度。到了夏天，教室悶得像蒸籠一樣，他和同學就偷偷把限位器擰開了，沒想到第二周又安上了。

東部地區一所高中的窗戶全部加裝了限位器，讓窗戶只能打開19cm左右，不少高中會采用這種方式。澎湃新聞記者陳媛媛圖

最為極端的是完全遮擋光線和空氣的金屬隔板。一名河北省的小學班主任告訴記者，2022年，學校一名六年級學生被老師批評后試圖輕生，事后學校在走廊加裝了金屬隔板，她路過“時常感覺透不過氣”。

曾經有這樣一張照片在網上流傳：天井式的教學樓結構中，三面教學樓的走廊上，鐵柵欄和墻體外的橫幅像夾心餅干一樣層層疊疊，紅底黃字的橫幅上印著——“高考成功來源于天天成功，課課成功，題題成功”……

2015年衡水二中的鐵柵欄與橫幅。來自網絡

看到照片時，盧曉曉一眼認出，那是她曾經苦讀了兩年的衡水二中知盛樓。據《新京報》，2015年4月初，衡水二中在教學樓和宿舍走廊安裝了鐵柵欄，“原本半人多高的護欄均被加高并封至頂部”。校方接受采訪時，僅稱這樣做為了學生安全。公開信息顯示，加裝鐵柵欄之前，該校半年內發生了至少兩起高三學生墜樓事件。

而學校加裝防護網釋放出了一個重要的信號：學生的極端事件急需重視。

2023年5月，《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周報》（CCDC Weekly）上一項關于中國自殺死亡率的研究顯示，2010年到2021年間，5-14歲城市和農村兒童的自殺死亡率均呈現上升趨勢。2017年至2021年間，15-24歲青少年組的自殺死亡率同樣出現上升。在論文結尾，作者建議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等高危人群開展針對性的預防工作。

作為預防策略中的一環，防護網安裝商早已發現了這一現象。

楊奇從事防護網安裝行業有18年之久，他說，學校擔心學生“想不開”是各個中小學安裝隱形防護網的核心需求。他印象中，大概從2018年開始，學校安裝防護網的需求越來越多。

由于沒有統一的規定，現實中，防護網的樣子五花八門，有鋁合金鋼窗、鐵柵欄、高空防墜樓網、金屬隔板，其中“隱形防護網”最普遍，頻頻受到防護網安裝商和學校宣傳。

這一點從各個中小學的隱形防護網招標公告得到印證。公開資料顯示，2022年左右，中小學對于隱形防護網的加裝需求再次升溫，四川、貴州、福建、廣東、江蘇等地的中小學都曾發布過采購安裝招標公告。

林大鵬承接全國的防護網安裝生意，他曾為安徽六安市毛坦廠鎮某小學加裝過。

他介紹道，安裝隱形防護網的價格按平方計算，大概100塊錢一平方米，例如，毛坦廠某小學的安裝面積是6000到7000平方，把教室和宿舍的走廊、陽臺都裝到頂，最后總費用在60萬左右。

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截至發稿，全國至少有104所學校在教學樓或寢室的走廊曾經安裝了防護網，其中有57所高中、16所初中、10所小學、1所中專和2所本科院校。

剩下的18所學校中，有3所九年一貫制學校、5所十二年一貫制學校和9所完全中學，這些學校至少在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四個教育階段中的一個階段的校區中安裝過鐵絲網。

“成績是尊嚴，課堂是顏面”

學生為什么會走上絕路？在防護網安裝背后，是師生都紛紛談論、卻未能解開的校園自殺之謎。“被搶手機”、“被罵了”往往是最多被談及的。

“大眾對于自殺成因有誤解”，心理危機干預專家鎖朋說，“自殺是一個多因素的復雜結果，但是大眾往往只看到誘發因素，比如老師搶了學生手機、學生和他人有矛盾等等。”

鎖朋是中國智慧工程研究會心理督導委員會副主任，也是安全島青少年自殺熱線創辦人。工作中，她經常面對有自殺意念的青少年。

她接手的案例中，有一半的青少年是因為社會心理因素自殺，如考學壓力、校園霸凌、家庭同伴人際關系等，還有一半的青少年是因為雙相情感障礙、抑郁癥等精神疾病。

鎖朋說，現在的社會氛圍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發展并不友好，“它暗示年輕人，如果你學習不好，找不到好工作，你就不是一個優秀的人”。

那些橫幅的內容曾長久地印刻在盧曉曉的腦海里。實際上，在網上搜索到的照片中，絕大多數的校園防護網上，都拉起一道道長長的勵志橫幅，兩者互相映襯。

四川省岳池縣一所中學里，防護網一側，教學樓外墻貼著醒目的紅色大字標語——“成績是尊嚴，課堂是顏面”。它暗示著學校中保護學生的“鐵絲網”與另一層看不見的“網”——對學業競爭和紀律秩序的推崇——之間的關聯。

四川省岳池縣某中學校內的標語。

學業競爭體現在班級排名上。許諾就讀于四川省一所“超級中學” ，全校對班級排名心知肚明——清北班、準清北班、頭火班、小火班、大火班、平行班，還有體育美術班。他便是最頂部的清北班學生，只不過他排名靠后。

作為被學校賦予最多希望的清北班學生，許諾明顯感知從初三到高一考試越來越密集，他幾乎沒有完整的休息時間。周一到周四上常規課程，周五和周六上競賽課，每周日休息一天。這樣僅剩的一天，有時還要用來考試——半月考安排在周末，對正常的教學秩序影響小。

在這種學習競爭環境中，體罰也被合理化。就讀于衡水二中的周浩記得，他的生物老師會因為學生回答不出問題，直接拿黑板擦往對方嘴里送。

經常看到同學被罰，等輪到周浩，他發現自己默認了這樣的規矩，“這也算是一種群體壓力吧”。

河南某縣城高中老師吳斌從教24年，他的學校前兩年在走廊加裝了防護網。他認同學校嚴格的管理制度，“改掉了壞毛病才能夠盡全力學習。”

吳斌告訴記者，在他們學校一切與學習無關的行為都算違紀，除了遲到、攜帶手機這樣常規的行為外，還有看小說、玩電子手表、在教學樓吃飯。至于男女關系交往過密，屬于重大違紀。

如果學生出現了違紀行為，不僅學生本人被全校通報批評，而且要扣班主任的量化管理分和績效。

在盧曉曉的認知里，在衡水，考一個好大學似乎是人生中最重要且唯一的道路，“如果要退學，家里人會說，‘你怎么受不了？’”。

高三下學期，盧曉曉有一個從山東德州來的同學退學了，對方當時連著好幾天睡不著覺，受不了壓力，就轉學回老家。衡水二中不缺乏優秀生源，如果成績普通，退學也不會有老師挽留。

走廊加裝鐵絲網之后，廣東學生梁瑞雪的書放不上護欄了，以往她會靠著走廊背書。現在，網很密，縫隙有巴掌般大，她無法探出頭，哪怕想要和對面樓的同學打招呼也困難。 “真的會給人一種很封閉的感覺。”

梁瑞雪正在讀大一，回想起高中的學習生活仍覺得“四面八方都是壓力”，每次壓力到了臨界點，她就和母親傾訴釋放一點點，等下次快溢出來，再釋放一點點。

但更多受訪學生表示，面對無法擺脫的學業壓力，家庭很難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甚至會成為施壓的一方。

許諾成績退步，父母會擺臉色。他出生在青海，六歲那年，父母考慮到當地教育資源有限，就帶他回到了四川。為了供他讀書，父親在外務工，母親辭掉工作，從小學全職陪讀至今。當他被這所本地數一數二的超級中學錄取后，家人為此高興，這意味著半只腳踏入了重點大學。

雖然父母的生活圍繞著他轉，給予了不少物質支持，但也不時為他下滑的成績爭吵。

從表面來看，許諾的學業壓力源自身邊的父母、同學和老師，但他認為這些人不是制造壓力的主因，“（壓力）會通過你身邊的人傳導到你這里。”

前述對自殺死亡率的研究稱，目前，在相當多中國父母和教師的教育觀念里，“學業成績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這給青少年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而壓力管理不當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精神障礙和增加的自殺風險。

深圳某重點中學心理中心主任王穎光告訴記者，在心理普查的過程中，她發現學生的同輩壓力和學業壓力都比較大，抑郁、焦慮和強迫的指標相對偏高。

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加裝防護網的104所學校，其中41所學校曾被評為示范性學校、重點學校、一級學校或星級學校。這些學校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和河北三個省份。

河南永城市一所中學安裝防護網前后對比圖。

在衡水二中的三年，盧曉曉一門心思考學，沒想過抬頭看看天空，更不用說鐵絲網了，她對考上一個好學校的向往已經蓋過了負面情緒。

盧曉曉說，她對衡水二中的情緒很復雜。上大學后，她意識到這樣的教育模式剝奪了個人的學習能力和主體性，她需要從頭學習吃和玩。但也有好處，她從中得到了一個好成績，現在在北京一所211高校讀研，她發現自己被鍛煉得特別能適應高壓。

2019年從衡水中學畢業后，鄭齊順利考取了北京的一所高校，現在留在北京工作。

高中三年里，他在實驗班成績排名靠后，怕別人看不起自己，心態變得自閉，不太想和人說話。

初中選擇衡水五中，高中選擇衡水中學，鄭齊看重的是高升學率。他出身河北農村，小學時期，父親生病了，沒能再去工作，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斷了，母親給雇主做飯打工養家。他高中時的目標很現實，就是考一個好大學。

鄭齊高中的教室。

回望在衡水系中學的考學經歷，“你說這是一種幸運還是不幸運呢？”采訪中，他自問自答道，“你還要去考慮到選擇這套東西的人，自身可選擇的范圍在哪里，還有他想要的和他所能夠擁有的資源，他自己的處境是什么樣的？你不能夠站在一個北上廣的人的視角，來評判衡中人的選擇，這樣是不公平的。”

校園心理健康：無力的泄壓閥

對于學生而言，那些極度重視成績而忽視其他方面的學校和家庭，就像組成“高壓鍋”的“鍋身”和“鍋蓋”，高壓鍋內的氣壓越來越大，出氣口又在哪兒？

盧曉曉是衡水二中2019屆的畢業生，在校期間，她沒有聽說過學校有心理咨詢室和心理老師，只記得“談心談話”環節。在晚自習課，某個學生沒考好，老師就會叫到走廊上談話，問他為什么沒考好，為什么這個題沒做對。盧曉曉印象里，沒有老師會關心，“你最近是不是覺得壓力太大了？”

幾乎所有學校加裝了鐵絲網的受訪師生，都提到了一個共性問題：心理健康教育的乏力。

政府對于校園心理健康問題的重視很早就開始了。1999年，教育部曾印發《關于加強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見》，要求把對心理健康教育教師的培訓列入當地和學校師資培訓計劃。到2021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學至少要配備1名專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

訪談中，有一位學生表示，學校每天都有去心理咨詢室的同學，她同學去過評價很好。

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形同虛設是更普遍的情況。一名湖北省某中學學生說，學校心理咨詢室的門經常關著；一名廣東省某中學學生說，心理老師一個學期會開一次講座，平時只能約線上咨詢，很難見到心理老師；一名四川省某中學學生說，心理講座一學期一次，班主任只會選擇班中的一兩位學生參加。

心理健康在學校的價值序列中并不是居于首位的。當被問到是否有機會向心理老師尋求幫助，鄭齊的第一反應有些茫然，“去的話，估計要和班主任請假才行，要不然怎么可能在上課或者其他時間去做心理咨詢呢？”他解釋，“學習的時間安排很緊，而且有老師看著自己”。

在社交平臺上，不少學生反映心理老師對隱私保護的態度，是決定他們是否愿意尋求心理援助的首要條件。

有一次考試，許諾的成績掉到了年級500名，他決定去學校的心理咨詢室。屋子是由辦公室改造的，但是用隔板設計了一個相對私密的空間，放了兩張沙發和一張桌子。在那個令他安心的環境里，許諾向心理老師傾訴，自己因為學習壓力心情有些糟糕。

沒多久，事態卻發生了微妙的轉變。幾天后，許諾的班主任特意把他叫到教室外面，安慰他可以保送高中，中考對他而言只是走流程。雖然班主任的言語都在鼓勵，但是許諾依舊感到不舒服，“為什么心理咨詢室在我沒有同意的情況下就去通知我的班主任？”

這件小事摧毀了許諾對心理老師的信任，后來學習壓力太大，他選擇和朋友傾訴或者“擺爛”一段時間。

“不管是校內還是校外，學生的隱私一定是要被尊重的。”王穎光說，在她的中學，一旦學生出現高危的信號，心理老師一定會征求同意，明確告訴學生這個部分屬于保密之外，需要跟家長或者班主任溝通。如果不是高危情況，學生找心理老師咨詢，不會跟班主任透露。

心理老師配備不足，也是學生無法及時得到幫助的原因之一。龍立菲任教的學校一共有三千名學生，但僅有一名專職和一名兼職心理老師。縱觀整個縣城，她發現這樣的問題普遍存在，最好的學校也只有兩位全職的心理健康老師。談話中，一名江浙地區小學心理老師黃玲也自侃是“獨苗”。

心理老師的工作精力卻被大量侵占，他們被要求做許多兼職工作。方文靜是湖南一所九年一貫制學校的心理老師，除了心理工作，她在學校里還兼職了主課和行政崗，“每天忙得像八爪魚”。

應對檢查的材料工作更像是方文靜的工作重點。黃玲也有相同的困境，她說，課上得好壞不重要，重要的是寫活動新聞、站崗值周、配合上級檢查搞材料，以及做學校安排的其他雜事。

黃玲說，校長在會上已經明確說過，出了問題不會保護老師。她很清楚，這些留痕工作是為了保護學校和老師不被追責，或者說，也是保護她自己。

在安全防護問題之下，中小學心理老師的職能愈發顯得尷尬。剛參加工作一年，方文靜自覺熱情已經被消磨了很多。無力感時不時襲來，她只能自我安慰，“把材料做得美美的，洗洗睡吧。”

“不過我是真的很想做點什么。”方文靜補充道。

鎖朋也注意到，學校老師的壓力非常大，“防自殺不應該只是學校的工作。”鎖朋認為，心理問題發源于社會，而這些前端問題是學校心理老師很難解決的，需要家庭、醫療、學校和社會的支持。

如何降低青少年自殺率？鎖朋認為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具有人文關懷的環境。

鎖朋的工作核心便是幫助青少年重新理解生命的價值，“不管我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事情、學習好壞，我有權利活下去，可以享受陽光、空氣、愛和溫暖，并且擁有各種方式追求幸福。”

“亡羊補牢”

當心理層面織起的隱形防護網仍然攔不住墜落的學生時，物理層面的有形防護網就應時而生。

2023年，心理老師龍立菲的高中也在走廊加裝了防護網，她還注意到，她所在的縣城很多高中都加裝了。

東部地區一所學校的校匾下寫著“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標語。澎湃新聞記者陳媛媛圖

校方沒有解釋加裝防護網的原因。她猜測，這是學校的“無奈之舉”——學校曾在心理健康層面尋求了很多解決辦法，比如心理講座、心理團輔等，但是極端事件仍在發生，最后不知道如何防范了，才采用了這樣一種“比較簡單”、“容易控制”的方法。

當被問到是否見過學校走廊加裝防護網的現象，鎖朋回答，“見得太多了”。她認為學校是人員密集的場所，如果頻繁發生學生跳樓事故，自然需要做好防護。

她印象中，2021年左右，青少年自殺問題變得嚴峻。鎖朋說，在場地的管理上，加裝防護網可以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至少，他們跳不下去了，但是這也只能阻止最后一步。”

更復雜難解的是針對自殺原因的防護，對此，鎖朋認為防護網起不了什么作用，甚至會起到副作用，反過來提醒學生曾經發生過跳樓事件。這有可能反向強化輕生的念頭，特別是對那些已經有念頭但不強烈的學生。

自從加裝了高空防墜樓網，許諾感到不安，他的教室在一樓，出門明顯看到一層網罩在頭頂，網孔并不密，接近人頭大小，正好能托住一個生命。

許諾看到了會憤懣，認為安裝防護網是學校的免責策略。同時，他也“會很惋惜那些學生沒有得到幫助，因為我也會有情緒低落的時候，所以才會理解他們走不出來的那種困境”。

后來進入高中，學校二樓以上的走廊加裝了防護網，盡管他的教室在一樓，但每次一出教學樓，他就能看到灰色調的金絲包裹著樓棟，不安的感覺如影隨形。

湖南一所高中教學樓走廊裝上了鐵絲網，遮擋了晚霞。

“（裝鐵絲網）本質上是亡羊補牢。”鎖朋告訴澎湃新聞，更需要關注的是，“前端的工作做得遠遠不夠。”

平時，鎖朋會去全國各地做心理危機干預。心理危機干預，即幫助受危機事件影響導致身心紊亂的人恢復，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心理危機干預特別是早期階段，也是讓生命走入絕境的人，在這種氛圍中感受到暫時的溫暖和安全，從而有能力找回自愈的力量。

前端的工作包括生命教育、家長教育、發現學生心理危機預警信號、及時評估風險等級、根據風險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等，鎖朋走進一些中小學后發現，這些工作其實大部分學校都有預案，但是由于心理危機干預是實踐性很強的工作，只有掛在墻上的流程是起不了作用的，需要日常進行培訓和演練，“像應急消防演練一樣”。

那天，高三學生跳樓后，梁瑞雪學校的各班班主任站在門口，不讓學生出去。等到梁瑞雪出門，現場已經收拾完畢。當晚，班主任開班會告誡大家，珍愛生命。這一場風波十分平靜地過去了，仿佛從未發生過，但在梁瑞雪心里留下了印記。

鎖朋經常遇到，學生自殺事件發生后，學校因為害怕其他同學心理受波及，避免引發輿情危機，第一反應是盡量封鎖消息。她解釋，這和人的本能有關，危機來臨就本能地否認、退縮和防御，像鴕鳥一樣，“他們（學校）可能覺得這樣做，別人不會發現，講出來反而刺激大家。”

她認為，核心原因是大家對自殺這件事了解得太少了，導致一些預防工作變得滯后、收效甚微，甚至還有點令人啼笑皆非。

生命教育時常被誤讀。鎖朋說，像預防溺水等安全教育，一些學校會告誡學生，你們不可以這樣。“這叫生命告誡，是恐怖教育。”

今年春天，鎖朋接到了一起自殺已遂危機管理的個案邀請，這所中學第一次主動把危機干預工作者邀請進校園。一周內，鎖朋趕到學校，她了解到，那是一位高度疑似精神分裂癥的高三學生，在妄想幻聽的支配下自殺了。

之后，鎖朋給出事學生的班級開了一次生命教育的班會，又對出事學生的室友進行了小組危機輔導，還對處理事件的老師和校領導單獨輔導，總結了此次事前危機干預工作的不足。

接觸各方后，鎖朋發現一個問題，和以往她所接觸到的其他自殺已遂事件一樣，這起事件的出事學生曾經表達過“自己做什么都沒有用了”的話語，身邊的人只是勸他不要這樣想，但是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所有的自殺信號都是在求助。”鎖朋說。這些自殺信號在專業的工作指南上是明確指出來，每個人都可以學會，就像心肺復蘇一樣。她有一個建議，當識別出自殺信號，可以在對方比較信任的情況下，耐心傾聽對方的煩惱，并且告訴對方當自殺想法強烈難以控制的時候，一定要求助。

這也是鎖朋面對青少年做危機干預工作的重點，讓教師和家長學會預防自殺的專業方法，對青少年“做生命教育和求助教育”。自殺成因難解，這是個體所能做到的努力。

鎖朋在科普求助教育。

鎖朋發現，一些青少年對生命有很多困惑。她不避諱和青少年談論死亡，把每一次危機干預的機會當作一次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一個很大的主題”，鎖朋說，它是用各種各樣寓教于樂的、好玩的方式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溫暖，比如給死去的小寵物寫一個墓志銘，給天堂里的某個親人寫一封信，或者親手培育種子。“總之就是觀察這個世界，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可愛，熱愛世界。”

拆網

今年4月，楊大苗接到上級通知，為了消防安全，加裝了6年的鋁合金鋼窗必須拆除。

事情的起因是2024年1月24日江西新余一店鋪，因施工人員違規動火施工造成起火，導致39人遇難，9人受傷，受困者為參加專升本培訓的學生和住宿旅客。另外，國家消防救援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這起事故中存在防盜網、廣告牌等障礙物影響人員安全逃生和滅火救援的問題。

而在一周前，1月19日，河南方城縣一所農村寄宿學校的宿舍發生火災，事故造成13人遇難，4人受傷。目前官方還未通報事故原因，但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事發后，一名學生稱，宿舍是有窗戶的，但學校考慮到學生從窗戶往外出入不安全，外面裝了防護網。宿舍有前后兩扇門，但一扇門被床擋住，只有一扇門通往走廊。

此外，今年春季開學至今，國家消防救援局統計3月1日到5月27日之間，全國學校共發生火災 516起，總數同比上升了2%。

如今，這幾起重大學校火災事故引起了當地教育部門和消防部門的重視，消防檢查風波輻射到了其他地區，之前為了保護學生安全而加裝的防護網，又一次成為問題的焦點。

收到“拆窗破網”通知后，楊大苗頭疼，因為他是想留下防護網的那個人。

6年前，上級要求楊大苗的學校在走廊和窗戶加裝鐵絲網，他協商了很久，后來用“小學生個子比較小，走廊的墻比較高”為理由，說服上級同意不在走廊安裝鐵絲網，只在窗戶上安裝鋁合金鋼窗。

這次要求拆除鋁合金鋼窗，楊大苗的擔憂又來了，“現在把這些鐵絲網都拆了，以后會不會出現孩子們打鬧意外掉下去的情況？”

楊大苗多次和上級溝通，最后，商定鋸掉一塊用以逃生，保住了窗戶上的鋁合金鋼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