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學術生涯戛然而止，留下大量已完成的項目尚未出版。他最后的課程和晚期的訪談提供了有關未來方向的多種征兆。從1974年到1984年，福柯出版了四部專著、一部合著和兩部編著：《規訓與懲罰》、《性史》的前三卷、《家庭的失序》、《生境政治》以及《艾爾庫里娜·巴爾班》。從任何標準來看，這都是一套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集，但他的寫作和言說涉及的議題更為廣泛，所發表的作品也經歷了多次的改變。在他去世之后，我們已有很多的收獲，包括：文集《言與文》；十三個年度的巴黎講座課程，其中有九個是在最后的十年進行的；在伯克利、魯汶、佛蒙特等地的講座；以及大量其他方面的文本和證據。所有這些使我們能夠對他的學術研究工作做出極為具體細致的說明。

值得一提的是，鑒于這些材料，我們如今能更清楚地理解，福柯長期以來對于坦白議題的興趣，何以在他這段時期的所有研究工作中一直是一個不斷重現的重要主題。在1971-1972年的課程《刑事理論與刑事制度》中，坦白作為一個主題，它對于在刑事案件中運用精神病學專業知識是很重要的，后來福柯對基督教實踐產生了興趣，并從近代早期經中世紀一直追溯到基督教早期教父那里。對于坦白的關注伴隨著福柯主要的理論興趣，從權力機制及其與知識的關系轉移到真相生產與主體性生產之間的關聯。

福柯

主體性的歷史或者說主體的譜系學，或許是福柯這十年的主要關切。他經常引用對他研究工作的這種描述，有時把它解釋為主體與真相之間關系的問題。過去把這解讀為福柯晚期研究中主體的“回歸”，我們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試圖通過對主體的歷史考察來探求如何解決主體的問題。這既是特定個體的主體問題，也是一群人的集體的主體問題，福柯對于治理或者說治理術問題的興趣，也是他借以探求該主題的路徑之一。即使是他有關新自由主義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試圖追溯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的出現。有關治理的作品至少包括從《必須保衛社會》到《安全、領土與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誕生》再到《對活人的治理》這些講座課程，但也延伸到他最后的兩次名為《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的講座課程。正如他在1981年所言，治理術的計劃應當理解為探尋“在與他人關系的連接中自我對自身的治理”。再回顧一下《主體解釋學》課程中的建議，“‘治理’，‘被治理’以及‘關心自我’形成一個序列、一個系列”，福柯試圖追溯從古代到公元三四世紀牧領權力的出現。基于這樣的理解，很明顯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有關治理術的研究工作，絕不是對福柯總體計劃的一個放棄，而是針對該計劃的一個非常具有生產性的新思路，這促發了福柯日后的研究興趣與研究方案。

這并不是說，在這些講座中討論的材料里沒有任何偏離他主要的關切之處，我們也不認為，他完全清楚他將要走向哪里或他在試圖做什么。為撰寫一本有關基督教的著作，福柯付出長期不懈的努力。從1976年計劃中宣稱的第二卷，到80年代初對議題的重新調配，最后到1984年計劃的第四卷，這些調整表明他在探討這些材料時所面對的挑戰。此外，他有幾次也談到，在調和《性史》最后幾卷中兩個似乎沖突性的計劃——對古代性行為的研究和對自我技術的探討——時所面臨的難題。這兩個計劃的沖撞最明顯地發生在《關心自我》上——這個標題原本是在《性史》系列計劃之外的一本書，材料也有所不同，但它卻成為該系列一卷的標題，同時也帶有另一個平行計劃的某些痕跡。

另一個持續性的主線是福柯對合作項目的熱情。他的政治行動主義通常采取一種合作的形式——不僅有監獄情報小組，也有關注健康和精神病院的團體。他參與波蘭團結工會法國分會的工作，并就一系列關切的問題參與數不清的呼吁、請愿和記者招待會，直到他去世。他在法蘭西學院最早的研討課促成《我，里維耶》檔案匯編的出版，福柯在后來的課程中利用了讓-皮埃爾·彼得等一些同事所做的檔案工作。他與CERFI的合作及時促成了《規范化設施的譜系學》（Généalogie des équipements de normalisation）、《生境政治》以及《治療機器》這幾本著作。為了完成長期計劃的有關密札的工作，他與阿萊特·法爾熱進行了合作。1981年在魯汶、1982年在佛蒙特以及尤其在伯克利，他策劃了在他死后完成的合著作品。伯克利有關“大戰與戰后時期的新治理藝術”的項目，原本會成為他希望探討的社會主義治理術問題的方式之一。這是一個似乎尤其能激發他的興趣的議題：這也是他晚年在巴黎與同事們所討論的問題。

然而，最重要的是，這是他實施《性史》計劃的十年。最初開始于1974年，但種種跡象表明至少可以再向前追溯十年，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直到去世。這個計劃歷經一系列重要的改變。他承諾要出版的好幾卷都只是起草了一部分，在講座課程中有的試講過，有的被放棄，也有些至少部分被銷毀了。與最初按主題分卷的方式不同，該計劃在20世紀80年代初采取了歷史分期的形式，福柯開始在圖書和雜志中發表一些節選或者概要，但對于材料的重組仍在繼續推進。僅僅到了生命的最后幾個月，福柯才最終出版了《性史》的另外兩卷，而第一卷早在1976年末就已面世了。

《快感的享用》與《關心自我》這兩卷，也是他最后出版的兩部專著，曾經看上去與福柯此前的議題不太相關。現在，從那些篇幅較短的作品和各種講座來看， 我們可以認為這兩卷處于一系列不斷發展的興趣和問題的語境之中。這兩卷的最終形式是在該進程很晚的時候才確定的。我們有幸得見這些著作，因為此前的幾稿仍然存在檔案之中。除了《知識考古學》的一個早期書稿由福柯交給德菲爾閱讀外，福柯銷毀了為其他著作準備的材料。對于《快感的享用》與《關心自我》，福柯似乎未有機會毀棄這些草稿。在國家圖書館的四大箱文件中，有這些卷各章的許多草稿。第一箱包括導論和開頭一章的幾份草稿，從中可以看到這兩卷被構想為關于古代的單獨一卷的那個時期，然后是保留的各章的后續手稿。

福柯的書稿是手寫的，因此每一稿都是從頭寫起：這是一個辛苦的過程，不僅對文字潤色加工，而且將結構調整得更加嚴密。有些時候，福柯把文本交給法蘭西學院的打字員，然后再對后者提交的文本加工打磨。偶爾，打字員們會用問號標出手稿上難以辨認的字詞——對此我有很多同感。福柯會對這些機打的文本進行改寫，有時把一頁剪輯成幾片，然后把片段貼在新頁面上，寫下關聯的頁碼，再交給打字員以形成一個新的版本。與現代的文字處理不同，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些文稿資料的原始情形以及它們發展與改變的物理痕跡。福柯1971年對譜系學所做的著名表述，認為它是“在被多次刪改與重寫的錯綜混亂的羊皮紙手稿上”進行的作業，這既適用于他的資料來源，很大程度上也符合他自己的寫作。我一直努力循著他的指示，即處理這樣的材料必然是“沉悶的、謹慎的和耐心的文獻工作”。

直到最近，法國國家圖書館、伯克利班克羅夫特圖書館和當代出版紀念協會的檔案研究人員，才有權從這些手稿中看到福柯的工作實踐。盡管現在我們有了一些早期草稿、講座和準備性的閱讀筆記的復印本，但到目前為止，除了他生前出版的作品之外，審視其思想發展與工作實踐的最重要的依據是他的講座課程，當然這些并不只是那些在法蘭西學院所講授的。在追溯他的主要關切方面，這些課程提供了一種優越的視角，但它們絕不能取代那些缺失的作品。這些并不是福柯所寫的著作，而是這一過程中的思想記錄。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以“概述”（survols）的形式指出了一些潛在性的項目，“這些概述只是一些標記，只是可能的工作”。福柯在內容上和方法上就如何完成這些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議。

我們應該認識到，雖然他不斷地修改和重新考慮早期的構想，但他的工作沒有明確的階段劃分，而且往往補充而不是取代前期方法上的發展。正如考古學沒有被譜系學所取代，而是由后者加以補充，關于權力與規訓的研究同關于真相與主體性的研究之間的關系，也同樣如此。他在晚期的一次訪談中曾指出：“權力不是規訓；規訓是權力的一種可能程序。”盡管如此，他仍然認為，他自己的分析是有限的、特定的，也是非總體化的：“因此，在我看來，這些分析絕不能等同于對每一種可能的權力關系的一般性分析。”在討論、批評或者說在最有效地使用福柯的成果時，如果能記得這一點，將大有裨益。

這些書面證據的性質也讓我們有理由保持謹慎。在他死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們對福柯作品的理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新資料一旦問世，原有的真知灼見就不堪一擊。同樣地，若是自以為本書能一錘定音，也是不明智的。對于德菲爾售賣的三萬七千頁材料，法國國家圖書館至今仍只允許研究人員接觸很有限的一部分。在賣出之前，其中有些已為法蘭西學院講座的編輯們所獲得，這對本書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要把這些材料全部編目，可供研究人員使用，或許還包括出版，這些都需要一段時間。法蘭西學院課程2015年中期完成出版，除此之外，福柯題名《當下的哲學》（Philosophie du présent）的多卷本作品以及包括未出版的材料，正由弗林（Vrin）出版社處理。目前來看，這一多卷本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各版本的講座，有的是英文版的，有的是未被授權的法文版本：下一卷將會是1983年在伯克利關于直言講座的校訂版。此外，在可獲得的檔案中，還有以錄音形式或書面形式存在的其他材料。保留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大量材料，包括《性史》第四卷文稿，也可能成書出版。

（本文摘自斯圖爾特·埃爾登著《福柯最后十年》，鮑磊、劉北成譯，文津出版社，2024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略有刪節，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