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馬斯克腦機接口技術的推進，心靈感應再次成為一大熱門議題。心靈感應這一概念經歷了怎樣的歷史發展，它又為什么永遠顯得“遙不可及”？羅杰·盧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是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19世紀研究的杰弗里·蒂洛斯頓英語和人文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當代文學、哥特小說和創傷研究等。

馬斯克創立了Neuralink公司

2016年，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創立了Neuralink公司，其目的是制造一種腦部電子植入設備，能夠直接將大腦與計算機網絡連接起來。馬斯克的公司加入構建腦機接口（BCI）技術的競賽，Meta、谷歌以及由硅谷企業家資助的一系列神經學初創企業也參與其中。曾有一段時間，馬斯克的注意力被特斯拉的市場份額和軟件問題，以及他廣為人知的推特收購行為所分散。但在2023年5月，Neuralink宣布已獲得批準，從備受爭議的動物試驗轉向人體試驗，進行腦部植入測試。2024年初，媒體廣泛報道了一位四肢癱瘓患者諾蘭德·阿博（Noland Arbaugh）的腦部芯片植入手術。手術后不久，阿博就能通過集中思維移動電腦光標來玩國際象棋和他最喜歡的電子游戲。馬斯克將這款植入設備命名為“心靈感應”（Telepathy），它將1024個小電極嵌入大腦來讀取其神經信號。在發布會上，他解釋說Neuralink的主要目標是創造一個實現“共識心靈感應”的交互接口。七年后，當媒體直播阿博用意念下棋的畫面時，標題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展示心靈感應”的字眼（盡管報道的后幾段都對這一說法作出了嚴格的限定與解釋）。

科技評論家們指出，馬斯克的多項科技愿景都深受其閱讀科幻小說的影響，尤其是在火箭技術、衛星通訊以及火星殖民等領域，這些愿景往往遵循著科幻作品中的虛構藍圖。馬斯克的靈感主要源自二戰后涌現的科幻作品，這些作品基于戰爭機器推動的軍事工業進步，對未來進行了大膽的預測和描繪。“硬科幻”這一稱謂之所以出現，是因為該流派深深地扎根于物理學和工程學的嚴謹邏輯之中，并被《驚異科幻》雜志的傳奇編輯約翰·W·坎貝爾視為一項重要的科學探索。坎貝爾極力推崇艾薩克·阿西莫夫、羅伯特·A·海因萊因、阿瑟·C·克拉克等硬科幻大師的作品。

乍聽之下，“心靈感應”或許帶有一絲溫和與心理層面的色彩，甚至夾雜著些許超自然的神秘感。然而，坎貝爾與克拉克這兩位科幻巨匠一生都主張心靈感應具有極高的可能性，他們認為距離通過科學來證明其存在的那一天已為期不遠。當讀到馬斯克那則振奮人心的、關于Neuralink最新突破的公告時，心靈感應即將實現的承諾——它近在咫尺，只待通過幾位實驗對象來實現最后驗證的臨門一腳——讓人感到異常熟悉。這種承諾并非僅限于企業家與科幻作家之間，一個多世紀以來，科學界始終不乏對心靈感應抱有同樣憧憬的人們。他們相信，心靈感應的證實不僅將開啟人類發展的新紀元，更可能在全球科技競賽中開辟出一片全新的心理戰場（psychic front）。

“心靈感應”這一概念最初由英國的無神論詩人兼業余心理學家弗雷德里克·邁爾斯（Frederic Myers，1843-1901）于1882年提出。邁爾斯經歷了一場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信仰危機：他出身于安逸的中產偏上階層家庭，父親是牧師，自己則擁有廣泛的社交圈，其中不乏大量的藝術家和思想家，但他對正統的基督教敘事產生了深刻的懷疑。他在劍橋大學師從無神論哲學家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后者因其誠實地表達自己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不確定性而備受敬仰。與另一位原則性的不可知論者、小說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對話，更讓邁爾斯陷入了更深的疑慮之中。

電影《魔力月光》中的通靈場景。

19世紀70年代，邁爾斯經歷了一系列個人危機，其中包括他的情人安妮·伊麗莎·馬歇爾（Annie Eliza Marshall）的自殺，這促使他開始探索“降神會”這一略顯低俗的靈媒世界。這些所謂的靈媒（通常是女性）聲稱她們在恍惚狀態下能夠成為接受來自死者的信息通道，最常見的是通過敲擊客廳的桌子發聲，也可以通過吹奏靈界小號、自動書寫、直接發聲，甚至在昏暗的降神會現場以幽靈形態召喚死者的方式來傳達信息。對于許多飽受宗教疑慮折磨的人來說，降神會的體驗似乎提供了死后存在另一種生存方式的實證，因此他們熱切地接受了降神會。

降神會既是一場群眾運動，又是一種民間宗教，并且意外地得到了一些科學界人士的支持。進化論的共同創始人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成為其狂熱的擁護者，這讓持懷疑態度的查爾斯·達爾文感到十分惱火。跨大西洋電報工程師克倫威爾·瓦利（Cromwell Varley）也公開宣布皈依降神會，而像奧利弗·洛奇（Oliver Lodge）和瑞利勛爵（Lord Rayleigh）這樣的頂尖物理學家則對此持開放和同情的態度。然而，由于降神會經常與欺詐指控聯系在一起，且往往涉及廉價的魔術把戲和愚蠢的輕信，因此邁爾斯并沒有公開自己的研究成果。

與之相對的，邁爾斯與西奇威克（Sidgwick）和其他幾位劍橋學者一起，于1882年在倫敦成立了超心理學研究會（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簡稱SPR）。SPR的成立旨在將據稱的超自然現象——如來自靈界的信息、鬧鬼的房屋、離奇的夢境和幻覺，以及催眠狀態下的恍惚狀態——轉變為一個受人尊敬的科學領域。SPR的領軍人物并沒有預設“靈魂假說”，而是將其擱置，等待實驗證據的出現——這意味著他們與更廣泛的降神會運動分道揚鑣。他們開始致力于研究和理論化降神會溝通和見鬼現象的物理或神經心理學基礎。在尋求超自然現象的自然解釋過程中，他們發展出自己獨特的術語體系。他們不說“鬼魂”，而是稱之為“真實幻影”（veridical phantasms）。“鬧鬼的房屋”則變成了“幻影生成中心”（phantasmogenetic centres）——即可能存在一種之前未被探測到的能量 “心理力”（psychic force），在該處發揮作用。

邁爾斯通過將希臘語中的“tele”（意為“遠”）與“pathos”（意為“感覺”）結合，創造了“telepathy”一詞，以表達“遠距離感知”的概念。他使用這個中性術語來描述“已知感官通道之外的溝通”，這可能包括來自潛意識的信息、在遙遠距離之間以某種方式相連的心靈，或是來自死者的信息。在電氣科學和技術迅速發展的時期，媒體對電話和留聲機的出現感到驚嘆，這些設備使聲音脫離了身體，X射線和無線電報的神奇發明則讓“不可見”的波得以顯形。當時許多工程師和發明家都預言，能直接、無中介的思想傳輸機器將很快問世。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和他的競爭對手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各自在對電氣通信未來的各種預測中期待著這樣的突破。邁爾斯于1901年去世后，他的遺著《人類個性及其肉體死亡后的生存》（Human Personality and its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1903年出版）預言，證明心靈感應的證據將在幾年內出現。

心靈研究（Psychical research）從未真正進入受人尊敬的硬科學領域，又始終游離于學術心理學的邊緣。美國研究者J.B.萊茵（J.B. Rhine）在杜克大學的研究機構中將其重新命名為“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并使用齊納牌（Zener cards）進行了大量關于讀心術統計概率的研究。這些卡片上印有星星、波浪、十字、圓圈或正方形，測試對象看不到卡片上畫著圖形的一面，被要求猜測卡片的圖案。萊茵在反復的測試會話中尋找可能捕捉到短暫心靈感應能力的統計異常。這些測試故意設計得平淡無奇且重復，旨在將研究從降神會的感官刺激場景中抽離出來。萊茵的著作《超感覺知》（Extrasensory Perception，1934年出版）取得了廣泛的成功，又創造了一個迅速普及的通用術語，但作為學科而言，超心理學仍然被固定為邊緣學科。

在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科幻作品中，他經常使用人類新出現的心靈感應能力來預示人類進化史上的重大變革。在他的小說《童年的終結》（Childhood's End，1953年）中，領主們（Overlords）與人類接觸并非因為他們的高科技（特別是核武器），而是因為他們察覺到人類精神力量的發展正達到危險的臨界點，人類可能會開始對其所在的小小星球之外的宇宙造成破壞。這種外星接觸預示著人類將進入一個由心靈感應能力覺醒所標志的新進化階段，人類將告別其幼稚狀態。這一愿景直接影響了由克拉克和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共同編劇的電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1968年）的迷幻結局。這部電影同樣以心靈重生的景象作為結尾。

《2001太空漫游》劇照

克拉克在這一時期對心靈感應的興趣，與當時針對該主題興趣的廣泛復蘇相呼應，這種復蘇受到冷戰時期奇特邏輯的驅動。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心靈感應直接與東西方政府的軍事工業綜合體聯系在一起。心靈感應再次成為充滿未來前景的技術，被視為一種能夠徹底打破軍備競賽僵局的自我技術，因為雙方都試圖探究，精神力量是否能規避核對抗。如果精神力量可以被控制和訓練，間諜是否可以使用“遠程視覺”或心靈感應來躲避防御系統？這項研究在新時代也獲得了一個閃亮的新名稱：“精神電子學”（psionics）或“心理電子學”（psychotronics）。

1968年，在混亂的情況下，一場關于“技術超心理學”的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會議邀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物理學家、心理學家和生物工程師參加。盡管與會代表已經抵達，但當局卻試圖取消這次會議。最終，會議得以舉行，但并未獲得官方批準。

會議向公眾公布了一些關于蘇聯自1953年約瑟夫·斯大林去世后廣泛開展的超心理學研究的特別信息。1917年十月革命后，蘇聯的科學英雄們研究了電氣工程師伯納德·卡日斯基（Bernard Kazhinsky）所稱的“生物無線電通信”。卡日斯基認為，“通過電磁波在遠距離上傳遞心靈信息是神經系統的重要功能”，而人體可能是“當代無線電工程學尚未了解的生物通信工具”。這類工作在斯大林時期都被禁止了，但蘇聯生理學家列昂尼德·瓦西里耶夫（Leonid Vasiliev），這位革命初期的老將于1959年在列寧格勒大學開設了一個新的實驗室，以探索遠距離觀察和遠程心理暗示的可能性。1963年，瓦西里耶夫在列寧格勒和塞瓦斯托波爾之間測試了心靈感應通信，據稱受試者在1700公里的范圍內交換了準確的數據。會議上還公布了靈媒尼涅爾·米哈伊洛娃（Ninel Mikhailova）的錄像，她在實驗室內花費了20年時間，能夠僅靠精神力量移動物體。蘇聯科學的首席發言人愛德華·諾莫夫（Edward Naumov），聲稱新的“生物信息”領域正在引領“能夠監測、測試和研究‘超感官知覺’（ESP）的機器”的發展。會議記錄被出版為一本面向大眾市場的平裝書并被翻譯成英文，書名為《PSI：鐵幕背后的心靈發現》（PSI: 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1970年）。

1973年，第一屆國際精神電子學研究會議在布拉格召開。捷克團隊創造了“精神電子學”一詞，用以指代這項新的研究，即探索“人類仿生學”（bionics of man）中隱藏的潛在力量。精神電子學不同于萊茵的超心理學，后者僅僅是對自發異常現象的被動記錄，它更側重于構建一種積極的、自我導向的、聚焦于精神力量的技術理論。換言之，他們提出了訓練和提高，以及試圖武器化精神能力的想法。

在美國，國家安全部門也開展了自己的項目來探索心靈狀態。中央情報局的MK-Ultra項目研究洗腦以及致幻劑對自愿和非自愿受試者的影響，這聽起來像是一個荒誕的陰謀論，但實際上該項目在1953年至1973年間以各種名義秘密進行。20世紀70年代初，斯坦福研究所的物理學家拉塞爾·塔格和哈羅德·普霍夫研究了他們稱之為“遙視”的投射性視覺體驗技術，通過這種技術，“心靈感應者”能夠從極遠的距離“看到”犯罪現場或監視敵人的活動。這項研究項目探索了通過遠程精神滲透來監視冷戰敵人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美國項目和蘇聯的同類項目幾乎立刻就被公之于眾。這揭露出一種故意釋放信息和制造虛假信息的模式，仿佛邊緣研究現在已經成為一種通過宣傳來迷惑冷戰敵人的手段，迫使他們將資源投入到同樣奇怪的研究領域。

1974年，普塔夫（Puthoff）和塔格（Targ）在《自然》（Nature）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感官屏蔽條件下的信息傳遞》（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under Conditions of Sensory Shielding）的文章（該文章的發表引發了爭議，因為《自然》雜志的編輯們允許它通過同行評審系統）。普塔夫和塔格得出結論：“存在一個通道，可以通過尚未確定的感知模式獲得關于遠程位置的信息。”普塔夫和塔格的許多實驗都是與尤里·蓋勒（Uri Geller）一起進行的。1973年，蓋勒在英國電視上展示了他貌似能夠用精神力量彎曲勺子的能力，這使他成為世界聞名的表演者，同時他也成為許多人的目標，許多人將他的能力視作簡單的舞臺把戲，并試圖揭穿他。

20世紀70年代的電視充滿了超自然元素，蓋勒經常做客脫口秀和科普節目，而《星際迷航》（Star Trek）的重播則不斷展示斯波克（Spock）的瓦肯人式“心靈融合”——即通過嚴格訓練獲得的讀心能力。在英國，兒童電視節目充斥著關于超自然力量的節目，如《未來青年》（The Tomorrow People，1973-1979年在英國播出）。這是因為幾乎每個學齡兒童都讀過約翰·溫德姆（John Wyndham）的小說《重生之蛹》（The Chrysalids，1955年出版）。這部小說設定在一個后末日時代社會中，擁有心靈感應能力的兒童受到迫害（我的書是從我哥哥那里傳給我的）。在這個時期，任何對超自然力量的價值的懷疑，總是被一種微弱的、主要受科幻小說影響的承諾所抵消：即這些力量是否存在軍事應用的可能？

到1978年，美國加大資金投入，建立了位于馬里蘭州米德堡的秘密軍隊部門——星門計劃（Project Stargate），該計劃匯集了多種實驗性“心理戰”研究途徑，包括涉及精神投射、心靈控制和遠程操縱不知情特工的心理戰行動。該計劃充滿了類似1962年電影《滿洲候選人》中的偏執狂幻想，即先通過心理折磨擊垮人們，再通過植入他們的心靈中的催眠后指令讓他們成為刺客，一旦被操縱者激活，就會執行任務。喬恩·羅森在其廣受歡迎的調查類書籍《凝視山羊的男人》（2004年）中，以幽默的方式描述了這一軍事計劃。該書以一項實驗為起點，試圖通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利用集中的精神力量光束作為致命武器來殺死動物。羅森看到了其中的荒謬之處，但他也追蹤了這類心理戰手段如何對美國軍隊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對恐怖嫌疑人實施心理酷刑造成影響。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星門計劃的部分推動力來自蘇聯突然公開叫停對超心理學研究的支持。這種情況在1968年莫斯科會議期間就已發生，到1974年，諾莫夫因在西方接受這些被禁止的主題的講座費而被捕入獄。在冷戰的狂熱時期，蘇聯的沉默被視為不祥的秘密，關于軍事化超心理學的謠言繼續流傳。美國人確信，蘇聯人正在采用一種故意制造神秘感的策略，就像美國空軍泄露UFO調查一樣，政府利用邊緣社區記錄的UFO著陸和對外星人綁架的狂熱猜測來掩蓋更為常規的航空航天研究項目。

將美國的超自然研究與科幻小說和UFO學聯系起來，表明我們需要在更廣泛的文化背景下來看待心靈感應，因為其意義始終是不穩定的，也不受任何科學規范的限制。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反文化運動中，心靈感應重新出現，這一群體常常反對壓迫性的軍事工業機器。斯圖爾特·霍爾羅伊德（Stuart Holroyd）于1977年出版的《Psi與意識爆炸》一書中，將超心理學視為新時代“新認識”的一部分。霍爾羅伊德認為，在這種新時代中，“那些被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僵化正統觀念和支撐它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所束縛和抑制的能力將自由地蓬勃發展”。作為這種蓬勃發展的新興跡象，他列舉了對神秘體驗、心靈感應交流、心靈治療以及生物反饋研究所體現的心靈與物質融合的開放態度。在同一論點中，霍爾羅伊德直接將反文化與“其相關的實驗科學——超心理學”聯系起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時代導師們經常用崇高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思想：在他們的詞匯中，心靈感應是意識擴展的一個實例。

心靈感應在文化中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這一點在20世紀70年代的恐怖小說和電影的興起中得到了明顯體現。尼古拉斯·羅伊格（Nicolas Roeg）1973年執導的電影《天師捉妖》（Don't Look Now）是對達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1971年同名小說的精彩改編，講述了一個男人對自己的超自然和心靈感應能力如此麻木，以至于未能意識到他已經預見到了自己的死亡。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從他的首部小說開始，就癡迷于心靈感應和心靈致動能力。他的第一本書《魔女嘉莉》（Carrie，1974年），于1976年由布萊恩·德·帕爾馬（Brian De Palma）執導，年輕的西西·斯派塞克（Sissy Spacek）擔綱主演，將心靈致動能力與一個受創的青春期女孩聯系起來，這是20世紀70年代超自然研究的一大活躍的領域。金1977年的杰作《閃靈》（The Shining，1980年由庫布里克執導）的書名，取自一個年輕男孩強大心靈感應能力的非正式名稱，他喚醒了沉睡在一座舊旅館中的邪惡幽靈力量。金創作《閃靈》的靈感來源包括雪莉·杰克遜（Shirley Jackson）的小說《鬼入侵》（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1959年），而杰克遜的小說又受到了1897年英國心靈研究會調查蘇格蘭一座鬧鬼房屋的啟發。

《閃靈》劇照

德帕爾馬（De Palma）的電影《憤怒》（The Fury，1978年）設置了如下情節：政府設計陰謀，企圖將心靈致動和心靈感應武器，這與當時流行的精神電子學書籍所暗示的內容相吻合。同樣，馬克·萊斯特（Mark Lester）的電影《兇火》（Firestarter，1984年）改編自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另一部小說，講述了一個擁有火系超能力的年輕女孩為逃避

國家安全局的黑暗勢力而逃亡的故事。大衛·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掃描者大逃亡》（Scanners，1981年）則將這種陰謀轉移到了匿名的大型制藥公司追求非法研究的領域。在這部影片中，心靈感應者們是非法醫療試驗的產物，該試驗制造出一種致命的心靈感應投射能力。在這些電影中，心靈感應似乎支持企業和政府權力背后蘊含隱藏陰謀的說法，并且直接揭露出這些陰謀。

回顧過去，可以發現在那些對心靈感應興趣高漲的時代，都存在著一種共同的模式。心靈感應一詞由邁爾斯（Myers）及其心靈研究者同僚們于19世紀80年代提出，并獲得了大量關注，因為它是在科學和技術革命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在那個時期，各種神秘莫測的傳輸在可見和不可見的光譜中激增，似乎將自然和超自然融為一體。到了20世紀70年代，盡管名稱不同，但心靈感應再次回歸，成為另一大危機時刻的組成部分。冷戰軍備競賽是這一時期的重要背景，它催生出一個充滿幻想技術的奇異世界，從心靈控制到洗腦，利用了人們普遍存在的偏執心理，即擔心被看不見的特工監視、滲透和操縱。

文化批評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認為，20世紀70年代是我們開始獲得新“世界體系”的早期文化表征的時期——我們開始理解全球各國如何逐漸變得相互依賴與網絡化。這是全球衛星即時通信和媒體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口中的“地球村”產生狂熱互聯的時刻。詹姆遜認為，這一時期的大眾文化充滿了關于隱藏陰謀、秘密技術和隱匿網絡的故事情節。他指出了20世紀70年代的偉大陰謀論電影，如艾倫·帕庫拉（Alan Pakula）的《總統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年）或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竊聽大陰謀》（The Conversation，1974年），這些電影試圖抓住那些徘徊在我們理解邊緣的權力結構。在這個新興媒體空間里，存在（to be）越來越意味著“被網絡化”（to be networked），被束縛在我們幾乎無法理解的系統之中。那么，心靈感應的回歸是否是這種新技術環境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在20世紀70年代，新興的全球通信網絡是否讓心靈感應再次成為可能？

這讓我們回到了埃隆·馬斯克，以及過去幾十年數字革命背景下心靈感應的復蘇。我們不僅僅見證了網絡通信發展的又一次加速，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還經歷了自我意識被顛倒的創傷性體驗，因為現如今自我意識已轉變為某種無法脫離互聯網的狀態。自然主義與超自然主義的融合再一次出現：想一想數字化“改變”（該理論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數字化生活與積極思維模式為生活帶來實質性的改變）或“蜂群思維”（指集體意識和集體智慧）的集體涌動、流媒體時代熱門劇中的超自然力量，如《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2016-2025年）或《超感獵殺》（Sense8，2015-2018年），或者對那些秘密公司的算法操縱和心理預測的恐懼，它們似乎致力于讀取我們思想以預測和塑造人們的每一個欲望。

《超感獵殺》第二季劇照

當然，馬斯克對心靈感應非常著迷。這段關于心靈感應的歷史概述，將他及其Neuralink項目置于準備好誕生的條件中，并展示了一個世紀以來積累的豐富意義，包括其含義、隱喻和機器層面的發展。然而，這段歷史也告訴我們，當我們聽到實用心靈感應即將實現的承諾時，這可能只是心靈感應這一概念本身所固有的預先承諾的一部分。如果它確實就像Neuralink承諾的那樣近在咫尺，那是因為心靈感應總是即將到來。它總是在我們前方，但永遠遙不可及；就像一個幽靈，當它將要消失在地平線時，我們總是情不自禁地去追逐。

【本文原載于aeon.co網站，原文標題為：明日之子——在整個20世紀，人們都覺得心靈感應指日可待。為什么現在尤其如此？（Tomorrow people：For the entire 20th century, it had felt like telepathy wa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Why is that especially true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