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支柱：戰爭、金錢與英國的崛起，1688—1783年》，[英]約翰·布魯爾著，單靈芝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4月出版，378頁，110.00元

約翰·布魯爾（John Brewer）在所著《權力的支柱：戰爭、金錢與英國的崛起，1688—1783年》中提出以“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概括這一時期英國政府的特征后，引發了許多學者討論，使得這一概念逐漸成為探討十八世紀英國歷史時繞不開的術語。20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該書的中譯本，編入“英國史前沿譯叢”之中。

在導論中，布魯爾清楚闡明了《權力的支柱》的論點，即人們所看到的不列顛政府在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經歷的轉變，以及所承擔的越來越重的軍事開銷，都要“歸功于急劇增長的稅收，規模空前的公共赤字財政（國債），以及致力于組織國家財政和軍事行動的公共管理機構的成長”，也就是財政-軍事國家的創建（第10頁）。盡管布魯爾認為“財政-軍事國家”不是一個高度概括的概念或者理想化的模型，僅是啟發性的術語，卻成為了后人對這本書的記憶點。此外，布魯爾所著《想象的歡愉：18世紀英格蘭的文化》獲得了1998年的沃爾夫森歷史獎（Wolfson History Prize），羅伊·波特（Roy Porter）在《獨立報》稱贊該書為“新文化史”的典范，但從引用數量和相關討論的深度來看，都不如《權力的支柱》。

2013年9月，阿倫·格雷厄姆（Aaron Graham）和帕特里克·沃爾什（Patrick Walsh）在《權力的支柱》出版二十五年之際召開了一次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收錄在2016年出版的《1660至約1783年的不列顛財政-軍事國家》中。從論文集的標題就可以看出“財政-軍事國家”這個術語成為了《權力的支柱》的代名詞。論文集中不僅有其他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討論，還有布魯爾對自己作品的反思。

今年年初，羅賓·甘維（Robin Ganve）發表的學術綜述回顧了近年來有關十八世紀不列顛財政-軍事國家的研究趨勢，可以看出學界依然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甘維指出，“財政-軍事國家”的說法雖然被頻繁使用，但挑戰《權力的支柱》中的論點和論證的作品非常多。如此看來，把《權力的支柱》定位為“英國史前沿”，似乎既未對這本已經可以算是“經典”的作品以匹配的肯定，也忽視了過去三十六年里從這本書中延伸出的討論。

無論是布魯爾的反思，還是甘維提到的研究財政-軍事國家的新趨勢，都指向了一個問題：這部書沒有把英格蘭置于三個王國/不列顛國家/英帝國的背景中討論。過去三十余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視英帝國的國家政治和整體的機構構成為一個系統，因此即便解釋書的標題指英格蘭國家的發展，也無法繞開帝國內各部分相互關系中的動態（如依賴與反抗，合作與沖突）。全球史的研究視角已在不知不覺中滲透到了對英國政府發展史的研究中。

寫給英國史愛好者的政治社會學作品

或許布魯爾本人也未曾想過《權力的支柱》能成為一部“經典”。他在引言中提到，這本書“并不是主要面向行政、軍事和金融方面的歷史學家的”，而是寫給一群“肯定能分辨出輝格黨和托利黨，但可能從未研究過關稅和消費稅之間的區別”（第1頁）的讀者看的。他的讀者畫像是一批十八世紀英國史愛好者，因此采用了較為活潑的筆法和通俗史書的結構，內容則是以“新說薈萃”為特點。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后期開始，一批探討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英國史的著作以不同方式推進了有關財政和軍事領域的討論。《權力的支柱》以“財政-軍事國家”作為核心術語整合了這些新的研究成果，與彼得·G.M.迪克森（Peter G. M. Dickson）所著《英格蘭的財政革命》以及帕特里克·奧布萊恩等學者的研究對話，還結合了邁克爾·曼、查爾斯·蒂利、西達·斯考切波等美國社會學家的觀點，故此也具有政治社會學的特征。相比其他寫作十八世紀不列顛政治史的作者偏好評述議會和政黨的作用，《權力的支柱》強調國家作為經濟行動者（economic actor）的身份。布魯爾承認這本書在個案分析方面比較薄弱，但大量利用前人成果的優勢，則是在于用短小的篇幅納入政治上層、軍事領袖和普通人的視角。商人、金融家、炒股失敗的鄉紳、沒有名氣的小冊子作者、各色各樣的稅務官都獲得了走上歷史舞臺的機會。

通過一系列分析，布魯爾認定十八世紀不列顛政府的轉型是都鐸王朝政府革命之后到十九世紀上半葉行政改革之間最為重要的一次轉型（第1頁）。以他引用的兩位社會學家的知名論點來表述的話，就是“戰爭造就了國家，國家發動了戰爭”（187頁；語出查爾斯·蒂利），而且國家的發展并不必然伴隨著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的擴展，卻能表現出了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擴展，使其以高效的方式達成目的，又不至于與議會和大眾的關切形成沖突（13頁；語出邁克爾·曼）。這便是英格蘭/不列顛政府轉型的特殊道路。

國家與帝國互動

如果翻看《權力的支柱》里論及的事件，會發現覆蓋的空間并不限于不列顛島，還涉及到發生在歐洲大陸和英帝國中的事件。不過，僅是涉及超越某一王國所在空間的史實并不能讓《權力的支柱》成為一部全球史著作。用全球史的眼光來考察，反而更容易發現這部書的立場是英格蘭本位的。例如，在財政層面沒有詳細討論1707年之后大量蘇格蘭人加入了英帝國的海外擴張活動之后的影響，在軍事層面對不列顛政府將一萬兩千名駐軍安置在了愛爾蘭的做法一筆帶過（55頁），都表明布魯爾的關注重點是位于倫敦的白廳和威斯敏斯特。無論是書名中的“英格蘭國家”，還是書中提到英格蘭的次數明顯多于提到不列顛的次數的現象，也都暗示了作者的關注重點。

羅賓·甘維認為，格雷厄姆和沃爾什編輯的論文集中對于蘇格蘭和愛爾蘭問題的討論很好地突破了《權力的支柱》的局限，指出了英倫諸島中同時存在多個互動的財政-軍事國家。無論是愛爾蘭為聯合王國輸送的經濟資本，還是蘇格蘭輸送的人力資本，對不列顛國家的發展而言都不可或缺，并不是靠英格蘭的一己之力推進了不列顛國家的發展。不列顛政府若要在全國各地征稅，必然要選擇和蘇格蘭的地方精英合作，而非單純依靠英格蘭的官員達成目標。

其他學者的研究則指出，十八世紀不列顛國家的邊界不限于英倫諸島。不列顛的殖民者移居美洲和亞洲之后，和本土的民眾關注相似的政治和經濟議題，他們的觀點也影響了殖民地的歷史。殖民地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和母國的貿易往來，東印度公司的影響力更是遍布不列顛島。因此，無論是脫離蘇格蘭還是脫離海外殖民地來觀察不列顛的經濟活動，都無法呈現作為經濟行動者的不列顛國家的復雜性和特殊性。

將英格蘭/不列顛人對他者書寫，或是將他者對英格蘭/不列顛人的書寫作為研究對象來探討什么是英格蘭/不列顛/英帝國的做法，近年來并不少見。這種做法體現了全球史對互動和聯結的關注，同時突破了方法論民族主義的限制。近年來，除了研究英格蘭/不列顛/英帝國的形成與發展的著作用了這種方法，涉及帝國解體和聯合王國放權的當代史也采用了這種視角。

斯圖亞特·沃德（Stuart Ward）在《聯合王國：不列顛終結的全球史》（2023年出版）中討論了聯合王國的身份認同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經歷的變遷，回應了一批戰后學者的潛在共識：隨著英帝國的解體，聯合王國也將解體。沃德指出，一旦認可社會身份本質上是關系性的，是源自復雜的物質和文化交流的模式之中的（這些模式將相距甚遠的人們聯系在了一起），那么只談論“不列顛的不列顛人”勢必只能提供片面的解釋。這種將聯系和互動作為思考民族國家議題的前提的觀點，是《聯合王國》這本書能被視作全球史的關鍵。沃德進一步提出，帝國的解體不是觸發聯合王國解體的原因，而是聯合王國解體的一部分。如果要理解帝國的解體，要從更早的已經放棄帝國的、身處“帝國邊緣”的人的觀念來考察。的確，用三十六年后的前沿研究的眼光去指責布魯爾的視角局限并不公允，但對于發現《權力的支柱》的英格蘭本位的特征依然是有幫助的。

閱讀的障礙

讀完全書感覺相當可惜的是，譯本有不少影響閱讀流暢性的譯法。有些術語前后譯法不一致，如“back-bencher”在第9頁成了“回型凳議員”（幸而在后文中被正確譯為“后座議員”），“outrider”在第146和和147頁分別被翻譯成了“外勤”和“騎馬”。譯文放棄了內地通行的譯法“殘缺議會”而選擇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標準譯法“尾閭議會”翻譯“Rump”（227頁），又稱呼“member for Arundel”（197頁）為“阿倫戴爾（Arundell）人”，剝奪了這位議員的議席。雖然讀者也能從這些譯文倒推出原文，但如果在編校過程中留意一下術語一致性，那么讀者也能獲得更好的閱讀體驗。

另一些誤譯則體現出了譯者并未考察術語的實際所指。文中把兩位漢諾威君主鐘愛的選侯國（Electorate）翻譯成“中意的選民”（71頁），沒有考慮到二人擁有神圣羅馬帝國選侯的身份。把silk industry局限在繅絲業（261頁）令人頗感不解：為何英國的絲織業被砍掉了一大半。把對金酒征稅的Gin Act譯成《禁酒法案》（309頁）讓英國的禁酒運動改換了時代。1709年前后針對韋弗河航行的法案Weaver Navigation Bill被譯為《紡織航行法》（315頁），實在很難想象“紡織”要如何“航行”。

要是上述問題看起來無傷大雅，那么“政黨、鄉村意識形態和國家”（211-219頁）中對于和“鄉村”（country）有關的一組術語的翻譯則會影響讀者理解作者的關鍵論點。翻閱今年發表的期刊論文，會發現研究政黨的學者將Country Party翻譯為“國家黨”，并指出也可翻譯成“鄉村黨”（見張春滿、龍晨，26頁）。雖然采用“鄉村黨”這一譯法的中文作品并不少見，不過讀完“政黨、鄉村意識形態和國家”這一部分之后，個人傾向于認為“國家”更匹配country的意義。

英國議會主頁上涉及“光榮革命”時期的術語中，包括“輝格和托利”詞條。詞條中將Country party定義為一群在議會中反對宮廷影響力的、松散聯合的人士。他們不滿于宮廷的腐敗和對外政策、教會對不信仰國教的新教徒的迫害，以及信仰天主教的約克公爵（即后來的詹姆士二世）繼承王位。《權力的支柱》定義的country ideology指熱衷于“支持議會對行政機構的審查，頒布立法確保議會定期召開，通過法案降低獲贈官祿者的數量和常備軍的數量，以及實施社會和道德改革等”（212頁）。它“在將政治與行政分離開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15頁），“并不是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的意識形態，而是出自威斯敏斯特和白廳的觀點”（216頁）。結合這兩段表述可以看出，持有這種觀念的人支持的是利用議會（立法）在國家層面采取行動，潛在的對手位于宮廷、教會和地方。作者在其他地方表達鄉村時會和“地方”聯系起來，采用的是rural/provincial這一組詞，而不是country。

如果認可country是指國家，可能會引發的問題是country和state有何不同。文中有一句稱這種意識形態“對‘國家’這一概念產生了深刻的敵意”（212頁；原文為country ideology was profoundly hostile to the very notion of “the state”）就會讓人想到這個問題。從文意來看，所謂的“敵意”并不是對國家本身的敵意，而是為了表達對掌權者權力濫用進而損害國家利益的潛在擔憂。后文中描述的體現國家信條（country creed）的行為是與這種理解一致的，即“裝扮成愛國者，挑當局的毛病……其目的在于……迎合人民的喜好”（213頁）。布魯爾所要展現的國家權力的悖論，即“一個強大的議會成功地抵制了政府的諸多提案，最終催生了一個更強大的國家”（219頁），表達的是相近的意思。

從詞源來看，country和state都能用來指稱國家，但關聯的重點不同。Country是指國家中與土地和人民有關的要素。“鄉村”這層意義同樣是與土地和農民相關的，由此與通常具有較強商業功能的城鎮（town/city）形成對應關系。State指的是國家的政治機構、政府和作為政治體的所有民眾，近代早期與之對立的概念是教會。據此理解前文的“敵意”也是說得通的：自認為代表國民（國家，country）利益的人會對擁有統治國家（state）能力的人抱有敵意，擔心后者的權柄過大而妨礙了國民（國家）的利益。此處如果把國民利益換成鄉村利益，則會將城鎮中的民眾排除出去，是不符合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的。

盡管布魯爾是以輕松的筆調撰寫了《權力的支柱》，但這本書對譯者和讀者的西方史的知識儲備有一定要求。如果由精通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史的中國學者寫一篇導言，又或是由譯者對主要人物關系進行解說，對于理解這部作品都會多少有些幫助。如果要提升這部譯著對理解英國史前沿的價值，則最好加上阿倫·格雷厄姆和帕特里克·沃爾什所寫的導語和布魯爾寫的回應的譯文。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關鍵在于讀者（包括譯者）如何在當下將書的價值發掘出來。

相關文獻：

張春滿、龍晨：《從世界政黨文明史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4年第1期

Brewer, John,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7)

Dickson, P.G.M.,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London: MacMillan, 1967)

Ganev, Robin, “Britain’s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cent Treads in Histography,” History Compass, Vol. 22, issue 1 (Jan. 2024). https://doi.org/10.1111/hic3.12794

Graham, Aaron, and Patrick Walsh eds, The British Fiscal-Military States, 1660-c. 1783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UK Parliament，“Overview of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https://www.parliament.uk/about/living-heritage/evolutionofparliament/parliamentaryauthority/revolution/overview/, accessed 17 May 2024

Ward, Stuart, United Kingdom: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End of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