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名思義，既然顧農(nóng)先生的《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談的是“不一樣的陶淵明”，那么就當然有一個“一樣”的陶淵明。換言之，作者心中有一個靶子，也就是大家司空見慣的陶淵明形象，或者說“神壇”上的陶淵明。無論是隱逸瀟灑陶淵明，還是忠于東晉的陶淵明，都充滿了理想的色彩，尤其是在兩者結(jié)合之后，陶淵明就“成了近乎神壇上的人物”。于是，作者的任務就是把陶淵明請下神壇，正如引言所說——“只有把陶淵明請下神壇，而自己則站起來平視這位大詩人，才能看清他的優(yōu)異之處，才能真正懂得他”。

顧農(nóng)著《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中華書局，2023年7月

將歷史中高高在上的人物請下神壇或是“去圣化”，這是近年來頗為盛行的一種治學態(tài)度。周志文先生的《陽明學十講》也主張去圣才得真陽明。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觀念的改變，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傾向，同時也是一個值得玩味的邏輯。這一傾向的基本邏輯是歷代對陶淵明的建構(gòu)是失真的，從而我們對陶淵明的解讀就成為了對歷代學者的一種挑戰(zhàn)，最重要的是我們所解讀的陶淵明才是“真正”的。因此，“歸去來”的不僅是陶淵明本人，也是陶淵明的形象，更是陶淵明讀者的心態(tài)。順著這個邏輯，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歸去來》的意義在于“漁”而不是“魚”，它絕不是只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陶淵明，用同樣的方法，我們也許還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杜子美或是不一樣的蘇東坡……

作為一種方法，必須面對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如何才可能“真正懂得”陶淵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歸去來》將陶淵明分成了兩部分：他的人生經(jīng)歷與他的詩文思想。這樣的區(qū)分之中蘊含著不同的方法論。對于前者，需要憑借相對客觀的史料；而對于后者，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主觀的解讀。這對《歸去來》的讀者提出了頗高的要求，讀者們必須對文學史料研究和文本解讀分析的區(qū)別懷有自覺，如此方能理解《歸去來》分成上下卷的苦心，因為上下兩個部分都體現(xiàn)了作者的方法論，而抓住他的方法論，才是得到了“漁”。

在講述陶淵明人生選擇的過程中，顧農(nóng)強調(diào)了“以詩補史”的方法。“以詩補史”是明清以來黃宗羲、錢謙益等人的主張。顧農(nóng)在介紹陶淵明初仕之時正式地提出了“以詩補史”的觀念。這一觀念的核心在于相信文學——尤其是自述性文學——的客觀性和可信性。無論是對于陶淵明歸隱之動機與歸隱后生活的探討，其實都是陶淵明詩文與其他史料相結(jié)合后分析的結(jié)果。尤其是作者重點反駁的“忠憤說”，更是離不開對《詠三良》等陶詩的解讀。事實上，對陶淵明忠于晉朝的問題，梁啟超、李長之等人早已作了反駁，顧農(nóng)的獨特性在于凸顯了前人對陶詩“過度詮釋”可能帶來的嚴重問題，提醒讀者“以詩補史”需要注意尺度。舉例來說，《擬古》其九中的“忽值山河改”“只不過是描寫地形地貌的變化”，而不一定要引申為改朝換代。

“歸”于原作的態(tài)度集中體現(xiàn)在對陶淵明詩文思想的闡發(fā)之中，顧農(nóng)的這段話清晰地表明了他對陶詩的解讀方法：“陶淵明有些詩其實是不看專家的注釋或分析還好，看了反而覺得更糊涂的。這里只好采取……自己來做主的大膽策略，直接面對原作。這時沒有中介也許更好些。”“自己來做主”是頗具后現(xiàn)代色彩的宣言，完全符合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所說的由讀者自己給文本帶去意義的主張。但是，讀者也許會思考另一個問題：為何自己比中介更接近真正的陶淵明？或者說，前人解讀的缺陷在哪里？顧農(nóng)指出了原因：“前人解說陶詩有一種帶規(guī)律性的有趣現(xiàn)象，就是凡遇到他不大弄得懂的作品或其中某些部分，就往當時的政治上拉……”以《蠟日》為例，清人認為“風雪送余運”意味著東晉已終而劉宋方興，而在顧農(nóng)看來，這就是一首記錄當時風俗的詩歌罷了。將政治因素與詩歌脫離，陶淵明身上的“忠憤”色彩就會脫落，“一樣”的陶淵明也就變成了“不一樣”的陶淵明。

當然，《歸去來》的“漁”還是給我們留下了思考的空間：如果我們都接受了“不一樣”的陶淵明形象，那么“不一樣”是不是就成為了“一樣”，若是如此，還會不會有其他“不一樣”的出現(xiàn)？有此疑惑的讀者也許是過度解讀了“不一樣”三個字。就當代學者來說，絕大多數(shù)的解讀是不可能完全全新的，“不一樣”并不是徹底否定了“一樣”，而是對前人的“一樣”做出適當?shù)恼{(diào)整。就《感士不遇賦》來說，顧農(nóng)就認為晚清劉熙載的評論最為中肯。正是在對前人的繼承和批判中，陶淵明的形象將會持續(xù)地“不一樣”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