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

歡迎你穿越到1018年，大宋天禧二年，大遼開泰七年。

這一年的宋真宗，距離他的人生終點，只有五個年頭了。其實，要按歲數來講，他也不過才50歲，還不如我現在年紀大，但是，按照現代學者的研究，他們老趙家祖傳的心腦血管疾病，晚年容易中風。

這種病除了影響健康，對于皇帝這個職業來說，還會帶來一種麻煩，就是一旦中風，不會說話或者影響語言能力，臨終的時候，重要的話交代不出來，就會帶來非常兇險的政治局面。幾年后的宋真宗，還有后來連續幾朝的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的晚年，都會遇到這種情況。

老趙家的皇帝雖然養尊處優、錦衣玉食，但壽命還是不夠長，有材料說宋朝當時社會上層男性的平均壽命是64歲，而皇帝呢？平均還不到50歲。

剛才說宋真宗今年正好50歲，算是剛剛過了宋朝皇帝的平均線。身體不好，他心里肯定也是有數的，所以就有一件大事要急著辦——趕緊把繼承人的問題確定下來啊，這是國本啊。

看過我們《文明之旅》前面節目的朋友應該知道，真宗皇帝這個時候只有一個兒子，就是后來的宋仁宗，這個時候才8歲。

你可能會問，皇帝只有一個獨子，有什么必要非得立皇太子？

可以設身處地地想幾件事：

第一，立皇太子，是朝廷正式的典禮儀式。等于是皇帝生前親手安排了權力交接，新皇帝皇位的合法性和穩定性要強了很多。

第二，立了皇太子之后，距離他正式接班，雖然還有一段時間。但是這段時間，可以光明正大地培養這位候任皇帝的權威。大臣們也不會疑心，皇帝是不是還有啥別的想法，也會大大方方地在心理上和行動上服從皇太子的權威。

第三，更重要的是，立了皇太子之后，就可以大大方方地為皇太子配班子了。我們讀古書的時候，看到什么“東宮”“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這些名詞，其實都是圍繞太子建立的班子。

所以，1018年，真宗皇帝既然覺得自己身體已經不行了，那就確實要立太子了。但有意思的是，這個事，皇帝不提，大臣們也不好提。

這個好理解。皇帝畢竟還活蹦亂跳的，一個大臣突然提立太子的事兒，這跟對著皇帝說“你沒幾年活頭兒了”，也差不多。在歷史上，大臣這么直眉瞪眼跟皇帝提立太子的事，通常都會掀起軒然大波。以后我們聊到岳飛，聊到明神宗的時候，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你可能會說，大臣不提，皇帝自己提不就是了嗎？

這個不是不行，但是不符合中國皇帝制度的內在特性。中國的皇權，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君主制度，合法性的來源不是單一的，武力得強，上天得有安排、還有歷史、文化的傳統，等等加總。其中有一條，就是皇帝應該是被擁戴的。你看，所有皇帝，哪怕是篡權上位的，也必須搞一個“三推三讓”：

——啊我不行我不行，我不配我不配。

——哦，非得是我啊？

——好吧，我勉為其難。

這一套流程總是要走的。

就連袁世凱，那么想當皇帝，最后的儀式上也得讓一讓。第一，讓滿清的皇帝溥儀，要不你來？你不要？哦，那讓第二位，明代老朱家的后裔，要不你來？哦，你也不要？那讓第三位，孔子的后裔，要你來干皇帝？你也不干？哎，行吧，看來只能我了。

回到真宗的兒子，雖然父死子繼天經地義，要是還能有一個天下推戴的流程，那就更完美了。

但是，大臣們不敢提，皇帝不方便提。這事兒在邏輯上就杠住了。每當到這個時候，就必須有聰明人站出來破局。這個人今年就出現了。他叫陳執中。

陳執中本來在廣西梧州當地方官，給皇帝遞上了自己寫的一篇論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要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幾件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早定天下根本，說白了，就是要“立太子”。你看，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不是直眉瞪眼地說立太子的，是說一個大題目，然后把立太子這事塞在里面；不是指著當今皇帝說的，是說一個古今的通理，至于接不接這個話頭兒順著往下說，那就看皇帝本人了。這是一個進退自如的策略。

臺階有了，真宗果然就往上走了一步。

第二天上朝的時候，真宗皇帝先掏出陳執中的一篇文章給大家看，群臣都說，寫得好。真宗大手一指陳執中，說他袖子里還有篇更好的！陳執中就從袖子里掏出來了那篇說要立太子的論文。真宗說，你們再看看這一篇。然后就非常親切地單獨找陳執中聊天，還馬上給他升了官。

那群臣也不傻，馬上上奏章請立太子，然后按照老規矩，三推三讓，客氣了三次，9月，終于立了皇太子。真宗皇帝辦成了一件大事。

我看這一年的史料，真宗皇帝是馬不停蹄地為皇太子做各種安排。給太子配班子，大才子晏殊，就是這個時候進了宋仁宗的班底；安排大臣們拜見皇太子，為太子制定各種禮儀；讓皇太子去拜謁玉清昭應宮等等。你看，這是全方面地培養太子。

在所有這些動作中，其中有一項是真宗皇帝的特色，就是不斷地寫詩文，當眾賜給皇太子。比如這一年的10月，真宗皇帝寫了一篇《元良箴》，賜給皇太子，內容大意就是怎么當好一個合格的皇太子。“元良”就是指太子。又寫了詩，賜給太子的手下。翻過年去，真宗皇帝又寫了一篇《勸學吟》，賜給太子。這些動作的意圖很明顯，既是培養太子，也是給天下人看，在任皇帝是怎么把合法性一點點地傳遞給繼任皇帝的。

你可能會說，慢著，這篇《勸學吟》聽著有點耳熟，這是不是就是那篇著名的《勸學詩》啊？就是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那篇？

這是宋代歷史上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很愛寫詩的宋真宗，到底是不是寫了這一篇《勸學詩》呢？這一期《文明之旅》，我們就聊一聊這個話題。

一口叫《勸學詩》的鍋

你要是在網上搜一搜，很多資料，甚至是正式出版物里，宋真宗名下真的有一首《勸學詩》。你可能熟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但是并沒有讀過這首詩的完整版，那我先給你念念：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你看，一千年前的詩，也可以寫成這種大白話——“要想有錢，有房，有車，有美女，好辦啊，讀書啊，考科舉啊”，就這么直言不諱，就這么樸實無華。真宗皇帝一輩子愛寫詩，他自己肯定沒想到，他流傳后世最著名的詩，居然是這么一首《勸學詩》。

但是，很遺憾，這首詩真不是宋真宗寫的。這不是我的結論。學術界有很詳盡的考證。今天我們都不展開了。我們就說一點：這個假，其實是所謂的“一眼假”。就相當于你看到一個瓷器，主人非說是元青花，你翻到底兒上一看，上面寫著“微波爐專用”，那還用看什么器型、紋飾、胎底、釉色嗎？

為什么這么說呢？前面我們講，宋真宗確實寫過一篇《勸學吟》。但那是寫給皇太子的啊。他會拿房子、車子、錢財和美女來誘惑皇太子好好讀書嗎？所以，肯定不是史書里說的宋真宗寫給太子的那一篇。

那有沒有可能是他還寫了另一篇呢？也不可能。因為其中的價值觀，和儒家的正統價值觀的差別太大了。如果是法家，拿錢財、爵位誘惑老百姓就范，還有可能。儒家講究的是禮法秩序，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

你為什么讀書？為什么考科舉？標準答案就是宋代張載提出的“橫渠四句”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雖然張載是1020年才出生，但是儒家的價值觀，在宋代初年也是非常清楚的。你可以說儒家虛偽，但是儒家絕沒有那么庸俗。

宋代的時候，就有士大夫罵這幾句話：什么“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樣的人帶著這樣的目標讀書，真要是中了舉，當了官，那什么壞事干不出來？這也從側面證明，至少在宋代的時候，沒人覺得這句話是宋真宗寫的。要是他們明知道這是本朝先帝說的話，即使不同意，也不可能把話說得這么難聽。

歷朝歷代的正經儒家士大夫，說起這首《勸學詩》都是痛心疾首的。舉個例子，比如明代的戚繼光就說，小孩子剛剛開蒙學習，正好是善惡未定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教他們這個？讓他們為了利、為了勢，甚至為了女色去讀書？這種話一旦聽到耳朵里，將來想讓他們長大了做圣賢，就難嘍。人的心術壞掉，就從這首詩開始。

到了清代的時候，甚至有人說，你看宋代為什么滅亡啊？為什么世道人心壞掉啊？都是因為真宗皇帝親自寫了這首《勸學詩》啊。

聽到這里，宋真宗要是天上有靈，一定會大呼冤枉，那真是棺材板都要摁不住了。他這輩子都以儒家的圣君自詡，沒想到這種詩居然套到了自己頭上；他這輩子都愛寫詩，沒想到流傳到后世名氣最大的居然是這一篇；他這輩子搞東封西祀、神道設教，這事其實知道的人并不多，沒想到最后留在歷史上最大的污名，居然是一首他從來沒寫過的詩。我都替他老人家覺得委屈。

那你說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冤案呢？

我想，應該有一淺一深兩個原因。先說淺的。

宋代之后，出版業發達，出現了專業的出版商。那文化產品，就不只是文人表達自己的作品了，還可以是出版商用來牟利的商品。當時也沒有什么著作權、名譽權之類的觀念，所以就出現了那種專門假托名人的書。誰名頭大，就說誰寫的；說誰寫的好賣，就說誰寫的。

比如南宋的時候有一本書，蘇東坡注解的杜甫的詩集。兩大IP聯手，這書賣得能不好嗎？但是，這本書是偽作。

宋真宗皇帝的冤案也差不多。《勸學詩》之所以流傳那么廣，就是因為一本叫《古文真寶》的書。這是元代開始流行的一部兒童啟蒙讀物。到了清代之后，這本書在中國幾乎絕跡了，但是在日本和朝鮮流傳非常廣。這本書開篇就用了所謂的宋真宗《勸學詩》。編書的書商為什么這么干？這樣的一本童蒙教材，顧客為啥要買？因為將來要考科舉。那誰勸人讀書最權威？當然就是皇帝。

皇帝都說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還不好好學？反正元朝的書商，肯定是不怕讓宋朝的皇帝背黑鍋啊。好多代人一上學第一篇課文就學的是這個，宋真宗的這個冤啊，真是冤沉海底、百口莫辯啊。

淺的原因，就說到這里，是早期印刷文化的一種亂象。那深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科舉制度的一種必然了。

科舉是一根超級杠桿

前面我們說真宗皇帝：一首格調不高，價值觀扭曲的《勸學詩》，居然被書商張冠李戴到了他的頭上，真冤。但是，換個角度，往深了說，從科舉史的角度來說，其實也不冤。

道理很簡單：就是他宋真宗，讓科舉走向了大眾啊。

科舉考試的三項黑科技，都是在真宗這個時期成熟的。第一項，“鎖院”，就是朝廷一旦確定這次科舉考試的主考官之后，他就不能回家了，直接送到考場。防止主考官被權貴買通。這是太宗朝立下的規矩，真宗朝繼承了；第二項是“糊名”，就是把考生在考卷上的名字給糊上，等成績出來了再拆封看這張卷子是誰的，防止串通作弊，這是在真宗朝的1007年全面實施的，我們直到今天還在用；第三項是“謄錄”，就是要有專門人員謄抄考生的試卷，防止考官認出考生的筆跡，這也是在真宗朝實施的。

那你說，這三項制度的本質是什么？表面是為了公平，但其實還有更深的用意。它等于是在告訴天下所有的人：朝廷考試，只會低頭看卷面，絕不抬頭看你這個人。

你想，這也是挺奇怪的。本來朝廷選用官吏，應該是全面考察一個人，德、智、體、美、勞，甚至是容貌、談吐、家世，都得看啊。但是宋朝的這套科舉制度就是在堅定地傳遞著一個信號：不要怕自己沒有關系，也不要怕自己沒有見過世面，什么年紀歲數、長相顏值、社交能力，一概不是障礙。別怕，誰都可以來考，只要卷面成績好，就可以中進士、當大官。

皇帝能不知道這樣做的代價嗎？當然知道。這樣選拔上來的官員，不見得是好用的官員。但是，換來的是什么呢？是讓科舉考試變成了一個全民游戲。既然是全民游戲，社會各個階層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價值觀來參與游戲。所以，《勸學詩》里出現了對科舉考試的庸俗理解，什么“書中自有黃金屋”，什么“書中自有顏如玉”，也就不要奇怪。

不是有那么一句話嗎？“一個真正的領導力高手，在團隊里，要統一的不是共識，而是目標”。對，皇帝要的，不是大家對科舉都有一樣的看法，而是全天下的讀書人都有一樣的目標。至于為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就不強求了。

你看，這是宋代初年皇帝的選擇。宋真宗親自設計了一個精妙的游戲，最終卻反殺到他身上，似乎也不能算特別冤。

好，宋真宗冤不冤這個問題，我們先放下。這個話題其實還可以再推進一步：你不覺得奇怪嗎？朝廷用那么一點點的利益誘惑，就能讓全天下的讀書人都加入到這個游戲里來，這又是為什么呢？

我們先來算算賬，能夠考中科舉的人有多少畫？唐朝，290年間，一共錄取進士7448人，平均一年才20幾個人。而宋朝呢，320年，時間和唐朝差不多，錄取的正牌進士42561人，平均一年133個人。這個擴招力度已經很大了，但是，這么大的國家，一年也不過100多個人。后來的明朝和清朝，還不如宋朝呢。這兩個朝代都是不到300年時間，錄取的進士大概都是25000名左右，平均每年還不到100個人。

很明顯啊，考科舉中進士當大官，能玩通關的概率太小了。那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就像《勸學詩》里說的，把這輩子所有的對功、名、利、祿、財、色的期待，都押在科舉上面呢？一場勝利希望那么渺茫的豪賭，大家為什么還要賭呢？

科舉有多難？經常有人拿中進士比喻成考取清華北大。其實難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我就舉一個縣的例子，你感受一下：

有人統計過，湖南省長沙市的長沙縣，古代社會，平均每60年出一個進士，每7年出一個舉人。

但是到了新中國，同樣是這個長沙縣，平均每3年出一位院士。1977年恢復高考以后，考上清華北大的，平均每年超過2人。

如果不考慮人口基數，你會發現：別說中進士，在古代就是中個舉人，也比今天考取清華、北大更難。

現在你可能理解了：科舉制度是一項多么成功的制度設計了。僅僅放出了那么一點當官的名額，就讓那么多人在上面熬盡一生的心血。唐朝就有人寫詩說，“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太宗發明的這個辦法可真好啊，讓全天下的英雄在這個游戲當中沉迷到老啊，真是賺大了啊。對啊，科舉這根杠桿太長了，撬動的力量太大了，這確實是制度設計中的神來之筆。

那為什么會是這樣？原因當然很多很多。比如，中進士當官，收益實在太大；再比如，讀書人不參加科舉，出路實在太少，等等。但這些恐怕都不是根本原因。你就想啊，假設今天，有一種長生不老藥，這個利益誘惑夠大了吧？但是，如果說全國每年只有100顆，要通過一場公平的考試才能獲得。那大多數人想想，肯定還是算了。這個競爭也太激烈了，成功概率太低了，犯不上費那個勁嘛。

那就還有一個理解這個現象的視角：游戲設計的視角。設計一款電子游戲的目標是什么？就是用一點點利益，或者非常渺茫的勝利的希望，讓大量的用戶沉迷、上癮啊。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科舉其實就是一款古典時代的，不用插電的，非常成功的游戲。

游戲設計是一門大學問。你想，那是巨大的商業利益的刺激下，那么多聰明人反復研究出來的東西，智力含量很高的。但是基本邏輯也就是那些。比如要有清晰的、有吸引力的目標；要有持續的獎勵、積分和榮譽系統；要有良好的游戲界面和豐富的游戲體驗等等。咱們可以對照想想，科舉考試是不是也都有？

再比如，游戲設計里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要給獎勵，但是獎勵最好是隨機的。說白了，不能讓玩家有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獲。得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有時候顆粒無收，有時候大喜過望，獎勵是不確定的，玩家才容易上癮。請注意，這不是什么經驗，這是有深厚的心理學理論支撐的設計。如果不信，你可以去查一個詞，叫“斯金納的盒子（Skinner Box）”，你會發現，隨機獎勵，這是上個世紀30年代就已經有的心理學的學術成果，只不過現在用在了游戲設計里。

其實，你對照一下科舉考試，也是類似的。有一句話，叫“場中莫論文”，意思是考場里面沒有天理，文章水平高，不見得就能考得中。類似的說法還有“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決定考試成績的重要因素，前四個全部都是玄學，而讀書本身，只排第五位。但正是因為這種命運無常的感覺，讓一代代的讀書人飛蛾撲火，前赴后繼。你看，這就是隨機獎勵帶來的沉迷效應啊。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游戲設計必須給玩游戲的人以超強的掌控感。

玩游戲的人心里得清楚：雖然打通關、成大神很困難，但是從小白到大神、從青銅到王者的路徑是非常清晰的。路就擺在那里，只要你順著往上走，就有希望能到。

你看，科舉是不是也是這樣？從秀才到舉人到進士，成長路徑是清楚的。更重要的是，考試內容也是非常非常確定。唐宋時候，還有一些變化，到了明清的時候，就是四書五經。清代有人就給學生算了一筆賬：你們每天背300字，不過分吧？那你看，詩經四萬多字，你們100多天背完了吧？書經兩萬多字，你們90天背完了吧？等等等等，這么一算賬，怕什么？一共花690天，不到兩年時間，五經都能背完。just do it！背就是了。

你還別看不上這種確定性。今天中國的高考，跟古代科舉當然不是一回事，但跟科舉有一個地方是相通的，它很牛的地方，就是沒有難題怪題。這也是高考命題組最體現水平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學校長聊天，他就在高考命題組里面待過，他提到，就拿語文卷子來說，有一項很重要的命題原則，就是不能出最窮苦的孩子無法作答的題目。比如，高考考卷里就不能出現“冰激淋”。因為山村里的孩子可能真的就沒有見過冰淇淋。一個山村的孩子，只要有起碼的教科書和習題集，只要肯下笨功夫，也一樣能考取大學。

說到這兒，我們就明白了，科舉制度，哪里僅僅是什么考試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它還是中國古代皇權社會中維持最大程度社會共識的一個基本政治制度啊。

再回到我們本期節目講的《勸學詩》，它哪里是什么對科舉考試的庸俗理解呢？它是允許任何人帶著自己的理解踏上全社會有共識的一條競爭之路啊。

科舉制度的隱藏功能

今天這期節目，是從《勸學詩》入手，我們來看看科舉制度和中國社會之間的真實關系。

我們現代人思考問題，喜歡分門別類地去想。比如科舉屬于什么制度？是文化制度、教育制度、考試制度，還是政治制度？其實，只要這么分類去想，就有可能低估了科舉的價值。

有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氣質》，作者是美國的一名傳教士明恩溥，1890年寫的。這本書里講，中國人缺乏嚴密的組織，他們習慣于松散的社會狀態。傳統社會就這樣。但是，你別看整個社會背景一片模糊、混沌，里面有一根定海神針一樣的東西，那就是科舉。它有著極強的社會滲透性，將原本松散的、看似毫無關系的各個階層，牢牢地固結在了一起。

這么說有點抽象。我們還可以換一個視角，就是如果沒有科舉，那中國社會將會發生什么。現在我們是在公元1018年，我們往后跳躍1000年，來到公元1905年前后。當時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必須要廢除科舉，舉辦新式的學校，不然中國就沒有辦法完成啟蒙。這個判斷不能說錯，但是當時的人還是低估了廢除科舉的后果。

廢除科舉，能有什么后果呢？當時人能想象到的，無非是原來參加科舉的人，沒有了出路。

當時的雜志上，曾經透露出張之洞和慈禧皇太后之間的一段對話。慈禧本來是有擔心的：廢除了科舉，失掉了天下讀書人的人心怎么辦？

張之洞說，沒關系啊。分三種情況看：如果是比較年輕的，可以轉過頭來上新式學堂，學習新知識。如果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呢，還可以在新學堂里當老師，傳統的知識也需要傳承下去啊。至于歲數大的，五六十歲的人呢，反正歲數也大了，想必也不愿意再考了。就算了唄？所以，關于失去讀書人人心這一條，不足慮。

慈禧太后一聽，那好吧，既然張之洞這樣科舉出身的人都想好了要廢科舉，那就干吧。聽起來好像考慮得很周到。但是廢除科舉的后果，還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我們就從張之洞的那段話說起，是不是歲數大的人，反正考取科舉對他們也沒有什么意義了，所以，廢除科舉對他們沒有什么影響呢？這話大錯特錯。

科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可以像電子游戲那樣，可以隨時重來，就是玩游戲的人經常說的“save/load大法”。我可以存儲進度，這次不行，下次再來，我一輩子都有這樣的希望。舉個例子，整個大明朝的科舉，您猜猜，是19歲以下上榜的考生多，還是80-歲以上上榜的人數多？擱到今天，活到80，生活還能自理就已經算是讓家里人省心了吧？有一份學者研究的數據，就拿福建一個省來說，不僅后者上榜人數比前者多，而且是多出將近兩倍！后者一共上榜84人，前者一共上榜43人。

看出來了吧？老人家還有機會，激勵的可不是老人，而是所有人。

宋代的科舉制度里有一個獨特的制度。如果你通過了地方上的州試，但你就一直考不過禮部的省試，都考成老頭兒了，那皇上開恩，專門給你們這些老考生單開一種容易的考試。考取了，也是進士，不過是叫“特奏名進士”。這種進士，在官場上當然沒有前途了，但好歹也是一個安慰獎。話說，后來的宋神宗年間，一位七十余歲的老儒，在特奏名殿試的試卷上就寫：“臣老矣，不能為文也，伏愿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誒，就這樣，也能錄取。

如果我是一個年輕的考生，看見這樣的案例，心里就會想，努力吧，即使一輩子考不取，也還有特奏名這樣的機會，朝廷厚道啊，還是給兜了個底啊，不至于到最后血本無歸。

所以，廢除科舉的第一個連鎖反應，不僅是老人沒了希望，而是所有讀書人都再也看不到那個可以穩步上升的臺階了，是所有人的人生希望之光都暗淡了一點。

那接下來的連鎖反應呢？我手里這本書，是歷史學家羅志田老師寫的《權勢轉移》，其中引用了一段當時人的話：

“過去鄉村中，秀才先生或書塾老師有極大的潛勢力。他是一鄉中的審判者，一鄉中的號令者，一鄉中的指揮者；他是一鄉中所‘佩服’的人；假如這位秀才先生或鄉塾老師，果真是道德高尚，則他的話差不多即可成為號令。”村中如有爭議，“往往請求他去批判”；有“新事情發生了，則一般民眾大都不約而同去聽受他的意見”。

是的，我早年當記者到農村去采訪的時候，還能遇到類似的場景。來記者了嘛，村長在家里請我們吃飯，還必須得把鄉村小學的校長叫上。那就是村里的讀書人，是享有一份鄉土威望的人。

從這個場景，你也可以看出來，對一個讀書人來說，科舉制度的價值，不僅僅中進士當大官那點終極誘惑，只要你是一個讀書人，哪怕只有最初級的功名，只是一個秀才，在自己鄉村里就可以受到非常的尊重。就像我們熟悉的段子，范進中舉，為什么高興成那樣？將來是不是能當官發財，眼下談不上，但至少自己的老丈人不敢再看不起自己了，自己在鄰居中的地位馬上提升了。這是非常現實的收益啊。

而科舉一旦廢除，鄉村里最受尊重的讀書人的聲望，馬上就矮了半截。要讀書的人，也不待在鄉村里了，而是要進城里的學堂。梁漱溟先生在1929年調查過江蘇江寧縣的情況，縣里的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占比82.2%，但是奇怪，在離開江寧縣的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僅占比63.9%。這說明什么？說明農村的讀書人在往大城市跑啊。那鄉村里的秩序怎么維持呢？“大自然厭惡真空”啊，自然有人來填補這個秩序的空白，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農村大規模出現土豪劣紳的其中一個原因。你看，這也是廢除科舉的連鎖反應之一。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連鎖反應是：中國的基層教育崩潰了。

還是這本《權勢轉移》里的材料：民國初年，山西五臺縣永興村的鄉民說：

民國的書房，真是討厭！娃們念的書，今年這樣，明年那樣，換的真熱鬧，也不見念成一個。看人家前清時候，書房里念的書，不只是哥哥念了兄弟還能念，就是爹爹念了兒還能念，爺爺念了孫子還能念哩。書老不換，人家還進秀才、中舉人；現在書倒換的勤，也不見念成一個呀！

你聽聽，這是當時底層老百姓真實的聲音。這說明什么？說明教育的成本大幅度上升，而教育成果的確定性大幅度下降了。

是，四書五經，確實因循守舊，但是窮人家置辦一套書的成本沒有那么高啊。有人算過賬，窮家小戶，湊錢買幾本書，辦個私塾，硬投入不過10兩銀子。所以，在那么貧困的古代社會，中國的教育能那么普及。從這個角度上說，科舉制度，其實是一個全民動員全民投資的教育普及運動。后來新式教育來了，辦成一個科目齊全的學校，那可就貴了，不是鄉村社會負擔得起的了。

那就自然會出現兩個結果：第一，教育沒法民間自己辦了，必須國家來辦。學校雖然更豪華了，但是全民總體的教育投入其實是下降了。第二，國家要辦好學校，也只能集中資源在城市里辦，當時中國基層鄉村的教育反而衰落了。

1926年的時候，革命家彭湃寫了一份《海豐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面就說，二十年前，村里還有穿著“六寸鞋”的斯文人，現在別說六寸鞋，連穿鞋的人都絕跡了。

你看，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后，中國不只是更換了一種教育體制、人才選拔體制而已，而是拔掉了用一千年的時間才形成的穩定全社會的定海神針。當然，我這里并不是說“廢科舉”不對，而是說，它的影響遠比當時的人以為的要深遠。

今天我們是從《勸學詩》入手，跟你聊了科舉制度。

這首詩，看起來很庸俗，什么“黃金屋”，什么“顏如玉”，一點也不高級。但是——

一個讀書人，帶著升官發財娶美人的想法，開始自己的科舉之路，結果百煉成鋼，最后成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一代名臣，不正常嗎？一個當兵的，最開始可能只是為了當兵吃糧，不至于餓死，結果百戰功成，最后成了殺身成仁的民族英雄，不可能嗎？

一個成功運轉的制度，從來不會排斥人類的那些隱秘欲望，相反，它會直面這些欲望，始于尊重、進而接納、終于提升。各式各樣的人都可以帶著各自的小心思，哪怕是庸俗的心思，加入到這個有著民眾共識和宏偉目標的游戲里來，然后各得其所。

一種文明變得越來越偉大，不會是因為它在道德上越來越潔白無瑕，而是因為它越來越有能力保護、尊重和發展更多的人。在中國科舉制度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文明光芒。

在《文明之旅》的公元1018年，我們為宋真宗辨白冤枉，《勸學詩》真的不是他寫的。同時，我們也想告慰宋真宗說：就算你被冤枉了，也沒事，因為這就是經你改良之后的科舉該有的樣子。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咱們公元1019年再見。

參考文獻：

原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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