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2005年第4期的《美國歷史學(xué)家組織雜志》（OAH Magazine of History），作者菲利普·D·摩根（Philip D. Morgan）為美國普林斯大學(xué)美國革命史講席講座（Sydney and Ruth Lapidus Professor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Era），代表作《對比奴隸：十八世紀(jì)切薩皮克地區(qū)與低地地區(qū)的黑人文化》（Slave Counterpoint: Blac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and Lowcount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曾獲得班克羅夫特獎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獎。經(jīng)菲利普·D·摩根教授授權(quán)，此文由武漢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碩士生周晨昭翻譯，杜華教授校對，小標(biāo)題為譯者所加。

奴隸制經(jīng)常被認(rèn)為是一種美國南部的“特殊的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但是，奴隸制并不是美國獨(dú)有的。在世界歷史上，幾乎每一個社會都或多或少經(jīng)歷過奴隸制。迄今為止，澳大利亞的原住民可能是唯一未曾經(jīng)歷過奴隸制的群體。而且，這一遺漏主要是因為缺乏證據(jù)，而非其他的原因。因此，在全面的國際語境下來理解美國的奴隸制，本質(zhì)上就是講述全球奴隸制的歷史。受篇幅所限，這項任務(wù)基本不可能完成。因此，本文將主要探討北美奴隸制的一些關(guān)鍵的先例，并試圖揭示北美奴隸制的獨(dú)特性。本文希望在論述奴隸制的連續(xù)性和分析其重大變遷之間達(dá)成平衡；訣竅在于提出先決條件、預(yù)期和聯(lián)系，但并不認(rèn)為它們是決定性因素。[1]

古典時期的奴隸制

美國奴隸制的幾個重要的前身可以在古典時期找到。世界歷史上只有幾個真正的奴隸社會，其中有兩個誕生于這一時期。奴隸社會（slave society）是指奴隸在其中占據(jù)較大比例（20%以上），并起到關(guān)鍵作用的社會。古希臘和古羅馬（或者至少是這兩個實(shí)體的某些部分或在特定的時期）符合這一定義，可以被視為奴隸制在新世界擴(kuò)張的典范。特別是在羅馬，奴隸制與帝國擴(kuò)張同步進(jìn)行，帝國的偏遠(yuǎn)地區(qū)提供了大量的奴隸，他們主要進(jìn)入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島的大莊園（latifundia），從事大規(guī)模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把奴隸制與理性和普遍的法律相協(xié)調(diào)是古典時代的傳統(tǒng)，后來被美國的奴隸主所利用；古羅馬為現(xiàn)代奴隸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規(guī)則和正當(dāng)理由。古代的奴隸制與新大陸的奴隸制存在諸多相似之處：任何年齡段的男性奴隸稱為“男孩”這種非人化的做法，將烙印和剃頭作為羞辱的方式，為奴隸取滑稽的名字（美國奴隸主只需使用古典名字即可延續(xù)這種做法），允許奴隸擁有“財產(chǎn)”（peculium）（部分和暫時享有一系列物品的能力），讓逃亡奴隸戴上金屬項圈的常見做法，以及為家奴穿上特殊的服裝。公元前1世紀(jì)，埃及出現(xiàn)了一部虛構(gòu)的奴隸傳記——《伊索的一生》（Life of Aesop）。它揭示了任何奴隸社會都存在的焦慮和恐懼，其中一些性緊張的情節(jié)可以讓人聯(lián)想到之后美國的奴隸制。當(dāng)然，古代奴隸制與現(xiàn)代奴隸制有著根本的不同，它是一種機(jī)會均等的制度：所有種族都可以成為奴隸。并且，奴隸制主要被視為一個社會制度，而不是一個經(jīng)濟(jì)制度。古典時代的文化習(xí)俗也較為獨(dú)特：希臘人奴役被遺棄的嬰兒，羅馬人經(jīng)常折磨奴隸以獲取證詞。盡管斯多葛學(xué)派愿意承認(rèn)奴隸的人性，但在古典時代，包括斯多葛學(xué)派在內(nèi)的所有人，都從未認(rèn)真質(zhì)疑過奴隸制在社會中的地位。畢竟，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有些人是“天生的奴隸”。[2]

這幅插圖名為“在開羅的奴隸市場”源自《埃及和努比亞：來自大衛(wèi)·羅伯茨在現(xiàn)場的繪制》（Egypt & Nubia: From Drawings Made on the Spot by David Roberts）中，展示了北非和中東奴隸貿(mào)易的悠久歷史。(圖片由國會圖書館印刷和攝影部提供，LC-USZC4-4043.)

跨撒哈拉奴隸貿(mào)易

最早利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的是阿拉伯人及其穆斯林盟友。他們在七世紀(jì)就開始進(jìn)行長途奴隸貿(mào)易，一直持續(xù)到了二十世紀(jì)。在此期間，數(shù)百萬非洲人被迫穿過撒哈拉沙漠，越過紅海和印度洋，被運(yùn)往北非、地中海和波斯灣。雖然跨撒哈拉或印度洋奴隸貿(mào)易持續(xù)時間更長，販賣的女性奴隸更多，但販賣的非洲人口總數(shù)與后來的跨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多。這些早已存在的奴隸貿(mào)易推動了奴隸市場的建立，為之后的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提供了便利。在某一時期，如果某地區(qū)存在著大量的黑奴，可能會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奴隸起義。例如，869年，在如今的伊拉克南部就爆發(fā)了奴隸起義，起義者是為被阿拉伯人稱為贊吉人（Zanj）的黑奴（主要來自斯瓦希里海岸和更北部），他們在那里從事為沼澤地排水等艱苦的工作。盡管《古蘭經(jīng)》和伊斯蘭教法本質(zhì)上不歧視膚色，而且穆斯林也奴役了許多所謂的“白人”，但是到了中世紀(jì)，阿拉伯人逐漸把最有辱人格的勞動形式與黑人奴隸聯(lián)系在一起。阿拉伯語中“奴隸”一詞“`abd”衍生出了“黑人奴隸”的義項。許多阿拉伯作家對黑人抱有種族歧視，中世紀(jì)的中東人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可能傳播到了伊比利亞半島。[3]

長期存在的跨撒哈拉奴隸貿(mào)易表明，早在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就存在著奴隸制。在某些地方——也許是大多數(shù)地方——奴隸制往往是一種次要的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奴隸可以從外人變成家族的一員。而在另一些地區(qū)，尤其是一些已經(jīng)伊斯蘭化了的政權(quán)中，奴隸制則更為重要，可以更明顯地發(fā)現(xiàn)奴隸遭到暴力虐待和經(jīng)濟(jì)剝削，且缺乏親屬權(quán)利。這主要是因為非洲人口稀少，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依附關(guān)系，奴隸制只是其中一種；奴隸扮演著廣泛的角色，從農(nóng)民到士兵，從家仆到管理人員。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各種族裔，這種分裂意味著幾乎沒有國家強(qiáng)大到足以阻止投機(jī)的非洲國王或商人從劫掠奴隸中獲利。那些反對出口奴隸的王國也沒有辦法阻止這一行為。由于非洲缺乏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沒有實(shí)現(xiàn)政治統(tǒng)一，所以并沒有形成“非洲人”這一概念。因此，非洲人可以奴役其他非洲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適應(yīng)了熱帶氣候，習(xí)慣于農(nóng)業(yè)勞動，能夠在嚴(yán)酷的流行病學(xué)環(huán)境中長大。因此，他們被認(rèn)為是效率較高的奴隸。[4]

歐洲奴隸制在中世紀(jì)到近代早期的興衰

10世紀(jì)至11世紀(jì)，隨著歐洲經(jīng)濟(jì)開始擴(kuò)張，富裕的地中海地區(qū)得到了廣泛的關(guān)注。到了12世紀(jì)，地中海東岸建立了多個十字軍國家。威尼斯和熱那亞商人率先在這些被征服的阿拉伯地區(qū)發(fā)展制糖業(yè)，并向該地區(qū)提供奴隸。最初遭到販賣的是達(dá)爾馬提亞海岸的斯拉夫人。之后，切爾克斯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等黑海沿岸的居民也陸續(xù)被卷入奴隸貿(mào)易。正是這一時期，表示斯拉夫人的拉丁語單詞“sclavus”，成為英語中奴隸一詞的詞源（也是法語“esclave”，西班牙語“esclavo”，德語“sklave”的來源），并取代了不含種族色彩的拉丁語單詞“servus”。因此，在中世紀(jì)，歐洲絕大多數(shù)的奴隸是“白人”。制糖業(yè)逐漸從地中海東部，途經(jīng)塞浦路斯和西西里島，傳播到西部的加泰羅尼亞。白奴貿(mào)易也隨之?dāng)U散。這種貿(mào)易與后來的跨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非常相似，都具有復(fù)雜的組織結(jié)構(gòu)，修建了堅固的堡壘，最終通過海運(yùn)將奴隸販賣到多個國家的市場。但是，在1453年后，奧斯曼土耳其人占領(lǐng)了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歐洲主要的奴隸來源被切斷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成為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5]

當(dāng)時非洲有兩個勞動力來源。首先，長期以來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阿拉伯商隊貿(mào)易為利比亞、突尼斯以及西地中海地區(qū)提供了更多的黑人奴隸。其次，熱那亞的資本和技術(shù)增強(qiáng)了葡萄牙的海上力量，從15世紀(jì)40年代開始，葡萄牙人跨越大西洋在里斯本進(jìn)口了大量非洲黑人奴隸。不過，在十五、十六世紀(jì)，北非和穆斯林奴隸數(shù)量超過了在伊比利亞半島的黑人奴隸。然而，到了17世紀(jì)初，黑奴人數(shù)已有約1.5萬人，占里斯本總?cè)丝诘?5%。非洲奴隸涌入伊比利亞半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黑海——地中海奴隸販運(yùn)網(wǎng)絡(luò)為新興的大西洋奴隸販運(yùn)網(wǎng)絡(luò)提供了大量販奴人員和相關(guān)技術(shù)。[6]

與此同時，制糖業(yè)正在向西擴(kuò)張，尋找新的土地。因此，到了15世紀(jì)晚期，伊比利亞人開始在遠(yuǎn)離他們海岸的大西洋島嶼上開拓殖民地。起初，他們驅(qū)使加那利群島上的關(guān)切人（Guanche）從事奴隸勞動。加那利群島的土著與柏柏爾人長相相似，西班牙和葡萄牙對他們的奴役暗示著之后加勒比、墨西哥、中美洲和巴西印第安人的命運(yùn)。此外，大西洋上的馬德拉島（Madeira）和圣多美島（S?o Tomé）成為了在新大陸傳播種族奴隸制和甘蔗種植園的先驅(qū)。誠然，馬德拉島的奴隸數(shù)量有限，奴隸創(chuàng)造的財富通常很小，大部分的甘蔗是由小農(nóng)和佃農(nóng)提供的。但到了15世紀(jì)末，馬德拉島擁有歐洲最大的制糖業(yè)。之后，巴西人也效仿了它的經(jīng)營模式，學(xué)習(xí)了它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并很快成為大西洋世界主要的蔗糖供應(yīng)國。從15世紀(jì)晚期到16世紀(jì)中期，幾內(nèi)亞灣的圣多美島進(jìn)口的非洲奴隸比歐洲、美洲與其他大西洋島嶼的總和還要多。另外，在圣多美島，奴隸的使用范圍非常廣泛，這與美洲很像。[7]

正當(dāng)奴隸制在南歐復(fù)興之時，它在西北歐地區(qū)卻逐漸消亡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有助于解釋這種變化，但文化的限制也許起到了更關(guān)鍵的作用。在整個中世紀(jì)，基督徒經(jīng)常彼此間犯下令人發(fā)指的暴行，但他們越來越避免互相奴役。顯然，基督教歐洲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團(tuán)結(jié)的意識，有效地禁止了對歐洲同胞的奴役。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長期斗爭無疑在這一進(jìn)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從1500年到1800年，穆斯林奴役了100多萬西歐人。其中許多人后來被贖回，并被視為自由的象征，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認(rèn)為歐洲人永遠(yuǎn)不應(yīng)該成為奴隸。然而，正是這些所謂的推崇自由勞動的國家，卻在美洲發(fā)展出了一套最為嚴(yán)酷的奴隸制度。正如大衛(wèi)·布里昂·戴維斯（David Brion Davis）所說，“這是一個驚人的悖論——世界上最早擺脫動產(chǎn)奴隸制的國家——如英國、法國、荷蘭，甚至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17世紀(jì)和18世紀(jì)成為支持以非洲奴隸勞動為基礎(chǔ)的種植園殖民地的領(lǐng)導(dǎo)者。”他把這條分界線比作一條原始的梅森-迪克遜線（Mason-Dixon line），“畫在大西洋的某處，將自由土地的主權(quán)國家與奴隸土地的附屬國分隔開來”。[8]

新大陸奴隸制的興起

這一悖論說明了美洲事件的不可預(yù)測性。沒有哪個歐洲國家前往新大陸是為了奴役他人。歐洲人并沒有制定一個完整的計劃，實(shí)行奴隸制更多是在實(shí)用主義支配下的一個偶然的結(jié)果。歐洲人起初強(qiáng)迫印第安人勞動（實(shí)施“encomienda”，即一種半封建的貢稅勞役制度），但正如泰諾人（Tainos）在伊斯帕尼奧拉（Hispaniola）所發(fā)現(xiàn)的那樣，他們付出了代價。早期，印第安勞工數(shù)量快速下降。為了彌補(bǔ)短缺，西班牙征服者在16世紀(jì)襲擊了巴哈馬群島及其他島嶼，將五萬多名印第安奴隸從中美洲運(yùn)到巴拿馬、秘魯和加勒比地區(qū)。同樣，大約從16世紀(jì)30年代到80年代，葡萄牙人在巴西依靠印第安人奴隸來生產(chǎn)糖。南卡羅來納早期也是依靠印第安人奴隸。在18世紀(jì)的頭十年，印第安人奴隸占南卡羅來納殖民地奴隸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從1670年到1715年，在一場印第安人奴隸貿(mào)易中，多達(dá)5萬名來自卡羅來納和佛羅里達(dá)的印第安人被賣到西印度群島和北部大陸殖民地。然而，使用印第安人奴隸存在一些基本問題。首先，印第安人認(rèn)為任何類型的農(nóng)業(yè)都是只適合女性的工作。其次，歐洲人對奴役印第安人的看法顯然是矛盾的，正如胡安·吉恩斯·塞普爾韋達(dá)（Juan Ginés Sepúlveda）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于1548年在西班牙的著名辯論所揭示的那樣。最重要的是，印第安人非常容易感染舊大陸的疾病。印第安人奴隸無法存活足夠長的時間，這意味著主人難以獲得足夠的利潤。由于遭受災(zāi)難性的損失，印第安人勞動力遭遇滅頂之災(zāi)。在伊斯帕尼奧拉島上，在與殖民者接觸前，泰諾印第安人的總?cè)藬?shù)約為50萬，但半個世紀(jì)后就幾乎滅絕。在墨西哥中部，1500年時大約有1500萬印第安人。一個世紀(jì)后減少到150萬。這場災(zāi)難的規(guī)模是驚人的。[9]

因此，歐洲人面臨著巨大的勞動力短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封鎖了通往黑海和波羅的海的通道。歐洲國家不再奴役基督徒戰(zhàn)俘。一些空想家談到奴役窮人或其他邊緣群體，但恢復(fù)歐洲奴隸制將面臨相當(dāng)大的理論和實(shí)際難題。另一個權(quán)宜之計是運(yùn)送囚犯，但他們的人數(shù)遠(yuǎn)遠(yuǎn)不夠。臨時奴役，比如契約仆，是最明顯和最廣泛使用的選擇之一，特別是在美洲殖民的早期。但是，如果仆人一直活了下來，他們終將獲得自由。所以，大多數(shù)仆人基本不會去最需要勞動力的地方。因此，非洲奴隸幾乎成為迄今為止最佳的勞動力。從1500年到1820年，約有900萬非洲奴隸被送往新大陸，而白人則不到300萬。就移民而言，新大陸的黑人多于白人。[10]

在巴西，對印第安人的奴役讓位于對非洲人的奴役，直到1888年巴西廢除奴隸制。這幅描繪了巴西的非洲人的畫作：《1819-1820年來自里約熱內(nèi)盧的小販》（“Peddlers or Hawkers from Rio de Janeiro, Brazil, 1819-1820,”）出自亨利·張伯倫（Henry Chamberlain）的《巴西里約熱內(nèi)盧城市和周邊地區(qū)的景觀與服飾》（Views and Costumes of the City and Neighborhood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這些畫作由皇家炮兵中尉張伯倫于1819-1920年繪制，并附有描述性的解釋。 (London, 1822).

然而，奴隸制的重心并沒有立即轉(zhuǎn)移到大西洋西岸。直到1700年，非洲從奴隸出口中獲得的收入才高于貴金屬和香料的出口。另外，直到17世紀(jì)晚期，新大陸的黑人奴隸數(shù)量才超過舊大陸白人奴隸的數(shù)量（當(dāng)時白人奴隸主要分布在信仰伊斯蘭教的中東地區(qū)、北非和俄羅斯）。馬格里布（Maghrib）的白人奴隸數(shù)量相當(dāng)多，他們發(fā)起了多次重大的叛亂。例如，1763年，阿爾及爾（Algiers）的4000名基督教奴隸發(fā)動起義并殺死了看守，這“可能是羅馬帝國末期至海地革命之間，大西洋和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奴隸起義”。[11]

新大陸奴隸制的特點(diǎn)

如果非洲奴隸的實(shí)用性強(qiáng)，以及缺少可用的替代勞動力，足以解釋新世界種族奴隸制的發(fā)展，那么種族主義完全與此無關(guān)嗎？反黑人的種族主義或原始種族主義（proto-racism）是否特別指向非洲奴隸，以滿足新世界巨大的勞動力需求？還是說只有在與黑人奴隸進(jìn)行長期的互動之后，種族主義才會加劇？種族主義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還是奴隸貿(mào)易發(fā)展的結(jié)果？這是一個復(fù)雜的問題，且本文篇幅有限，無法在此進(jìn)行細(xì)致的討論。古希臘羅馬的藝術(shù)和文學(xué)作品中就有對黑人的較為夸張的描寫。雖然此類描寫很少，但最能說明問題。中世紀(jì)關(guān)于非洲人的形象，從黑魔法師到魔鬼的代理不一而足。在很多情況下，黑色與貶低之間有密切聯(lián)系。比如，在中世紀(jì)的歐洲，農(nóng)民經(jīng)常被描繪成“黑人”，因為他們在陽光下勞作并與泥土親密接觸；近代的俄國族甚至聲稱農(nóng)奴的骨頭是黑色的。在西方文化中，黑色具有強(qiáng)烈的負(fù)面象征意義，讓人聯(lián)想到死亡和罪惡。不過，雖然存在這些消極的聯(lián)系，但歐洲人對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態(tài)度十分矛盾。例如，中世紀(jì)的歐洲人并沒有主動將《圣經(jīng)》中的含（Ham）與非洲聯(lián)系起來。相反，亞洲常常被認(rèn)為是含的后代，含受到的“詛咒”也被歐洲人用來為其實(shí)施農(nóng)奴制和奴役斯拉夫人辯護(hù)。但是，無論如何，在西半球，奴隸制與非洲人的后裔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動產(chǎn)奴隸制中普遍存在的對人的羞辱、非人化和野獸化，在新大陸與黑色結(jié)合在一起。種族因素也就成為新大陸奴隸制的最顯著特征之一。[12]

新大陸奴隸制的另一個最顯著特點(diǎn)是具有高度的商業(yè)性。雖然種植園——即大型的農(nóng)業(yè)企業(yè)，它們要求盡可能地盈利，種植的作物多用于出口，并建立了等級制組織——在新大陸之外也可以找到，但種植園制度在新大陸發(fā)展到了頂峰。規(guī)模經(jīng)濟(jì)、單元規(guī)模的擴(kuò)大，幾乎完全使用黑人奴隸，勞動力高度商品化并受到高度的管制，以及嚴(yán)密的管理制度，都顯著提高了種植園的利潤水平。這種生產(chǎn)體系需要相當(dāng)多的勞動力。早在17世紀(jì)30年代，一名游客在造訪耶穌會會士位于巴西的一個蔗糖種植園時，生動地描述了當(dāng)時令人難以忍受的恐怖景象：“人們的膚色像黑夜一樣，一邊忙碌地勞作，一邊呻吟，沒有片刻的寧靜，也不曾休息。即使是見過埃特納火山和維蘇威火山的人，看過這些混亂而又嘈雜的景象后，也會承認(rèn)這確實(shí)是地獄的場景”。[13]

新大陸的奴隸制在內(nèi)部也隨著時間和空間發(fā)生變化。其中最突出的有三點(diǎn)。首先，盡管在新大陸的所有地區(qū)，輸入的非洲男性都多于女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新大陸奴隸制的殘酷性，因為龐大的男性群體會帶來治安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大陸奴隸的性別比例趨向平衡。在這方面，北美的奴隸人口是最值得注意的，因為這里的女奴數(shù)量增長最快，所以它成為世界歷史上為數(shù)不多、實(shí)現(xiàn)自我繁殖的奴隸群體之一。這種早期而迅速的自然增長解釋了為什么北美購買的奴隸數(shù)量在整個跨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小：只有大約5%。其次，與拉丁美洲或加勒比地區(qū)相比，北美對種族混合的容忍度也要低得多。人口統(tǒng)計學(xué)，尤其是白人男性與白人女性的比例（北美比拉美和加勒比更平衡），以及黑人女性的可用性，再次成為解釋這一現(xiàn)象的關(guān)鍵。不過，教會和文化習(xí)俗的作用也同樣重要，這些風(fēng)俗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舊世界的種族共存或隔離模式。

幾個世紀(jì)以來，西班牙人一直與穆斯林混居在一起；英國人在其位于愛爾蘭的定居點(diǎn)建立了特定的控制區(qū)。只有在北美，“黑人”這個極其武斷的概念——指任何據(jù)稱有明顯非洲血統(tǒng)的人——才被認(rèn)為是一種顯著的恥辱。第三，在不同的社會，黑奴獲得自由的機(jī)會有所差異。除了美國獨(dú)立戰(zhàn)爭前后，其他時期，北美殖民地以及后來的美國各州對釋放奴隸進(jìn)行了嚴(yán)格的限制。同樣，人口統(tǒng)計學(xué)——白人和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和經(jīng)濟(jì)和文化因素一樣具有一定的解釋力。[14]

很難將北美的奴隸制視為一個整體，它包括各種形態(tài)：新英格蘭地區(qū)與奴隸關(guān)系密切的“家庭奴隸制”；大西洋中部地區(qū)的混合了奴隸勞動和勞役勞動奴隸制；切薩皮克地區(qū)的奴隸制以父權(quán)制的小種植園為主，混合了農(nóng)業(yè)和煙草業(yè)，存在大量本土出生的奴隸；低地地區(qū)奴隸制主要由非個人化的大種植園組成，主要生產(chǎn)棉花和靛藍(lán)，非洲黑奴的數(shù)量更大。此外，在邊境地區(qū)還存在何種形式的奴隸制：在下密西西比河谷，有一個充滿流動性的跨種族聯(lián)盟世界；在西屬佛羅里達(dá)，存在一個由逃奴和前奴隸制構(gòu)成的自由的世界；在法屬加拿大，印第安人奴隸從聯(lián)盟的象征變成了可供交換的商品。[15]

種族奴隸制在新世界的殖民過程中發(fā)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這種制度既不是一種異常現(xiàn)象，也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部分。相反，奴隸制的發(fā)展，是支配西半球發(fā)展進(jìn)程的一個嚴(yán)酷而不可抑制的主題。北美（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新大陸）奴隸制最為本質(zhì)的特征是：以種族為基礎(chǔ)，實(shí)現(xiàn)了徹底的商品化。自由與奴役之間的對立日益明顯，因為對奴隸的貶低，讓他人獲得了解放，使得他們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yùn)，夢想著自由與平等。這是美國最核心的矛盾，即一個以自由立國的國家卻根植于奴隸制之上。美國夢總是有其黑暗的一面。然而，追夢者最終會努力擺脫噩夢。同時，受害者也在竭力改變這一現(xiàn)實(shí)。與以往其他形式的奴隸制不同，新大陸的奴隸制并不是在一段較長的時間中逐步消亡，而是戛然而止。解放奴隸的過程僅持續(xù)了一百多年：從1776年費(fèi)城出現(xiàn)第一個反奴隸制協(xié)會，到1792年里程碑式的海地革命，再到1888年巴西廢除奴隸制。一個實(shí)施了上千年的制度在大約一個世紀(jì)內(nèi)消失了。因此，北美奴隸制最后一個特點(diǎn)就是廢除進(jìn)程如此快速和新穎。[16]

注釋：

[1] The term “peculiar institution” became commonplace among Southerner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Kenneth M. Stampp,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Knopf, 1956).

[2] Moses I. Finley, “Slaver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David L. Sills and Robert King Merton, ed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14: 307-13; Finley, 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 reprint (Hammondsworth, UK: Penguin, 1983, 1980) 9, 96, 102, 111, 113-14; Keith Hopkins, Conquerors and Slaves: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Hopkins, “Novel Evidence for Roman Slavery,” Past & Present, 138 (1993): 3-27; Keith Bradley, Slavery and Society at R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13, 87; Peter Garnsey, Ideas of Slavery from Aristotle to Augu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Keith Bradley, “Animalizing the Slave: The Truth of Fiction,”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0 (2000): 110-25. For studies that explore the classical legacy over a long sweep of time, see 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especially 29-90, and William D. Phillips Jr., Slavery from Roman Times to the Early Transatlantic Trad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In addition to the sanctions for slavery that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antiquity provided and that assumed new for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the religious undergirding for slavery evident in the Hebrew and Christian Bibles ideally should be explored.

[3] Ralph A. Austen, “The Trans-Saharan Slave Trade: A Tentative Census,” in Henry A. Gemery and Jan S. Hogendorn, eds., The Uncommon Market: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23-76; Austen, “The Mediterranean Islamic Slave Trade out of Africa: A Tentative Census,” Slavery & Abolition 13 (1992): 214-48; and his most recent, “Slave Trade: The Sahara Desert and Red Sea Region,” in John Middleton, ed., Encyclopedia of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New York: Scribners, 1997) 4: 103; Pier Larson, “African Diasporas and the Atlantic” (unpublished paper, 2004); Ghada Hashem Talhami, “The Zanj Rebellion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10 (1977): 443-61; Alexandre Popovic, The Revolt of African Slaves in Iraq in the IIIrd-IXth Century, trans. Léon King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1998); Bernard Lewis,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Middle East: An Historical Enqui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or newer works on Ottoman and Islamic slavery, see Ehud R. Toledano, Slavery and Abolition in the Ottoman Middle Eas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8); Shaun E. Marmon, ed., Slavery in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1998); Minra Tora and John Edward Philips, eds., Slave Elit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2000); John O. Hunwick and Eve Trout Powell, eds.,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the Mediterranean Lands of Islam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2001); and Paul Lovejoy, ed., Slavery on the Frontiers of Islam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2004).

[4] Suzanne Miers and Igor Kopytoff, eds., Slavery in Africa: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7); Patrick Manning, Slavery and African Life: Occidental, Oriental, and African Slave Tra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6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Charles Verlinden, “L’Origine de ‘sclavus-esclave,’” Archivum latinitatis medii aevi 17 (1943): 97-128; Verlinden,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Vol. 1: Pénisule Ibérique—France (Bruges: De Tempel, 1955); Vol. 2: Italie, Colonies Italiennes du Levant, Levant Latin, Empire Byzantin (Ghent: 1977); and Verlinden,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Colonization: Eleven Essays with an Introduction, Yvonne Freccero, tra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For newer work on medieval slavery, see Ruth Mazo Karras, Slavery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Scandinav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David A. E. Pelteret, Slavery in Early Mediaeval England: From the Reign of Alfred Until the Twelfth Century (Woodbridge, UK: Boydell Press, 1995); Steven Epstein, Speaking of Slavery: Color, Ethnicity, and Human Bondage in Ital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d Sally McKee, “Inherited Status and Slavery in Late Medieval Italy and Venetian Crete,” Past &Present 182 (Feb. 2004): 31-53.

[6] A. C. de C. M. Saunders, A Social History of Black Slaves and Freedmen in Portugal, 1441-15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Hugh Thomas, 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21-24, 48-86.

[7]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The Canary Islands after the Conquest: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Society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82); Stuart B. Schwartz, ed., Tropical Babylons: Sugar and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50-168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especially 1-26, 42-84, 201-236. For more on S?o Tomé, which requires more study, see Tony Hodges and Malyn Newitt, S?o Tomé and Príncipe: From Plantation Colony to Microstat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 and Robert Garfi eld, A History of S?o Tomé Island, 1470-1655: The Key to Guinea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1992).

[8] David Brion Davis, “Looking at Slavery from Broader Perspectiv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April 2000): 458, and hi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Slave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 Robert C. Davis,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For mo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freedom and slavery, see David Eltis, 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Sue Peabody, There Are No Slaves in Franc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Ancien Régi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9] Carl Ortwin Sauer, The Early Spanish Ma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and Irving Rouse, The Tainos: Rise & Decline of the People who Greeted Columbu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William L. Sherman, Forced Native Labor in Sixteenth-Century Central Americ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 Stuart B. Schwartz, 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 1550-183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lan Gallay, The Indian Slave Trade: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Empire in the American South, 1670-171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yce E. Chaplin, “Enslavement of Indians in Early America: Captivity without the Narrative,” in Elizabeth Mancke and Carole Shammas, eds., The Creation of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75-121; for a recent discussion of Indian population decline, see David S. Jones, “Virgin Soils Revisite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60 (October 2003): 703-42.

[10] David Eltis and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White Servitude,” in Eltis and Engerman, ed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forthcoming). For slavery compared to other forms of coerced labor, see M. L. Bush, ed., Serfdom and Slavery: Studies in Legal Bondage (London: Longman, 1996); Stanley L. Engerman, ed., Terms of Labor: Slavery, Serfdom, and Fre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Bush, Servitude in Modern Times (Cambridge, UK: Polity, 2000).

[11] David Eltis and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White Servitude,” in Eltis and Engerman, ed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forthcoming). For slavery compared to other forms of coerced labor, see M. L. Bush, ed., Serfdom and Slavery: Studies in Legal Bondage (London: Longman, 1996); Stanley L. Engerman, ed., Terms of Labor: Slavery, Serfdom, and Free Lab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Bush, Servitude in Modern Times (Cambridge, UK: Polity, 2000).

[12] Frank M. Snowden Jr., Blacks in Antiquity: Ethiopians in the Greco-Ro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nowden, Before Color Prejudice: The Ancient View of Black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Benjamin Isa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Jean Devisse and Michel Mollat, eds.,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 Vol. 2: From the Early Christian Era to the “Age of Discovery” (Cambridge, MA: Menil Foundation, 1979); Paul Freedman, Images of the Medieval Peasa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3-73, 300-03; Peter Kolchin, Unfree Labor: American Slavery and Russian Serfdom(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0-73;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8); Ivan Hannaford,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West (Washington, D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6); the essays in “Constructing Race: Differentiating People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54 (January 1997): 3-252; David M. Goldenburg, The Curse of Ham: Race and Slavery in Early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the best account is David Brion Davis, “The Origins of Anti-Black Racism in the New World,” chapter 3 of Inhuman Bondage: The Rise and Fall of New World Slavery (forthcoming).

[13] Robert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Norton, 1989); Schwartz, ed., Tropical Babylons, 3.

[14] Frank Tannenbaum, Slave and Citizen: The Negro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6); Carl N. Degler, Neither Black Nor White: Slavery and Race Relations in Brazil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15] For some examples, see William D. Piersen, Black Yanke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Afro-American Sub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Graham Russell Hodges, Root and Branch: African Americans in New York and East Jersey, 1613-186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hilip D. Morgan, Slave Counterpoint: Blac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and Lowcount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Daniel H. Usner, Indians, Settlers, & Slaves in a Frontier Exchange Economy: The Lower Mississippi Valley before 178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Jane Landers, Black Society in Spanish Florid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and Brett Rushforth, “‘A Little Flesh We Offer You’: The Origins of Indian Slavery in New Franc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60 (October 2003): 777-808. To this list might be added other forms of aboriginal slavery: see Theda Perdue, Slavery and the Evolution of Cherokee Society, 1540-1866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9); William A. Starna and Ralph Watkins, “Northern Iroquoian Slavery,” Ethnohistory 38 (Winter 1991): 34-57; and Leland Donald, Aboriginal Slavery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6] Slavery, however, continued in Africa until about the 1930s. There the abolitionist moment was rather prolonged and slavery underwent what has been termed a “slow 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