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高校財務危機日益嚴重、中美地緣政治沖突日益緊張的背景下，亞洲國際生尤其是中國學生在英國高等教育系統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最新數據顯示，國際學生在2021/22學年為英國經濟貢獻了419億英鎊的收入; 平均而言，英國每個議會選區因國際學生而增收5800萬英鎊，相當于每位公民約560英鎊。（Universities UK, 2023）。

學生和家長在英國留學展臺咨詢

在679970名在英國高等教育機構學習的國際生中，數量最龐大的就是中國留學生群體，占據了總數的五分之一（151690名），其次是來自印度的126535名學生和來自尼日利亞的32945名學生 （Universities UK, 2024）。從經濟收益而言，根據最新估計，中國學生支付了英國一些頂尖大學授課型研究生學費收入的約四分之三；咨詢公司 dataHE 的計算表明，羅素集團機構在 2021/22 學年的學費收入約為88億英鎊，其中23億英鎊（26%）來自中國學生（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4）。然而，最新一輪覆蓋24個國家、155所院校、12萬國際學生的國際學生晴雨表（ISB）大型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學生反而是在英國高等教育機構中報告遭受歧視比例最高的學生群體。2024年，有41%的中國學生報告因種族或民族身份和國籍的綜合因素遭到歧視（相比2022年，基于種族或民族身份的歧視比例為35%，基于國籍的歧視比例為37%，有所增加）這個數字是印度學生（20%）的兩倍，也遠高于尼日利亞學生（18%）和巴基斯坦學生（23%）（Etio, 2024;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4）。這個結果似乎令人意外。二戰后，西方大學逐漸將自己展現為超越種族界限的象牙塔，標榜著機會均等與優績主義，給人一種種族歧視已成歷史的錯覺（Tate & Bagguley, 2017）。但現實遠比這復雜。

中國留學生及家長在評估了各種風險后，往往認為英國是老牌精英高校云集、社會文化環境又相對溫和安全的留學地選擇。中國學生在英國遭受的種族歧視鮮見于報端。但倫敦大學學院的Johanna Waters教授指出：“國際學生總體上仍然不被關注，只有在涉及移民政策討論或遭受種族主義和身體暴力時才引起公眾注意。或許，后疫情時代人們會更加意識到國際學生的重要性——以及某些國家如何將他們視為理所當然并忽視了他們。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從倫理上回應國際學生的活生生的體驗——而不是將他們視為冷冰冰的搖錢樹。”

Waters的評論深刻揭示了國際學生在學術資本主義盛行的西方高校中的困境：其作為“被貨幣化的客體”（monetarised objects）視為理所當然；而其作為“被種族化的主體”（racialised subjects）的生活體驗和相應的人道主義關懷則長期被忽視。同時，東亞，包括中國留學生，常常被隱藏在“模范少數族裔”的標簽之下，這看似是一種正面評價，包含了對亞裔群體在學術、經濟和社會成就上成為其他族群的楷模的期待，實則掩蓋了深藏的歧視與偏見。人們常將東亞，特別是中國留學生與“勤奮刻苦”的形象掛鉤，甚至戲謔地認為他們在數學等科目上擁有“種族天賦”。在高等教育的優績主義敘事中，個人成功完全取決于其努力與才智，教育被看作是提供平等機會的公正舞臺。然而，這一理念在實踐中往往忽視了種族不平等的存在與影響。“模范少數族裔”的標簽，不僅被用作與其他族群的比較工具，暗示對于亞裔群體不存在種族偏見和教育機會上的不公，而且還給亞裔學生帶來了巨大的學術壓力。他們常常感受到來自學校、家庭乃至整個社會的期望，仿佛只有學術上的卓越成就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在這種敘事下，任何學術上的挫折或困難都被簡單歸咎于個人努力不足，而非種族主義或制度性不平等的結果。這種現象不僅使種族歧視問題被邊緣化，而且當中國留學生遭遇微侵犯或公然的種族主義時，他們往往選擇默默忍受或自我責備。基于覆蓋13個英國高校的54名學生的訪談，本文試圖揭示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對種族主義的真實體驗和內心故事。本文的訪談資料來源于兩個相關的研究課題，課題一于2019年12月開始數據收集，并于2020年4月完成；課題二于2021年3月開始數據收集，并于2021年6月完成。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交叉性與隱蔽性

在對中國留學生的訪談中，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這不是種族主義。”盡管一些學生可能經歷了種族化微侵犯（Microaggression，是指那些日常生活中有意無意的言語或行為，如對口音、外貌或文化習慣的貶低和嘲笑，對少數族裔或邊緣化群體會造成負面影響和歧視），但很多人不會立即將這些經歷歸因于種族主義。我們的研究顯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英國社會中缺乏“反亞裔種族主義”的話語，使得中國學生難以識別和表達他們所遭受的種族歧視。

首先，由于英國缺乏“反亞裔種族主義”的語境，這可能影響了中國國際學生的“種族意識”。“種族意識”指的是對種族群體之間不平等權力關系的批判性理解以及對種族相關的特權和偏見的認識（Cane & Tedam, 2022）。很多中國學生缺乏在多種族的環境中生活的經歷，往往較少把自己的遭遇歸因于種族歧視。例如，方同學（男，本科生，計算機科學）在被問及是否有過種族主義經歷時，表現得較為猶豫不決：“我不知道如何定義種族主義……我不確定他們是否在種族歧視。”盡管他回憶起曾被人用“Chinese”這個詞咒罵，但他仍然認為：“你無法確定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只能說這種事情確實發生在我身上；但我不認為這是種族主義。”這種缺乏明確種族主義語言的現象削弱了他們識別和挑戰種族歧視的能力（Paul, 2014）。意識到并識別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學習過程。王同學解釋道，“我感覺其實是這樣子的，一般的中國人或者剛來的留學生他們聽不懂別人在歧視你，而我在這邊時間長了，我知道別人在歧視我，是這種意思。”

其次，種族與性別和階級等其他權力軸線的交叉，復雜化了種族主義的影響。一些受訪者傾向于將某些微侵犯歸因于諸多其他因素，種族因素并非首選。例如，孟同學（女，博士，心理咨詢）在愛丁堡的街道上遭遇醉酒男子的言語和物理攻擊，但她將這些經歷歸因于性別而非種族：“未必。我認為這是因為我是一個矮小的中國女性。”這種現象可能反映了交叉性（Crenshaw, 1991）的影響，即種族微侵犯不僅由種族單一因素塑造，還受到性別、階級等其他差異軸線的影響（Collins & Bilge, 2018）。這種交叉性可能掩蓋了種族主義可能存在的更高的風險，并使得學生們更難以識別和應對這些風險。

此外，文化差異常被學生們用來解釋他們的經歷。例如，劉同學（女，本科生，機械工程與核工程）認為她遭遇的歧視只是學生霸凌，因為對方“從未說過那個C [中國]word”或提及她的中國背景。一些研究表明，這可能是一種新種族主義，表現為更突出的“微妙”和“間接”性質（Balibar, 1991），實現了“沒有種族主義的種族主義”（Goldberg, 2008）。文化差異的解釋也常常掩蓋微侵犯的種族化歸因。例如，當學生們為了慶祝中國春節在窗戶上貼上裝飾剪紙時，有人向他們的窗戶扔石頭。日常生活中，一些學生認為他們遭遇的歧視是因為英國人認為中華文化相較于英國文化是“落后的”，并傾向于使用“文化差異”來解釋這種現象。朱同學（女，研究生，TESOL）說：“他們[英國人]認為我們仍然生活在封建社會。”莫同學（女，博士，金融）補充道：“他們認為我們沒有精神和文化生活，教育也遠遠落后。”謝同學（女，博士，紡織設計、時尚與管理）說：“但本地人我覺得確實是，他們有那種日不落帝國的那種驕傲。我覺得他們還蠻驕傲的，骨子里面帶的那種，我們國家是非常有歷史的國家，我們在歐洲很強，曾經很強，對吧？他就會覺得你們別的國家可能都比較土一點，就會有這樣的想法”。對于那些歧視中國文化者，謝同學覺得“他們現在就跟以前清朝的中國一樣，我們很強，我們不需要去學習別人。你們中國就是異類……”對此他表示非常無奈，因為這些觀念多是來自于社交媒體不公正不客觀的報道，而他認為，一個沒有來中國看過的人，是沒有權力去評判的。

這種情形可能揭示了新種族主義的隱秘性，它與文化和民族差異的概念緊密相關，這些概念不僅具有歧視性和排他性，還維持了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導致少數族裔被“他者化”（Balibar, 1991）。特別是西方社會中的反亞裔/反華種族主義，其歷史源遠流長，與東方主義（Said, 1978）和“黃禍”話語（Lyman, 2000）緊密相連。東方主義，從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出發，將“東方”或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描繪成西方的“他者”，充斥著“異國情調”、“色情”、“落后”、“非理性”和“無法理解”的刻板印象（Said, 1978）。而“黃禍”這一話語形象，更是將整個地區及其人民塑造成西方文明的可怕敵人——“一個噴火的龍”（Lyman, 2000）。這些話語不僅為歷史上的殖民主義推波助瀾，也為現代的種族主義行為提供了所謂的合法性（Miyake, 2021；Pang, 2021）。與古典種族主義不同，新種族主義更加強調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以此為英國社會中存在的反亞裔/反華種族歧視找到合理化的借口。

Miyake (2021) 指出，現代的反亞裔/反華種族主義是新東方主義的體現，它不同于使用科學-種族語言的古典東方主義，而是采用了司法-政治和經濟的語言，更具有隱蔽性，進一步助長了當前全球背景下的恐華情緒（Lee, 2020）。這種現代新東方主義還涉及生物-文化種族化，即通過生物特征（如眼睛大小）和/或文化習俗（如飲食習慣）來賦予并固化種族意義，這可能導致包括中國社區在內的東亞群體被他者化（Garner, 2017；Murji & Solomos, 2005）。在高等教育領域，這種新種族主義常常表現為對中國留學生的刻板印象和排斥態度。王同學舉了一個例子。有天他陪自己的學妹去學校里領購實驗器材，需要學生卡。那個員工一看到學生卡就笑了。他回憶道：“你的眼睛……I can’t see your eyes open”。但是他的學妹渾然不知自己正在遭受歧視。這樣的事情發生過不止一次。“比如說我要一個小玻璃瓶，還有一些注射器。他就舉著注射器說is that your weapon，這是你的武器嗎？當然了一般人應該是看不出來的，但是我聽得出來。他是一種什么心態，他認為你所做的實驗要的那些器材，其實跟小孩子過家家一樣。”中國學生遭遇的種族化微侵犯經歷，往往反映出新東方主義和新種族主義的交織（Miyake, 2021；Said, 1978）。王同學決定不要息事寧人。當天回來他就寫了一封郵件，投訴了學校員工的亞裔歧視。后來，那個員工就“消失”了幾天；等再回來的時候說話就再不“陰陽怪氣”。王同學認為這并不是小題大做，而是反對種族歧視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哪怕你英文不好，對吧？你做出一些肢體上的反抗動作，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很多人什么都不做，默默忍受，導致了人家變本加厲。所以說中國人在國際上的這種形象、公信力還是有待于我們新一代的人去努力樹立，去努力增強，也要向其反抗，不能息事寧人。”

常見即合理？

我們的研究顯示，很多中國留學生可能有被“微侵犯”的經歷。但如何理解這些“微侵犯”，卻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個常見的看法是個體化的歸因。例如，柯同學（男，研究生，會計專業）表示，他已經習慣了某些“微侵犯”的經歷，但并不肯定這是個體差異還是種族歧視問題。他解釋道：

我覺得歧視是全世界都存在的一個問題，這個東西不分國界。就像咱們還整天有的人喊印度阿三，對吧？這個東西是全世界的一種，不是說你一個國家就怎么樣。我覺得對于我來講，如果就算發生了，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理解吧？……真的是看個人的一個事情，我覺得素質高低、教育背景，這些都會給他很大的影響。這是一個很personal的事情，我覺得我倒不會把它上升成為種族的。

柯同學的想法得到了其他幾位受訪者的贊同。陶同學（女，本科，數學與金融）認為“這只是一個社會現象。如果它發生在你身上，那是你的運氣不好”；因此“不要太在意”。這反映了一種常見的想法，即中國國際學生傾向于不做種族主義的歸因，而可能將其視為個體差異——不幸的“壞蘋果”，“被鄙視為天生‘壞’，不知好歹”（Valluvan, 2016, p.2241），而不是將其視為系統性的問題。一些學生嘗試理解對方，常見的表達包括：“他們沒什么惡意吧”；“他只是開玩笑”；“不要太在意”。但同時，這些日常經驗也可能體現了日常種族主義（Everyday Racism）頻繁且隱蔽的特點，以至于被視為常態，甚至被否認 (Essed, 1991, 2002)。日常種族主義將個體微觀行為與制度宏觀結構聯系起來，通過無意識的權力行使，實現霸權權力結構系統的再生產。

一方面，一些人可能忽視結構性現象、傾向個體性歸因。另一方面，中國學生也在個體層面上發展出應對策略。例如，王同學（男，博士，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分享了他被言語和身體上虐待的微侵犯經歷：

之后我就跟他們理論了幾句，他們就開始推搡起來，我就很生氣，他應該沒有想到我會鬧，因為人流量比較多，周圍全是人。我就大聲講You fucking racist。所有人都看過來，我就鬧得很大。……他們推搡我，但是我沒還手，我一直沒有還手，因為旁邊有人掏手機在拍。但是令我比較難受的是，那天旁邊有很多的中國的留學生或者亞裔面孔，很多很多就在旁邊看，在拿手機拍，我就氣不打一處來，遇到這種事情就是說自己的同胞被欺負了，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說說話或者勸勸架之類的。不僅僅是咱們中國同胞，包括其他英國的一些人就很冷漠地站在那邊看，拍視頻，整個事件下來唯一幫我說過話的其實就是坐在門口的一個流浪漢。他幫忙說了幾句話，說你們這么做不對。

王同學的經歷表明，也有一部分中國學生在積極地反抗；然而，這種反抗通常局限于個人行為，由于大多數的沉默和群體團結的缺失，難以挑戰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但他也重申自己理解這一點，因為他覺得那些“新”來英國的人可能缺乏對反亞裔種族主義的意識和理解。這也被Wong等人（2021，p.365）觀察到，他們認為在英國的大學中，學生們通常在面對同胞遇到的種族歧視事件中反應消極。然而，“旁觀者”立場并不是由于缺乏責任或義務感，而是由于對問題的有限知識，使他們感到沒有資格干預種族化沖突。

除了個體化歸因外，另一個常見的行為與“內化的東方主義”息息相關（Moosavi, 2020, 第286頁）。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學生甚至將責任歸咎于自己。例如，班同學（女，研究生，國際教育學）認為，“落后就要挨打”；如果國際關系中的“較弱一方”受到歧視，那是“正常的”。因此她認為：“最好把期望放在我們自己身上，而不是別人。如果有一天我們成為一個更強大的國家，他們會給予我們應得的尊重。”這表明像在英國的中國學生這樣的種族少數群體如何通過再生產相同的新東方主義刻板印象和我們與他們之間的二元對立來理解他們的經歷并應對它們，他們通過歐洲中心主義的比喻可能將自己重新置于相對西方的弱小與落后的語境中。在這種背景下，Moosavi（2020）指出，東亞學生往往傾向于接受并支持東方主義刻板印象，這反映了通過采用這種在更深層次上再生產新種族主義的主導話語而產生的自卑感。然而，也有另一種理解，即中國學生通過給予冒犯者“疑罪從無”的善意解讀，或內化種族主義和東方主義來為他們經歷的種族化微侵犯加以辯護和合理化的傾向，是其希望超越“受害者”身份并策略性地試圖控制他們的生活經歷，來主張少數群體的能動性的一種積極策略。

盡管如此，在為數不多的案例中，我們也觀察到，這種通過同伴和大學的支持也可以重新培養一種在英國社會中的種族意識。徐同學（女，研究生，國際商務與商法）說自己就在這方面得益于室友的熱心幫忙。她有兩個室友，一個是英國人，另一個是美國人。“我的那個美國室友他自己本身是黑人，所以就對這種事情更為理解一些”；英國室友則“可能是因為英國人，對這邊的學校可以安排的事情比較了解，就問有沒有和學校聯系之類的”。在兩位室友的幫助下，連續一周學校為其安排了多位學生代表聊天，并詳細介紹了以后如有此類事件發生，有哪些溝通解決的渠道。因此，徐同學認為彼此之間應該有意識地多去交流溝通，“就像我之前也無法確定自己是不是遭遇了種族歧視，但是通過他的經歷，我就印證了我那次一定是被歧視，多些人一起交流的話，可能就會確認一些事情。了解到自己可能因為一些原因沒有注意的事情，我覺得這是挺好的。”

沉默，還是被沉默？

郭同學是一名機械工程專業的博士生。一天，他正在屋里睡覺，突然聽到有人敲門。他說，“我眼鏡兒也沒擦干凈，衣服也還沒穿上，過去一看，看見一個人，我都看不清他長的啥樣。他就跟我說住在我樓上，他老婆在那邊那個陽臺那等著我，他給我說是啥東西掉那，讓我幫我撿一下。”起初，郭同學出于安全考慮，警覺地沒有開門，反復詢問對方的動機和身份。經過幾番溝通，他后來才去陽臺上去檢查，“為啥我前面沒看見，它是一個透明的塑料棒，還很細，可能是用來當一個攪拌的東西做菜用的”。這個時候他才意識到鬧了個誤會，并因此感到自責。“我以為是清早的敲門，是想干啥？會不會也是像之前他們新聞里面說存在hate crime（仇恨犯罪），或者是存在詐騙還是這種犯罪行為，其實就只不過是鄰居之間互相幫助，說我掉了東西幫我撿一下這個事兒”。 郭同學事后覺得有點懊惱：

是我不好吧。但是因為之前渲染了這個社會的風氣，就給我帶來這種方面這個影響，就讓我覺得存在這樣一個危機，我就會對正常的鄰里交往都有一個比較排斥的心理，使得有這么一個誤會。本來人家只是想請咱們幫個忙，撿個東西，結果咱們還以為是對方是跟咱們有什么爭端呢，我就把這個塑料棒從門口遞給那個印度老大爺，他說個謝謝，然后他問我說其實我也不把你咋樣，為什么是這個態度，我就說沒事兒，你就回吧，have a good day。這個事兒就結束了，他就上去了。

郭同學的這一經歷反映了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生活中可能因擔憂種族歧視問題，而采取了過度防御的心態。這種心態雖出于自我保護，卻可能無意中加劇了與當地群體的隔閡。郭同學因對鄰居的過度防御，錯失了與鄰居和當地群體建立聯系的機會，長期看可能加深了他的孤立感。此外，自我責備的態度可能無意中強化了一些負面的文化刻板印象。看似沉默和回避的策略在短期內可能有助于減少微侵犯行為。然而，這樣的策略從長遠來看可能會加強種族化，并加劇針對亞裔尤其是華人的種族主義。此外，回避策略還可能助長中國文化中將學生視為“安靜”和“順從”的持續存在的文化刻板印象，進一步促進“模范少數族裔”話語的再生產（Yeh, 2014）。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可能涉及種族主義的“微侵犯”可能并不能通過個體層面來解決，中國留學生可能在英國高等教育系統中被結構性的忽視和邊緣化。這種“隱形化”現象不僅體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學術經歷中，也反映在制度性的各個層面。

林同學是一名在英國攻讀本科的中國留學生。在一次訪談中，她談到了自己在某大學中的隱形感受：“我覺得在各個方面都被‘隱形’。”她以大學的一個著名獎項為例描述了她的經歷。要贏得該獎項，本科生需要每學年完成一個“挑戰”。在第二年，這個挑戰是“社會正義挑戰”，其中包括一個關于種族主義的子主題。然而，林同學發現，所有的案例研究都是關于反黑人種族主義，沒有人提到反亞裔種族主義。她還提到大學的官方Instagram頁面，質疑其“多樣性”的表現：“我看到很多歐洲學生，國際學生，但我沒有看到黃皮膚的亞裔學生，我看到不同膚色的代表，但不是真正的我們。是的，我覺得應該有人揭露大學的制度性種族主義。”

另一位留學生阮同學也有類似的感受。她在訪談中提到，她的大學在每年的黑人歷史月會推出一系列活動，增加人們對反黑人種族主義的理解和認識。然而，她發現，在這些努力中，東亞人和反亞裔種族主義依然被忽視。阮同學說：

我不得不從新聞中了解我的同學們發生了什么事；老實說，除了那些在同一個項目中的人和在校園里遇到的人，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大學里有多少亞裔學生。”這種對亞裔學生的忽視，使得他們在校園中的存在感極低，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孤立感。顧同學說，“現在學術上討論的比較多的群體，像教育研究討論里面，比還是比較偏黑人。我們還是屬于一個比較被人忽視的一個群體。而且可能我們到國外就比較邊緣，就覺得自己賺好一份錢，讀好自己的書就好了。……但是如果真的遇到這種情況的話，還是會覺得傷害性還是很強的。

這些例子再次重申了英國大學中反亞裔種族主義的更廣泛的“消音”和隱形化過程，導致了對中國/東亞學生的制度性排斥，亞裔學生，尤其是中國留學生，在校園中的存在感被極大削弱。即使大學采取措施提高“包容性”和“多樣性”，像林這樣的受訪者也認為這只是“打勾式”的練習，“只是表面上的，沒有觸及實質。” Tate和Bagguley（2017）指出，許多大學采取的后種族立場，只將種族主義視為顯性的和個體層面的現象，而否認了那些制度嵌入的、正常化的、間接形式的“日常種族主義”。在這種背景下，反亞裔種族主義常常被視為理所當然、被否認和隱形化。Song（2003）和Yeh（2014）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觀點，他們指出，反亞裔種族主義在英國的種族主義話語中往往被消音，導致亞裔群體的經歷和困境被忽視。

在官方行動方面，唐同學（女，本科生，TESCOL）評論說：“他們只是在說那些話，比如對‘種族多樣性’的尊重，聽起來很好，很體面。”至于像學生會這樣的半官方渠道，劉同學評論說：“他們就像政客。只是形式上的。太尷尬了……他們談論了很多關于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東西，但沒有做任何真正有用的事情。”因此，一些受訪者甚至懷疑追求種族平等是否現實。尚同學（男，博士，經濟地理）總結道：“作為少數族裔，我們不可能期待享有與當地人同樣的權利。”值得注意的是，反種族主義可能會在主流的多樣性、包容性、文化能力和多元文化主義話語中被稀釋（Ladhani & Sitter, 2020）。這種反種族主義的稀釋誤導了一些大學，將自己視為在抗擊種族主義方面取得了成就，而核心的種族和種族主義問題，特別是反亞裔種族主義，仍未得到充分解決和撼動（Cane & Tedam, 2022）。

結論與反思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從后種族主義視角探討了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對種族微侵犯的認知、經歷和應對策略，從而揭示了英國語境下中針對反亞裔種族主義的意識和政策的必要性。我們認為，中國留學生對種族主義的“不敏感”以及在英國高等教育中的隱形與沉默，表現出與“模范少數族裔”標簽相符合的形象，可能進一步證實了在后疫情時代應對反亞裔種族主義的必要性，而非否定這一點。

重要的是，我們應將中國留學生視為“被種族化的主體”，而不是“被貨幣化的客體”。他們面臨多種形式的種族微侵犯和歧視，但這些問題常常被其他權力軸線掩蓋，并與新種族主義、新東方主義和日常種族主義相勾連。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僅僅關注少數人的“直接”或“極端”形式的種族主義是不夠的，這種做法可能會掩蓋種族主義在日常學習生活中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Valluvan, 2016）。

我們的研究體現了進一步重新審視教育倡議、以增強對國際學生和教職員工的認識和理解的必要性。這與英國《2010年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的要求、2014年種族平等憲章標志的引入（the Race Equality Charter Mark）以及英國平等和人權委員會（the UK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2019年的調查等一系列努力相呼應。該調查發現，英國高等教育部門并沒有完全認識到種族歧視的挑戰的深度和廣度，大學教職員工缺乏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理解、技能和信心”，大學文化本身也必須發生變化，才能解決根深蒂固的問題。英國高等教育部門承認需要改變。在其報告《應對高等教育中的種族騷擾》（Tackling Racial Hara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中，代表英國大學的組織——英國大學（Universities UK）承諾盡其所能來解決人權委員會的建議，并實施必要的措施，以保護學生和大學社群免受種族歧視的傷害。這些保護措施似乎天然地同樣適用于英國本地的少數族裔學生和在英國的國際留學生。此外，Campion和Clark（2022）發現，像種族平等憲章標志這樣的舉措雖然很好，但只實現了逐步變化，這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論點。盡管如此，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受訪者認為英國大學關注針對本國學生的種族主義，而忽視了國際中國學生。此外，Campion 和 Clark（2022）指出，盡管種族平等憲章標志等舉措是積極的，但其影響僅是漸進式的且效果目前看來仍然有限，這進一步印證了本文的觀點。Johnson和Lollar（2002）已經證明，為確保多樣性而實施的政策也有助于促進學生對當地社會經濟做出更多的貢獻。針對我們上面展示的情況，大學——學生、教職員工和其他社群成員——需要采取行動，防止日常種族主義的正當化，幫助被種族化的個體認識到這不是他們的錯，拒絕將種族主義視為正常現象以及對種族化主體的隱形化，呼吁大學教育其所在社區了解亞洲學生的生活現實和挑戰，從而使他們變得可見。

本文改寫自：Yu, J., Rai, R., Lim, M. A., & Li, H. (2023). The post-racial myth: rethinki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racialised microaggressions in the UK. Higher Education, 1-16. 文中的英文引用均由改寫者個人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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