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村”，這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地名，幾乎全國各地都有叫“何家村”的地方。但提起“何家村遺寶”，卻意味著一批在世界范圍內都堪稱獨一無二的文物。盡管何家村遺寶的發現與刊布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無論是學者還是公眾，都仍然對這批文物充滿了熱忱，研究著作、專題講座、電視節目層出不窮，不斷地加深我們對何家村遺寶的認識。去年出版的齊東方教授的《花舞大唐春：解讀何家村遺寶》，使何家村遺寶的研究得以更進一步，同時也讓更多公眾得以了解何家村遺寶，并體會其背后的盛世風采。

透過一個古老的物件，可以見到一個人群，一個社會時代風尚

齊東方教授的這本新作，與以往的相關作品相比，其結構與重心都有所不同。他將這批文物分成了五個部分，名為“玉石品第”“真金白銀”“錯彩鏤金”“異寶奇珍”“金石延年”，前三部分主要介紹遺寶中的玉石器、錢幣與金銀器，后兩部分則分別介紹了具有異域文化和道教文化色彩的遺物。

這樣的分類使讀者能夠清晰地了解遺寶的整體面貌，也體現出遺寶的豐富內涵與層次。

在每個部分中，行文仍然以單件（組）文物為基礎，但絕非對文物的簡單介紹，而是緊扣題名中的“解讀”二字，透物見人，將大量的筆墨放在文物背后所反映出的時代風尚、集體意識中。

例如，金制“開元通寶”一節，在指出了這批金幣的鑄造、俗稱等問題以后，他將更多的篇幅用來探討唐玄宗首創“金錢會”、唐代宮廷“洗兒”贈金習俗等內容。再如他對葡萄花鳥紋銀香囊的介紹，不僅僅限于論述這枚銀香囊的原理、花紋，而更進一步地探討其使用人群、效果，以及這類香囊在其他時代的身影。

如同作者所說：“透過一個古老的物件，可以見到一個人群，一個社會時代風尚”，何家村遺寶中包含了大量有關唐代社會的信息，通過作者的介紹，讀者不僅認識了唐代的金幣與銀香囊，還對唐代的宮廷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對歷史有了更為立體的了解。這也正是此書的一大特點。

學術觀點上的新推進與新突破

在學術觀點上，此書吸納了不少近幾十年研究成果的精粹，其中很多都是作者本人曾經的貢獻。尤其論及金銀器，作者20年前的力作《唐代金銀器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何家村遺寶中的金銀帶把杯、銀高足杯、蓮瓣紋金碗等，作者都曾有所論及，指出了其造型、工藝的異域來源與發展演變過程，這些內容在書中都得以再次呈現。在此基礎上，作者也有不少對既有研究的推進與突破。

有些是針對器物用途的，例如“金石延年”一節提到的幾個小銀罐，此前一直被認為屬于生活用具，是唐代常見的器形。齊教授卻指出：這幾件銀罐與一般的罐子相比，體態較小，器高均不超過5厘米，并且罐口與蓋子扣合得非常緊密，很有特點。而在唐人觀念中，金銀容器能鞏固、提升丹藥效果。因此這些小銀罐很可能是用來盛放與煉丹有關的藥物的。

有些是針對器物來源的，例如“異寶奇珍”一節提及的日本古幣“和同開珎”，郭沫若先生曾提出這是日本遣唐使帶來的貢品，并認定這5枚錢幣可能來自開元四年日本第七次遣唐使之手。但隨著此后研究的深入，何家村遺寶的埋藏時間被推定在唐德宗時期。齊教授在此基礎上，又提出與日本遣唐使相比，唐朝護送遣唐使返日的官員帶回這5枚日本錢幣的可能性更大，進而推定其時間很可能是乾元二年。

遺寶的主人與唐傳奇《無雙傳》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何家村遺寶的來源問題。這批文物最早被刊布時，曾被認為是邠王李守禮的家藏，因安史之亂而被埋于地下。此后，段鵬琦先生考訂何家村遺寶中時代最晚的遺物在唐德宗時期，其地點也不在邠王府內，推翻了此前的認識。2003年，齊東方教授提出新見，認為這批遺寶是唐德宗建中四年涇源兵變爆發時，租庸使劉震把部分國庫物品埋在自家宅院中的結果。這一觀點提出后引發了一定爭議，有學者認為劉震的相關記載主要源自唐代小說《無雙傳》，可靠性存疑。也有學者認為何家村遺寶中的部分遺物，擔任租庸使的官員很難接觸到。此后還有許多新的觀點產生，諸如道教遺存、作坊遺物等等。

這些觀點，齊東方教授在本次的新作中幾乎都做了回應，他結合了相關的史料與考古發現，認為這些說法盡管各有一定道理，卻均有不合理之處，經不起推敲。究其原因，很多學者根據遺寶中的部分器物展開討論，沒有全面考量遺寶的整體面貌，因此有失偏頗。在此基礎上，齊教授在新作中堅持最初的判斷，認為這批遺寶最有可能的主人仍然是劉震，并補充了一些新的依據：其一，保存何家村遺寶的銀罐口沿與器蓋均有人為砸擊的痕跡，使其緊密扣合，這極有可能是為了方便攜帶，起初可能并無埋藏打算。其二，何家村遺寶中的墨書字體不一，但書寫仔細認真，并非埋藏前倉促寫就，更像是入庫時的記錄。因此這批器物很可能來自中央官府倉庫。其三，《無雙傳》雖是唐代小說，但其中涉及社會生活的內容可信度較高，作為參考依據也有其價值。經過上述補充，這一觀點的依據更加豐滿，可信度也更高，至少是目前針對何家村遺寶的埋藏時間、埋藏原因、埋藏者等問題最完整的一個解釋。

鎏金侍女狩獵紋八瓣銀杯指墊處紋飾

提出新問題，靜待研究

書中還為研究者提示了許多可以進一步研究的面相。有些問題作者已經在文中直接提出，例如421枚銀制“開元通寶”均無使用痕跡，其用途為何？遺寶中沒有多少需要上鎖的銀盒，卻發現了17把小銀鎖，是何原因？

還有些問題作者沒有明確指出，但聯系其他地區的考古發現，能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如鎏金侍女狩獵紋八瓣銀杯，作者指出其指墊上刻畫著一只鹿與花枝，十分新穎。這類帶把杯很可能源自粟特地區，而這件銀杯指墊上的鹿紋，也正是粟特銀器上常見的花角鹿。因此，“新穎”指的或許并非是這只鹿的造型，而是在指墊上裝飾動物紋樣的做法。這種裝飾風格在粟特銀器中并不常見，粟特帶把杯指墊上的裝飾多為花紋與人物頭像。同類器物目前僅在吐蕃系統的金銀器中有發現，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吐蕃銀杯的指墊上飾有一個躍起的獅子。此杯是出土于新疆的吐蕃時期文物，時代約在8世紀中后期。但其紋飾風格與形制特點，卻又與唐代金銀器中時代較早者比較接近，很可能是唐代金銀器影響下的產物。因此，這種指墊裝飾動物紋樣的做法，或許是唐代工匠對粟特藝術題材的新運用。

拋磚問玉與白璧微瑕

何家村遺寶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對此書中的一些觀點也提出了挑戰。例如凸紋玻璃杯，目前研究者普遍認為其來自波斯薩珊的可能性較大，此書也肯定了這一觀點。但據最近盧軒等學者的成分檢測研究結果，這件玻璃杯應屬于中亞植物灰玻璃器。據此，林梅村教授還結合其他依據，認為何家村遺寶中有一大批遺物都是唐朝初年罽賓國的貢品。他進而還對何家村遺寶的來源與埋藏者提出了新解釋，認為何家村遺寶原是皇帝私庫——大明宮瓊林庫中的器物，涇原兵變時來不及帶走而臨時埋藏所致。

另外，作者在“可以免罪的進奉金銀器”一節，引用了《新唐書·李絳傳》的記載“（元和時）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以此說明“靠進獻金銀器還可以免罪”。這一觀點或許可以再討論。裴均進獻銀器一事，《新唐書》記載極為簡略。但此事在當時卻引起了不小的波折，李絳、白居易都曾因此上書唐憲宗，白居易言：“伏以陛下昨因時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罷進奉……伏自德音降后，天下禺望遵行，未經旬月之間，裴均便先進銀器。”李絳則說：“特降鴻恩，大拯頹俗，罷方鎮不時之貢……才及數月，今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裴均）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意……伏望準制書令度支收納，既不違敕文，又免入內庫”。簡言之，元和四年唐憲宗因干旱下詔，要求地方官員停止進奉貢品。而裴均于此時明知故犯，進奉數百具銀器以試探唐德宗的決心。因此李絳、白居易均上書，建議憲宗將這批銀器充公，以免影響皇帝威名。李絳還在文中要求懲罰裴均，但此后憲宗以“所進是赦書未到前發來”為理由赦免了裴均。可見裴均正是因為違反詔令進獻金銀器而獲罪，其被赦免的原因表面上是進獻時還未收到詔書，實際上則與他的節度使身份有關。依筆者淺見，《新唐書·李絳傳》的記載似乎無法說明進獻金銀器可以免罪。不過白璧微瑕，無傷大雅。

“逸聞趣事”不僅是談資，也會成為絕佳的“鑰匙”

顯而易見，《花舞大唐春：解讀何家村遺寶》在公眾領域也會是一本極受歡迎的佳作。開篇部分詳細披露了何家村遺寶的發現、刊布及曲折經歷，其中有不少有趣的考古、文物故事。這些故事絕非是作為“逸聞趣事”以供茶余飯后的談資，而是幫助大眾了解文物考古事業的一把絕佳的鑰匙，更加具象地認識到文物考古工作的內容與意義。實在大有裨益。作者在介紹文物時，也從相對枯燥的文獻中發掘出不少鮮活的歷史故事、優美的詩詞歌賦，使讀者能夠在讀書的樂趣與美的體驗中，看到盛世大唐的影子。

此外，雖然并非學術論文，但全書邏輯仍然絲絲入扣，介紹文物時作者常常討論其來源、使用人群等內容，使讀者不由得去想：這件文物的使用者、擁有者可能是誰。在全書最后，作者重點探討何家村遺寶的擁有者、埋藏時間、埋藏原因等問題，對各種觀點、猜測一一進行分析。讀至此處，讀者此前心里的疑惑也一一解開，對這一問題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如今新出版的考古、文物著作，往往都很厚重，《花舞大唐春：解讀何家村遺寶》一書相較而言體量并不大。但是其所蘊含的豐富內容與重要價值，卻不容忽視。最頂尖的研究者，用平實易懂的語言，將最重要的唐代考古發現之一介紹給所有人，集前沿研究與大眾讀物于一體，堪稱深入淺出的典范，其意義不言而喻。

（原文有注釋，發表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