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5日，一個法國的人類學家，在堪察加半島做田野的時候，遭遇了一頭熊。她雖然獨自一人，卻在熊口下劫后余生。于是有了這一部《從熊口歸來》。這本書記敘了她在“熊”的事件發生之后，在一個秋冬春夏的輪回里所經歷的一切：在俄羅斯的搶救，在法國的手術修復，然后，是再出發回到事件發生的堪察加半島，最后，再回到屬于自己的另一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上，能夠經歷“熊吻”事件而存活下來的，娜斯塔西婭 · 馬丁原本就是“很少”的那一個。在法國的薩爾佩蒂耶診所，給她做手術的醫生—也是位女醫生—問她：“這樣的事情還有其他幸存者嗎？或者您是唯一的幸存者？”娜斯塔西婭回答她說：“有，不過很少。”而將這個悲劇性事件置于“一頭熊襲擊了一個法國人類學家”的套路之外來寫，娜斯塔西婭成了絕無僅有的一個。她這樣寫道：

在2015年8月25日這一天［……］，發生的事件是：一頭熊和一個女人相遇了，兩個世界的邊界從內部坍塌了。不僅僅是人類和野獸之間的身體界限被打破了—兩具身體在遭遇的時候，在彼此的身體和腦袋上都開了洞—神話的時間也與現實的時間接壤了，過去與現時連了起來，夢與具體的事物連了起來。

在娜斯塔西婭看來，要寫一本《從熊口歸來》，最終的價值應該是在這里吧：既然無論是在空間還是時間的層面上，不同世界之間的邊界已然被打破了，世界在她這里又回到了遠古的混沌狀態，或許，是時候讓人類跳出自我中心，重新審視自己和他者。

一

與一頭熊遭遇，究竟意味著什么？

毫無疑問，熊屬于野獸的范疇，我們很容易把熊和暴力、野蠻等形容詞聯系起來。人類遭到了熊的襲擊，原因其實是不需要追究的，因為熊—至少我們這么認為—沒有思想，只是單純的、非理性暴力的涌動。

但是娜斯塔西婭想要問一個為什么。因為在“熊吻”事件之前，她已經和熊正面遭遇過，在現實中，或是在夢中。她和堪察加半島的埃文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長時間，夢對她而言已經不完全是心理學意義的象征性再現，而是另一個空間，因而娜斯塔西婭覺得，冥冥之中，熊和她之間的關系還沒有結束，“熊吻”事件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最為深入的一個環節。經過這個環節之后，有什么東西得到了本質性的改變，娜斯塔西婭從埃文名字意義上的“瑪杜卡”變成了真正的“米耶德卡”，半熊半人。熊帶走了她的一部分，卻把印記留在她的身上。

半熊半人并非浪漫意義上的，像愛動物的人士經常會談到的，對動物應有之愛：愛“貓”，愛“狗”，愛“流浪動物”，愛“一切生靈”。娜斯塔西婭在這一點上是非常犀利的。她與熊的單獨遭遇，原本就是因為她與這一類“愛風景”“愛自然”的同行登山者“道不同，不相為謀”。她相信自己是全新意義上的萬物有靈論者，她在“熊吻”事件之后的所思所想接近惠子所說的“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如果可能，她更想知道，熊在撲向她，最后又松開她的那兩個瞬間究竟是怎么想的。

熊也許是因為認出了她—為什么不能有前世今生的想象呢？—而她沒有認出它（他）來。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破敗的搶救站里，娜斯塔西婭在主治醫生給她推來的小電視機里看到了一部影片，女主人公娜絲金卡（這恰好是娜斯塔西婭的俄羅斯名字）在森林里找尋丟失的愛人，她的愛人已經變成了熊，愛人認出了她，她卻已經認不出愛人。但是，娜斯塔西婭在還是娜斯塔西婭的時候，她不可能是電影里的娜絲金卡。

熊也許像老瓦西亞說的那樣，是因為看見了娜斯塔西婭的眼睛。老瓦西亞在“熊吻”事件后告訴娜斯塔西婭，一頭熊倘若遭遇了人類的目光，就會致力于抹去它所看見的，因為它不想在人類那里留下任何形式的記錄。

也許有最簡單的解釋：這一次相遇就是兩種力量的面對面。熊和人本來各有各的領地，從來沒有在對等的位置上簽署任何意義上的合約，但是相安無事的相處方式可能讓人類誤以為自己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力量。這才是災難的開始。娜斯塔西婭在回到人類學家的身份時，她并沒有把這次相遇看作個人的災難，而是發出了靈魂拷問：“這個世界究竟發生了些什么，以至于別的存在都只縮減為我們自己靈魂的狀態？對于它們自己的生活，對于它們在這個世界的足跡，它們的選擇，我們究竟是怎么對待的？”我們或許應該相信，漫長歷史在我們人類自以為掌控的世界的角角落落都留下了印記，這些印記隨時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顯現，并傳遞出打破邊界、重組世界的愿望。

熊，只是相對于人的力量的眾多力量中的一種。包括熊在內的動物是最接近人類自我中心想象的，并且在進化論的視域中被納入人類建立的秩序世界里。

病毒也許也是其中的一種力量，雖然直到《從熊口歸來》完成的時候，人類并不認為病毒與人類也會有面對面的一天。

二

是在“熊吻”事件之后，娜斯塔西婭更加充分地理解到，即便人類只是單一物種，卻遠遠沒有達成一致。

躺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的搶救站里，主治醫生是“一個人高馬大的男人”，“靴子踩在方磚上發出響聲，金鏈子，金牙，金表”，每天夜里都和不同的女護士共度良宵。手術室放著劣質的交響樂，聽上去仿佛是在指導病人呼吸。娜斯塔西婭開始時被綁在床上，手機被沒收，親人朋友也不能前來探望。娜斯塔西婭沒有選擇，她的確不能理解這里的醫院文化，事情卻也沒有因此向更糟糕的方向發展：因為經過搶救，她活了下來。

然后她回到了法國，在薩爾佩蒂耶診所進行修復手術。選擇的權利擺到了面前，和所有的病人一樣，娜斯塔西婭和母親“反復考慮了各種理由，權衡利弊”做出的選擇給娜斯塔西婭帶來的折磨也并不少。她觀察到，她的下頜修復成為醫療冷戰的戰場：薩爾佩蒂耶診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用一塊法國的金屬板取代粗糙的俄羅斯金屬板。但是，疼痛，感染，心理醫生……這一切似乎是所有剛剛離開生死邊界的病人都避免不了的噩夢。而最關鍵的問題在于，人的選擇從來都不可以重來，如果沒有選擇薩爾佩蒂耶診所呢？未必更糟，卻也未必更好，因為人總是墜落在自己布下的陷阱里，沒有例外。

回到了母親的城市，因為下頜手術的瘡口一直有液體滲出，格勒諾布爾的醫院提出了他們的方案，娜斯塔西婭看到自己的下頜不僅僅是法俄冷戰的舞臺，也是巴黎醫院和外省醫院“內卷”的場域。這一次她拒絕了格勒諾布爾醫院的建議，還是回到薩爾佩蒂耶診所再次手術。她沒有讓自己再重新承受一次風險。無論醫學發展到什么地步，人面對自己身

體的每一次選擇依然是賭博。

娜斯塔西婭是一個人類學家，即使沒有遭遇“熊吻”事件，她的生活是通過打開一扇扇向外的窗口繼續的。她在阿拉斯加做過田野，到了海峽的另一邊，堪察加，她與哥威迅族、埃文人、伊捷爾緬人等原住民都一起生活過。每一個原住民的族群都有他們自身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神話傳說，但是，每一個原住民的族群遠非另外的、純粹的世界，在地理政治的層面，他們都以另外的方式記錄了已經一體化的世界歷史。娜斯塔西婭早已屏卻了所謂的“異國情調”，她并沒有把這些原住民的生活當作“風景”來看待。她作為人類學家的努力，就是進入這些不同的世界，在明知不可能成為其中真正一分子的前提下，感知這些世界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記。在這本書的最后，娜斯塔西婭再次離開堪察加，達利亞問她，人類學怎么做？她回答說：“我走近，我抓住，我翻譯。那些來自他人的東西，經過我的身體，去向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

如果說，這個世界的一體化進程是人類的災難，“走近”“抓住”和“翻譯”，讓自己的身體成為不同世界非整體意義交融的“飛（非）地”，是人類或然的救贖之一。“熊吻”事件之后，娜斯塔西婭更加確認了人類學家的職責，那就是提出“多重存在居于同一具身體里”的可能，“顛覆……一元的、統一的和單維度的身份的觀念”。

難道我們不曾與“熊吻”事件之前的娜斯塔西婭有過一樣的感覺嗎？覺得“日常擁有的形式開始分裂”，覺得自己陷入無法改變的困境，所有新奇的形式都失去了意義，“沒有什么是值得的”。我們只是在用日常的慣性抵抗思考有可能給我們帶來的終極危機—對于娜斯塔西婭來說，就是“用體力上的探險來平衡”，就像她義無反顧地走向火山那樣—但是我們仍然無法抵抗消沉。

三

如果沒有“熊吻”事件，也許娜斯塔西婭還沒有那么迫切地要考慮重建的事情。像孩子那樣，“重建”子宮壁的保護，只有營養能夠源源不斷地抵達界限之內，而所有的傷害都被擋在界限之外。

但是人生的進程從來都不遂我們所愿。事件之后，娜斯塔西婭成為埃文人所說的“米耶德卡”，“半熊半人”。在事件發生之前，她還可以區分自己熟悉的世界和森林的世界，還可以通過時間的調節來適應這兩個不同的世界，可在事件發生之后，這兩個世界卻都不再是熟悉的世界。她再也不可能在這兩個世界中的任何一個，通過堅強的內心，那種“子宮壁”般的無形界限來保護自己。

除了“重建”，她別無選擇。媽媽的愛，親朋好友的關懷，不同世界的溫暖懷抱始終都在，但是，對自己的確認坍塌了。《從熊口歸來》的一開始，娜斯塔西婭就清晰地描繪了所謂“邊界消失”的狀態：

就像是在遠古神話時代，混沌未開，而我就是一個模糊的形狀，撕裂的傷口下，臉的輪廓消失了，到處都是黏液和血：這是一次新生，因為顯然這并不是死亡。

世界回到了混沌的原點。娜斯塔西婭也許只是以個人的方式預演了人類的這種可能。這時候，她可能提出的問題是：如果一切回到了混沌的原點，我們應該怎么辦？有沒有一種可能，原先想要定義人類，劃定人類邊界的所謂文明，事實上并未觸及人類的生命本質？

娜斯塔西婭說，“我們想要有格調，但是我們踉蹌，我們沉溺，我們蹣跚”，唯一的辦法卻是：“我們倒下，然后我們重新站起身。”

當一切回到混沌的原點，也許森林的生存法則也會成為普遍意義的，真正回到統一狀態的人類的生存法則，那就是：和別人（別的存在）一起活著，和他們一起搖擺。因為，如果那一天來臨，“活著”就是最本質的，而所謂的“格調”，說到底，就只是一個虛妄之詞。

《從熊口歸來》（Croire aux fauves）；[法]娜斯塔西婭·馬丁 著，袁筱一 譯，光啟書局，2024年5月

（本文為《從熊口歸來》的譯后記，作者袁筱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