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絕不是用來躲避沖突的石砌環(huán)形建筑，城堡主宰著風景

尤爾根·布勞爾、休伯特·范圖伊爾

2024-07-13 14:06

無所不在的城堡

稅收有限，招募軍隊、發(fā)動戰(zhàn)爭花費頗多，而建造城堡的成本更是巨大，考慮到這些因素，歐洲城堡的數(shù)目實在叫人驚嘆。一些權威人士認為，建造城堡的巔峰大約出現(xiàn)在千紀之初，另有人指出，大量城堡建造于12世紀和13世紀。這種差異部分源于考古學闡釋的分歧，因為許多城堡除了殘存的土堆，并沒有在表面留下其他痕跡。然而，但凡對城堡有所研究，無人不對其數(shù)量印象深刻。最近在諾曼底一個94平方英里（約243平方公里）的區(qū)域，就發(fā)現(xiàn)了4座石砌城堡和28座土堆，均為防御工事遺跡。

對于害怕遭受攻擊的領主而言，城堡是御敵手段，但除此之外，征服者也會利用城堡，意識到這一點十分重要。安茹伯爵“黑”富爾克（972-1040）是法國最著名的征服者和王朝建立者之一，他在朗熱建造的，可能是法國史上第一座石砌城堡，他還在領地各處修建防御工事。1066年，征服者威廉帶著一座預先建好的木制城堡來到英格蘭；擊敗撒克遜人之后，他又在新土地上遍修堡壘，到1087年他逝世時，可能已經多達500座。城堡之于戰(zhàn)爭的中心地位，也可以通過“反制城堡”（counter castle）的建造來證明。該類工事由圍攻者建造，在英國和意大利等地被廣泛使用，為征服者威廉等許多人運用。

在歐洲的黑暗時代，城堡由簡單的木材和泥土建成。10世紀，出現(xiàn)了城寨城堡：一座塔樓豎立在圓形土丘上，一堵或數(shù)堵城墻環(huán)繞在其周圍。這些城堡在軍事上很有用，建造起來也簡易，但它們在11世紀的石砌城堡面前黯然失色，不過，一個世紀以前法國很可能就建造過石砌城堡。此時，由建筑師和石匠監(jiān)督的建筑項目可能耗時數(shù)年，有時甚至數(shù)十年。

結果，這種造價高昂的堡壘，以當時的軍事機械基本上無法攻破。統(tǒng)治者和貴族自此有了可以保護自己的住所，還可以將其用作行動的基地。這顯然在政治上帶來了或好或壞的后果。雖然國王們總是建造城堡，用以加強對鄉(xiāng)村的控制——“好的城堡是中世紀統(tǒng)治者最好的朋友”——但這些建筑可不是胡亂建造的。“他們所設計的，或在幾個世紀里發(fā)展而成的防御系統(tǒng)，是對其軍事理念的絕佳闡釋。”而弊端在于，這些星羅棋布的城堡成了抵抗中央統(tǒng)治的巨大實體。受命為統(tǒng)治者管理城堡的獨立貴族和城主，在各自的石墻后面日益壯大。對鄉(xiāng)村的影響也可想而知。為建造城堡，鄉(xiāng)村承受了繁重的稅賦，有時則為工程提供勞力。城堡駐軍可以保護當?shù)卮迩f，但也可能威脅它們。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1140年寫道：“英格蘭各地有許多城堡，每一座都守衛(wèi)著其周邊地區(qū)，但更確切地說，它將周圍夷為平地。”難怪“對中世紀的人來說，除了上帝之怒，城堡是世上最可怕的力量，他們有充分理由如此認為”。

建造城堡的成本

建造城堡可以震懾敵人和朋友、商人和農戶、貴族和平民，尤其是納稅人，并由此使統(tǒng)治者受益。為了確定統(tǒng)治者的花費，我們需要比較建造城堡的成本與招募軍隊的成本。成本主要是直接人工成本，因為大部分勞力都需要支付薪酬。（與之相對，原材料成本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問題。）除了這種顯性支出以外，還有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例如，正在建造城堡的石匠無法用在別處。城堡的駐軍成本并不是主要的考慮因素，因為保衛(wèi)一座堅固城堡所需的士兵數(shù)量少得驚人。駐軍最重要的成本問題是他們的可靠性。任命靠不住的貴族做城主，就等于賦予他強大的反抗工具。由于城主經常制造麻煩，這個問題絕不容小覷，統(tǒng)治者定然不會掉以輕心。

建造大量城堡的實際支出最終超出了許多貴族持有的資源，甚至讓最強大的國王也吃不消。英格蘭國王“獅心王”理查一世（1189年-1199年在位）需要建造一處防御工事，以保護諾曼底免受侵襲，并作為進一步讓法國人付出代價的行動基地。僅僅花了兩年時間，他的工匠就建成了加亞爾城堡，該城堡是12世紀最為壯觀的城堡之一。他在這座堡壘上花費了11500英鎊，遠遠超過花在其他所有城堡上的7000英鎊，也超過在多佛爾這種城鎮(zhèn)規(guī)模的整體防御工事上的開銷。這兩年他的財政收入為39500英鎊，加亞爾城堡花掉了收入的近30%。在他掌權的十年里，有兩年的收入還不足這座城堡的建造成本。

加亞爾城堡只是個例。更廣泛的例子可見于愛德華一世在征服威爾士期間下令打造的建筑群。以當時的標準，這位成功打敗威爾士人、蘇格蘭人和法國人的強大君主享有巨額財政收入。這仍不夠，盡管使他國庫虧空的并非只有建造城堡一件事。他在威爾士各地大興土木：阿伯里斯特威斯、卡那封、康威、弗林特、里茲蘭、比爾斯、哈勒赫和博馬里斯。除了最后三個地方，其他地方的城堡都與設防城鎮(zhèn)相融合。關于這些城堡的總成本，有相當多的數(shù)據保留了下來，盡管這些數(shù)字都相對保守。負責每座城堡預算的文員并不負責支付所有相關費用。例如，從家鄉(xiāng)趕往工地的工人，他們的巨額工錢由其家鄉(xiāng)各郡支付。雖然這些費用并非出自國王之手，但確實來自該國的財政，因此也算作建造城堡的成本。

愛德華一世的威爾士城堡群的估算成本見表1。總造價存在變動，因為某些年份的數(shù)值只能估算。在被威爾士人攻擊后城堡需要修繕，此外，城堡還經常在動工數(shù)年后另行改建。如前所述，計算有所保守。但所有權威人士都認為，威爾士城堡群的造價不會低于80000英鎊，一些人認為接近100000英鎊，“這樣一筆開支，現(xiàn)代政府可能會用它來打造一支核潛艇艦隊”。

表1 建造城堡的成本

二十五年間，愛德華一世的歲入在不足25000英鎊到超過100000英鎊間波動，加上各種特殊稅收和議會補貼，平均約為67500英鎊。不幸的是，對愛德華而言，防御工事超出了財政的承受能力（對納稅者而言更是如此）。最壯觀的卡那封城堡從未完成內部裝潢。“在威爾士的博馬里斯，愛德華的大城堡一直沒有竣工，這是他財政困難的顯著證據。”城堡城墻只建到了原計劃高度的一半。國庫無法再支付博馬里斯工人的工資。即使在愛爾蘭征收重稅也無法彌補這一差額。將無盡的資金用于戰(zhàn)爭不再能引起議會巨頭們的興趣，一場憲制危機就此引發(fā)。英國再無國王嘗試如此大規(guī)模地建造城堡。

后世的統(tǒng)治者與其顧問，可能都對1296年至1297年間的這場危機了然于心。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威爾士的宏偉城墻也許是危機的最大誘因：

這場財政危機并不完全是突然爆發(fā)的，雖然自1294年以來，幾乎同時與法國、威爾士和蘇格蘭開戰(zhàn)加速了這場危機，但總的來說，它主要是在愛德華統(tǒng)治時期代價高昂的事業(yè)中緩慢催生的。在這些事業(yè)中，沒有一項比他在威爾士建造的城堡更為穩(wěn)定持續(xù)地吞噬了他的財富。

貴族對王室磚石工程的鐘愛之所以淡化，無疑是因為他們意識到這種規(guī)模的工程已不在他們的掌控范圍內。在英格蘭和歐洲大陸，一些非王室成員也能負擔得起建造這樣的高墻。吉爾伯特·德·克萊爾在卡菲利建造了巨大的城堡。在法國，歷任香檳伯爵從財政拮據的貴族手中購入城堡。在12世紀200位英格蘭貴族中，只有35%的人擁有城堡，其他人則在加固的屋舍中湊合。1154年至1214年間，貴族城堡的數(shù)量實際上從225座減少到了179座，而王室堡壘的數(shù)量則翻了不止一番，從45座增至93座。在這個王室歲入從未低于10000英鎊的時代，只有7位貴族的年收入超過400英鎊，貴族的年平均收入為200英鎊，至少有20位貴族的年收入低于20英鎊。12世紀最新型的城堡造價約為1000英鎊，不過基礎的石砌城堡只需350英鎊便能建成。

在城堡軍備競賽中，無論在金錢還是法律權力方面，貴族都處于劣勢。國王更有能力付款，更能讓人滿足他的愿望，他能強迫某郡支付大筆軍事開支。貴族則處于相對弱勢。在英國和其他地方，盡管國王最初只是貴族中的領頭羊，但如今其地位卻已貴不可言。即便如此，他顯然仍未擺脫財政的限制，因此仍多少倚賴貴族的意愿，就如1296年至1297年危機中的愛德華一世那樣。

新式武器通常會增加單兵的戰(zhàn)力，但不斷增長的開發(fā)和建造（或制造）成本能夠將其抵消。在這一方面，石砌城堡可謂相當?shù)湫汀Ｖ恍枭倭勘Ρ憧墒匦l(wèi)城堡，但建造它則需要相當多的人力。在護城河和城寨城堡的時代，建造非常基礎的堡壘無需太多勞力。100人作業(yè)一個月，就能建成一座小型堡壘，而假如作業(yè)三個月左右，就能壘起一座大型土丘。石砌城堡又是另外一回事。建造朗熱的塔樓需要耗費83000個“平均工作日”，是建造一座大型城寨城堡所需工時的十倍。朗熱城堡分兩期完工。如果工人能夠每年工作六個月，那就必須有300人在現(xiàn)場不間斷作業(yè)。此外還需要1000至1200名雇農來為建筑工人提供補給。

愛德華一世的城堡則需要更多勞力（圖1）。他的防御工事無一能在五個工期內完成（每期在六到七個月左右），另有三處耗時更久。愛德華一世的許多工程同時進行。1277年之后，比爾斯、阿伯里斯特威斯、弗林特和里茲蘭的工程同步進行；1283年之后，康威、卡那封和哈勒赫城堡一起建成。建造每座城堡的勞力人數(shù)相差甚遠。在比爾斯，同時在現(xiàn)場作業(yè)的可能只有100人，而在博馬里斯，總人數(shù)超過3000。1283年至1284年間，康威、卡那封和哈勒赫雇用了4000人，而1285年，3500名工人受雇建造博馬里斯城堡以及修繕卡那封城堡（在一次叛亂中受損）。愛德華一世在位時，人口在300萬到400萬之間，因此動用4000名勞力不容小覷（相當于在今天的美國動用30萬人）。工人得從遙遠的郡輸入。“換言之，我們似乎可以得出結論，為建造威爾士城堡群，愛德華一世雇用的工匠人數(shù)足以對當時英格蘭的流動勞動力造成顯著沖擊。”這正是問題所在。由于大部分人口從事自給自足的農業(yè)，可受雇的勞動力并不多。設計師和石匠可以從歐洲大陸聘請，這減輕了英格蘭的勞動力流失（不過產生了金錢成本），然而，建造城堡的計劃可能吸納了全國十分之一的勞動力。這造成的影響甚于招募軍隊。“征兵有時也會產生類似的影響，但招募熟練工人建造龐大的威爾士城堡群，其影響可能更甚，對建筑業(yè)本身肯定也造成了沖擊。”盡管這一結論并不能被全盤接受-教堂的建造很可能導致了可雇用石匠的過剩-但負擔仍然繁重。這個行當里真正的專家是建筑師和設計師，他們知曉城堡的軍事內情，極受重視，薪酬豐厚，法國伊夫里城堡那位不幸的建筑師除外-為防泄密，他慘遭滅口。

圖1 愛德華時代的城堡設計

建造城堡只是第一步。城堡需要改造、修繕、加固，老化時還需要替換。攻城技術的進步要求城堡在設計上做出調整。方石城堡的造價極為昂貴，為了控制成本，諾曼式城堡的擁有者僅對其城寨予以加固。在整個11世紀，不斷增加的防御工事成本使得軍事開支節(jié)節(jié)攀升。十字軍從中東帶回了技術革新，又進一步刺激了這一進程。堅固的同心城墻取代了廉價的柵欄，城寨城堡從被圍繞的小丘變?yōu)榱嗽靸r高昂的石砌防御工事。外圍的“幕墻”在12世紀和13世紀因此變得更為復雜，新建了塔樓以提供側翼火力。13世紀末，城堡建造達到頂峰，中間帶有“殲敵區(qū)”的雙墻系統(tǒng)成了標準設計。而這絲毫沒有抑制不斷膨脹的成本。在能花費多少，能進行多少加固和改良等方面，越發(fā)沒有節(jié)制。

城堡還存在另一項難以計算的成本，也即其內在的缺陷。沒有一座城堡能夠永遠矗立。加亞爾城堡可能是12世紀造價最高的城堡，就連它最終也被法國人攻陷。堅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并不存在。“一座城堡被圍攻，它所能期望的最好結果，就是將圍攻者取勝的代價提高到其不愿付出的程度。”推高代價的方式多種多樣。向城堡發(fā)起突襲是所有中世紀戰(zhàn)士所能采取的最危險的舉動之一，因為石墻的設計目的正是抵御這樣的攻擊。缺乏遮擋、疾病肆虐、周期性的糧食短缺，敵軍增援從后方抵達的威脅，都令圍攻方比被圍者更受折磨。封建兵役一到期，就須向圍城部隊支付軍餉，這使得長期圍攻不太可能發(fā)生。

在工資和兵役期限方面，城堡主有兩個優(yōu)勢。駐軍往往規(guī)模較小。誠然，由于中世紀編年史作者在數(shù)字方面出了名的馬虎，駐軍人數(shù)和軍隊規(guī)模一樣難以計算。不過，鮮少能找到大規(guī)模駐軍的證據，就算有，他們有時也會被抽調以充實野戰(zhàn)軍。第二個優(yōu)勢是，被困在要塞里的士兵幾乎沒有離開的方法，停止戰(zhàn)斗也不會有什么好結果，除非全體守軍一致認為不再有義務服役，這種情況確實偶有發(fā)生。話說回來，維系駐軍也存在諸多問題。外行可不能勝任保衛(wèi)城堡的工作，必須聘請專業(yè)人士。其中許多人本質上就是雇傭兵，其忠誠度時常存疑，叛變是嚴重的風險。于是城堡門樓應運而生，一方面為城堡主提供安全的寓所，另一方面使他能夠控制人員進出。但城堡主的忠誠對統(tǒng)治者來說也成問題。此外，領餉的部隊也必須確信他們的最高領主同樣忠于他們。如果領主不努力營救被圍困的部隊，那他們就陷入了“沒有天然領主”的境地，因而可能會選擇投降。

即使克服了駐軍城堡的成本問題，其固有的弱點仍然存在。對于圍攻者選擇何時攻城，城堡幾乎無計可施。“不管多么堅固，孤立的城堡是脆弱的……而有野戰(zhàn)部隊支援的城堡網絡則完全不同，但只有少數(shù)國王能負擔得起這樣的組合。”改進的建筑技術可以使圍城耗時更長更困難，但成功攻下也并非不可能。早期的城寨城堡非常薄弱，因為防御工事的各個部分無法相互支撐。在建造了更多現(xiàn)代石砌城堡后，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但真正堅不可摧的堡壘從未出現(xiàn)過。加亞爾城堡曾被寄予厚望，但它在建成五年后便陷落了。其陷落說明建造者面臨的一個重大難題：一座精心設計的城堡可以打消敵人進攻的念頭，但如果它位于必爭之地，就難免會遭到攻擊。攻城者總能找到辦法，任何城堡最終都會屈服于饑餓。

攻下一座城堡，也許并不比打敗一支野戰(zhàn)軍更有意義。在評估選擇城堡而非軍隊的機會成本時，更重要的是城堡不能機動。在與愛德華一世的戰(zhàn)斗中，威爾士人經常避開國王的城堡，只在愿意的時候才會攻擊它們。反過來，愛德華圍攻威爾士城堡群的時間不超過十天。英格蘭人在征服愛爾蘭的過程中確實建造了城堡，但最后，這些城堡只不過是愛爾蘭人成功摧毀的目標。在征服戰(zhàn)爭中，在鄉(xiāng)間建滿城堡，有時會引起難以控制的抵抗。最昂貴的防御工事根本無法履行它們被賦予的戰(zhàn)略職能。歷史學家邁克爾·普雷斯特維奇評價愛德華一世的城堡，稱其為“整個中世紀歐洲建造的最宏偉的系列防御工事”，不過，考慮到維護這些城堡所需的資源，他也質疑了愛德華的策略是否明智。假如城堡極其昂貴，最終卻不堪一擊，同時還妨礙了野戰(zhàn)部隊的建立（主要的機會成本），那為什么要建造它們？想必其優(yōu)點定能抵消這些缺點。

城堡的優(yōu)勢

對中世紀戰(zhàn)爭的史學研究讓人們不再將指揮官和統(tǒng)治者視為頭腦簡單的笨蛋。中世紀統(tǒng)治者敏銳地意識到他們的選擇和參與成本。他們明知建造城堡的成本，卻依然繼續(xù)建造。即使資金短缺，他們也冒著與封臣和納稅人因賬單發(fā)生沖突的風險，繼續(xù)建造。對這個時代的領袖來說，修建永久城墻的益處超過了成本。

這基于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建造城堡能夠滿足多個目的。城堡絕不是用來躲避沖突的石砌環(huán)形建筑。無論在象征意義上還是在實際中，城堡都主宰著風景。

城堡可以是軍火庫、高級指揮部、動亂地區(qū)的觀察哨、領主的寓所，也是他在遭受敵人襲擊時的庇護地。在緊急時刻，王家城堡可以充當國王野戰(zhàn)部隊的避難所，或在野戰(zhàn)部隊敗北時，為組建新軍提供人力。遭到入侵時，城堡吸引了入侵部隊的大部分火力，敵軍必須占領或至少控制后方或側翼的城堡，以維持補給和通信線路……（它）不是一處收容所，而是軍事力量的中心。

角色的多重性有助于解釋為何城堡是“爭論和斗爭的焦點”。作為政府所在地和戰(zhàn)爭年代的戰(zhàn)火中心，城堡是一種象征。宏偉的威爾士王家城堡群不僅僅是愛德華一世控制威爾士的途徑，它們的存在更提醒了威爾士人，國王曾到過此地。證據表明，愛德華精于此道。外部建筑是威懾民眾的方式，卡那封城堡就是如此。它獨特的結構使得造價激增：愛德華意圖讓這座城堡的城墻看起來像君士坦丁堡的狄奧多西城墻。城堡的選址極盡優(yōu)越地段而不惜費用，比如在康威，那里的城堡鳥瞰城鎮(zhèn)的大部分區(qū)域。在一些要塞，比如位于偏遠的安格爾西島的博馬里斯城堡，愛德華的工程師綜合了一切可能的方面以增強其力量-雙重城墻、護城河、抵達大海的通路、大量塔樓。愛德華的城堡通常擁有巨大的圓形塔樓，這具有雙重優(yōu)勢，它們更難被攻克，還使城堡看上去格外壯觀。由于結構的原因，這種建造方法價格高昂，侵蝕作用和老化揭示出，城墻由數(shù)層材料構成。城堡外觀不僅是為了展示美學或彰顯雄心。從精致繁復的內部裝飾可以看出，這些建筑還是高級官員的住所-有時甚至是君主本人的行宮。如果只是出于虛榮，那么修建城堡便是浪費，但如果從占領政治的角度考慮，則是合理的支出。

對于一心想要擴張的豪強來說，要想永久占據存在爭議、受威脅或動亂的領土，城堡是最好的手段，或許也是唯一的手段。“城堡的最大價值在于保住了領地，沒有城堡，就不可能完全掌控其統(tǒng)治的領地。”控制領土需要移除對手的城堡，同時也需要擁有自己的城堡，這一策略在德意志、法國和英國均有實踐。在德意志，施瓦本公爵沿著萊茵河挺進，建造了一座又一座城堡，用城堡壓制整個地區(qū)后，再向下一個地方出征。“黑”富爾克在其領土上建造了大量城堡，它們遍布各地，騎兵可以輕松地從一個城堡轉移到另一個城堡，這奠定了法國安茹王朝的基礎。愛德華一世的需求與“黑”富爾克有些許不同，因為前者要應對的是一整個充滿敵意的國家，不過二人運用的技巧是相似的。每一座威爾士城堡與距其最近的城堡路程不會超過一天，它們也都部署在可以輕松獲得補給的地點。雖然有關開支的批評看起來言之鑿鑿，但威爾士的革命精神使得一位作家得出結論：“大力建造城堡的政策十分必要。”愛德華守住了威爾士卻痛失蘇格蘭也許并非偶然，因為他并未在蘇格蘭大興土木。他在那里采取的策略被視作“不太出色，也不連貫，因為他還派遣大軍北上，試圖引蘇格蘭人開戰(zhàn)”。

在中世紀歐洲，并非只有威爾士人以狐疑的眼光看待他們中間那些令人生畏的堡壘。利用城堡的優(yōu)勢欺凌附近居民的做法實在太過誘人。根據《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中世紀早期的城堡被用來囚禁并拷問那些可能擁有財物的人。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諾曼人之所以能稱霸地中海的部分地區(qū)，是因為他們擁有戰(zhàn)無不勝的騎兵，但現(xiàn)在看來，他們最成功的策略似乎是攻占一座城堡，再將其用作根據地，并以此為原點使臨近的城池陷入恐懼，直至臣服。1085年征服托萊多后，阿方索六世在阿萊多設置了要塞，此地遠在他實際統(tǒng)治范圍以南。直到1092年，該要塞都是“穆斯林的肉中刺”。

諾曼人、盎格魯-撒克遜人、盎格魯-諾曼人和西班牙人能夠在敵對民族間維系城堡達數(shù)年之久。而野戰(zhàn)部隊很難做到這一點。對短期征服來說，野戰(zhàn)部隊或許更為適合，但持續(xù)性占領是另一碼事。一支軍隊能夠營救一座被圍困的城堡，而一座城堡也能為一支小型軍隊提供庇護。在這個野戰(zhàn)能力有限的時代，城堡因此取得了重要的優(yōu)勢。歷史文獻中充滿了這樣的例子：中世紀指揮官極力避免開戰(zhàn)，有些人終其一生連一場仗都未打過。有城堡作為方便的后撤據點，完全沒有必要開戰(zhàn)，除非真的勝券在握，而這種情形下敵方也不會選擇開戰(zhàn)。克勞塞維茨那句“若無雙方同意則不開戰(zhàn)”的格言，用在這個時代有種非比尋常的貼切之感。大多數(shù)入侵者采取單線前進的策略，很容易避開。愛德華三世（1327年-1377年在位）入侵蘇格蘭時，蘇格蘭人要么避免應戰(zhàn)，要么占據強有力的防御陣地，令英王望而卻步。就算多線入侵使得避戰(zhàn)不再可能，劣勢一方仍可以后撤到自己陣營的城堡，等待戰(zhàn)事結束。只要有可能，安茹伯爵“黑”富爾克都會避免戰(zhàn)爭。就算并不清楚敵軍是否更為強勢，在城墻后應戰(zhàn)也仍然更具吸引力。

在城墻后應戰(zhàn)以擊退正面進攻，這也許容易讓人以為這種戰(zhàn)爭“成本低廉”。事實并非如此。普通人所承受的痛苦會在兩個方面加劇。顯然，成功破城后，諸多惡行將尾隨而至。而更常見的情況是，這種情形令戰(zhàn)爭變得漫長。據J.F.韋布呂讓所述，律師、政治小冊子作者皮埃爾·迪布瓦

感嘆“公正王”腓力四世的敵人因為王家軍隊太過強大而不愿繼續(xù)應戰(zhàn)，而城堡和要塞城鎮(zhèn)又使得快速打贏并結束戰(zhàn)爭變得不可能。面對這些防御工事，“你這支由華麗騎士組成的大軍通常不得不打一場長期圍攻”。

就算城池未被攻破，就算隨破城而來的屠殺沒有發(fā)生，拉長戰(zhàn)線仍然意味著更高的稅賦、更頻繁的征兵、更多的劫掠、扣押財產、燒毀農舍和所有物，以及圍城期間的物資匱乏。實際上，由此誕生的沖突，雖然直接軍事成本相對低廉，卻對平民更具破壞性。這種被稱為“仇殺”（feuding）的戰(zhàn)爭包含掠奪和破壞，換言之，它是針對平民的戰(zhàn)爭。城堡大門不易攻破，使之得以免遭這些侵害。不過，它卻可以用來儲存戰(zhàn)利品。

后撤至城墻背后依賴城堡，可能意味著以犧牲進攻策略為代價。但這同樣不完全正確。誠然，投資建造城堡，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削減野戰(zhàn)經費，但保衛(wèi)城堡并不完全等同于打防御戰(zhàn)。城堡既可用作進攻，也可用作防御，鮮有建造者只考慮其防御作用。從其建造之日起，城堡便“威懾鄰里，并……充當進攻的基地”，它們“可以恐嚇敵人，也能保護盟友”。保衛(wèi)城堡鮮少是被動的行動，“城堡戰(zhàn)略中最為重要的理念，不是消極防御，而是行動和破壞”。跨過吊橋實際上使“后撤”的一方更具優(yōu)勢。“將自己關在城堡里，并非在試圖避免沖突，而是使得敵人在作戰(zhàn)時陷入不利的計謀……防守方擁有巨大的優(yōu)勢。對進攻者而言，時間至關重要。”根據距離的不同，城堡駐軍威懾敵軍的情況基本上分為三種。第一，可以向就在近前的圍城者發(fā)起猛攻。第二，來自城堡的襲擊可以威懾周圍一日便可往返的地區(qū)，1111年路易六世攻占勒皮塞的城堡就是一個例子，無人敢靠近城墻外八到十英里的區(qū)域。第三，城堡的軍隊可對鄰近封邑發(fā)起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這一時代最好戰(zhàn)的領袖常常后撤至城墻背后，這絕非偶然：城堡并不僅僅是防御性建筑。

劫掠和大型軍事行動可能通過圍城來遏制。短暫的圍城毫無意義，因為圍城一旦結束，守城軍隊便可立即發(fā)動進攻。為了遏制好戰(zhàn)的君王，必須令城內駐軍為了避免更糟糕的境況而甘愿投降。攻城戰(zhàn)成了中世紀戰(zhàn)爭的作戰(zhàn)核心，不僅要戰(zhàn)勝守城方，還要預防敵人從工事背后發(fā)動進攻。城堡成了地理上的戰(zhàn)爭中心。在內戰(zhàn)中，城堡受到的關注較平常更甚，因為此時更需強調建立并維持對領土的控制。哪怕是英軍在蘇格蘭的征戰(zhàn)，也圍繞著城堡展開。比起著名的福爾柯克戰(zhàn)役（1298），英軍征服斯特靈（1304）更高效地結束了抵抗，英國人之所以在班諾克本遭遇浩劫（1314），正是為了解救斯特靈的駐軍。羅伯特·布魯斯*破壞攻占的城堡，以使成功的攻城戰(zhàn)更具決定性。但就算是這樣極端的“去城堡化”（在別處也有發(fā)生），其先決條件仍是一次成功的圍城。

既然攻城戰(zhàn)在中世紀戰(zhàn)爭中如此重要，尤其考慮到關于攻城戰(zhàn)的研究方法和慣例并未經歷過什么劇變，那么為什么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相關的研究卻如此之少呢？一個直接的答案是，一代軍事史學家更喜歡強調發(fā)生在開闊戰(zhàn)場上的中世紀戰(zhàn)役。幾乎和普通人一樣，歷史學家也受到“馬背上的英勇騎士”形象的感染。中世紀盛期的鎧甲騎士難以忽略，但它在攻城戰(zhàn)中發(fā)揮不了什么作用。騎士可以為城堡而戰(zhàn)，也可以向城堡發(fā)起進攻，但在馬背上很難做到這一點。他可能需要攀爬云梯，用武器射擊，潑灑熱油，或者下令如此行動，這種作戰(zhàn)方式通常比攜長騎槍和盾牌沖鋒更能制造危險，卻缺乏后者的史詩感。這些軍事行動中的馬匹鮮少是英勇優(yōu)雅的戰(zhàn)馬，而是健壯但其貌不揚的馱馬，它們負責拖拽破城槌和其他沉重設備。這些工作有時還會指派給去勢的公牛，其迷人程度更是大打折扣。

暫不論是否迷人，中世紀戰(zhàn)爭需要攻城戰(zhàn)。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發(fā)動迅猛的突襲，以雷霆之勢令城堡守軍無暇反擊。但這不太可能發(fā)生，因為通常最有可能建有城堡把守的，正是地圖上那些最重要的地點。盡管困難重重又成本高昂，攻城戰(zhàn)仍在所難免。

圍攻城堡這樁買賣相當復雜且代價高昂，人們不會輕易涉足。圍城戰(zhàn)通常需要大量人力和物資，乃至參與其中的軍隊再無余力采取任何其他行動，而一旦開始圍城，還會產生如下問題：抵御增援部隊的攻擊、維持充足的糧草補給，以及應對因大批人馬長期集中駐扎在狹小區(qū)域而滋生的疫病。

整個中世紀，情況看來都是如此。城堡或許十分原始，但要攻占它們，往往超出了“毫無章法、臨時組建的西歐軍隊”的能力范圍。就算是簡易的城寨城堡也很少被攻占過。比利時一項針對約一百五十座此類城堡的記錄和考古研究，也沒發(fā)現(xiàn)多少成功破城的記錄或證據。確鑿可知的只有五座，其中一座城寨城堡沒過多久便被焚毀，還有一座在城門洞開時被兩名騎士和二十個農民占領。

單獨的石砌城堡主樓（donjon）也產生了非常棘手的問題。庫西要塞（建于1223年-1230年）固若金湯，使得擁有它的男爵能在二百年間無視王家詔令！盡管這些城堡體積比城寨城堡小，但對征服者而言也沒好到哪去。“漫長而被動的攻城戰(zhàn)常常無功而返，因為受命守衛(wèi)城堡的一小群駐軍能夠以非常慢的速度消耗軍糧和水源。”只要設計得當，就算是大型城堡也只需少量人馬就能守衛(wèi)。卡那封撐過了兩場攻城戰(zhàn)（1403-1404），盡管城內駐軍只剩下二十七人，還是給敵軍造成了三百人的傷亡。1206年，一支大型法國部隊需要十五天時間才能攻下一座由十三人守衛(wèi)的城堡；哈勒赫城堡僅用二十名駐軍便抵御了1294年至1925年發(fā)生的叛亂。著名的十字軍城堡騎士堡由髑髏軍團把守，挺過十二次襲擊，直到1271年才被敵人用計攻破。加亞爾城堡擁有更多的軍隊——在它投降時有一百四十人，經歷了六個月的圍困、五周的攻擊，因疏忽大意讓進攻者趁機溜進一扇未加防守的窗戶，而后又沒能認真組織救援，這才使得城堡失守。對進攻者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并未有所改善。“到1300年，一支強大的軍隊要成功攻破一座建造精良、防守嚴密的堡壘，概率比三百年前還要小。”火藥固然帶動了變革，但就算是七門17世紀的大炮，也無法損壞羅切斯特一座12世紀城堡主樓分毫。

進攻方面臨著沉重的代價。有時其資金比防守方更易耗盡。英格蘭國王斯蒂芬（1135年-1154年在位）花了10,000英鎊圍攻埃克塞特城堡，是其預期歲入的五倍。事實上，一次成功的圍攻可能會帶來財政災難。亨利三世（1216年-1272年在位）在1266年通過談判占領了凱尼爾沃思，“但圍城之戰(zhàn)花費驚人，耗費了英格蘭十個郡的收入”。人員成本是罪魁禍首。戰(zhàn)爭雙方都需要專業(yè)人員參戰(zhàn)。漫長的圍城會使費用飆升，因為封建征召兵只能在傳統(tǒng)和法定時間段召集，逾期則必須支付軍餉。人員成本高昂-對統(tǒng)治者和士兵而言都是如此。勝利攻城所需人數(shù)比估計在4:1到10:1之間，考慮到一些城堡在兵力50:1的懸殊差距下成功守住，這樣的估計似乎有些保守。對于士兵來說，進攻極其危險，即使在城墻攻破之后，要讓軍隊發(fā)動進攻也并非易事，領軍貴族和統(tǒng)治者有時需要帶頭沖鋒。而這可能適得其反。1088年，正當一位國王率軍攻向城門之際，一位被人形容“身為女兒卻驍勇如男兒”的女性朝他頭上擲出一塊磨盤，使他的統(tǒng)治草草終結。

因此，進攻方往往選擇緩慢推進，但時間本身也是成本。決定性的勝利難以實現(xiàn)，圍城軍隊別無他法。斯蒂芬國王逐一進攻反叛貴族的城堡，通過饑餓俘獲了一些人，但到他死時，王國的大部分仍在叛軍手中。拉長戰(zhàn)線可能導致失敗和士氣的崩潰。50守軍在面對這種心理問題時也同樣脆弱，但他們強大的磚石結構則不然。總之，問題的核心在于進攻方需要投入的資源遠遠超過防御方。

當然，城堡一旦建成，攻占城堡所需的資源要遠超保衛(wèi)城堡所需的資源，這也是為什么貴族會不斷造反，后者成了中世紀政治的標志性事件。貴族們經常能夠違抗領主而無須受罰，至少在短期內，在他們的城墻后。

結果便是一場耐力的比賽，往往還未決戰(zhàn)就分出勝負。成功圍城與失敗圍城的確切數(shù)量并無記載。但毋庸置疑，失敗率非常高，事實上，大多數(shù)成功都靠談判取得，而非突襲。據說，征服者威廉圍城從未失手，但絕大多數(shù)都通過談判達成。在進攻諾曼底一座城堡時，盡管圍城持續(xù)了三年之久，這位著名的公爵還是提出和談，因為他“被迫認識到，占領這座城堡在時間和資源上都太費事”。而與同時代人相比，這位中世紀統(tǒng)治者更有能力召集和維持一支訓練有素的可靠野戰(zhàn)軍，相較于建造城堡，這是顯而易見的替代選擇。

一旦火藥普及，城堡還能否存在更長時間，這實際上是個有待商榷的問題。城堡的強大是大型國家政府壯大的障礙。君主們認為私人城堡是一種固有的威脅，并采取法律和其他措施來消除它們。在英國，都鐸王朝尤為有效地消滅了大型貴族城堡，這是精心設計的計劃的一部分，以建立國家對暴力的壟斷。在法國，路易十三摧毀的城堡可能比他下令建造的還要多。這種趨勢實際上是對城堡軍事價值的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