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8日至9日，由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主辦的十周年系慶文學研討會“斯文：中國文學的內與外”在香港城市大學順利召開。來自澳門城市大學、澳門大學、北京大學、大阪大學、復旦大學、廣東技術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清華大學、山東大學、同濟大學、武漢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珠海學院、元智大學及浙江大學的三十余位學者，圍繞中國文學各個議題展開了充分深入的研討。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系主任程美寶教授在開幕致辭中對與會學者表示熱烈歡迎。她提到此次研討會作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建系十周年活動的一部分，具有特別的意義。程美寶強調會議主題“內與外”在中國文學中的多重意涵，認為文學作品中的內外界限往往是流動而多樣的。她期待與會學者的精彩分享，并希望大家在這個平臺上無分內外，進行深入交流。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系主任程美寶教授致開幕詞

與會學者會場合照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程蘇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程蘇東的報告圍繞《史記》的時間結構及其意圖展開，重點關注司馬遷如何平衡“祖述堯舜”的儒家傳統和“自黃帝始”的公共知識，以及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以展現《春秋》之褒貶為主，卻又為何在時間建構上未依照《春秋》。程蘇東提出，司馬遷并言“述陶唐以來”和“自黃帝始”，是其試圖整合出一個關于黃帝故事的衍生型文本時所產生的“文本失控”；司馬遷突破《春秋》的時間結構，其中有《春秋歷譜諜》的影響。大阪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準教授林曉光關注中國“懶”文化在六朝時期的形成及其理路。林曉光以六朝“懶”的典范人物為例，旨在說明“懶”如何逐漸由一種負面質量轉化為積極的文化要素。“懶”最初典范——嵇康所表現出的緊張狀態被南北朝的貴族社會繼承，也被不同社會階層加以改造。中唐時，在以白居易為代表的新的“懶”的典范人物的筆下，“懶”文化終于擺脫了六朝以來的緊張關系，進入了新的階段。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咸曉婷討論了敦煌詩選“律絕同編”與唐人古、律分體的話題。中唐元和時，詩集編纂時古、律分體已成為一種流行趨勢，但對于唐人別集編纂中古、律分體的形成過程，仍有待進一步討論。咸曉婷發現，敦煌斯五五五寫卷已經出現律絕同編的體例，伯三六一九與伯三八八五中也有律絕同編的鈔本。這正提醒我們可以利用敦煌詩歌文獻來進一步深化今人對唐代詩歌編纂體例，以及詩體觀念的認識。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侯體健以“祠官的風景：奉祠生涯與周必大行記的多重風貌”為主題，以周必大為例，探討祠官身份與南宋行旅文學的展開。侯體健提出，祠官身份較為清閑自由，周必大得以自由選擇行旅路線，其行記中的風景書寫亦因此較其他文人行役記更為充分。其前后兩次不同的奉祠心境之下，催生出兩種不同的行役文人形象，也拓展了祠官生涯對南宋士大夫行記書寫的向度。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王思豪關注《上林賦圖》的“圣域”摹寫。《上林賦》經由圖像轉化為圖，再傳至海東。海東文人在欣賞此畫時，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待漢代氣象和中國歷史，推崇“尊中國”，又形成了與中原人民完全不同的“圣君”觀念。《上林賦圖》引發朝鮮西人黨的集體吟誦事件，成為海東文人從“周邊”向“中心”發起的抗議。在明、清迭代中，海東文人曾先后走進武魂的“圣域”，再回歸崇文圣地，呈現出有別于中原的獨特景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凌超以庾信入北之后兩篇最重要的佛教銘文《陜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和《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為主要考察對象，討論庾信文風的變化、佛教如何幫助地方官處理政務以及佛教如何被應用于知識分子的政治書寫中。凌超提出，庾信入北周后，渴望通過為朝廷服務來維持生活并實現政治目標，因此，當他受命撰寫佛教銘文時，他力求為北周朝廷做出貢獻。北周對佛教的態度亦使其得以將政治議程納入宗教銘文。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張萬民將目光投向《關雎》的早期辯護及其變奏。張萬民指出，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蘊含著對《關雎》”求之”主題的辯護。后來漢儒《關雎》的闡釋其實都是對孔子辯護的響應。漢儒也將《關雎》中的主角從君子、淑女替換成君子、后妃、淑女，使得《關雎》的君子視角轉換為后妃視角，這亦可視為《關雎》的早期辯護的變奏。我們在討論《詩經》的闡釋史和接受史時，也應關注到中國早期對具體詩篇的質疑與辯護。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鐘志輝討論元稹貶謫江陵途中所創造出的“閑怨”詩學概念，以及此概念如何被應用并貫徹到其詩學創作中。鐘志輝結合元稹詩文，提出其“怨”是對朝政問題的哀怨、怨刺心理；“閑”則相對悠閑平和，元稹面對貶謫與打壓的自信與樂觀，正屬于“閑”的表現，并沖淡了“怨”的濃度。二者在元稹作品中被巧妙結合起來，不僅豐富了“怨”的詩學內涵及表現，也為后世詩人拓展了書寫的邊界。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呂家慧關注和氣觀念下的盛唐應制詩。盛唐應制詩常被認為是歌功頌德、缺乏情志的文學作品，較少受到學界關注。傳統觀念中，太平盛世之中充盈著和氣，并具體表現為和諧的君臣關系、美好的自然景象等等，呂家慧所重點討論的唐中宗和玄宗朝的應制詩當中，便充滿了對君臣倫理、自然景象的贊頌歌詠。呂家慧由此提出，中宗、玄宗朝應制詩的大量產生的觀念基礎是盛世頌聲，皇帝亦有意以這一類詩歌展現太平盛世的和氣景象，這些詩歌也因此成為了盛世敘事的一部分。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常慧琳以漢魏六朝的左慈形象建構為核心，考察其由方士的本來身份、繼而被建構成神仙形象的過程和背后的思想理路。常慧琳提出，可在五世紀左右的道教正在形成過程中，一方面吸收了以左慈為代表的吳地巫術、人神與神仙思想，另一方面，顛倒了人間門閥士族的秩序，建構了神譜。吳地次等士族甚至寒人通過依附和向王權屈服，獲得了人間的權力，推動了左慈身份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助理教授林成川探討《蕩寇志》的神話敘事結構及其與《水滸傳》之關系。林成川指出，《水滸傳》的神話敘事涉及到梁山好漢的轉變過程，卻也涉及到造反者是否可能忠于帝王的問題。而《蕩寇志》的神話結構則直接為維護皇帝及其君權服務，回避了君王無道的可能。因此，《蕩寇志》的故事接續七十回本《水滸傳》，不過作者所欲終結的是整個水滸敘事傳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崔文東關注到投身于意大利統一運動的傳奇英雄家里波的、瑪志尼、加富爾的事跡，并以其傳記書寫作為主要資料，對意大利英雄傳記從明治日本到晚清中國的跨文化流動做出了詳盡的分析。研究在橫向上衍生出對改編作品引發中文翻譯與改編的討論，并通過傳記的“在地化”闡釋與明清思想文化史的考察，在縱向上論述了兩國知識人如何借翻譯傳記響應本土思想文化潮流。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林姵吟在全球冷戰的脈絡之下重審兩岸的意識形態關系，而美國在此時的介入是這一話題的關鍵入口。通過檢視美新處局長理查德德·麥卡錫（Richard McCarthy）的個人校友網絡與美新處在臺北的具體運作，以及對建物歷史、文化項目、出版研究等多種材料共同交織與作用的分析，研究指出美國冷戰文化外交對臺灣的影響脈絡展現出其公共外交和心理戰在臺北的作用樣態。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樸婕將當下“東北熱”所包含的多重內容作為一種癥候進行了整體性的闡釋。東北書寫復合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多種問題，因此它同時也折射出參與討論者對中國問題的關切。通過梳理“東北文藝復興”，分析當下歷史敘述對歷史充滿矛盾的呈現方式與讀者接受，以及“新東北”所提示的“復興”可能與其實踐三個問題的闡釋，深入地剖析了“東北熱”出現的原因。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東突破既有的一元或兩黨敘事，以一個全新的三元框架理解內戰時期東北地區的文學經驗，具體是指出隱于政治的背后東北本土作家的“東北文學”想象。通過鉤沉本土文人的文學經驗，研究更加清晰地展現了兩種不同的文化生產體制的運轉邏輯與幾種相互糾纏與競爭的“東北文學”想象讓其在蹣跚之中走上“新軌”的過程。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人文學院歷史與文化系助理教授陳婧介紹了她基于自建的明清古詩總集數據庫所進行的研究。陳婧運用了文獻計量學分析中的網絡分析法，重構了二十三部總集之間的互參網絡，從其排名探討了各書籍在網絡中的重要程度。在微觀層面上，陳教授通過中心度分析探討了這些詩作的共引網絡，進一步揭示了不同先唐經典在這些總集中的接受情況，為我們研究文學經典的形成開辟了新路徑。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文系副教授徐瑋則深入探討了王鵬運與朱祖謀在晚清至民國時期夢窗詞學崛起中的關鍵作用。她指出兩位詞學家繼承常州與吳中詞學取向，通過有系統的整理和創作，催生了“夢窗熱”。徐瑋又試圖以晚清詞家論夢窗詞的關鍵特點入手，從整體層面分析二人如何學習和發展夢窗詞。徐瑋的研究不僅深化了我們對王、朱詞學及創作貢獻的理解，也揭示了晚清民國時期詞學發展的動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文系副教授陳煒舜探討了何敬群的《詞學纂要》在香港高校古典韻文創作課程中的地位與影響。陳煒舜指出《詞學纂要》結合創作與鑒賞，為初學填詞者提供了指導，這在香港當時的教材中是比較罕見的。陳煒舜詳細分析了《詞學纂要》的編撰背景，并探討了何氏的詞體觀與創作論。陳煒舜的研究揭示了何氏著述在香港高校舊體文學創作課程中的重要作用，為我們理解香港古典文學創作教育的傳承提供了新的視角。

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儒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葉楊曦回顧本世紀英語學界陸續出版的多部中國文學史論著，對其特點與論述方式做出了細致的分析。這些著作皆旨在以其內容的豐富性打破西方有關中國文學貧瘠、單調、封閉的刻板印象。各文學史呈現出不同的寫作策略與傾向，在對于文學史的時代分期上較漢語學界的中國文學史寫作更為靈活多樣，并關注到東亞漢文學等漢語學界中涉及較少的研究領域。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史蕓以文學典籍《金瓶梅》四個英譯本副文本為研究對象，探究由此呈現的譯本形象。作為英譯世界第一個譯本，朱翠仁譯本著力打造一個帶有情色意味的東方傳奇故事。米奧的《西門慶及六妻妾的冒險史》則使得《金瓶梅》由強調個人的傳奇變成一部西門慶及其六位妻妾的家庭冒險史。埃杰頓譯本《金蓮》是歐洲首個全譯本，并對原作的文學價值做出高度的肯定。芮譯本則通過精美的裝幀、具有隱喻色彩的插畫、學術性質的導言與原作介紹與大量的說明注釋展現了詩畫一體的亞洲經典藝術作品形象。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劉雋敏的報告系統回顧了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英文研究的現狀。研究首先對全球和中國范圍內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和實踐的歷史演變做出概述，隨后結合澳門地區獨特的文化景觀與政府的各項保護舉措具體闡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實踐中取得的豐碩成果。同時，文章也關注到現有的英文相關研究在國際視野和研究范圍等方面存在的挑戰，并提出了未來可行的新方向。

臺灣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中文系副教授何威萱重新審視了《明儒學案》對明代儒者魏校的看法與定位。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將魏校與胡居仁學派聯系起來，但何威萱指出，這一聯系并不完全符合時人的理解。魏校雖早期研習胡居仁之學，但其后逐漸轉向主靜涵養，并非專重主敬。黃宗羲對魏校學術形象的描繪對后世影響深遠，但有失真之虞。何威萱的研究不僅揭示了魏校的學術發展歷程，更提醒我們在使用《明儒學案》時須謹慎審視作者的論斷。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王耐剛則聚焦于清代學者戴震與《孟子趙注》的重刊，揭示了戴震在孟子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側面。王耐剛指出，乾隆年間有兩個《孟子趙注》的刻本——曲阜孔繼涵刊本和安邱韓岱云刊本，皆與戴震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戴震校勘《孟子》繼而推動《孟子》重刊的學術背景，乃漢人舊注在清代的全面復興。王耐剛的研究提醒我們，戴震在孟子學領域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孟子字義疏證》上，其對《孟子》的校勘與重刊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張歷君考察了舍斯托夫對于魯迅作品的影響。在生命的最后時段，魯迅集中關注舍斯托夫的著作，并在其選集編者三木清的實存哲學解讀方向之外，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表演者作為復仇主體，看客或群眾作為復仇目標的“表演者與觀看者的構圖”在魯迅的《“以眼還眼”》中被徹底顛倒，這透露出他群眾觀點的改變。而在舍斯托夫“不安書寫”的影響之下，魯迅最后一部小說集最終孕育成形。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袁先欣通過對延安到建國初期地方、鄉村、民族邊疆等“民間”要素在“人民文藝”中扮演的功能和角色；八十年代走向低沉而出現轉型的知識領域和文藝實踐；20世紀后半葉包括民間與民俗關系顛倒與再顛倒在內的民間文學起落命運；少數民族文學與民間文學的親緣關系；“民間”作為審美要素在文學、美術、音樂、電影等領域的出現和興起五個方面研究，向我們鋪陳了一副關于民間廣闊而豐富的畫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劉祎家以欲望作為切口，開啟對路翎小說的討論，指出主體的匱乏與對這其進行填補的情感、思想和行動，生成了路翎筆下人物最深刻的欲望的邏輯，并在其小說文本的內部展演為一種“愛欲”（Eros）的模式和構造。同時，路翎小說的這一模式，也能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中被討論——早期茅盾、丁玲、巴金等左翼作家對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書寫在不同程度上與之形成了對話關系，從而構成了內在于中國左翼文學的一條獨特的主體論線索。

九場分組討論結束后，研討會迎來尾聲。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系主任陳學然教授在閉幕致辭中對與會學者的參與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謝。他提到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在成立十周年之際，能夠得到眾學者的支持，是一件非常難得且值得感恩的事。在會議當中，學者對中國文學內與外的各個方面展開了深入討論，為未來研究提供了種種新的思路和方向。陳學然又回顧了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的發展歷程，提到學系還年輕，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各位學者無分內外的支持與合作。陳學然希望在未來的十年里，學系能夠更加蓬勃發展，繼續在學術上做出卓越貢獻。最后，陳學然再次感謝所有與會學者的支持，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合作機會，共同推動學系的進步與發展。至此，會議圓滿結束。

西貢文化考察集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