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富仲。視覺中國 資料圖

在2016年越南共產黨第12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72歲的阮富仲第二次當選越共總書記之際，外界對越南改革步伐減速的擔憂和悲觀論調一度甚囂塵上。

今年7月19日，越南最高領導人、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因年老體衰和疾病在首都河內逝世，享年80歲。鋪天蓋地的報道和討論聚焦越南政治的未來走向，而回顧阮富仲擔任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長達13年的時間，即便最尖銳的批評者也沒有否認，阮富仲對于越南經濟的“崛起”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必須肯定的是，阮富仲總書記任內，越南經濟發展取得了突出成就。”英國林肯大學銀行與金融學教授郭孟豪（音，Hao Manh Quach）近日評價說。他的另一個職業身份是擁有可在越南經營投資管理業務的職業資產管理人執照，2006年開始，他以投資者的身份進入資本市場，見證了越南經濟的騰飛。

郭孟豪細數了阮富仲領導下的越南經濟成績單。“GDP增長一直保持較高水平，過去十年平均在6%左右；人均GDP也增長了近3倍，從2010年的約1160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3800美元。”2011年阮富仲首次當選越共中央總書記，2021年當時76歲的他第三次當選最高領導職務。“通貨膨脹率從2011年的18.6%控制降到了過去8年的略低于4%。與此同時，對外貿易和投資也顯著增長。”郭孟豪日前告訴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而他所提到的過去8年，正好開端于2016年阮富仲首次連任越共總書記。

不過，圍繞越南經濟發展前景的疑慮和審視也一直存在。研究越南和東南亞經濟的國際權威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戴維·達皮斯（David Dapice）在去年底評估認為，對于一個出口（貢獻）幾乎等同于GDP增長的經濟體來說，這造成了一個重大的增長問題。

在去年越共十三屆八中全會上，阮富仲也公開承認，“世界和國內形勢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比預想的復雜得多。”由于越南經濟依賴的出口貿易面臨持續的全球阻力，該國去年的GDP增長可能超過5%，低于原定的6.5%目標。

“雖然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增長放緩，但電力供應問題也導致了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增長緩慢。”戴維·達皮斯在給東亞論壇的撰文中寫道，“外國直接投資和整體經濟增長面臨的一個更大問題是正規私營部門相對薄弱，以及缺乏取代簡單工廠裝配工作所需的熟練勞動力，這些簡單工作正在遷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

戴維·達皮斯眼中的2023年對越南經濟來說是令人失望的過渡年，但另一種視角卻有截然不同的結論。英國《金融時報》7月的社論“越南經濟的時刻已經到來”代表了歐美資本玫瑰色的美好期待——外國直接投資已經飆升至十年來新高。戴爾、谷歌、微軟和蘋果等大公司近年來都將部分供應鏈轉移到這個東南亞國家。

但文章也提醒，著眼長遠，越南政府“必須利用制造業增長的利好實現經濟多元化”，“越南經濟眼下正處于十字路口。”

2023年7月20日，越南河內街頭車水馬龍。視覺中國 資料圖

美國總統拜登2023年9月的越南之行如期而至。阮富仲與多年前的“宿敵”一道再度將兩國關系突破升格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這對外國直接投資和高新技術轉讓大開方便之門。去年，越南外國直接投資激增32%，吸引了約366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647億）的資金。

阮富仲巧妙平衡著河內與全球超級大國的關系，但也是這年，他在10多年前發起的“熔爐”反腐行動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一年之內，新發腐敗案件839起，各級政府中2276名公務員受到指控，是上一年的三倍。“熔爐”之火也延燒越南商界，金額相當于越南2022年GDP近3%的女首富張美蘭腐敗案被揭發之日，震驚朝野。

阮富仲素來以清廉、節儉和儒雅的形象聞名。但今年以來越共中央又有三名核心高層相繼辭職，國內輿論嘩然的同時，外國投資者也愈發擔憂，外國政府和分析研究機構紛紛提高風險評估等級。“外國投資者們都注意到，越南官員們對于簽署公共投資的決定（文件）變得異常謹慎，”澳大利亞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不久前的評估報告寫道，“從小企業許可到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審批，許多部門都可以感受到政府服務的停滯。”

“阮富仲因個人品格和正直而受到廣泛尊重。”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本立（Brantly Womack）日前告訴澎湃新聞，“但他必須應對（越共）黨中央的有效領導與革新開放的向心性傾向之間的緊張關系。2017年以來的反腐行動‘熔爐’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舉措。”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實行“革新開放”政策以來，越南對市場經濟通過“邊做邊學”，分階段摸索建立了一套“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理論，曾在越南國民經濟大學和越南河內國立大學任教的郭孟豪教授認為，阮富仲領導的時期是平衡“社會主義定向”和“市場經濟”兩者的階段。

“阮富仲的時代為越南未來更加可持續性地發展市場經濟真正奠定了基礎。”郭孟豪評價道，在2014年加入林肯大學商學院之前，他曾擔任一家主要投資銀行的董事會成員和副首席執行官，以及出任過另一家資產管理公司董事會成員兼投資委員會成員，長期專注于越南和日本市場。1998年，即亞洲金融風暴爆發那一年，他開啟學術生涯。

吳本立則評價阮富仲的去世標志著一位熟悉（管理國家）的越南領導人時代的逝去，“也留下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問題，圍繞越南中央領導層接下來將把國家領向何方。”

有分析人士認為，臨時接替擔任越共總書記一職的蘇林（在預計于2026年越共十四大上選出繼任者前）的首要任務是推動經濟發展。越南政府正在增加公共支出并吸引外國投資者，但由于“熔爐”行動，官僚機構決策效率受到影響，今年上半年，越南的預算使用率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比去年還低。

在成為國家主席之前，蘇林曾擔任公安部長八年，是反腐運動的主要執行者。但他在阮富仲逝世后的表態中也強調了“應為國家發展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

新加坡《聯合早報》近期引述越南最大的投資管理公司之一VinaCapital的一份報告說：“我們相信經濟政策不會因領導層變動而改變。這些政策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一直非常一致，我們堅信它們將在未來幾十年繼續推動增長和發展。”

為了進一步了解阮富仲與后阮富仲時代下的越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對兩位國際學者進行了專訪，以下為采訪全文，以饗讀者：

吳本立（Brantly Womack）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講席教授，著有《中國與越南：非對稱政治學》（劍橋大學出版社）。

郭孟豪（Hao Manh Quach）英國林肯大學銀行與金融學教授，曾擔任主要投資銀行的董事會成員和副首席執行官，長期專注越南市場。

“不破罐子消滅鼠害”

澎湃新聞：在阮富仲做越共中央總書記的任期內，越南繼續推進經濟改革，并對貿易和投資保持開放的態度。從經濟角度，你如何評價他的主要成就？談及阮富仲的成就及遺產，更多的關注點會放在他的外交政策及發動的反腐行動，經濟上取得的成就似乎令外界觀察人士既感意外，又覺得具有矛盾性。他的政策選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從你的觀察來看，有沒有他個人的性格因素所致？

吳本立：阮富仲因個人品格和正直而受到廣泛尊重。他致力于越南共產黨領導國家實現經濟持續開放和增長，維護越南的（國家發展）自主權并積極參與東盟。總體而言，他成功地維護了黨的領導，推進了越南的發展目標，改善了與各國的外交關系，并成為東南亞地區事務中受人尊敬的伙伴。 

但他必須應對黨中央的有效領導與革新開放的向心性傾向之間的緊張關系。2017年以來的反腐行動“熔爐”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舉措。這場行動對當地省級領導人來說尤其艱難，但對執行行動的人來說帶來了優勢。

“熔爐”行動中八名政治局委員被免職，而在越南革新時代的前30年里，沒有一人被免職過。

郭孟豪：首先，必須肯定的是，阮富仲總書記任內，越南經濟發展取得了突出成就。我可以列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成就如下：

GDP增長一直保持較高水平，過去十年平均在6%左右；人均GDP也增長了近3倍，從2010年的約1160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3800美元；通貨膨脹率從2011年的18.6%控制在過去8年的略低于4%。與此同時，對外貿易和投資也顯著增長。

越南參與了EVFTA（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CPTPP、RCEP、AFTA（東盟自由貿易區）等主要貿易協定，以及與日本、韓國、英國等主要經濟體的雙邊貿易協定。

越南還與中國、俄羅斯、印度、日本、英國、法國等國家建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這些協議和戰略伙伴關系不僅對越南經濟增長發揮重要作用，也體現了越南與世界外交關系的不斷擴大。

在我看來，強調“意識形態，及推進反腐行動”并沒有改變經濟增長（政策），反而使其更加可持續。他上任前因“集團利益”而導致的管理松懈，給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了隱患，影響了黨的領導。他的反腐行動是為了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維護黨的領導，我相信他充分理解國家利益和黨的利益的重要性，有句名言叫“不破罐子消滅鼠害”。這也反映了他的人物性格，作為一個人物個體，一生大部分時間都與共產主義理論聯系在一起，始終信仰共產主義，也想要平衡好黨的利益和國家利益。

澎湃新聞：阮富仲被視為越南幾十年來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維護和堅持越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發起打擊腐敗的長期行動。同時，在他領導下的越南也實現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成就，你怎么看越南經濟發展接下來的可持續性和局限性？  

吳本立：阮富仲的“強勢領導”很容易被夸大。雖然越南是一個“黨治國家”（party-state)，但中央領導層有相當大的合議自治（collegial autonomy）空間，地方省級治理通常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經濟政策主要由國家官員制定。 越南發展和外交政策的總體原則（general parameters）已經很好地設定并得以成功實踐。當然，可持續性是個永久性命題。

郭孟豪：阮富仲的“強勢領導”并沒有阻礙越南近年來經濟上實現相對有效的增長，這表明近期的政策是適當的。許多人認為，如果只注重經濟發展，也許越南可以發展得更好。但如果考慮到最近發生的涉及集團利益和腐敗重大案件的（嚴重）后果，那什么都不做可能（對經濟發展危害會）更大。我認為，當前的經濟發展進程可能會有所速度減緩，但它會創造更可持續的發展。

2023年7月20日，越南河內，民眾排隊等待加油。視覺中國 資料圖

安全與政府效率間的動態平衡

澎湃新聞：一種觀點認為，接下來，維護黨的統治將是新領導人的首要任務，從而不太可能對經濟和外交政策進行重大改變。但也有觀點認為，反腐行動可能會在阮富仲去世后有所減緩，外國投資者可能會更加活躍。你怎么看？

吳本立：在阮富仲去世之前，越南領導層的接班人問題就已經變得至關重要。一方面，越南“黨治國家”體系的生命力不成問題，但另一方面，安全與政府效率兩者之間的平衡卻在不斷變化中。目前安全的比重正在上升，但其鞏固卻并非必然的。對于阮富仲的現任繼任者蘇林來說，他當然會致力于（繼續開展）反腐行動，但他的個人聲望和名譽還無法與阮富仲相比。

郭孟豪：我傾向于介于上述兩種觀點之間的一種可能性。由于年齡和年代代際的特殊性，阮富仲可能傾向于共產主義理想，但這并不意味著新領導人會輕易背離前領導人集體領導層所建立起來的根基。如果我們把阮富仲在反腐行動中的舉措視為“高峰”，那么接下來的領導人可能不會那么剛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反腐敗、背離共產主義。投資者可能更喜歡更開放的方式，但在長期可持續的背景下，保持政策穩定并逐步放松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聞：有觀察人士認為，經過多年經濟增長的越南，民眾對外部世界的了解越來越多，對污染、腐敗等社會經濟問題也越來越感到憤怒。在你看來，越南經濟前景面臨的最主要挑戰是什么？

吳本立：越南面臨的主要挑戰與所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相似。它必須應對發達國家新保護主義抬頭??（帶來的挑戰），在穩定與中、美（兩個大國）關系的同時應對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并適應其他地區性和全球性壓力。它面臨著全球變暖和海平面上升的重大挑戰。政治領導力的具體（變化）情況對于應對這些挑戰非常重要。

郭孟豪：越南下一階段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越南現有的經濟制度能否適應并跟上全球化、無國界化、數字化（時代）的全球經濟開放性。越南奉行“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強調黨和國家的領導。我并不是說要減少越南黨和國家的作用，而是想強調，如果他們想繼續保持越共執政黨的力量和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那么黨和國家就需要自我更新。反腐是必要的，但同時，建立和監督機構以預防或最大限度地減少腐敗也很重要。這需要時間，但我相信新領導人將會做出積極的改變。

澎湃新聞：阮富仲擔任越南國家最高職務達13年之久，有評論直接點出他的去世“標志著越南政治格局一個時代的結束”，你怎么看？

吳本立：當然，阮富仲的去世標志著一位熟悉（管理國家）的越南領導人（時代）的逝去，留下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問題，圍繞越南中央領導層接下來將把國家領向何方。

郭孟豪：我同意這個評價。我認為，自1986年“革新開放”政策以來的38年里，越南是通過“邊做邊學”發展出了一套市場經濟（理論）。如果把“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的目標實現分為兩個階段的話，那么，阮富仲上臺前的時期是熟悉“市場經濟”和強調“社會主義定向”的時期，而阮富仲執政時期是平衡好這兩個階段關系的時期。未來一段時期，我希望更多地強調“市場經濟”階段。從這個角度來說，“阮富仲時代”為越南未來市場經濟更加可持續發展真正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