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作為一個核心概念，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同志把文明作為中華民族的根，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了這一點。從哲學的視域看，文明既是指人類存在的一種基本方式，也是人類文化創造成果的總和。具體而言，文明不僅有其外在的、物質層面的多重體現，而且有傳統的觀念性的內容。現在倡導兩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文明可以說提供了這種結合的現實基礎。一方面，它展開并體現于社會的不同的層面，在物質的、踐行的背景、實踐展開的具體情景上，都具有文明的實際維度。從古到今，這種現實的內容前后傳承，正是以文明的衍化為前提。今天所面臨的社會現實與以往的歷史發展前后相連，談中國的具體實踐及其背景，無法離開這一基本之點。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在觀念層面上也包含傳統的延續，而文化的延續即以文明的衍化為依托。可以看到，以文明為基礎，上述兩個結合可以得到比較充分地體現，這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了文明作為核心的重要特點。

從中國傳統的角度去理解文明，需要聯系中國思想的另一重要觀念，即文野之別。這里的“文”也就是文明或文化，“野”則是指前文明、前文化的形態，文明的發展表現為從自然的、前文明或前文化的狀態向文明化的狀態發展。關于文明的發展以及文明的理解問題，這里可能特別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縱向的。前面提到的由野而文、由前文明到文明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延續過程，這一發展進化與物質層面的前后演進（縱向衍化）具有同步性：人類生活取得文明形態，基于廣義的工具改進（包括晚近從機械工業到信息產業）、能源變遷（具體表現為水力、畜力、蒸汽、電、作為電能延伸的石化形態-石油和煤、取代石油和煤等石化形態的新能源等演進）、材料革新：歷史地看，人類已經歷石器、鐵器、多重自然金屬、合成金屬或新材料的衍化，等等，這些變化主要體現為技術的進步；這些演進既給文明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托，也展現了文明發展與進步的歷程。

除了以上縱向衍化之外，還要注意文明發展的多樣性。“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文明發展也并非以千篇一律的方式展開，從語言表述、道德觀念、價值追求、行為方式、生活習俗、政治體制、社會治理，等等，文明都具有多重樣態。可以說，石器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機、電能、信息與新能源新材料的依此衍化，體現了技術層面文明的進步，而從蒸汽機到電能，則西方似乎領先一步；如果僅僅注重于縱向的技術之維，便可能導致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一度盛行的西方中心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即與之相關。確實，西方比其他的民族要早一點體現近代的科技的文明。然而，這里同時需要注意文明有其多樣形態，并非僅僅表現為單一路向；從文明多樣形態來看，不同文明之間并沒什么優劣、高下之分。文明衍化涉及文明的多樣展開，古希臘、埃及、印度、中國的不同形態，便體現了這一點。廣而言之，從傳統的價值取向以及宗教形式到近代的價值觀念以及宗教形態，包括儒學、基督教、伊斯蘭、印度教等不同演進，也體現了文明的多重形態。總起來，對文明的理解應當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去理解，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西方中心主義的取向。

文明同時與價值系統相關聯。從價值系統來看，當代的西方文化似乎趨向于把近代以來價值趨向和價值觀念作工具化、片面化的理解，并自詡為“民主”國家，由此導致的現代社會的文化現象，是片面化的“民主”被無限拔拔高：民主似乎天然等同于政治正確。然而，這一視域中的民主，本身往往被扭曲，其形態首先側重于形式的層面，通常所說的一人一票的選舉，便構成了民主的形式化典型。這種“民主”形式表面上似乎包含民眾的“普遍”參與，但在從實質的層面考察，在選舉之前，選民對候選人的情況往往缺乏真實了解；在選舉之后，民眾便立即離場：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做什么，怎么做，完全無法左右。在這種形態中，所謂“民主”，僅僅表現為選舉前的盲目投票，選舉后的冷眼旁觀。在被扭曲的形態下，“民主”常常被工具化，其表現之一，是以民主為劃分陣營的標準：與某一利益集團自身觀念一致的，就是民主；反之，則是所謂“威權”，民主與威權的對峙，成為政治生活的基本套語。與之相關的是處心積慮的打壓、對抗對手。這種形態的“民主”每每成為美化自身的符號：一旦被打扮為相關陣營的代表，就成為民主燈塔，并似乎獲得了道德和價值觀上的“制高點”。然而，在這種所謂“民主”旗號下，人們看到的往往是各種反人類的丑行：煽動對立，干預侵略；破壞有余，建設不足。18、19世紀時，羅蘭夫人曾悲憤地指出：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行借汝之名以行之；現在，同樣可以說，民主、民主，天下多少罪行借其名以行之。

較之民主，文明展現了更為深沉和寬廣的內涵。作為人類創造的成果，文明與民主并不沖突，相反，它在實質上包括民主、自由等治理方式和觀念。也就是說，文明并不排斥民主，相反，它將民主等觀念納入自身，表現為“范圍而進退之”，正是這種博大有容的形態，使之高于民主。與片面化、被扭曲的“民主”僅僅限定于少數集團、國家的私利不同，文明以人類整體命運為關切之點，它所關注的是天下眾生的共同利益。同時，文明表現為歷史的沉淀，是人類活動長期發展的結果，這與被扭曲的近代“民主”忽視數千年文明發展、僅僅著眼于社會的短期演進、缺乏深度的歷史感顯然不同。

按其本義，“民主”有其積極意義，確是個“好東西”，但在今天被片面化的扭曲形態下，“民主”已成為西方獲取“話語權”、打壓所謂“非民主”國家的意識形態工具，在此背景下，應當回歸文明這一人類的主流價值，以此涵蓋民主、維護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政治領域，可以理直氣壯地提出：文明高于民主。如前面指出的，這一口號并不否定民主，而是將其涵蓋于文明之中，由此，廣大人民既可以獲得話語權的主動，也可以避免狹隘的陣營劃分，真正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普遍價值。

概要而言，應當承認，文明高于民主、也高于近代以來的價值觀念。在這個意義上，選擇文明概念，對其豐富的內涵進行多方面具體闡釋，也有現實意義。換言之，注重文明觀念既有理論性和學術價值，也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前面提到，從世界范圍來看，話語權體現了不同的價值取向，突出文明，可以反轉以民主自由為“價值制高點”的扭曲形態：文明概念高于民主、自由，其內容并非排除民主、自由，而是在實質上汲取并涵蓋了這些價值觀念。按其內涵，這一問題與正義與仁道的關系具有相關性，就后者（正義與仁道的關系）而言，可以將仁道高于正義或仁道觀念高于權利作為基本的原則。歷史地看，仁道是中國儒家的基本觀念，它以肯定人之為人的內在價值為核心，也就是說，它所確認的是作為類的人不同于物（對象）的價值。孔子以愛人界說仁（仁者愛人）、《論語》中關于馬廄失火之后孔子急切的問“傷人乎？不問馬”的記載，都表明了這一點：盡管馬具有價值，但這種價值僅僅表現為工具性的（為人所用），唯有人，才具有內在的價值（自身即目的），因此，關切中心應放在人之上，這一價值取向與近代哲學家康德確認人是目的，具有一致性。相形之下，正義或權利則首先關注于個體利益：正義的核心是個體得其應得，這一規定的前提是對個體權益的強調。肯定仁道高于正義或仁道高于權利，意味著確認人之為人的價值，高于僅僅注重個體利益。文明高于民主、文明高于自由，可以視為以上觀念的引申，其中包含實實在在的價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