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9日，新疆大學歷史學院與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聯合暑期讀書分享會在新疆大學歷史學院舉辦，來自新疆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央民族大學等高校的老師和本碩學生共40人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參加了本次讀書分享會。本期閱讀的書是孫立天博士的新作《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孫立天著，商務印書館，2024年），該書以康熙頒布的“紅票”入手，研究了順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傳教士與中西關系，考察了在17世紀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國與世界的聯系、傳教士與清朝皇帝等一系列議題。與會師生圍繞“全球史與全球史觀”“歷史寫作的學術性與可讀性”“清初的中西交流”等議題展開了討論。本次讀書會由在新疆大學歷史學院對口支援的姜海龍老師主持，與談嘉賓分別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蔣焰老師、中央民族大學歷史學院的馬金生老師、新疆大學歷史學院的武強與向鴻波老師。現將與談師生的分享發言略錄于此，以饗讀者。

姜海龍：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上午好！本次讀書分享會的書目為《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既然以《康熙的紅票》作為書名，那么我們就要知道何為“康熙的紅票”？“康熙的紅票”是1716年康熙發往歐洲的一個諭令，換言之也是康熙寄往歐洲的一封公開信，作者是從2019年的紅票的拍賣作為一個切入口來研究。即通過紅票來復原和表達自己對于清初到雍正年間傳教士來華系列問題的看法。從清初傳教士與紅衣大炮的關系開始到雍正期間禁教，這數十年的史事大家想必都很清楚，過往的很多研究把它放在中西文明交流與沖突的視角中審視，特別是從明末利瑪竇等傳教士來華，利瑪竇和徐光啟等人的交往開啟了“中西會通400年”。徐光啟曾經說過：“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所以我們過去常會從中西交往的角度去看待這段歷史。而這本書的有趣之處在于，作者將傳教士來華放到了一個個具體的處境中去考察，例如康熙朝傳教士是具有包衣身份的，他們在皇帝身邊提供近侍服務且由內務府來管理，由此衍生了一系列對過去我們所常知的史實的新解釋，對于我們舊有的知識結構產生了一定沖擊。我們今天就這本書展開分享和討論，一同貢獻每個人的思考和見解。首先有請武漢大學蔣焰老師為我們分享對這本書的看法。

蔣焰：謝謝姜老師的熱情邀請，也謝謝各位老師和同學的積極參與！我個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國史，因此對于這本書，我也是站在普通讀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下自己的閱讀體會。

首先一個方面是“全球史”和世界歷史研究的問題。正如本書標題中所提到的，作者是將清初的中國放到一個全球化的視野中去看待，這就和“全球史”的觀念非常契合。作為一種重要視角，“全球史”是我們當下歷史學，特別是世界歷史研究中的熱點之一。不過，在以往一些西方學者的“全球史”著作中，比較側重對跨文化、跨文明交流的考察，而對這種橫向互動如何推動世界歷史的縱向發展關注不太夠。實際上，武漢大學吳于廑先生早年提出的研究世界歷史的重要理論，即從縱、橫兩個方面探討世界歷史的發展及其整體性，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啟示。它將橫向視角與縱向視角相結合，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有效互動和影響。在本書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及世界歷史發展的縱向、橫向概念，但是在行文中也體現出了橫向互動是如何作用于縱向發展的一些層面。例如本書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考察歐洲的耶穌會傳教士，他們在來華之后（橫向）是怎樣融入當時的中國社會，并對清朝初年的政治和歷史發展走向產生影響的（縱向）。

其次是中國在世界歷史研究或全球史書寫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吳于廑先生所言，世界歷史需要包含中國在內。這一點在全球史書寫中也應有所體現。在本書中，作者引用了不少傳教士寫回歐洲的信件和在歐洲介紹中國的作品。這些作品中對中國和康熙皇帝的記錄體現了當時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情況。特別是關于康熙發出的紅票及派出的“洋欽差”的論述，也展現了當時中國主動與歐洲交往的場景，說明了中西交流的雙向性。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書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見解，也讓大家了解到此時東西方聯系的一些實際情況，尤其是中國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此外，我也想通過此書，和大家簡單談下學術寫作的通俗性和學術性之間的關系。這本書之所以可讀性較強，是因為作者在寫作過程中采用的是較為通俗的表達方式。但同時作者也遵守了嚴格的學術規范。因此，學術寫作的學術性、嚴謹性與語言表達、論述方式的通俗性之間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實際上，20世紀下半葉以來，史學界也出現了對“敘事史”或者說對“敘事”這種寫作模式的回歸，這體現在包括全球史等在內的各種史學寫作中。如何把這種敘事性、可讀性與學術性結合得更好，也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最后，作為一名讀者，我們在思考作者在書中做出的某些結論時，會發現其中還是帶有一定的推測色彩。另外在敘述內容上也會有一些重復。這就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謝謝大家！

姜海龍：謝謝蔣老師，我覺得他的討論其實提出了很多相關的議題，也和我閱讀時的一些感受重合，比如說學術的通俗性與學術性的問題，還有敘述史的回歸以及全球史的問題。蔣老師講的全球史和世界史的關系，你會發現書寫全球史并沒有一定之規，全球史強調橫向的聯系，但也強調各自縱向的發展脈絡是如何比較自然地融入全球之中？今天所看到的明末清初傳教士來華帶來的文化交流問題，我們的很多認知其實是后見之明，這個后見之明就是我們看到了世界發展的結果。那么當時的人是否和我們今天的認識是一樣的？我覺得本書很好的一個點是揭示了康熙針對傳教士來華內心的想法，康熙把傳教士視為一種包衣奴才。當下全球史的研究重點更側重橫向的聯系，但對于歷史中的人來說，更多是出于自身需要從而將很多東西納入自己一直運行的一個傳統的脈絡里。過去有一個很有名的爭論，就是耶穌會士來華傳教的時候利瑪竇等人主張本土化傳教，而另外一派傳教士堅持按照西方耶穌會的標準。這兩派內部是有爭斗的，但其實他們原則的不同也是和全球史有關系的。在交流的過程中，要將自己的文化與異文化融入，還是強調自身文化的不變性？關于全球史，中央民族大學的馬金生老師也很有研究，馬老師能否談談你對這本書的看法？

馬金生：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在中央民族大學開設了“全球史導論”這一課程。這本書體現了當今全球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核，即破除歐洲中心論的觀念。一些學者站在歐洲中心論的視角，簡單地認為清朝時歐洲向中國派遣使團兩次都是以失敗告終，但在作者看來，這些都是后見之明。如果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里面去考察，并不能以“失敗”“成功”這種簡單的價值判斷予以評論，當時的中西交流也不是一定存在著強烈的文化沖突。其次，全球史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即強調互動，強調不同人群、不同地區之間的互動，而這一特點在這本書中也得到非常好地體現。例如，作者在書中首先強調西方的傳教士與明、清兩大統治集團之間都有著重要且明顯的互動關系，而后又強調了清王朝在傳教士的作用下，與外界歐洲互動的關系。這種互動所折射的是17世紀早期全球化世界之中各方勢力的接觸與博弈，有著世界性的影響。作者跳脫出傳統的“中西文化沖突”結論，以全面而客觀的視角對清初傳教士相關史事進行研究。就我而言，書中描繪清初康熙帝所具有的大歷史觀和前沿的世界觀給我非常深的觸動，尤其康熙主動與歐洲教皇之間進行互動這樣的史事，也使我被深深地吸引進去。在閱讀的過程之中，我認為自己過去的知識結構和一些觀點受到了觸動。

我的第一個觸動是傳教士如何去影響明清之際的政局走向。在明清戰爭初期，明軍掌握了使用大炮的技術而清軍沒有掌握，因此明軍占據了主動。但是后來隨著傳教士的投靠，清軍迅速扭轉了軍事技術落后的局面，不難發現清人對于火炮技術的掌握與傳教士的加入密不可分。

我的第二個觸動是傳教士如何去影響康熙時期清王朝的國際交往。康熙自幼與傳教士接觸，將傳教士作為自己的包衣奴才，并將傳教士劃歸內務府管理。因此，在羅馬教廷派遣多羅使團來華時，康熙應傳教士的請求，以家庭宴會的形式招待了多羅使團，這一方面體現出傳教士與皇帝的親近，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傳教士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了清王朝的國際交往。同時，在正式的國與國交往過程中傳教士也有突出的貢獻，《尼布楚條約》正是康熙皇帝通過傳教士了解到了當時俄羅斯在國際社會上的處境，進而使清王朝與俄國在簽訂《尼布楚條約》時有了更大的把握，甚至康熙十分放心地派遣傳教士陪同索額圖等人去簽訂條約。

當然在讀完之后，我也產生了幾點困惑。首先，書中描繪康熙對于西學特別感興趣，康熙為什么會對西學感興趣？作者試圖有所交代，并認為康熙小時候便與傳教士多有接觸，加之順治帝對傳教士的態度也很友善。但是這種西學的興趣是如何對康熙本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個方面我仍然存在一些困惑。其次，雖然康熙本人對于西學、傳教士態度良好，但這種態度給我的感覺是非常個人化的。這種態度很大程度上康熙都未能影響到他的皇子，而對于他的大臣來說，影響可能更小。如果這一看法能夠成立，這本書的副標題——全球化中的清朝，又能否成立？同樣研究17世紀，外國學者關注1688年的全球化，存在著一個對比現象。1688年中國的康熙大帝、俄羅斯的彼得大帝從本質來說還是專制的封建君主。但同時期的英國卻大有不同了，整個國家實現了一個向近現代政治體制的轉型。而后在西方也出現了像萊布尼茨、牛頓這樣的科學家，并在這些科學家的推動下，自然科學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所有的這一切都表明了一種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在西方已經開始了。但是在中國沒有，1688年的全球史表明了一個趨向，即在這個時候，中西之間走向不同的路途已經開始顯現。

清中葉開始，官方禁止火器武器的更新，再到我們在海洋貿易方面非常消極的表現，我們逐漸開始落后于世界發展的潮流，所以當西方的造炮技術、造槍技術發展到一個新的層次的時候，晚清的中國只能是被動挨打的局面。我覺得這些因素從一個更大的歷史視野來說，能夠真正讓我們理解早期全球化中的清朝，它到底處于怎樣的真實境地，而不是說僅僅是限制在康熙個人特例的身上。以上便是我對這本書的看法和由此展開的一些觀點。

陶喆（新疆大學歷史學本科生）：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聽完各位老師對于全球史的討論，我的感觸也非常大。對于全球史而言，我有一個關注點，那就是中國傳統朝代與全球史書寫之間的關系，歐亞之間的交流在元明清三代都是客觀存在的。有兩本著作：《世界歷史上的蒙古征服》與《稱雄天下：早期明王朝與歐亞大陸盟友》都值得一看，面對元、明、清三個地域廣大且對外交往繁榮的中國朝代，漢學家已經考察了當時的中國與世界產生的交往，并且將“全球史”的范式與中國史加以結合，《康熙的紅票》同樣是全球史與中國史研究結合的典范，具有全球性的歷史視野。就蒙元史來看，它就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即對于蒙古帝國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的一種書寫，蒙古人的活動帶來了歐亞之間的觀念交流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交流。我第一次看到《康熙的紅票》這個標題，立刻就想到了貴由汗給教皇頒布的信函，同樣是見證了中西方交流，但很明顯“康熙的紅票”與貴由的信件內容是完全不一樣的。

姜海龍：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一直有個問題：康熙是否是特殊的？康熙似乎在清代帝王之中，乃至歷代帝王中都十分特別。作為君王，康熙的特別是否造就了這段交流史的不一樣？康熙和雍正對天主教截然不同的態度，尤其是雍正對天主教政策的轉折，禁止天主教在華的傳播，也似乎更加突出了康熙的特別。正如梁啟超所言“哥倫布之后有無數的哥倫布，鄭和之后再無鄭和”，似乎“康熙之后也再無康熙”了。那么，康熙的特殊對歷史有什么影響呢？各位老師和同學對此又有什么自己的見解。

馬金生：我在閱讀此書的時候，也產生了相同的困惑。大臣、皇子、開明士紳，這些群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對于西學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因此，就像我剛剛所言，從更大的角度來綜合考量各種因素，也許才能真正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早期全球化中的清朝，而不是僅僅限制在康熙一個人特例的身上。

向鴻波：剛剛姜老師和馬老師都提到了康熙的特殊性，我也稍微補充一下。我們的歷史教育更多是提倡人民史觀，而對所謂英雄史觀持否定和批評。但歷史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重要人物對于歷史的發展相對于一般人，或許可以通過他們正確的選擇和舉措，更大程度的影響歷史發展。對于這些，我們需要在歷史敘述和揭示的脈絡中予以正面的回應。

辛皓宇（新疆大學歷史學院本科生）：聽完了三位老師的發言，我也有了些許自己的看法。康熙作為皇帝，他的權威與影響力是極大的。康熙皇帝對于西學的喜愛，對于他身邊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康熙皇帝就曾與皇三子胤祉在熙春園討論數學、歷法等西學知識，父子二人甚至還在熙春園召見傳教士共同學習西學知識。皇九子胤禟不僅與傳教士關系密切，甚至還會數國外語，喜好西洋火器。由此可見，康熙對于西學的喜愛，確實影響到身邊人。同時，康熙在修訂歷法、治理黃河等過程中，大量運用西方知識，這無疑也會影響到當時的官員士人。當時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薛鳳祚便學貫中西，不僅熟讀傳統經書，也積極向西方傳教士求學，掌握了大量西學知識。薛鳳祚也利用西學知識幫助河道總督治理黃河、運河，為治河提供了獨特的見解，他的部分著作甚至也被收入《四庫全書》之中。因此不難看出，康熙帝的喜好或者說是特殊性，肯定是影響到了當時的社會。但也正是康熙作為最高統治者，他身上的喜好被放大，對中西交流產生了影響也被放大。因此，我認為是康熙的影響力造成了康熙的特殊性。

武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很高興與大家一同閱讀這本十分有趣的新書。本書的副標題為“全球化中的清朝”，既然談到了全球化，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全球史”這一概念。就我淺顯的理解而言，全球史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為物質文明的交流，例如茶葉、瓷器、棉花、絲綢等在全世界范圍的傳播和流通；而另一部分則是跨文化的交流，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現在的全球史也出現了轉向，學者們開始注重微觀全球史的研究。這一類的研究，西方學者已經有了不少的成果，例如美國學者史景遷的《胡若望的困惑之旅》、法國學者娜塔莉·戴維斯的《行者詭道》。所謂微觀全球史，其特征就在于以個體的視野去看待跨文化的交流；同時在跨文化的交流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誤會和誤解，這本書就提到了一些相關的現象。康熙皇帝所處的時期也是全球化的早期，當時世界范圍內的幾大帝國很大程度上都在進行交流，但在這個交流過程中，相互之間難免產生一些誤會和誤解。就以本書為例，作者引用當時傳教士的說法，認為康熙十分了解西洋樂理，但也有資料反映出，康熙并不太了解這些樂理，他對西洋樂器的掌握也十分淺顯。這兩種說法無疑是相互矛盾的，但也反映出當時的傳教士對康熙形象進行描述的時候存在著誤會和誤解，經過幾千里距離的傳播，康熙皇帝究竟是什么樣的形象，也在不斷地放大和變形。因此，歐洲人視野下的康熙皇帝與我們中國史所描述的康熙皇帝肯定有很大的差別。其實不僅僅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在東西方也具有不同形象，但這些差別，也正是我們進行全球史研究很好的切入點。隨著新資料的出現，新角度的介入，不同的學者對于同一個歷史人物、同一個歷史事件也會產生不同的看法，這也是我們全球史研究的趣味所在。以上便是從此書出發，談了些我對全球史的看法。作者孫立天自身的經歷十分獨特，他的教育背景地跨中美兩國，具有中西方跨文化交流背景。本書正是根據作者所出版的博士論文和英文原著進行改編的，所以它所面向的讀者一開始就是英文世界的讀者，作者的行文風格，包括各種史料的應用方面所考慮的并不是中文群體，這本書本身也是當今世界“全球化”特征的最好表現。對于歷史研究，不斷地將學習視野擴大，肯定會得出一些自己的結論，歷史研究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綜合性過程，也一定會允許有不同的觀點。本書的一個屬性，即反映出的具體全球化事件也是如此。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學者看來，對于同一個研究對象也會從不同的視角得出不同的結論。

姜海龍：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存在著“誤會”的問題。把“誤會”放到歷史中，其實它不是誤會，后面是文化和理解的差異。剛才講到歐洲的康熙皇帝的形象，一部分就是由傳教士的書寫造成的，這與我們傳統中理解的康熙不大一樣。其實這類現象尤其是到近代和近代早期是很重要的，當兩種文化相遇或者兩個概念相碰的時候，人們更多的是調動自己的固有理解去理解，就會出現很多笑話、誤會和差異。這是值得研究的，研究刻板印象、誤會是怎么形成的，往往能揭示出文化交流史中的很多問題。另外，武老師剛才講的挺有意思，就是在研究文化交流的時候，如果有史料的話，研究雙方交流不下去的情況，反而可能加深我們對于交流的雙方的理解。雍正之后禁教，傳教士沒有全部離開中國，他們是一種怎樣的生存狀態，他們抱有什么樣的觀念？我覺得也挺有意思，我們現在更多研究的是怎么交流，但是交流不下去的那些情況卻很少涉及。下面請向鴻波老師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向鴻波：很榮幸能在這里就《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進行交流。就書名而言，我很容易想起著名的蝴蝶效應。全球史的寫法，其實更多告訴我們歷史中的那個時代到底有什么？哪些知識又能夠超越我們的既有認識？作者的這本書為我們帶來這么一個思考，即既有的知識和觀念在新證據發現時，是否可以重新組合形成新的知識？我們常常認為史學研究因為史料因素不足遇到瓶頸時，就像是遇到了一堵墻，新的史料出現將會幫助我們打破這堵墻；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重新編排既有史料，這堵墻也許不久就會崩塌，達到相同的效果。這是我閱讀這本書后的第一個思考。

第二個思考就是清朝的體制。作者書中重視整個清朝的體制。其行文從兩位被俘的傳教士開始，到后面康熙時傳教士的各種活動，再到康熙采用私人宴會形式招待教會使團。作者一直在回答清朝體制的問題，其行文書寫或有助于我們真正了解清朝政治體制的運作。他對體制的思考和具體事件的把握，使得我們看到歷史敘述是多方面的。

由此引出我的第三個思考，作者盡管運用了大量的原始記錄，即非常注重史料的考慮排比，實際卻不免在資料運用和解讀中加入了個人的感情色彩。如書中提到雍正即位之初，其母及胞弟極力反對，但就清代皇子養護的制度，尤其是雍正成長過程中與其母及胞弟的感情，未必不能理解。這也提示我們在史料運用中還要注意從感情的常識出發，更加完善史事的敘述和闡釋。

這本書起于明清鼎革，而結于雍正。我們從現在的觀念審視，近代西方對于中國歷史敘述影響最大的還是以進化論為代表的西式分期觀念，這本書也在回應這一觀念及其歷史解釋理論。因此，我的第四個思考實際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中國開始融入世界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本書也反映當時皇帝及一部分讀書人已經開始接觸西學。康熙也許是個很特殊的例子，但管中窺豹，康熙的很多認識也是直接受到西學影響，那當時西學的氛圍難道不應該再思考？即使后來乾隆朝編修《四庫全書》也收錄了不少西學書籍，這也從側面展現出當時中國人對西方以及西方學說有了接觸，有了了解。我們知道蔣老師研究英國史，武老師可能更多偏向歷史地理和中國古代史，姜老師側重近代文化交流，我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觀念和學科的形成。因此我們的討論和交流的內容，也多少源于我們個人學術研究的引申和思考。當然，這里也希望大家思考一個問題：近代西方對中國歷史敘述影響最大的是什么？以及如何看到以進化論為代表的歷史分期觀念。這本書其實也嘗試回應一個問題——中國的近代到底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當然我們知道今天有比較統一的標準，即1840年。但如果把視角放開，把視野和格局更加拓展，那么中國開始融入近代世界體系的時間和契機可能有一個新思考。這也對我們以后來人身份理解鄭鶴聲、蔣廷黻、陳恭祿的著述更有幫助。

藺雨菲（新疆大學研究生）：外國學者十分關注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牛津大學沈艾娣的作品《傳教士的詛咒》以微觀視角關注華北一村莊傳教士與當地教眾的互動問題，研究了外部力量影響下中國的宗教生態如何變遷、借鑒與融合，以具體案例剖析了天主教與中國文化的交融與沖突。雖然同樣是對于傳教士的考察，但是《傳教士的詛咒》與《康熙的紅票》視角截然不同，我們可以將這兩部書進行對比閱讀。

姜海龍：謝謝藺同學，你剛才說的《傳教士的詛咒》，剛才發言的馬金生老師恰好寫過一篇書評，可以讓他來回答一下。

馬金生：確實，這位同學剛才說的這兩本書對比閱讀，我覺得蠻好。在閱讀《康熙的紅票》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中國早期跟世界之間的聯系，如果作者不發掘出這些新的史料，我們真不知道傳教士在明清鼎革之際，對康熙能夠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傳教士的詛咒》雖然只是寫了山村里面的一個傳教故事，但是這件事跟當時羅馬教廷也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同樣是傳教士，一個是上層，一個是下層，相互印證來看的話，可能對于我們了解全球化中的清朝是一個非常好的視角。

姜海龍：今天大家都各自談了對這本書的看法，以及由這本書所激發出來的各種關于學術的討論。最后我也不做總結了，我覺得讀書會就是各種觀點和思想的一個碰撞，不需要總結。期待著我們下一次的讀書會大家繼續討論，感謝各位老師和線上線下的各位同學，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