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極右詞匯表

隨著本月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塵埃落定，《衛(wèi)報》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為Jon Henley）認為有必要審視一些常用來描述歐洲極右政黨的術語是什么意思，以及人們是否總是使用正確的術語。

在這個簡短的詞匯表中，《衛(wèi)報》借鑒了The PopuList的定義，這是一個涉及30多個國家的100多位政治科學家的開創(chuàng)性項目，對歐洲的政黨及其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tài)做了分類。

激進右翼（Radical right）

根據(jù)喬治亞大學的民粹主義和極右問題專家卡斯·穆德（Cas Mudde）的研究，激進右翼政黨被定義為提倡兩種核心意識形態(tài)的政黨：本土主義（nativism）和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

本土主義（Nativism）的信念是：“國家應該只由‘本土群體’的成員居住，并且‘非本土元素’從根本上威脅到同質的民族國家”。

這解釋了如法國的國民聯(lián)盟（RN）、荷蘭的自由黨（PVV）、西班牙的Vox或匈牙利的Fidesz等激進右翼政黨的核心關注點是移民問題。

本土主義（Nativism）是一種突出的排他主義形式，激進右翼政黨通常也對除了非本土居民之外的其他“外群體”（outgroups）具有排他性，包括不同宗教或性別、性取向的人。

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對嚴格有序社會的信仰”，其中對違規(guī)行為“嚴懲不貸”，因此極右的第二個關鍵焦點是對法律和秩序的強硬態(tài)度，例如德國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或奧地利的自由黨（FP?）。

與極端右翼政黨不同，激進右翼政黨通常在民主框架內運作：他們并不積極顛覆民主制度，通常也不支持使用暴力。

極端右翼（Extreme right）

極端右翼政黨與激進右翼政黨共享相同的兩個核心意識形態(tài)，但與后者不同的是，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推翻現(xiàn)有的民主秩序，并且對實現(xiàn)其目標的暴力行為不持反對意見。

雖然荷蘭民主論壇（FvD）參與選舉，但它推動陰謀論和建立“對抗社會”，因此通常被認為是極端右翼，希臘的黃金黎明（Golden Dawn）也是如此。

當?shù)貢r間2024年6月23日，法國巴黎，投票站的選舉海報上印著極右翼政黨“國民聯(lián)盟”瑪麗娜·勒龐與喬丹·巴德拉的照片

極右（Far right）

許多政治科學家把“極右”（far right）作為對激進右翼或極端右翼的政黨的統(tǒng)稱。

這可能是因為對某個政黨歸屬于哪個類別存在疑問——例如，因為某個政黨內部的一些元素可能比其他元素更極端，所以其信息傳遞不一致，或者因為某個政黨的立場已經或正在發(fā)生變化。

The PopuList團隊的主要成員馬修斯·魯杜因（Matthijs Rooduijn）說：“在實踐中，這往往很難決定。一些政黨的成員可能會發(fā)出多次極端主義的暗示，但在其正式聲明中可能只是激進的?！?/p>

那些僅中度極右或其立場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緩和的政黨可能被描述為邊緣極右（borderline far right）。

民粹主義（Populist）

再一次使用穆德提出的定義，民粹主義政黨被定義為“支持社會最終分為兩個同質且對立的群體，即‘純潔的人民’對‘腐敗的精英’的政黨”。

民粹主義政黨還認為政治應該是“人民意志的表達”。任何阻礙“人民意志”和政策制定之間的事物他們都不喜歡，并且在掌權時可能試圖削弱：自由新聞、獨立司法。

許多（但不是全部）極右政黨顯然也是民粹主義的。然而，魯杜因說：“僅僅說‘民粹主義’會讓他們看起來比實際更溫和”。

強硬右翼（Hard right）

媒體機構（包括《衛(wèi)報》）廣泛使用“強硬右翼”（hard right）這個術語。魯杜因建議不要使用它。他說：“我認為它更多的是令人困惑”。

這個術語常常被用來描述那些在競選過程中或一旦上臺后可能調和其語調或立場的政黨。魯杜因認為：“政黨確實會隨著時間變化；它們可以變得更溫和，也可以變得更激進。但我們在政黨執(zhí)政時避免改變他們的分類。如果他們與更溫和的合作伙伴組成聯(lián)盟，他們不得不妥協(xié)，他們必須不那么激進。但一旦他們退出聯(lián)盟，你經常會看到他們的身份并沒有改變?！?/p>

保守派（Conservative）、歐洲懷疑主義者（Eurosceptic）、氣候懷疑者（climate-sceptic）

在不同程度上，歐洲的極右政黨可以分享多種其他意識形態(tài)立場。

在不同程度上，許多人是歐洲懷疑主義者（Eurosceptic），他們的信仰從“完全拒絕歐洲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整個項目”到對其國家成員身份的“有條件或有保留的反對”。

一些政黨，特別是中歐和東歐的政黨，社會上極度保守，推廣責任、愛國主義和傳統(tǒng)價值觀、家庭結構、性別角色和性關系的概念。

越來越多的政黨也是氣候懷疑者（climate-sceptic），要么完全拒絕氣候變化的科學，要么抵制和尋求推遲向綠色轉型的努力。

許多人是反自由的（illiberal）——意圖控制司法和媒體，篡奪憲法機構，攻擊公民社會——并且“反覺醒”（anti-woke，“覺醒”文化通常指的是對社會不公、種族歧視、性別平等和其他形式的社會公正問題的高度敏感和關注）。

現(xiàn)在來看看那些歐洲政黨

根據(jù)上面的標準，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第二名（領先于執(zhí)政聯(lián)盟的所有三名成員）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可以被歸類為極右（far right）、民粹主義（populist）——并且有極端主義元素。

在法國獲得第一名的國民聯(lián)盟（RN）是極右（far right）和民粹主義（populist），盡管在社會經濟政策上相對左翼。

盡管在與歐盟合作和運行國家經濟政策方面相對溫和，喬治亞·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黨（Brothers of Italy）的根源被廣泛認為是新法西斯主義（neofascist），因此也被歸類為極右（far right）、民粹主義（populist）和社會保守派（socially conservative）。

目前因有聯(lián)盟中的限制，芬蘭人黨（The Finns）是極右（far right）和民粹主義（populist）；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有極端右翼的根源，現(xiàn)在是極右（far right）和民粹主義（populist）；丹麥人民黨（Danish People's Party）是極右（far right）——盡管比許多政黨更溫和。

西班牙的 Vox 是極右（far right）和民粹主義（populist），以及反女權主義（anti-feminist）和經濟右翼（economically rightwing）。葡萄牙的Chega是極右（far right）和民粹主義（populist），強烈關注移民、伊斯蘭和“政治正確”。

奧地利的自由黨（FP?）是極右（far right）和民粹主義（populist），荷蘭的自由黨（PVV）也是如此（強調伊斯蘭恐懼癥），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以及波蘭的法律與正義黨（Law & Justice）也是如此。

最后，許多歐洲的主流中右翼政黨，包括法國的共和黨（LR）、荷蘭的人民黨（VVD）和英國的保守黨，已經采用了本土主義（nativist）政策平臺，最顯著的是在移民問題上。

另類右翼（Alt-right）

筆者認為，這個詞匯表中還應該加上另類右翼（Alt-right）。另類右翼是極右白人民族主義運動，主要是一種網絡現(xiàn)象，起源于2000年代后期的美國，隨后在2010年代中期逐漸流行并在其他國家建立影響力。該術語定義不明確，學者、記者、媒體評論員和另類右翼成員自己對此都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另類右翼在傳統(tǒng)極右的基礎上表現(xiàn)出諸多新意。這里以西班牙的“派對結束了”（The Party's Over，西班牙語：Se Acabó La Fiesta）為例。社會學者Iago Moreno在《雅各賓》上對其做了剖析。

本月，網紅阿爾維斯·佩雷斯（Alvise Pérez）召集他的追隨者在馬德里的一家夜總會慶祝他的新政治平臺“派對結束了”獲得超過八十萬張選票。這個結果遠遠超出了民調的預測。

在新冠大流行期間，阿爾維斯通過傳播反疫苗宣傳和編造對進步政治家的污蔑在西班牙的線上極右生態(tài)系統(tǒng)中嶄露頭角。

盡管他的線上活動得到了極右政黨Vox背后的許多極端保守的天主教組織的資助，但他的言論回避了后者傳統(tǒng)的權威主義西班牙民族主義。相反，阿爾維斯的競選活動采用了陰謀論的敘述和類似于匿名者Q（QAnon）和美國另類右翼線上文化的符號學?！芭蓪Y束了”甚至有一個戴著匿名者面具的“叛逆松鼠”作為其標志。

阿爾維斯的平臺被認為在18至24歲年齡段的選民中獲得的票數(shù)超過了Podemos和Sumar的總和。十年前，Podemos作為一個左翼民粹主義“數(shù)字黨”取得了突破，“派對結束了”的出現(xiàn)反映了線上領域極右翼的接管，及其更善于利用社交媒體。

如果說在2011-2015年間，西班牙代表了新進步數(shù)字政治的前沿，那么阿爾維斯的快速增長表明了當前極右在網上的主導地位。他的全國競選活動完全繞過了傳統(tǒng)媒體。

2011年反緊縮抗議浪潮期間，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爾斯（Manuel Castells）在《希望與憤怒的網絡：互聯(lián)網時代的社會運動》（Networks of Hope and Outrag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中斷言，西班牙城市廣場被無領導和自發(fā)的“憤怒者”（Indignados）運動占領，得益于社交媒體網絡構成了“自治空間，基本上超出了政府和公司的控制”。西班牙左翼的許多人將數(shù)字平臺視為新的公共表達的“阿戈拉”（古希臘的公共廣場）的基礎，這將使參與決策和組織的形式成為可能。這與現(xiàn)在的現(xiàn)實形成了反差。

盡管左翼在2010年代花費了大量精力討論各種參與性網絡組織形式的優(yōu)點，但過去十年的社交媒體發(fā)展最終有利于反動數(shù)字亞文化的崛起。

在這一意義上，2018年Vox的崛起展示了極右在利用社交媒體平臺的“注意力經濟”模式方面日益增強的能力，在這種模式中，通過煽動性爭議來驅動參與度的能力被視為一種寶貴的商品。

另一個因素是另類右翼擁有更大的資源，可以在TikTok等平臺上大規(guī)模生產引人注目的視覺內容，或資助所謂的“高級噴子”如阿爾維斯。從這個意義上說，極右的數(shù)字影響力與西班牙進步力量之間的差距，更多地歸因于更廣泛的反動網紅和內容創(chuàng)作者生態(tài)系統(tǒng)，被稱為“法西斯圈子”（fachosfera，意為fascist-sphere）。

西班牙最受歡迎的四十位極右YouTuber每位都有超過十萬訂閱者，總共有一千萬追隨者——他們制作的奇異節(jié)目將仇外情緒、各種各樣的娛樂形式和極右翼宣傳混合在一起。有些人在緊身衣里宣傳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思想，而另一些人則聯(lián)合起來用流媒體直播他們在Minecraft中創(chuàng)建的虛擬世界——他們在那里模擬建立新的弗朗哥紀念碑。

劍橋大學規(guī)定退休年齡爭議：年齡歧視與代際公平

當?shù)貢r間6月27日晚，美國2024年大選首場候選人辯論舉行，辯論雙方是81歲的現(xiàn)任總統(tǒng)拜登與78歲的前總統(tǒng)特朗普，相比之下拜登在辯論中表現(xiàn)不佳，不止一次無法完整陳述自己的觀點，因而出現(xiàn)了很多呼吁其退出本次總統(tǒng)大選的聲音。在辯論結束后的第二天，拜登在一場競選演說中承認自己的辯論技能有所退化，因為自己“不再是一個年輕人了”，與此相對，特朗普則在辯論后聲稱拜登的問題不在于年齡，而在于能力。

年齡與能力的關系涉及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即年齡歧視（ageism）。知名英國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近日在《衛(wèi)報》撰文探討了劍橋大學的規(guī)定退休年齡問題。劍橋大學目前采用的“雇主規(guī)定退休年齡（Employer Justified Retirement Age）”為67歲，現(xiàn)年69歲的比爾德就是在兩年前退休的。在這則題為《劍橋大學應該規(guī)定退休年齡嗎？我覺得應該，誰想當“職位阻塞者”呢？》的評論文章中，比爾德在表達對延遲退休年齡至69歲的支持的同時，還對年齡歧視與代際公平以及對于學者而言何為“美好”且“有用”的晚年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

英國劍橋大學校園

根據(jù)劍橋大學校報Varsity此前的報道，將規(guī)定退休年齡推遲到69歲的題案目前正在正式討論程序中，將在7月份由該校教師投票決定是否通過。而在這一漸進式改革方案之外，也有聲音要求徹底廢除這項“年齡歧視”政策，批評其造成了人才流失，對職業(yè)生涯往往發(fā)展較晚的女性學者的傷害尤為嚴重。

劍橋大學堅持聲稱規(guī)定退休年齡政策“確保了代際公平與職業(yè)發(fā)展”，并“促進了研究創(chuàng)新和知識創(chuàng)造”。而一份有數(shù)十名學者簽名的評論稱，該政策“基于一項‘受保護的特征’挑出一些人并對其施以歧視”，“雇主規(guī)定退休年齡是一項基于過時假設的破壞性政策。它損害了劍橋大學的全球聲譽，破壞了劍橋大學的使命。”

現(xiàn)年66歲的通訊系統(tǒng)教授喬恩·克勞克羅夫特（Jon Crowcroft）表示，“雇主規(guī)定退休年齡”顯然是不道德的，因為它構成了“年齡歧視”，年齡與性別或宗教信仰一樣都是受保護的特征，如果某人突然決定改變宗教信仰而遭到解雇，一定會引起軒然大波和法庭訴訟。他還援引了去年關于牛津大學雇主規(guī)定退休年齡事宜的一個判例（牛津和劍橋是英國唯二實行此類退休政策的大學），法庭裁定牛津大學強迫四名學者在68歲退休的做法不合法。克勞克羅夫特還提到，有人認為規(guī)定退休年齡政策是大學用來擺脫一些不盡職的人的手段，但以年齡為代理來達成這一目的絕不合法。

博士后研究員尼諾·萊烏布利（Nino L?ubli）參與了劍橋大學對延遲規(guī)定退休年齡的評議，他認為這些討論未能突出與博士后和早期生涯群體的相關性。在他看來，雇主規(guī)定退休年齡對于大學中新職位的產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退休年齡是保障劍橋大學常設職位提供的獨特獨立性和學術自由的重要平衡機制。

評議小組主席理查德·潘迪 （Richard Penty）表示，評審發(fā)現(xiàn)雇主規(guī)定退休年齡為處于職業(yè)生涯早期階段的學者創(chuàng)造了就業(yè)機會。在過去的10年中，大學所有新的學術職位空缺中幾乎有一半是該政策的結果。很多院系的反饋也顯示了對于退休穩(wěn)定帶來的職位空缺的倚重，因為這有助于他們開辟新的關鍵研究領域并鼓勵研究創(chuàng)新。

事實上，早在去年11月，就有120名學者向劍橋大學校長提交公開信，要求廢除雇主規(guī)定退休年齡，他們主張這項政策違背了英國2010年通過的新《平等法案》，造成了頂尖學者的壓力和糟糕的心理健康狀況，減少了劍橋大學人才庫的多樣性。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迪迪?！た迤?（Didier Queloz）教授是這封公開信的幕后領導者之一，他認為劍橋大學此次修改退休年齡的提議表明校方承認現(xiàn)行規(guī)定需要改進，因此是一個進步。

瑪麗·比爾德在文章開篇寫道，年齡歧視在當下的英國文化中處于混沌狀態(tài)。一方面人們合理地反對僅僅因為到了一個隨意規(guī)定的退休年齡，就將老年人拋棄到廢品堆、小園地或是看望孫輩的火車上，像瓊·貝克維爾（Joan Bakewell）這樣年逾九十還時不時現(xiàn)身廣播電臺的老太太也備受喜愛；但不論職業(yè)規(guī)則如何，沒有人想讓一名85歲的醫(yī)生為自己做心臟搭橋手術，人們也不愿意看到超過65歲的腳手架工人被迫爬上10層樓高的危險金屬結構，或是觀看一場兩位總統(tǒng)候選人一個說不對事實一個說不出觀點的電視辯論。還有一個人們不愿面對的真相，那就是為老年人保留選擇權有時候會阻礙或推遲更多的年輕人在職業(yè)階梯上站穩(wěn)腳跟。歧視和公平有時會同時發(fā)生。這一點在英國工黨提議將上議院的退休年齡設定在80歲引起的爭議中可以看到。

比爾德指出，在學界，職業(yè)生涯早期的學者總體而言很難在職業(yè)階梯上正常發(fā)展，人們過去認為年輕的研究人員只要在圖書館或者實驗室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幾年，就能輕松找到一份終身工作，但事實上由于經費削減，她認識的大多數(shù)年輕學者都要“奔波”十年左右，才能在35歲及以上找到一份長期工作。在此之前，他們被稱為“不穩(wěn)定群體”，從一份臨時工作換到另一份臨時工作，每份工作的標準時長是一年，有時更短，地理上往往相隔數(shù)百英里，這種制度顯然對他們不利，對于學生和大學同樣有害。這是劍橋大學規(guī)定退休年齡的主要原因，比爾德作為退休人員參與的工作小組提議將其推遲至69歲以反映人口結構的變化，但如上文所說，這是有爭議的。對于希望完全廢除退休年齡的人而言，這是未能反映70歲以上老年人的權利和潛在貢獻的年齡歧視政策，但對于年輕學者而言，保留退休年齡能夠在十年間帶來成百上千的工作機會。

比爾德認為，無論最終投票結果如何，這一爭議暴露出的是大學和社會需要面對的更大的問題：“退休是為了什么？在不‘阻塞職位’的前提下，退休人員能夠做出怎樣的貢獻？這與新的職業(yè)模式（以及對很多人而言更糟糕的養(yǎng)老金供給）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說白了就是，在退休和死亡之間，我們應該做些什么？”

劍橋大學承諾認真思考所有這些問題，比爾德視之為一次探索如何重視和認真對待退休學者的機會。退休學者們面臨著大大小小的不便，從大的方面來看，一旦不在大學工作，就很難再為任何類型的研究項目申請到資助，而很多退休學者仍然活躍在研究領域；還有一些瑣碎微小但容易解決的問題，例如當學者失去了大學的電子郵件地址，查資料時就很難被圖書館或檔案館像之前那樣認真對待了。很多學者在一所機構工作了幾年甚至幾十年，一朝退休就被收走圖書館和工作區(qū)域的門禁卡，甚至連打印機都無法使用了，這類不近人情的小事也會刺痛退休學者。比爾德提到她的一位學者朋友幾年前在退休派對的第二天早上去系里感謝組織者，結果發(fā)現(xiàn)自己的書信架已經被拆掉了，這在當時不啻“社會性死亡”。

比爾德最后總結道，人們能夠為職業(yè)社群創(chuàng)造的價值不會因為退休而消失，各機構和行業(yè)必須找到創(chuàng)造性的方法來讓退休人員參與其中。兩年前退休的她知道，如果自己在原來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就無法直視那些做著不穩(wěn)定工作的同事。與此同時，在她看來，所謂的“代際公平”包含了年齡歧視，她也想要屬于她這一代人的代際公平。

將目光重新投向大洋彼岸的美國，早在今年3月拜登和特朗普成為各自黨派的總統(tǒng)大選候選人之時，美國社會對兩人年齡的關注就一度超過了對他們的政策的關注，因而引發(fā)了一場關于年齡歧視的熱議。在這場討論中，多位老年醫(yī)學家和老年心理學家指出，年齡歧視是當今為數(shù)不多的仍然被社會接受的歧視之一。事實上，年齡和其他的身份類別一樣，并不能說明一個人的經歷、價值、健康狀況以及認知能力，但由于很多人被教導害怕或者輕視老年人，年齡往往被當作其他諸如意識形態(tài)、投票記錄等真正值得擔憂的問題的代理。值得注意的是，有證據(jù)顯示，年齡歧視會增加暴露于其下的老年人在相關行為上的負面表現(xiàn)的風險，對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會造成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