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個非常獨特的年份：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爆發10周年，同時也是中國開啟改革開放進程40周年……我們站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點上撫今思昔，鉤深致遠，感受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激蕩：國際格局正醞釀冷戰以來最深刻的變化，國際關系正拉開冷戰以來大融合與大分化最激烈碰撞的大幕，不穩定和不確定風險突出將是可預見未來最顯著的特征，國際秩序何去何從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時代之問和時代之困。其中，三個趨勢需要我們高度關注。

三個趨勢

第一，大國之間的戰略不穩定正在加劇。

一方面，美國與中國、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進一步加深。美國特朗普政府加大與俄羅斯在歐洲、中東等地區以及核導軍控等領域的戰略博弈，甚至局部達到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狀態。美國對華政策也發生了重大調整，首次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特別是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所發表的美國對華政策演講，通篇充斥著類似上世紀80年代冷戰高峰時期美國總統里根對前蘇聯的指責，令許多中國人震驚和困惑。人們不禁要問：美國難道已決意要對中國實施全面遏制？世界是否將因此而被拉進一場新的冷戰？

另一方面，除了華盛頓同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關系愈加緊張外，近年來大西洋關系也因為諸如伊朗核協議、北約軍費分擔、全球氣候變化等議題上齟齬不斷而備受沖擊，盡管尚未危及大西洋聯盟的根本，但雙方疏離感明顯增加。

大國關系歷來是國際格局的基石，大國關系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正深刻影響著未來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的走向。

第二，基于多邊主義的全球治理正遭遇“失能和失勢”的危機。

以規則、協商和平等原則為基礎的多邊主義及全球治理機制運行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2018年初以來，美國對其主要貿易伙伴包括中國，和它的一些傳統盟友發起關稅戰，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不斷升級的國際貿易沖突。

美國特朗普政府堅持所謂“美國優先”原則，為獲取美國利益的最大化，幾乎肆無忌憚地對貿易伙伴采取包括關稅戰在內的霸凌政策，甚少顧及這些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做法對國際貿易體制和全球供應鏈穩定的破壞。

隨著貿易保護主義和國際貿易摩擦的不斷升級，以WTO為核心的、基于開放、規則的國際多邊貿易體系的完整性受到空前挑戰，WTO自身也逼近“何去何從”的臨界點。與此同時，自從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全球氣候治理機制的有效運行也面臨嚴重阻礙。

冷戰結束以來，基于多邊主義的規則和機制已經成為當下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基石，也是國際社會的共識。美國曾是現有國際秩序的重要建設者和維護者，如今正成為最大的影響國際秩序的不穩定之源。

第三，國家主義和本土主義的政治認同浪潮正撲面而來。

當冷戰結束后的一輪經濟全球化席卷世界多年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斷勃興的反全球化和反全球主義的思潮和運動，都與當前世界范圍內存在的發展赤字、治理赤字和改革赤字密切相關。在一些歐美發達國家，這些思潮和認同政治的發展已經演變成某種“新部落主義”的泛濫，其突出的政治理念是排斥外來移民、戒懼國際貿易、敵視所謂“外來者” 對“自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沖擊，包括外來的物流、人流以及思想流。這種認同政治的強化不僅進一步加深了這些國家社會內部的分裂和政治極化的態勢，并外溢到國際經濟、國際政治和外交領域里，加劇了世界政治中所謂“我們”與“他者”之間身份認同的對立。

三個問題

面對這些趨勢，我們不禁要問：當今世界是否將不可避免地會走向大分化? 如何有效管理國際秩序演變過程中融合的力量和分化的力量相互之間的張力？國際社會的各利益攸關方能否通過集體努力來共同遏制這種緊張的加劇甚至失控？

對上述問題恐怕沒有簡單和現成的答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國際社會迫切需要共同努力，通過構建新的國際共識和拓展共同利益，來緩解大分化的壓力。

首先，國際社會需要共同努力，阻止冷戰的幽靈從歷史的廢墟中死灰復燃。

歷史學家和國際關系學者已經對人類歷史上無數次大國之間對抗沖突的案例進行了梳理，其中包括不少因決策者的戰略失誤而導致的悲劇，并總結出不少經驗教訓。這些教訓包括彼此誤判對方的戰略意圖；彼此錯誤處理相互之間的“安全困境”；忽視國際關系中“自我實現預言”的效應，即一國政府出于國內政治考慮或為轉嫁國內深層矛盾，煽動所謂“外敵意象”，從而導致國際關系尤其是大國關系不斷惡化。

如今，一些美西方人士繼續沉溺在贏得冷戰勝利的懷舊中，甚至幻想著通過挑起又一場所謂“新冷戰”從而使得美國重新強大。我們能否真正吸取過去的歷史教訓，拒絕冷戰的誘惑，避免大國對抗的陷阱？

其次，國際社會應該加大合作，遏制單邊主義對多邊主義的侵蝕，同時更積極地推動多邊主義國際機制的改革，不斷完善全球治理。

當前，對全球化的不滿明顯增加，對基于多邊主義的全球治理的失望也日益增長。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和有效推動全球治理之間的張力有不斷繃緊之勢，如何使得兩者形成相輔相成的良性互動，是當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迫切需要解答的難題。但有一點顯而易見，對于我們這樣一個聯系緊密、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世界而言，面對越來越多的全球問題和跨國威脅，單邊主義絕不是好兆頭。實行單邊主義對單個國家而言也許有其吸引力，但由此所產生的麻煩將遠多于其想解決的問題。全球問題需要全球解決方案，合作應對是唯一出路。

最后，國際社會需要創新思維，推動構建新的集體意識和認知共識。

當前關于世界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國際話語結構中，主流的敘事方式和分析框架依然是基于權力政治的邏輯和認同政治的邏輯。盡管上述敘事邏輯依然具有其一定的解釋力和影響力，但已經無法涵蓋當今世界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現狀和未來的演變方向。我們需要構建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和分析框架，我暫且稱之為“發展政治”的邏輯，以便能更全面地把握世界發展的內在動力及其發展方向。

從歷史發展的宏觀角度看，無論是全球化的發展還是國際秩序的演變將同當前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輪現代化進程與西方世界正在進行的后現代的再平衡進程走勢密切關聯。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在前一個進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而美國和歐洲等在后一個進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未來：大分化還是大融合？

就前一個進程而言，自冷戰結束以來，大規模的現代化進程席卷了非西方世界。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結束之際，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人口最多的中國和印度，以及東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已經基本完成了現代化的初步階段，即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過渡。根據世界銀行報告的數據，在世界銀行189個成員國中，有將近40個國家是發達經濟體，在其余150個發展中國家中，有108個國家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即所謂的中等收入國家。它們的總人口超過55億人，約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這其中約有40個國家是中上收入國家。

今天，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正從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基礎上集聚力量，開啟向中高級現代化邁進的新征程。這一進程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新一輪現代化取得成功，意味著未來20-30年時間里，在西方世界之外的超過40億的人口將成為中產階級，這是人類發展歷史上空前的現代化，因為其影響到的人口規模、地域范圍和歷史意義都遠遠超過前兩個世紀的世界現代化進程。

與此同時，廣大發展中世界能否順利步入更為先進的現代化階段也是擺在人們面前的又一道時代之問。一方面，規模的不同、歷史及現實環境的差異，發展中世界已經無法簡單復制歷史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另一方面，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輪的現代化進程又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困難。從發展中國家國內角度看，它們必須全面提升國家的現代化治理能力，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等結構的不斷完善。來自外部的挑戰主要是由西方主導的現有的國際體系是否能夠容忍和容納非西方國家的集體崛起。

與此相對應的是，西方世界作為一個由現代化向后現代階段轉型、過渡的整體，在冷戰后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浪潮的席卷下，其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同樣面臨著日益增多的內部發展和治理的轉型壓力，進入了我稱之為的“后現代化的再平衡時期”。其中一個突出的表征是，總體秉持開放、包容和競爭原則、具有鮮明全球主義指向的力量，同基于保護和注重平等的本土主義、民粹主義的力量之間相互角斗，他們分別代表了所謂“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受益者”同“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受害者”之間的分化和對立，不但加劇了西方內部的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而且加速反噬由西方發達國家開啟的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因此，作為一個整體，西方世界迫切需要同時對自身國內治理和推動國際乃至全球治理注入新動力。就其內部經濟、政治、社會等治理而言，西方世界應該通過自身的改革，提升其體制支持內部包容、普惠以及均衡發展的能力，以此保持自身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的穩定，從而能夠協調所謂全球主義者同本土主義和民粹主義者之間日益對立的關系。就其與非西方世界的關系而言，西方世界特別是其領導力量應該認識到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意義，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群體性崛起的歷史意義，通過不斷完善內部體制和擴大現有國際體系的包容程度，來推進整個世界現代化和世界和平繁榮的進程。

當非西方世界的新一輪現代化進程與西方世界的后現代轉型進程相遇時，兩者究竟是以包容、穩定、合作的方式互動，抑或是排他性、對抗性、混亂的方式互動，將對世界政治的未來走向產生深遠的影響。換言之，未來世界究竟走向大融合還是大分化，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發達國家的后現代轉型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發展能否都取得成功，以及相互之間以何種方式互動。

因此，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凝聚新的共識，在分與合相互激蕩的世界里同舟共濟，一起探索和開辟一條共同發展的和平繁榮之路。對于國際問題研究者而言，這是挑戰，更是使命。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本文首發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微信公眾號，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本文原標題為《特稿∣在分與合的世界中探尋一條共同發展之道》，現標題及文內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