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節宅家，終于有時間將《美國征信史》（原書名直譯為《守信——美國金融身份和消費者監視的歷史》）的書讀完了。本書的作者喬希·勞爾是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傳媒系的一位年輕副教授，本科專業是歷史學，之后攻讀了傳媒學博士。在《美國征信史》中，作者引述了不少與征信相關的史料，從傳媒人的視角觀察美國征信行業近二百多年來的發展和變遷，將關注點放在美國的征信機構監視消費者金融行為方面。雖然這本書就其內容組織而言并不能算作一部美國征信歷史，但書中的一些內容對今天的征信行業從業者仍可提供不少啟示。

《美國征信史》引起我興趣的是個很基本的問題：征信究竟為誰服務。教科書式的回答說，征信為金融信貸機構提供信息服務，解決放貸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然而在征信實踐發展最成熟的美國，至少在前一百年里征信機構的主要服務對象是零售商而不是金融機構。征信業務的“信”即信用交易，這部分指的是零售商面向客戶開展的賒銷業務，而不是以錢為交易媒介的信貸業務。

《美國征信史》中引用了兩個數據：根據1965年美國征信行業協會“征信公司聯合會”的調查，會員企業從銀行得到的收入僅占總收入的10%，而來自零售機構的收入占到40%。另一個數字是，根據1930年美國商務部的調查，70%的零售商依賴征信機構的服務。

從起初的鄰家小店，到后來的超大型的郵寄商品銷售公司，美國的零售行業支撐和推動了征信行業的發展。美國個人征信三巨頭之一的益博睿公司，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國最大的零售數據銷售商。

銀行對征信服務不感興趣，因為銀行在當時不愿開展個人貸款業務。《美國征信史》提到，美國許多州發布的反高利貸法是發展個貸業務的主要障礙之一。反高利貸法限制了貸款利率，使銀行無利可圖。20世紀上半期的美國，個人貸款是少數人享有的特權。直到戰后消費信貸熱潮興起，政府的住房政策出臺，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問世以及一系列立法的改變，銀行才把目光轉回到個人信貸上來，征信業也開始受到銀行的青睞。

另一個美國個人征信巨頭，位于亞特蘭大的艾可飛公司是美國歷史最久遠的個人征信機構。艾可飛的原名叫作“零售信用公司”，其主營業務是編撰保險報告和雇傭報告。《美國征信史》提到艾可飛的報告中包含信用主體是否飲酒、飲酒的原因和場合、是否喜歡吵架、是否患病等信息，車險和壽險公司喜歡這類信息。《美國征信史》談到，圍繞艾可飛建立的征信行業協會（時為美國兩大征信行業協會之一）會員中，80%的企業做保險報告，10%的企業做人事報告，只有大約10%的企業做信貸報告。艾可飛躋身于信貸征信的圈子，只是因為它發現把同樣的報告賣給銀行獲利更豐，差不多可以賣出三倍的價錢。

在當時，美國的零售機構對實體經濟影響巨大，為零售業服務的征信機構也因此而頗感自豪。《美國征信史》提到，征信行業在那段時間里一直把自己看做是“美國商業和國家信用經濟的充滿愛國熱情的捍衛者”。這是一個多么榮耀的頭銜！

征信行業進入銀行業后發生了什么？如同零售行業一樣，銀行業與征信業很快建立起自己的生態圈，這就是今天的個人征信業態。在生態圈中，銀行將自身擁有的信貸交易信息免費提供給征信機構，由征信機構加以整合和處理，然后銀行付費購買整合后的信用產品，用于自己的信貸業務。這個生態圈如果足夠大，能夠把大多數銀行囊括進來，所產生的報告對任何銀行都將有巨大的價值。基于閉環的業務流程和合理的商業模式，征信機構作為信貸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地位相當穩固。

今天的征信機構，雖然服務于金融信貸行業已經成為其主要業務目標之一，但金融仍然不是征信機構的唯一市場，征信機構服務信用經濟的使命仍然存在。例如，零售商銷售大宗商品的分期付款等信用交易業務仍然是征信機構的業務領域，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也一直建議征信活動不要將自己封閉在金融機構內部。

企業征信是另外一個例子。企業征信機構很難同個人機構那樣與銀行建立起生態關系，銀行不愿或無法分享企業的信用交易信息。在美國，企業信用報告里的信用交易信息全部是所謂“商業信用”交易信息，即企業之間的賒銷、賒購、換貨、租賃等交易信息，即“以物換錢”或“以物換物”方面的信用交易信息。企業是企業征信機構的主要服務對象，而不是金融機構、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機構。企業信貸，經營貿易融資、保理、信用票據、信用保險、應收賬款融資等間接信貸業務。企業征信機構對于銀行而言，與其他通過向銀行銷售數據盈利的數據銷售商并無本質區別，而支撐企業信用管理的角色保持了征信機構服務信用經濟的初心。

中國的情況與美國大有不同，中國的征信機構從來都是應銀行業的需求而成立的。

1915年，國民政府財政部的148號（飭）令將征信業務作為銀行公會的待辦業務之一。1932年6月，銀行公會的會員聯合成立中國征信所1944年10月，國民政府在抗戰的大后方重慶集中國、中央、交通、中國農民四大銀行之力成立聯合征信所，勢頭很快壓倒了民營的中國征信所。

2007年掛牌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是由金融監管部門牽頭、各大金融機構合力開辦的征信機構。

金融業及政府主導成立的征信機構主要服務于金融行業，沒有服務于金融以外企業的強烈熱情。服務于非金融企業信用需求的使命主要由金融圈之外的企業征信機構承擔，這些機構采集和報告的通常是與銀行借貸無關的商業信用信息。這在全球征信圈內已成常例。

在我國，采集和報告商業信用信息有幾分尷尬，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商業模式，但商業信用基礎設施的不完善和市場的不成熟是重要原因。

在一些發達國家，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對商業信用有大量研究。一般認為，商業信用是企業獲得短期信貸或流動資金的最重要渠道之一。可惜我國學術界這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我國市場的研究成果大多來自世界銀行或其他境外機構，數據也有些老舊。我國商業信用市場究竟是個什么情況，目前還沒有了解得很清楚。

企業商業信用交易情況，可以從企業財報中的應付賬款和應收賬款數字中粗略地反映出來，其中應付賬款相當于從上游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應收賬款相當于為下游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企業通常既獲取商業信用也提供商業信用。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從整體上看，2017年中、小型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應付賬款金額均小于應收賬款金額，應付應收比分別是95%和75%，資金處于凈流出狀態。與之相比，大型企業的應付應收比約為150%，應付超出應收約1.8億元（對比小型企業，應付比應收少約1.2億元）。企業應收大于應付雖然違背不少商業信用模型，但在許多發達國家已成常例，說明商業信用對許多企業而言并不屬于融資渠道。我國的總體數字雖然顯示應付大于應收，但相當大一部分商業信用實際上存在于相對容易得到銀行貸款的大型企業手中，抵消了商業信用可能起到的流動資金融資作用。與此同時，似乎也使得以報告商業信用交易為主營業務的企業征信活動顯得不那么有吸引力。

當然，僅通過總體數字判斷國家商業信用市場的情況，可能存在相當大的誤導性。

手中不持有信貸交易（賬戶級）數據的“個人征信機構”不應算作是個人征信機構。同理，手中不持有企業商業交易數據的“企業征信機構”也不應算作企業征信機構。我國目前有超過100家在央行備案的企業征信機構，其中究竟有多少夠格被稱作征信機構者尚不得而知。而且，考慮到我國商業信用市場發展的不成熟和商業信用信息采集的困難，以及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企業征信機構不存在成為信貸基礎設施組成部分的可能性，建議不如取消目前企業征信機構備案制，將這部分市場完全放開，而對那些有能力采集持牌信貸機構交易數據的征信機構，無論是個人征信機構還是企業征信機構，繼續以特許或備案的方式管理，讓企業信息市場有更大的活力。

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原顧問  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