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ice of Collapse：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崩潰的代價：小冰河時期和明朝的滅亡》），Timothy Brook（卜正民）著，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3年11月版

明朝的滅亡在中國史研究中是一個特別迷人的話題。明清易代的歷史過程中，有明朝內部錯綜復雜的政爭，有積怨已久、聲勢浩大的農民戰爭，以及滿洲軍事貴族集團的崛起。同時，一些長時段、深層次的因素也日漸為人們所關注。諸如經濟波動、氣候變化、瘟疫等因素都已經為歷史學家所討論。卜正民教授的新著《崩潰的代價：小冰河時期和明朝的滅亡》無疑是有關這一議題的新探索。

這部新著對明王朝崩潰的討論重心放在物價與氣候這兩個因素。“明朝是一個既有巨大繁榮又有巨大困苦跡象的時期，而價格使我們能夠講述這個故事。”（61頁）卜正民教授認為糧價的急劇波動主要發生在明代末年，這主要是由于“小冰期”的水旱災害造成的。通常所認為的日本、美洲白銀流入并沒有給十七世紀物價帶來劇烈的影響。

明清物價問題與“小冰期”在社會經濟史和歷史地理學當中都有頗多研究。我們所熟知的是，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啟后，歐洲冒險家套購日本白銀，開發美洲銀礦，以購買中國商品。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接近三百年中，白銀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并引發了物價上漲。這種物價波動，過去的經濟史研究亦未視作消極因素。相較于歐洲，這一時期中國的物價上漲更為溫和，全漢昇先生稱之為“溫和的通貨膨脹”，對市場發展有刺激作用。明清時期為人所矚目的江南市鎮發展，以及商品經濟的長足進步，都與此有關。

不過，要準確估算明代的物價波動良非易事。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缺少明代市場價格的連續記載。目前經濟史學家通常只能從官方檔案、地方志、文人筆記中搜集、抽取若干價格信息，將其整合為一組價格數據。這帶來的問題有兩方面。其一，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價格數據難以形成連續序列。文人筆記大多只是對物價作回顧式的描述，方志所記載的價格往往只能反映一個特定時期，而明代也缺乏如清代糧價雨水奏報單那樣連續的官方物價報告。

其二，這些價格與市場價格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事實上當我們說到物價時，有幾種不同的統計口徑。一種是零售價格，一種是大宗貨物價格，還有一種則是官方收購價格。文人筆記中記載的往往是作為個體消費者感知到的零售價格，不過其波動與大宗貨物價格大致是聯動的。但官方收購價格則更加復雜，我們通過方志與檔案所看到的官方定價往往只能是某個時期的靜態價格。同時還需要考慮到，官方核算收購價格時不完全依據市場行情，還要考慮很多其他因素。例如“一條鞭法”改革之后，江南各地所制定的徭役折價，往往是將州縣所需的經費核算成一個總額，再將這個總額均攤到人丁數據而形成。這就相當程度脫離了市場價格。

卜正民教授在本書中同樣意識到評估明代物價存在諸多困難。他更加強調刻畫社會情景中人們對于物價的感受，而不僅僅是作為數據的物價。例如他列出了十七世紀末一分銀子能夠購買的物品，這就呈現出那個時代日常生活的“實感”。本書還制作了一份很長的附錄以呈現各類日用品的定價，這對英文讀者當然是很方便的。從這種“實感”出發，卜正民教授注意到崇禎時期江南、華北都出現了糧價升高的記載，當時人們的相關記錄承載著悲切慘痛的情感。這種生活經驗更直接反映了物價波動給當時人帶來的劇烈沖擊。

崇禎時期物價波動的直接原因可能是連續的水旱災害，這些水旱災害又與“小冰期”問題相關。“小冰期”是在氣候研究與歷史地理學中已為學者所共識的概念。通常認為十三到十九世紀整個北半球都處于“小冰期”之中。相對于此前的時代，這八百多年時間中的年平均溫度更低，這當然也影響了農業分布，以及人群遷徙流動的方向。

明代末年中國經歷了小冰期中的寒冷階段，不少歷史地理學者也持有同樣的觀點。比如王日昇認為寒冷期從1550年持續到1644年，汪鐸等人認為寒冷期從1569年持續到1644年，張德二認為寒冷期從1571年持續到1644年。韓昭慶、張丕遠、趙文蘭等學者認為寒冷期從1620年持續到1644年。

在本書的第五章也討論了十七世紀的相關文獻記錄。明末清初江南士人普遍認為崇禎時期的災荒主要由旱災造成。卜正民教授認為當時人所觀察到的干旱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仍然應當歸結為小冰期中的寒冷階段。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寒冷干燥的天氣持續影響了農業產量，從而對當時的鄉村社會造成了嚴重影響。

不過近年來一個新研究對明清小冰期的冷暖周期提出了新的證據。劉炳濤（現任職于上海電機學院）的著作《明清小冰期：氣候重建與影響——基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研究》（中西書局，2020）提出了一個值得進一步檢驗的觀點：明末清初是整個小冰期中一個相對溫暖的時期。當然，因為目前的研究對這一個時期的氣候變化討論還不夠多，所以可能我們仍然需要更多的檢驗，才能斷定十七世紀中葉的中國，特別是長江三角洲處于什么樣的氣候。

劉炳濤復原冷暖周期的關鍵證據是花期時間。我們知道，植物開花時間主要是由年積溫決定的。所謂積溫是指植物在一定時間內其環境溫度的總和，實際測量中則是測量日平均溫度零攝氏度以上時的溫度總和。也就是說，如果一年的累計溫度達到一個臨界值，植物就會開花、成熟。例如南方水稻的中熟品種通常從播種到成熟的時間是一百天到一百三十天，積溫則需要零攝氏度以上的溫度累計達到兩千四百到三千三百攝氏度。如果春天過于寒冷，那么累積到這一溫度閾值的時間就會延后，從而影響產量與收獲時間。

反過來說，我們也就可以根據歷史文獻中記載的各種植物的開花時間，估算這些植物達到積溫要求的時間，從而推斷當時的天氣是更加暖和（更早達到積溫要求）或者更加寒冷（更晚達到積溫要求）。劉炳濤在研究中主要使用了《味水軒日記》和《祁彪佳日記》所記載的花期。《味水軒日記》的作者是嘉興人李日華（1565-1635），他官至太仆少卿，以書畫著稱，是風雅人物。他的日記從萬歷三十七年記載至萬歷四十四年，幾乎每年都詳細記載了當地各種觀賞花卉的開花日期，這就成為很好的物候資料。劉炳濤之前的歷史氣候研究者以及卜正民教授是著也都使用了這一資料。祁彪佳（1602-1645）是浙江山陰人，曾任江南巡撫，南明時期在清軍攻進杭州后自沉于湖。他在戲曲、園林方面都有很深造詣。其日記中在1631年至1645年期間詳細記載了每年梅雨季時間與各種觀賞花卉的花期。

總之，明清時期江南豐富的物候資料能夠幫助今人重建“小冰期”時代的冷暖周期。按照劉炳濤的推斷，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之后是“小冰期”中一個相對溫暖的時期，并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后期。

圖示依據劉炳濤著作提供的數據制作

推斷中國南方氣候的另一種重要指標是梅雨時間。入梅時間與梅雨持續時間則可以推斷當年的降水情況。劉炳濤同樣構擬了明代晚期長江中下游的梅雨時間，從這個復原能夠發現，梅雨時間異常的年份通常會出現嚴重的水旱災害。而在崇禎年間東南疾風明顯偏弱，使得梅雨時間異常，1636年到1644年期間的降水也因此明顯減少，發生連續旱情。

在物價與氣候的因素下，明朝何以崩潰？卜正民教授將論述角度放回到了具體情境中的個人。這個扮演歷史講述者角色的人是陳其德。陳其德生活于明代末年的浙江桐鄉，他的人生從萬歷初年直到崇禎末年，正好經歷了明王朝由“盛世”到“末世”。陳其德是典型的江南儒士，他所留下的著作《垂訓樸語》主要是一部儒家道德箴言。這部著作的核心內容與多數理學士大夫的道德訓教沒有太大區別。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收錄此書僅是介紹了作者生平與書的篇目，總結是書“皆勸善格言”，頗有一些乏善可陳的意味。但此書的可貴是最后作為附記的《災荒記事》，卜正民教授所特別看重的也正是這一部分。

猶記萬歷初年，予始成童。在在豐亨，斗米不過三四分。欲以粟易物便酸鼻。棄去豆麥，輒委以飼牛豖，而魚鮮□肉之類，比戶具足。人以為長亨如是。豈知人心放縱，天道虧盈。一轉眼而歲在戊子（萬歷十六年，1588），淫雨淋漓，遠近一壑。越己丑（萬歷十七年，1589），赤地千里。河中無勺水，鞠為茂草者兩月。當是時積米一擔，博價一兩有六。然米價騰貴，僅以月計，便覺野無青草，樹無完膚，而流離載道，橫尸過路矣。

“人以為長亨如是”是陳其德對萬歷初年“盛世”的最真切記憶。陳其德記憶中的萬歷初年物質豐足，生活成本低廉，人們容易買到谷物與豬羊魚鮮。這種生活質感至少持續了將近二十年。這并不是陳其德個人的觀感。不少江南士人筆下的晚明都猶如一個“鍍金時代”。例如晚明常熟人徐汝讓，是萬歷初年南京刑部尚書徐栻的從孫，曾經將數斤金子從一座塔頂揚撒而出，據說當時“滿城皆作金色”（清人王應奎《柳南隨筆》所記）。晚明江南士大夫縱情恣肆的生活態度給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們自然容易想到卜正民教授名著《縱樂的困惑》中所描述過的“經濟對新的消費和縱樂欲望的刺激”。李孝悌教授在論及《桃花扇》的歷史場景時也描繪道：“在明末南京，激烈的政治活動與放蕩的逸樂生涯，在很多士大夫的生命歷程中因緣際會地綰合在一起。”（《戀戀紅塵：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第二章）

與此同時，當然也有很多士人擔憂儒家道德規范所面臨的危機。卜正民教授筆下的主角陳其德就將明末局面的不可挽回歸結到“人心放縱，天道盈虧”，標志性事件則是水旱災害。這個說法有些“天人感應”的味道，其所指涉的“戊子水災”與“己丑旱災”則的的確確是災難性地沖擊了當地社會。嘉慶《嘉興府志》記載萬歷十六年（戊子，1588年）當地大水，然后又發生大規模疫情，米價上漲到一兩八錢一石，結果是當地“餓殍盈野”。第二年（萬歷十七年，己丑，1589年）當地夏天又發生大旱，稻田全部絕收，以至于百姓要扒樹皮為食，于是“疫死者無算”。

在陳其德的筆下，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明王朝進入了一個加速衰落的過程。崇禎年間則變成了人間苦難的總爆發。陳其德描繪了崇禎十四、十五年間慘烈的大災荒景象。崇禎十四年大旱，冬天貧民只能以樹皮、豆腐渣為食。中產之家急于拋售田產換取食物，卻根本賣不出去——所有人都在拋售田產。到崇禎十五年春天已經出現了大規模死亡。甚至士人家庭也外出行乞，“即故家兒女，亦不遑自惜”。更痛切的是連這樣的勉強維生也難以為繼，“不數日，此輩盡入餓鬼道，又別換一班行乞者矣”。至于更為慘痛的景象，甚至就今天來說，也難忍下筆轉述了。

卜正民教授以精巧的敘述框架駕馭了多個宏大主題，以陳其德的個人體驗將它們串聯起來。這為今天的讀者呈現了更為生動，同時又嵌入了“長時段”解釋的歷史圖景。如何將偏重社會科學的歷史分析與更為人文性的歷史敘述結合起來，本書能夠為歷史寫作者提供不少啟發。讀至全書尾聲，不能不佩服這位漢學名宿筆力之老到。

明王朝崩潰之后，顧炎武痛陳“天下之勢何以流極至此”。這也促動一代士大夫對于王朝統治原理進行了更為深刻的反思。今人自然未必需要與明人共情，也更容易明白氣候變遷、環境變化等因素之人力所不可為。回想萬歷初年，江南士紳之家競逐科場，縱情秦淮，甚或以文社相交結。追逐每個人的“偉大前程”似乎是理所當然、無可疑義的。但一代人之后，時代齒輪轉動之劇烈、殘忍就遠遠超出了時人之所預料。清初不少江南士人都有“天崩地解”之感，恐怕不純是因為王朝興革與異族入主，也有曾經的“理所當然”竟如此脆弱的震撼與無措。不論如何，“人以為長亨如是”的時代無可挽回地逝去了。在后世經濟史學家那里，通常將十七世紀描述為通縮、市場蕭條與危機的時代。繁榮是“永恒”的，繁榮也是脆弱的。攜帶著這種歷史經驗，清王朝邁入了十八世紀——中國古代史上最后也最穩健的經濟成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