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落之城的陷落

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五月五日深夜，困守國都晉陽的北漢末代皇帝劉繼元開城投降，五代十國中的最后一國落幕。趙氏皇帝終于實現了昔日“先南后北”的統一構想，半個世紀的亂世隨之結束，歷史將迎來陳寅恪先生所謂華夏文明演進的“造極”時代。

遺憾的是，晉陽城沒能見證這一黃金時代。

開城四日后（十日），宋太宗趙光義下令“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并將城中僧道和富戶遷至洛陽。又八天后（十八日），趙光義“幸太原城北，御沙河門樓。遣使分部徙居民于新并州”，旋即命令“盡焚其廬舍，民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眾”。次年四月，太宗又下令，“壅汾河、晉祠水灌太原故城”。（《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〇）

經過火燒水淹，一千四百余年的北方名都徹底消失在地平線。半個多世紀后，歐陽修出使河東，他在《晉祠》詩中描述的晉陽故地已是另一番景象：

古城南出十里間，鳴渠夾路何潺潺。

行人望祠下馬謁，退即祠下窺水源。

地靈草木得余潤，郁郁古柏含蒼煙。

并兒自古事豪俠，戰爭五代幾百年。

天開地辟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

頑民盡遷高壘削，秋草自綠埋空垣。

并人昔游晉水上，清鏡照耀涵朱顏。

晉水今入并州里，稻花漠漠澆平田。

這首詩作于“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慶歷四年（1044）。行人下馬拜謁的祠堂和渠中的潺潺泉水，就是李白曾贊美的“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晉水從晉祠之畔發源東流，主要分為兩支，南支徑直東流注入汾水，居于其北（陽）的城池由此得名“晉陽”，北支則經由大名鼎鼎的智伯渠（傳為春秋末年智伯裹挾韓氏、魏氏水灌晉陽城時所鑿）向東北流入城中，入城之門由此得名水門，又名水窗門，（《永樂大典》本《太原志》）李白大概就是由此攜妓“浮舟弄水”，向西南郊的晉祠駛去。

唐北都推想圖（尹鈞科《唐北都太原初探》）

李白與歐陽修不僅游覽路線完全相反，見到的景象也天差地別。在李白的時代，晉陽經歷東魏、北齊、北周、隋、唐的踵事增華，發展為東、中、西三城并列“汾水貫中城南流”的“天王三京”“雄藩劇鎮”。（《秋日于太原南柵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而歐陽修循著智伯渠北行，見到的已是一座廢墟。

晉陽化為丘墟，對北宋而言則是“凱旋”。趙匡胤在位期間，北宋相繼消滅南、后蜀、南漢、南唐，版圖只余北漢一隅。太祖曾兩次親征晉陽，皆無功而返，后暴崩于第三次北伐發動之初，其弟趙光義在“燭影斧聲”的疑云中繼位，立誓“太原我必取之”。太平興國四年的圍城，既是北宋第四次征討北漢，也是第三次御駕親征，即歐陽修所謂的“再駕”。

北征前夕，太宗也難免惴惴不安，私下里召樞密使曹彬來問：“周世宗及我太祖皆親征太原，以當時兵力而不能克，何也？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

晉陽，難道真是不落之城？

戰事進行得異常慘烈，御前護駕的數十萬弓弩兵一刻不停地輪班發射，“每詔給諸軍箭數百萬，必頃刻而盡”，“矢集太原城上如猬毛”，“矢石注洞屋如雨”。名將呼延贊時任鐵騎軍指揮使，攻城時沖鋒在前，剛要登上城頭就被守軍擊落，如此“及堞而墜者數四”。（《宋史·呼延贊傳》）

晉陽易守難攻，確實與“城壁堅完”有關。據中唐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縣圖志》，晉陽城與晉陽宮墻皆高四丈（11.8米），《新唐書》也說晉陽城高四丈，而晉陽宮比晉陽城還高八尺。隋唐兩京中最為宏偉的洛陽，其皇城墻也不過三丈七尺（近11米），只有宮城高達四丈八尺（約14米），若晉陽宮高四丈八尺，則與洛陽宮并駕齊驅，若高四丈，則僅次于洛陽，仍高于三丈五尺的長安宮城。正是依賴這一城防條件，晉陽成為安史之亂時“三京”中唯一沒有淪陷的都城。

晉陽古城西城墻夯土遺址（筆者攝）

既然宋軍已經在五月七日“毀太原舊城”，為何又要在十八日“盡焚其廬舍”？隨著晉陽城化為灰燼，這個問題已永遠無法解答。同樣蹊蹺的是，趙光義登臨北城、居民強制遷徙與火燒晉陽發生在同一天內，盡管有朝廷出面組織（“遣使分部”），但仍發生“焚死者甚眾”的慘劇，這似乎說明，焚城的念頭是在某種情緒作用下突然涌現的。

晉陽城的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趙光義登臨的城北門樓正是全城的制高點所在，不僅晉陽城盡收眼底，甚至可以眺望遙遠的洛陽。從北魏的爾朱榮到東魏的高歡，從隋末的李淵到五代的李克用、石敬瑭、劉知遠，“晉陽之甲”曾一次次以居高臨下之勢席卷河南，使洛陽觸手可及。

或許，那天趙光義在晉陽城樓上也看到了汴梁？

凝視一座廢墟

自先秦以來，勝利一方將敵國的都邑人口遷徙擄掠、城郭建筑滌蕩銷毀從而“墟其國”者不可勝數，“頑民盡遷高壘削”的故事在十六國北朝更史不絕書。

北魏分裂后，舊都洛陽淪為戰場，侯景在河橋之戰“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資治通鑒》卷一五六）武定五年（547）楊衒之重返洛陽時，那里已經“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于荒階，山鳥巢于庭樹”。（《洛陽伽藍記·序》）北周滅齊后不久，駐扎在北齊故都鄴城的相州總管尉遲迥一度聯合舊北齊勢力叛亂，時任大丞相的楊堅為絕后患，下令焚燒鄴城，“移相州于安陽，其鄴城及邑居皆毀廢之”，（《周書·靜帝紀》）九年后，隋平陳，隋文帝故技重施，將六朝古都建康“平蕩耕墾”，（《隋書·地理志下》）夷為平地，于是“建康為墟”。

然而，長期作為霸府別都的晉陽竟成為一個異數，不僅躲過毀城噩運，而且成為隋初僅次于京師長安的“大都邑”。（《隋書·經籍志四》）《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晉陽城規模稱：

府城，故老傳晉并州刺史劉琨筑。今按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左傳》言董安于所筑。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高齊后帝于此置大明宮，因名大明城……城高四丈，周回四里。又一城南面因大明城，西面連倉城，北面因州城，東魏孝靜帝于此置晉陽宮，隋文帝更名新城，煬帝更置晉陽宮，城高四丈，周回七里。又一城東面連新城，西面北面因州城，開皇十六年筑，今名倉城，高四丈，周回八里。

府城和三座小城構成了一個層累堆疊且不曾中斷的城市史脈絡，從趙簡子家臣董安于肇建城池，到歐陽修聯想的“戰爭五代幾百年”，它承載了春秋至隋唐的歷史遺產，但并不屬于其中任何一個王朝或君主，而是銘記了無數個事件與人物。在中國歷史的上半場，晉陽城一次次成為高光時刻的歷史舞臺，最終，它本身也化作了這段漫長歷程的記憶豐碑。

晉陽府城三小城推測圖（愛宕元《唐代地域社會史研究》）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晉陽城的“秋草自綠埋空垣”才顯得格外殘忍。如巫鴻所說，與建立在宏偉石質結構建筑遺存上的歐洲廢墟觀念不同，古代中國對廢墟的理解是建立在“取消”這個觀念之上的：“廢墟所指的常常是消失了的木質結構所留下的‘空無’，正是這種‘空無’引發了對往昔的哀傷。”（《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

秀榮（今山西忻州）人元好問就曾凝視這座“空無”的昔日首府：

西山萬古壯陪京，一日汾流入廢城。

浩浩市聲爭曉集，畇畇原隰但秋耕。

晉公老去詩仍在，越石亡來恨未平。

千尺浮圖暮煙底，瓦盆濁酒為誰傾。 

此詩題為《太原古城惠明寺塔秋望》，與歐陽修一樣，元好問也是在秋天走入這座廢墟。

登臨晉陽古城西墻東望（筆者攝）

晉陽西側從屬于呂梁山系的一段山脈稱為西山，大致呈東北-西南走向，近些年考古學者逐漸探明晉陽古城的城垣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南北向城墻及重要建筑遺跡軸線全部呈北偏東18度。考慮到六朝建康城北偏東24.6度的中軸線正與城西長江的流向平行，（張學鋒《所謂“中世紀都城”：以東晉南朝建康城為中心》）晉陽城的傾角應該也與西山山脈和汾河故道的走向相平行。經過東魏以來歷代的經營，西山已成晉陽郊外盛景，有蒙山開化寺、龍山童子寺、天龍山寺等十余所石窟及寺，敦煌石室發現有三藏法師《題童子寺五言》云：“西登童子寺，東望晉陽城。金川千點淥，汾水一條清。”西山與汾河之于晉陽，正如邙山與洛水之于洛陽，鐘山與大江之于建康。

晉陽古城城垣分布（《考古簡報》）

東晉建康城復原圖（張學鋒）

西山與汾河亙古不變，但元好問目睹的陪京已經是一座廢城。觸發懷古之情的是惠明寺里的一座舍利塔，又稱阿育王塔。此塔建于隋文帝仁壽年間，太平興國四年焚城時毀于大火，據說后來廢墟上常有“靈光”顯現，于是宋真宗下令重建木塔，高二百七十尺，咸平二年（999）木塔毀于雷電，四年后，朝廷主持重修，改建為磚塔，高一百五十尺，時任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的呂惠卿為之撰寫塔銘。在碑銘中，呂惠卿頗顯心虛地對舍利塔的屢建屢毀給出解釋：

唯我太祖皇帝以天授人與，既來四方矣，而劉氏獨據太原，當是時，舉天下之力以定一國，宜無不克者，而承鈞以漢祀為辭，則終其身不為之加兵。至乎繼元迷不知變，我太宗皇帝親討不享，城雖被拔，猶且力拒，亦為之卻師以開其降，遂脫一國之民死，則我一祖一宗之至德深仁亦曠古之罕見者也。則我有宋國祚之長遠，雖與佛日照臨于無窮豈不宜哉！

在呂惠卿看來，太祖“舉天下之力”三征北漢不克，不是不能，而是有心保全北漢宗廟香火，北漢投降前夕，太宗親自在城南督戰，彼時“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據說太宗擔憂軍隊失控屠城，“因麾眾少退”，（《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〇）此即所謂“脫一國之民死”。呂惠卿認為，正因為一祖一宗對太原“至德深仁曠古罕見”，所以大宋國祚無愧于“與佛日照臨于無窮”，惠明寺塔的屢毀屢建就是明證，隨著易于受災的木塔改建為堅固的磚塔，這一見證將永遠矗立在晉陽故城。

遺憾的是，改建后的磚塔又在元末毀于戰火，明初重建時改為磚砌藏式喇嘛塔，后經清代維修留存至今。在近代移入晉祠之前，呂惠卿撰寫的塔銘一直存放在舍利塔旁，元好問一定讀過。事實上，元好問的另一首長詩就是對呂惠卿歷史敘述的徹底反駁：

惠遠祠前晉溪水，翠葉銀花清見底。

水上西山如臥屏，郁郁蒼蒼三百里。

中原北門形勢雄，想見城闕云煙中。

望川亭上閱今古，但有麥浪搖春風。

君不見，系舟山頭龍角禿，白塔一摧城覆沒。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鏃。

汾流決入大夏門，府治移著唐明村。

只從巨屏失光彩，河洛幾度風煙昏。

東闕蒼龍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

不論民居與官府，仙佛所廬余百所。

鬼役天財千萬古，爭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來苦。

南人鬼巫好禨祥，萬夫畚鍤開連岡。

官街十字改丁字，釘破并州渠亦亡。

幾時卻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晉陽。

廢墟之旅又一次從晉水與晉祠（惠遠祠）開始。望川亭在晉祠懸甕山（西山諸峰之一）上，傳說始建于北齊。西山是眺望晉陽城的絕好處所，北齊文宣帝曾登西山童子佛寺望并州城，問曰：“此何等城？”侍臣回答：“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北史·唐邕傳》）而元好問在山上望到的，只有春風中搖曳的麥浪，“故宮禾黍”這一經典的廢墟意象在晉陽得到了極度貼合的重現。

在元好問看來，北漢的投降并非無血開城，劉繼元（薛王）雖降，但晉陽百姓不肯降，仍以屋瓦為武器抵抗到底，而晉陽大火則是赤裸裸的報復。來自南方的征服者迷信鬼巫禨祥，焚毀晉陽仍不罷休，像傳說中秦始皇開鑿秦淮河以泄斷“金陵王氣”一樣，征發“萬夫畚鍤開連岡”，不僅如此，在汾河東岸唐明村上新建的并州城（即今日太原舊城的前身）又一律將十字街改為丁字路，目的是徹底“釘破”并州龍脈。晉陽的毀滅沒有換來趙光義與呂惠卿所期待的“國祚無窮”，恰恰相反，中原北門頓失“巨屏”，河洛腹地向契丹與女真洞開，北宋終于與并州同歸于盡。

值得注意的是，兩首詩都提到了舍利塔的崩毀——“千尺浮圖暮煙底”“白塔一摧城覆沒”——這絕非偶然。前文已經提到，在元好問重訪廢墟時，舍利塔已被改建為更加堅固的磚塔，但在元好問的眼中，這座新塔宛如不存在。事實上，這類“反事實”敘述在詩中比比皆是，北漢百姓在開城后的繼續抵抗與“釘破并州”之說不見于任何史籍，很可能是經由詩人進一步演繹的某種民間傳說。盡管于史無據，但它承載了一種與北宋官方截然相反的歷史記憶，在這種記憶里，晉陽從未被征服，更不會隨著舍利塔的重建而被征服者所利用，因為真正的惠明寺塔已經在晉陽大火中徹底消逝。

阿育王塔（常盤大定、關野貞《中國文化史跡》）

阿育王塔今貌（筆者攝）

何處讀殘碑

目睹遺跡對于懷戀并州鄉梓的元好問來說是無比殘酷的，這種情感與明清鼎革后張岱目睹西湖慘象時的崩潰情緒有相通之處：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涌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尚得完全無恙也。

與張岱一樣，元好問也不止一次地在夢中重建晉陽，不同的是，張岱畢竟見過西湖最美好的樣子，故而在目睹廢墟后“急急走避”，退而撰寫《西湖夢尋》，而晉陽在元好問出生前二百年已化為焦土，他只能“想見城闕云煙中”——一座被浮想承托的海市蜃樓。

張岱的著述傳承了古典中國的一種古老傳統，如楊衒之撰寫《洛陽伽藍記》一樣，通過文字承載回憶，使一座城市獲得不朽。遺憾的是，晉陽城永遠失去了這種可能，太平興國四年的大火不僅摧毀了城郭中的木構建筑，而且磨滅了與之相關的歷史記憶。

金朝大定年間《重修九龍廟記》碑載（嘉靖《太原縣志》）：

《丁氏談錄》云：“興國中，既克太原，遷其民畢出，萬炬俱發，一夕焚蕩，蔑有遺者，以故五代已前金石之文在故城者，悉無所得。”

《丁氏談錄》即《丁晉公談錄》，是北宋潘汝士筆錄宋真宗時權臣丁謂言談的一部筆記，多載太祖、太宗及真宗朝掌故，此書篇幅極短，《九龍廟碑》的引文不見于今本《談錄》，很可能是一條佚文。

據丁謂所說，不僅晉陽的宮闕府寺被“一夕焚蕩”，承載歷史記憶的金石碑刻也隨著“萬炬俱發”而被徹底毀滅。這一信息已經被考古證實。在晉陽西城墻“水窗門”附近探溝中，距離地表2.2米發現了大面積紅燒土層，其中夾雜大量炭粒，建筑遺跡疊壓在紅燒土下，正是火燒晉陽的遺跡所在。（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晉陽古城2002-2010年考古工作簡報》）近年考古學者又發掘了晉陽古城二號建筑基址，確定為唐五代佛寺遺址，在碑廊附近發現的碑刻碎石堪稱觸目驚心，保存稍好的一塊依稀可讀：“善之祥兼固□」□即隋之晉陽宮□」□特命良工塑北方」雄翼也武皇”。“武皇”即李克用，由此推測，佛寺的營建時間當不早于后唐，且其舊址與北朝至隋唐的晉陽宮有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太原晉陽古城二號建筑基址發掘報告》）

“隋之晉陽宮”殘碑（筆者攝）

拓本（《發掘報告》）

我們無從得知后唐的佛寺為何會建立在隋唐的晉陽宮舊址。據日本學者愛宕元研究，晉陽城內西北角的倉城是節度使府所在，很可能在晚唐五代“方鎮為國”的過程中被納為北漢的宮城，若如此，則倉城之東的晉陽宮舊址或許曾有所縮減，但也只是推測而已。

后人的茫然正是毀城者希望達到的效果。54塊殘石的破碎程度幾近于殘渣，絕非一般災害、倒塌或擊砸所能做到，這說明破壞者以徹底毀滅文字為目的，對石碑進行了不計人力成本的持續擊打。前文曾提到，宋軍對晉陽城曾進行兩次破壞，分別是五月七日的“毀太原舊城”和十八日的“盡焚其廬舍”，現在看來，前者針對的是城中的府寺宮觀，后者針對的是一般民居，“五代已前金石之文”的破壞應該在七日已經展開。

二號建筑基址殘碑（《發掘報告》）

許多承載晉陽城高光時刻的遺跡似乎都在宋元之際被歷史封存，比如蒙山開化寺大佛。據《北史》，北齊皇帝曾在晉陽西山開鑿大佛，“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如此巨像，卻在五代以后湮沒無聞，毫無蹤跡可循，直到1980年，文物工作者王劍霓才在文物普查時重新發現，佛首已經崩毀，即便如此，佛像殘高仍達46米，是北朝規模最大的摩崖造像。

蒙山大佛發現之初（李裕群《晉陽西山大佛和童子寺大佛的初步考察》）

蒙山大佛今貌（筆者攝）

學者對大佛的研究建立在一塊已經不存在的五代后晉《重修蒙山開化莊嚴閣記》碑之上，碑中稱：“據傳記，開化寺北齊文宣帝天保末年，鑿石通蹊，依山刻像”，李裕群推測，北漢碑所依據的“傳記”很可能是北齊后主天統五年（569）所立的《蒙山碑》，這塊石碑也已經不復存在。經過考古與修復，蒙山大佛已經作為景區向公眾開放，在大佛腳下的佛閣基址上，存有一對來歷不明的碑刻龜趺，其中一個風格頗有六朝韻味，可惜碑身已是一片虛無。

佛閣前的殘碑（筆者攝）

“殘碑”總引人無限遐思。顧炎武《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詩云：“相與讀殘碑，含愁吊今古。”今天的太原城已無北齊碑可讀，但仍不斷有人努力接續今古記憶之間的記憶斷裂，比如前文提到金代村民所立的九龍廟碑：

《晉陽志》云：“九龍廟在晉陽故城北郭，平晉縣西二十里，面汾水，負蒙山，左顧沃野，右挾崇墉，嘉樹結陰，柔桑環翠。鄉人有言曰：曩昔玄武之舊基也。太平興國四年，以城隳廢，悉被焚毀。既而班白好事者憫其除蕩，即于故處剏建九龍廟、風泊堂、西神宇各一。以其西有龍崗風谷，仰沾潤之德，畏皷動之威，及蠶繅之功，當世急務，邦人因而祠之，請謁祈禱，繼繼不絕。”按北齊武定初置晉陽、大明二宮，隋唐踵麗增華，北有玄德門，又北即玄武樓，樓下有門通城外，其玄武神昭然有自來矣。清河四年移晉陽縣于汾東，而城中置龍山縣。《志》云凡寺觀祠屋在太原境內，取其城中及郭外有古額，及故事可征、棟宇宏大者載之。

碑中引用的《晉陽志》未能傳世，從引文來看，很可能是北宋毀滅晉陽城后誕生的一部地理志書，其用意與《洛陽伽藍記》相近，希望盡可能記錄下晉陽尚有掌故可稽的寺觀祠屋，九龍廟就是其中之一。

據《晉陽志》作者對當地百姓的訪問，晉陽大火之后，幸免于難的斑白老人不忍晉陽宮北的玄武樓淪為廢墟，集結鄉人建起了九龍廟。但據后文所述，金朝皇統七年（1147），城北風谷河泛濫，廟被沖毀，三十年后，鄉人在術士的指導下擇地重建廟宇，遂立此碑。

九龍廟戲臺（筆者攝）

這同樣是一方不復存在的石碑，也是有關九龍廟的唯一早期文獻。按照金碑的記述，初建時廟內供奉的是“玄武神”，而到清代以后，一個新興的傳說逐漸占據主流，即廟中祭祀的主神是北齊神武帝高歡之妻、武明皇后婁昭君，這一傳說最終成為九龍廟對外宣傳的“定本”。從玄武樓的廢墟到九龍廟的興起，再到婁太后這位晉陽城昔日女主人的回歸，是一場持續千年的記憶接力，也是與晉陽大火的永恒對抗。

趙光義焚燒晉陽之際，西郊的晉祠也隨之被毀，經北宋官方主導重建的晉祠，所祭祀的神靈除唐叔虞外，新出現了一位“女郎”，自仁宗時代尊封為昭濟圣母后，圣母“喧賓奪主”，成為后世晉祠的主神。按照晉源地區的傳統習俗，舊歷七月初四至十四舉行圣母出行儀式，將神像迎至晉源城（建立在晉陽古城遺址之上）中諸廟祭祀，唯獨進九龍廟時規矩特殊，轎子必須倒過來，使圣母脊背朝前，倒著抬進廟，否則轎桿就會折斷。對此，人類學者張亞輝的解讀引人遐思：“不論九龍圣母究竟是誰，這個廟最初建立都和當地人對宋以前的晉陽故城的懷念有關系，圣母倒進九龍廟一事也說明，她的確對晉陽故城有某種難以言表的愧疚。”（《水德配天：一個晉中水利社會的歷史與道德》）

若以學界最為通行的時代分期而論，魏晉至隋唐為“中古”，北宋以降則步入“近世”，那么，晉陽城便是中古時代最后一座毀于戰火的都城級城市。近些年來，長安、洛陽、建康等古都的面貌逐漸清晰起來，一方面得益于考古進展的逐漸深入，另一方面則因為相關的文字史料頗為豐富，其中，漢魏洛陽城因有《洛陽伽藍記》傳世，已經可以畫出里坊分明的平面復原圖，但晉陽的情況則相形見絀。

或許很少有人了解，著名的流行歌曲《煙花易冷》的靈感就來自《洛陽伽藍記》。在哈佛大學《華語流行音樂》的座談會上，方文山說起初讀《洛陽伽藍記》的震撼：“那個年代居然有人用文字當作紀錄片。”遺憾的是，晉陽恰恰因文字記憶的損毀而永遠失去了紀錄片式重返現場的可能，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沒有任何人可以“重筑”晉陽——這種可能性已經與太平興國四年的那場大火一起煙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