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25日的下午，羅蘭·巴特被撞倒在法蘭西公學附近的學院街上。當時他正在過馬路，一輛小卡車交錯駛來，而雙方都沒有注意。一輛停在路邊的車，擋住了視線，這種現象在擁擠的巴黎是隨處可見的。后來人們在車禍發生的地點刷上標語：“請開慢一點，不然您可能會軋到羅蘭·巴特。”但遮擋視線的安全隱患卻一點也沒有改善，街區施工或者隨便哪條停滿車輛的單行道都繼續威脅著拉丁區，而巴黎市民從未在這些死亡的懸崖邊看到哪怕一面轉角鏡。

不久之后，身體虛弱帶來的舊病復發最終把他帶離人世。他的朋友們不愿接受這樣一種無意義的死亡——用巴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零度的死亡，為巴特之死賦予意義的行動接踵而至。有人把這次死亡同政治陰謀聯系起來。他們怨恨密特朗，指責醫院最初公布巴特一切安好的消息是后者的團隊為了平息輿論而釋放的fake news，進而干擾了人們了解巴特病情的真實情況——由于車禍前巴特參加了密特朗的私人聚會，他的傷情可能會影響到密特朗的總統競選。而那本讓克里斯蒂瓦怨恨萬分的小說《語言的第七種功能》也將巴特之死虛構成一場政治謀殺。

另一些人則提出，死亡是巴特對生命的主動放棄。母親的去逝讓他不能自已，寧可選擇追隨。這種解釋相信，如此一來，巴特的死就會再增加一層悲情的色彩。這是一種對愛的追求，死成了為愛赴死。在回憶的文字中，巴特的友人們不斷豐富這種浪漫死亡的細節。然而《羅蘭·巴特傳》的作者薩莫瓦約在回顧這些文學性虛構時，并沒有因為他們感人的言辭而把克里斯蒂瓦/索萊爾斯夫婦的筆下的創造性回憶當作事實。“巴特肯定不會相信會在某處天空可以再次見到母親，”薩莫瓦約說，“他沒有任由自己自愿死去。”隨著本書的傳播，越來越多法國理論或結構主義的讀者才有機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于浪漫想象的羅蘭·巴特。

書寫的新生

的確，這場死亡只是一場令人遺憾的死亡，可巴特本人并沒有欲求這場死亡。他已經逐漸把對母親的哀悼轉化成了一種新生，他正準備著《新生》——一本被宣稱要寫的小說，而我們卻再也無緣得見這本書的最終版本。然而，材料已經被逐步組織起來，檔案和友人們的證詞都顯示出這項計劃并非是一個玩笑，巴特在法蘭西公學最后的課程“小說的準備”正與此相關。如果說友人們對巴特的死亡留下了戲劇性的記錄，那么至少我們可以說，在巴特的母親逝世時，他們所感受到的巴特的痛苦，并沒有夸張的成分。巴特自己的日記流露出的悲傷比那些觀察還要多得多。

巴特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巴特對旅行的興趣大不如從前，他甚至有些恐懼，母親的消失使活動空間的配置發生了變動，這讓他無法忍受的。過去巴特習慣在每一處居所復制自己的擺設，也就是說不斷再現那個使他感到舒適的空間配置。1977年10月25日母親去逝以后，昔日的空間必然瓦解，巴特為此服喪整整一年，直到次年的10月25日才開始重新記事。如何重建秩序？如何才能度過“哀悼的第一個夜晚”？并且如何才能最終重新生活呢？“文學可以作為愛的代替品”，我們在《新生》的梗概草稿中讀到這樣的筆記。根據保存在檔案庫中的手稿和已經出版的法蘭西公學課程講稿，我們可以確定，1978年4月的摩洛哥之行中，一直試圖對母親之死作出反應的巴特，做出了皈依文學的決定，“兩個非常老舊的話題進入我的精神之中：進入到文學里，進入到寫作里；寫作，就好像我從未做過那樣：今后只能做這件事了”。

《新生》的大綱被修改了幾次，但大體上都寫于1979年夏季，而母親在這部新的作品中占據了中心。作品對但丁的參照是最為明顯的，后者也曾寫過名為“新生”的作品。巴特把母親為設定為引導者和偶像，讓人不得不想到但丁的維吉爾和貝雅特麗齊。但我們也在大綱中看到了道家的無為、禪宗和海德格爾哲學的痕跡，以及一些從早年起就活躍的主題，諸如寫作、片段、中性、分類等。那些猜測巴特為母親而死的文學想象，恰恰避開了文學的真正力量。寫作重新塑造我們的生命，并不是以一種篡改記憶的形式，而是通過一種凝聚力量的姿勢與意志，讓我們的獨一性牢牢錨定在一種物質生活之中。這種寫作抵抗著意識形態，拒絕著死亡。

拼卡片

目前正式出版的《羅蘭·巴特全集》五卷本中，只收錄了八頁《新生》的大綱，讀者很容易把這部所謂醞釀之中的作品當作關于巴特的一則傳說、一種屬于文人的姿態、一次關乎不可能性的小小嘗試。然而巴特檔案館中所保留的一千零六十四張卡片卻見證了巴特為之付出的努力和這項工作極大的進展。這些卡片記載著各種各樣生活的片段和思考。它們被按照主題分類，并標有“新生”（VITA NOVA）的縮寫VN，而巴特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它們組織起來。從材料的準備形式來看，人們可以猜測，本書將采取類似于《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巴黎的夜晚》《偶遇》或《戀人絮語》的形式。

在這些書中，情節不再是文本的緯紗，巴特在“小說的準備”課程中把這種作品稱作“寫作集”（album）。巴特總是在不停地寫，也喜歡收集各種書寫工具。每到一處，他總是購買當地的紙筆，當他于1974年訪問中國時，筆墨紙硯是少數令他欣喜之物。他保留記事的習慣，有時這種習慣還會變成專門的日記。所有的學生、友人都記得巴特隨時帶著本子。比起教導，他更喜歡傾聽，每當他人的話語稍有觸及他，他就在紙上記下。《戀人絮語》里的種種場景，正是由這些手記所再現出來的。成名后的巴特經常出席博士答辯，參與者都記得巴特的公正、和藹與好奇心，答辯中的驚喜也被巴特記下。此外，還有一種最平常的方式——摘抄。人們發現一些日記是直接從法譯本的卡夫卡《日記》中摘錄而來的。

巴特在寫作時，會從他的卡片箱里篩選，并且也會依據將要寫的內容，主動在一定時期內以主題的方式積攢卡片。接著，他會在某個南方的度假小屋集中精力對這些卡片分類重組。拼卡片是一種篩選，一種欲望的組合，并不是每張卡片都會寫進書里，《戀人絮語》把草稿中計劃提出的一百個場景縮減為八十個，《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則大概舍棄了一百張卡片。但所有素材會留存下來，進入下一本書的拼貼循環。

值得注意的是，這并不是巴特在所謂的結構主義時代或者后結構主義時代發明的新方法，而是童年起就帶有的一種習慣。根據薩莫瓦約的說法，記手記這種習慣可能來自于新教，是巴特身上少有的宗教痕跡。然而，更重要的是原因在于，巴特缺乏足夠的學院式寫作經驗，他一開始不懂得如何去組織材料。這種方法的匱乏恰恰又出現在這個熱愛文字、向往文學的人身上。被迫中斷的學業和長期的療養院生活，使他得以大量地閱讀，平常人用來裝飾書架的米什萊全集，成了他最早一批卡片的資料來源。1947年在索邦大學注冊，他曾希望把這批卡片組裝成一份博士論文。這種嘗試當然失敗了。從這些卡片最終的歸宿《米什萊》一書來看，巴特的寫作無法達成大學的要求，其內容至少從表面上看過于散漫。他嘗試閱讀各種書籍，不過羅馬尼亞繁重的工作和貧乏的藏書量限制了他的發展。

所以接下來的變化毫不奇怪，他在埃及時迅速向格雷馬斯靠近。后者作為東歐流亡者，和巴特一樣，也被高等師范學院體系排斥在外。兩人一見如故，在后者的幫助下，巴特發現了結構語言學的方法，以及第二篇博士論文的靈感：格雷馬斯那篇題為“1830年的時尚——論當時時尚雜志的服裝詞匯描述”的博士論文。顯然，巴特那本曾想當作博士論文的《時裝體系》不可能沒有受到前者的影響。不過巴特是謙遜的，和結構主義纏綿不久，他就意識到結構活動也會滑向一種封閉的意識形態，《時裝體系》最終也沒有成為博士論文。在出版前言中，巴特宣布這是一本過時的書，他發現經過這么多激進的嘗試，最合適的方法竟然還是寫《米什萊》時采取的那種拼卡片方法，而隱藏在學院式引用和行文中的《時尚體系》，其最迷人之處仍是對時裝的片段式描述。

抄寫生活的卡片不等同于作品，巴特很清楚這一點。他需要考慮的問題不是是否需要寫日記，而是究竟以怎樣的方式，才能使這些碎片被編織在一起時，既保持寫作的欲望，又避免自戀式的抒情？在一部分發表于《原樣》雜志上的日記片段中，我們就可以讀到這種思考：“當我寫下日記的時候，我體會到某種愉悅……可到了第二階段，印象就變糟了，它無法保存下來，就像某種脆弱的美食發生了變質……我沮喪地注意到‘真誠性’的做作和‘自發性’的平庸。”巴特只能不斷試驗自己的寫作。當然，組合是開放的，這種組合的作品帶來一種書寫的意志和一種關聯于自身的虛構創作。往后，我們在哲學家阿甘本和南希身上能再次發現這種意志，又在杜布羅維斯基的自傳虛構處發現這種意志在文學上的發展。這種寫作方式在巴特死后三十年間統治了法國思想界，足以證明了巴特的先見之明。

沒有共同體的共同生活

拼卡片的實踐始于巴特因患肺結核而居于療養院的那段時日，在那里巴特也體驗到一種獨特的共同生活。這種療養院有點類似中世紀的隱修院，巴特在那里體會到一種現代人幾乎不會經歷的半集體生活，對《魔山》的閱讀肯定加強了這種想法。這種經驗可以簡單概括為一種散漫的群居生活，在其中個體既通過共同的構造而聯系在一起，彼此又是各自獨立的，完全擁有自己的生活節奏。

巴特在東正教的某些小團體實踐中找到其典范，希臘阿索斯山上的隱修院就是如此。村上春樹在《雨天、炎天》中記錄了他對這個隱修院的探訪，盡管感到有些枯燥，但其非同尋常的異質性同樣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種關于共同體的新思考，決定了巴特面對激進政治運動時的審慎態度，因為這種共同生活的模式首先建立在一種巴特稱之為“既不…也不…”的形式上，必然會與兩種極端的生活模式相抗衡，一種是可以稱為出世的孤獨隱修方式，另一種則是以各種各樣形式組織起來的總體主義社會生活模式。在所謂的法國理論中，這類種想法一再出現，而巴特和巴塔耶一道成為這種無力主權論的開創者。

從1968年流行至今的激進沖動，讓像利奧塔這樣偉大的作者也時不時地加入到一種辯證法式的顛倒游戲里去，只要看一看《后現代狀況》里利奧塔對盧曼的輕浮攻擊，就能夠立即識別出一種無知和狂躁。巴特的烏托邦構想比他們走得更遠，但他卻竭力克制那種歇斯底里的狂熱癥，無論是對《121宣言》還是五月風暴，巴特所表現出的、常常被視為冷漠的態度，恰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樣的審慎首先就在于巴特抓住了共同體生活的曖昧性，徹底的總體主義和徹底的個體主義都是不可接受的。后來一再發生的類似事件證明巴特的擔心并非多余。他躲到摩洛哥，為了能遠離正在巴黎上演的連篇套話，結果卻正好與當地的反殖民套話迎頭相撞。他對此非常痛苦，知道除了重新發明以外，哪里都躲不開這兩種換了件外套的主權邏輯。

當然，就像其他同時代的人一樣，這種沖動時不時地還是會躍出身體，成為話語。1977年法蘭西公學的就職演說中，巴特拋出了一段驚世駭俗的言論：“語言是法西斯主義的。”這段話毫無根據，完全忽視了學理上的可論證性，只是以一種異常高調方式把權力和強制力混為一談。這種高調只是使得這段宣言成為一樁公認的丑聞，除去極少數的辯護和一些吸引眼球的引用，學術界根本沒有采納這種瘋狂的獨斷。作者薩莫瓦約對此給出的解釋是，這是為了同福柯競爭。福柯已經在公學考察了話語和權力的關系，那么為什么不進一步直接宣稱話語就是權力呢？這種惡性競價沒有博得人們的好感，時至今日，哲學家文森·德貢布仍舊不斷拾起巴特的這個片段，當作自己課堂上的反面教材。

行政人巴特

巴特常常被描述為一個非正統的游牧思想家，但這只不過是在敘述一種原創思想時經常性附帶的想象。從卡爾韋的《巴特傳》開始，學界早已了解巴特在學院體制內的一面。巴特的行政能力極為出色，這一點是周圍人有目共睹的，并且這種天賦很早就展露出來了，在羅馬尼亞擔任法國學院圖書館員的時候，巴特就表現出驚人的活動組織能力，善于和羅馬尼亞當局周旋，并深入到當地文娛活動，與福柯在波蘭留下的滿地雞毛形成鮮明對比。

年鑒學派的掌門人雅克·勒高夫寫了一篇名為“行政人巴特”的文章，也為我們回憶了巴特為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作出的杰出貢獻。作為一個和歷史學科關系并不密切的人，巴特多次幫助布羅代爾等人填補難以寫滿的期刊。勒高夫剛從布羅代爾手中接過實踐學院第六部的領導職務，就任命巴特加入他的改革委員會，籌備第六部的獨立活動。巴特的工作沒有白費，第六部在他們的努力下最終脫離實踐學院，成為獨立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如今它是法國最為重要的社科教研機構之一。

此事最終還牽扯到另一樁公案，人們常說是福柯幫助巴特進入法蘭西公學，這個說法不錯，但不太完整。根據薩莫瓦約的考察，實際上巴特入選公學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雅克·勒高夫為了感謝巴特為學院獨立作出的辛苦工作，而號召年鑒學派的成員對巴特進入公學予以支持。到第二個階段時，福柯才入場，當然，他的影響力是極為巨大的，不過歷史學家們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在法蘭西公學新晉教職的第一輪投票中，巴特僅以一票優勢才得以進入下一輪。

想象的童年

巴特常常對人說起自己的小布爾喬亞出身，人們大概不會誤會這是他對自己出身的厭惡和悔恨。相反，這是一種階級幻想，能夠同時滿足巴特展開批判和接受享樂的雙重需求。巴特曾透露其早年的貧窮，這其實只是作為沒落的外省小布爾喬亞的體驗與目睹巴黎的紙醉金迷生活時的震驚兩相疊加造成的回溯式印象。他的外祖父是殖民地官員，為法國探索西非立下汗馬功勞，殖民時代科特迪瓦的首府就以他的外祖父的名字命名，直到今天仍然未變。外祖母在巴黎先賢祠附近擁有一套寬敞的房子，經常招待瓦萊里這樣的名流。這樣的家庭自然沒有真正體驗過貧窮。度假、彈琴，按照那個時代的標準，巴特顯然來自所謂的教養階層。并且，除去父親早逝，巴特的青年時代基本無憂無慮，沒有任何明顯的對立情節出現。這或許也讓他不會像很多激進理論家一樣，在自己的理論活動中找到一個明確固定的靶子，把批判對象簡單化。

和所有的愛好文學的年輕人一樣，青年巴特也曾狂熱地為自己的小說謀篇布局。他在信中曾吐露過他的計劃：混合了自身特點的小說主角，出身于一個典型的外省的資產階級貴族家庭，面對著一位思想專制、保守虛偽的祖母；母親保護兒子，但又不敢真正反抗祖母，而主角則在一系列的愛情冒險中觸及社會與家庭隱秘而真實的嚴酷法則。人們一眼就能看出這個計劃是在模仿自浪漫派起就十分流行的教養小說。單是從這些嚴重套路化的情節，就能設想出本書之平庸。不過這并沒有妨礙青年巴特對這個計劃極度著迷，一連幾個月都在為寫這本小說做著準備。結果，最終讓他放棄了這部小說的，不是小說假想中家庭的專橫，而是真實生活里家庭的溫暖，他對友人回信說：“……我不再想著我的小說了；我很確定我將不再繼續寫下去……第一個原因是我對在家里的生活特別滿意，特別滿意這個家帶給我的溫暖……以至于沒法讓我的小說帶上幾個月前我所想象的那樣的苦澀、尖酸刻薄與怨恨。”

對社會地位的曖昧態度蔓延至對物質的態度，因其《神話學》而出名的巴特，在人們印象里，是一個消費社會的批判者。這不僅是普通讀者的態度，像喬納森·卡勒這樣的法國理論專家，也堅持擁護揭露資本主義物質神話的早期巴特，而對晚期巴特有所保留。不過當他看過這部傳記之后，想法多少有些變化。這部傳記的重新發掘，讓我們看到了巴特的物質主義維度。從童年起，巴特就對各種精致的小東西充滿好奇和渴望，在家鄉栽滿植物的花園里，他把這個花園變成了換喻的對象，“花園的草地上栽滿了玫瑰、繡球花（在西南部不討人喜歡的花）、路易安娜花、大黃、舊板條箱里的被精心安置的草葉、還有一棵大木蘭，它的那些白花開到了一樓臥室邊上”。 花園里還有一棵無花果樹，巴特認為這是一種愛情記憶的對象：“一種采摘工具，它由一根長長的竹竿和一個剪成花形的白鐵漏斗制成，用來摘取最高處的那些無花果。”巴特后來對普魯斯特的迷戀幾乎是一種必然，這種對西南部生活的描繪，幾乎立刻讓人想到《尋找過去的時光》里對花草的描繪：“兩行交相栽植的勿忘我和長春花組成一頂雅致的藍色花冠，箍住了水光瀲滟的池塘的前額，菖蒲象軒昂的王公揮落它們的寶劍，一任他們統治水域的權杖上紫色 、黃色的零落的百合花徽 ，散落在澤蘭和水毛茛的頭上。”

巴特誕辰百年之際，愛馬仕推出了一款巴特主題的絲巾。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正派人士紛紛指責這是對巴特的褻瀆，是一種頗具反諷意味的現象。不錯，巴特的確揭露過物質社會的神話性質，我們總能在背后辨認出某個階級正拉扯著傀儡線。不過，如果認為社會只要通過如此這般的揭露和啟蒙，就能夠恢復某種更為質樸的、本真的狀態，那這就屬于過于急躁地應用理論了。巴特清楚這種批判的有限性，實際上自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他就不再滿足于這樣的批判了。因為任何烏托邦的設想，首先必須考慮的正是一種十足的精致性，對傅立葉和薩德的參照并不是出于接受或者辯證地接受兩者具體的烏托邦方案，而恰恰是因為這兩人極度復雜和精妙的分類實踐能夠帶給我們的享樂。和巴特自己的拼卡片實踐一樣，所謂的結構主義就在于這種無窮無盡的組合性，烏托邦和美只能在這種實踐中展開。

作為這一點的補充，指出巴特的一些生活細節顯然不無用處，巴特始終對物質生活有種特別的喜愛，受益于東方國家低廉的物價，從在羅馬尼亞的第一份工作起，他就一直以一種富足地姿態享受生活。他厭惡去廉價但熱鬧的餐廳（類似于那個時代的網紅店），一直以來都在高級商店購置衣物。七十年代起，隨著名望與地位的進一步上升，巴特干脆開始就在愛馬仕買衣服，甚至收集寶石和戒指。奢侈與享樂最為相關，一個烏托邦可以沒有享樂嗎？巴特的寫作已經對此作出了回答。

作為巴特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大作，這部充滿探索性和啟發性的傳記，自出版以來就受到學界內外的一致好評，不僅因為其所展現的資料的豐富翔實，更重要的是，我們再也沒有借口回避這樣一個謙遜、熾熱而忠于寫作的巴特，而正是這種對寫作的愛，才拯救了結構主義的事業，使其不至于落入一種教條與意識形態。因為書寫的欲望不斷打攪著凝固與僵化，呈現出一種對新的追求，而超越巴特，這正是與巴特同行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