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意大利90后青年亞利（ale）2016年來到中國留學，用很短時間學會了漢語，并用中文寫就了自己在這片土地生活六年的經歷。在這六年期間，他學過電影，做過群演，拍過廣告。2020年，以ale為名開始用中文寫作并在豆瓣發表，2022年起陸續在不同中文媒體發表作品。本文摘自《我用中文做了場夢》[意] 亞歷（Alessandro Ceschi）著，文匯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4年7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我用中文做了場夢》書封

對于在中國的意大利人，語言機構像麥當勞：入職門檻不高，短期內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至于工作的內容，每天都一樣。幾乎沒有人是發自內心地想要干這個活兒——我知道，可能有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說了，“幾乎”。連我見過的態度最專業、經驗最豐富、最受學生歡迎的意大利語外教都會在課間休息時感慨：“再做兩三年，我就不干了。”這樣的工作成就感極低，幾乎沒有發展前景，想硬著做也行，但能不做就不做。機構的外教休息室坐滿了不想在那邊待著的人，氣氛壓抑。午飯的時候，我會跟著老馬和島民走向大廈的電梯，及時逃離機構的世界。

機構樓下的蘭州拉面讓我們成為朋友。樓下的飯店選項比較有限：賣驢鞭的驢肉火燒，衛生條件可疑的貴州米粉，賣早上沒賣完的包子的包子鋪。蘭州拉面館地方大，通風，有面有飯有菜。我們基本天天去。

以面食為主的西北菜甚至能當作某種意餐的替代品。老馬會點一兩個烤馕，擺在飯桌中間，裝作是飯前面包。島民最幸福的一天，是套餐里多了一個煮蛋的時候。可是他拿著托盤，到窗口排隊等餐的時候，蘭州拉面的收銀員注意到了錯誤，跟上了島民，指了指他，喊他把第二個煮蛋還回去。最糟糕的一天，是發現西紅柿雞蛋蓋飯漲到了二十一元要招募兩個學生才買得起。

和他們聊到一起，我接受了自己一度害怕的平淡。飯桌上的話題離不開足球、意大利政治、課堂上的搞笑場面。聊得不痛不癢，不過我覺得剛好，像夏日淡淡的啤酒，讓你清涼一些。我會感覺自我無縫地融合到了那些無關緊要的閑聊中。那是一種不需要證明自己很特別的社交，因此很放松。坐在蘭州拉面館里，我以前的那些個人經歷都顯得多余。我們像一部情景喜劇的編劇團隊，只能靠一套原定的人物和場景來形成共同語言：機構的走廊和休息室、瑪爾塔的憤怒、校長的道德改革、茶師的選舉操控。這個世界無疑簡單，有時狹窄又無聊，卻熟悉到令人欣慰。在兩千多萬人的城市里挖掘出一種小鎮般的錯覺，還挺奇妙。

某些事件被記載進歷史。有學生去了羅馬，說他對斗獸場很失望，里面什么都沒有。“老師，意大利怎么樣？”有次一個學生問島民，眼里閃著光。“你覺得我們為什么來中國？”島民回答道，順便摧毀了學生所有的幻想。在北京，那不勒斯的同事去外面吃比薩，發現了一家賣榴梿口味的，菜單中的名稱還是“像媽媽做的那樣”。他沒忍住，對店員發了火。“怎么回事！意大利沒有這樣的比薩！”“先生，咱們只是應對市場的需求。”“你們不尊重他人文化！你們知道我來自哪里？我來自那不勒斯，比薩的圣地！”

幾個月后，那不勒斯同事搬到了英國，我們替北京所有的比薩店松了一口氣。遇到像草莓、巧克力那樣非主流的比薩口味，他依然會拍照，發到我們幾個人的群里。要是有機會，基于面對那不勒斯同事的爆發所表現出的心平氣和，島民希望將比薩店店員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在老外的都市傳說中，在中國待滿五年標志著一個關頭：要么走了散了，要么就一直留下來，把這里當家。待了五年，你是老老外。你積累了比較完整的生活樣本，體會到了不同社會的酸甜苦辣，有足夠的證據去做判斷。試用期結束了，得決定要不要買個會員。

這個選擇既關鍵又復雜：經過長時間的摩擦和相處，感受會五味雜陳，只喜歡或只討厭一個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同時，常識告訴你，世上沒有任何國度是完美的。比起幻想不切實際的人間桃源，你會對比選項，衡量優缺點，盡可能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案。職業發展、生活便利、朋友圈子、喜愛的菜系、自然環境。不管如何決定，你總會犧牲點什么。或多或少，這是每天困擾全球所有移民的難題。

如果選錯了，有點麻煩。一點也沒有融入當地的社會文化，卻依然堅持留著不走，不會有什么好結果。選擇那樣做的人，可能是看重一些短期的好處，像保住手里的工作和生活的穩定。但是，他們實際上在心里憋著一種強烈的不滿。那不勒斯同事就是沒有及時走，因此變得苦澀怨恨。

機構同事迭戈也是，不過他還在。我們約在三里屯吃頓比薩。曾經有人說，當你問意大利人他們最近過得怎么樣的時候，問題在于他們真的會回答。我知道有這樣的危險，并了解迭戈怨天尤人的性格，所以盡量不進入那樣的對話，只是翻著菜單。

“我想問你一個關于AIRE的問題。”迭戈說。那是一個政府機構，負責登記長期在國外居住的意大利人。注冊后，你可以獲得一些針對境外意大利國民的服務，像遠程投票之類的。“怎么了？”我說，簡單的提問藏著對后面的內容的恐懼。“我一定要注冊嗎？”迭戈說。

我很疑惑。這是我沒考慮過的角度：自己住在國外，要如實交代嗎？身份證上的名字，要寫自己的嗎？這樣的事實，還有主觀解讀的空間嗎？

“隨便，”我說，心里希望可以順利糊弄到其他不怎么需要我動腦筋的話題，“主要是給你提供一些服務，看你想不想要。”

“那假如我換工作換城市，要跟他們說我的新地址嗎？”“如果你想繼續收到投票單，那得跟他們說下。”“如果明年回意大利呢？我就要從 AIRE 退出嗎？”“對。發個郵件，說你回意大利了。”

“我就是不懂為什么要跟他們說我的信息。”

比薩還沒有上，但是我已經想走了。邊走邊說：“不用了！沒有人在乎你住哪！你不說，使館的人也會安心入睡！”但是我還在。加油。再堅持聽半個多小時就可以回家了。仿佛生活在無法溝通的平行世界，迭戈也很疑惑，甚至無奈。他放棄了 AIRE的話題。

“我需要買一些西藥,”迭戈平穩地轉移到下一個問題,“你覺得哪里能買？”這種問題我喜歡。它有一個很直接、不太可反駁的客觀答案。

“和睦家醫院吧。”我利落回答。

思考了幾下，迭戈宣布：“我是不會去醫院的。”

我要崩潰了。我沒辦法向迭戈提供幫助，因為他想要的不是幫助，而是繼續抱怨的機會。喬治·布什去過和睦家醫院看病，但迭戈是不會去的。很快，迭戈又失望地開始說別的。他想買雙意大利品牌健樂士的鞋。那是件似乎沒有挑戰的事情，但迭戈認為根本無法實現。

“在佛羅倫薩買一雙只要三四十歐。在中國肯定很貴吧。”“你可以看看網上，最近有雙十一雙十二，會便宜一些。”“我不在網上買東西。”

“鞋都是一樣的，有官方店。”“我還是去店里吧。”

沒辦法。天真的我提出的這些建設性方案對迭戈全都無效。他那天晚上抱怨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最荒謬的是說他在中國找不到愛情，因為大家都講中文。我剛聽到時還以為那是什么隱晦的比喻，像“我們講愛情的不同版本”，結果發現他是字面意思。我意識到，迭戈的態度，正是我需要避免的未來。生活在別處，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戰。我們選擇抗拒和怨恨，還是包容和好奇，會決定我們的生活體驗。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發現做不到，就回家。無論在何處，當老外都要做到一點：想在一個地方留著，就好好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