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轉型：中世紀晚期的氣候、疾病、社會與現代世界的形成》，[英]布魯斯·M. S. 坎貝爾著，王超華譯，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11月出版，524頁，118.00元

全球史研究至今方興未艾。從1963年麥克尼爾所著的《西方的興起》算起，全球史已經走過了六十余年的歲月。作為一門從新角度、新理念、新方法來研究世界通史的史學流派，其影響力和傳播力日漸增長。其中，關注跨國別屬性的自然地理環境要素在全球歷史進程中作用的研究往往能夠產生新的見解與富有啟發的發現，從而越來越得到學者的青睞與關注。相應的，這對全球史研究者的跨學科、跨國別的學術能力要求也更高。

布魯斯·M. S. 坎貝爾所著《大轉型：中世紀晚期的氣候、疾病、社會與現代世界的形成》（The Great Transition: Climate, Disease and Society in the Late-Medieval World，后文簡稱《大轉型》）便是一部典型的通過關注社會-生態變遷的關鍵要素——氣候和疾病來解讀中世紀晚期西歐在“大分流”前實現“大轉型”的全球史著作。

本書以宏大的視角探討了13世紀60年代至15世紀最后二十五年間西歐社會因遭遇氣候變動和疾病的侵擾而完成大轉型的歷史進程。兩百余年的“大轉型”被作者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3世紀60年代/70年代至14世紀30年代，被稱為大轉型啟動時段。在此時期，由于太陽輻照度減弱，全球和北半球溫度下降造成了大氣環流模式的改變，亞歐大陸不同地區的降水格局發生變化，鼠疫耶爾森菌從青藏高原擴散出來。加之國際貿易的衰退、極端天氣頻發、歉收頻繁和戰爭成本上升等諸多不利因素，此前的繁榮開始退卻，亞歐大陸開始告別穩定的氣候環境。

第二階段是14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被視為社會-生態系統改變的時代。亞歐大陸各地的極端旱澇災害持續增多，國際政治和軍事形勢惡化以及歐洲白銀產量的下降讓此階段的歐陸陷于混亂之中。而同時爆發的黑死病更是導致了大約50%的歐洲人口死亡。

第三階段是14世紀70年代至15世紀70年代，被看成是長期低迷的階段。轉入小冰期的氣候持續惡劣，鼠疫依舊在活躍，加之歐洲白銀短缺和泛亞歐大陸商路被穆斯林所控制，迫使歐洲北方低地國家商人開辟出了一條全新的道路，為之后的繁榮時代做好了準備。至此，作者筆下所描述的兩個世紀的大轉型結束，為之后亞歐大陸的“大分流”提供了前提與基礎。

作為一部全球史作品，作者試圖借助社會-生態系統的互動關系來整合歐亞大陸在13世紀到15世紀間的歷史，并尋找亞歐“大分流”的前提條件，給人以頗多新意。尤其是作者在書中不斷提及東亞和中國在這一時期氣候上的同步性表現，來與同時期歐洲的遭遇進行耦合式對照，更是將氣候變化的遙相關性和全球性體現得淋漓盡致。

作者試圖構造出亞歐大陸在氣候轉變背影下同命相連的特征，從而加強彼此間的歷史關聯度，其中鼠疫起源于青藏高原的氣候背景論證即是典型案例。另外，作者對于歷史氣候變化的影響分析也非常克制，并沒有走向“氣候決定論”的研究路徑，也值得稱道。

然而，作為一部全球史作品，書中對中國季風氣候特征的認知、中國歷史上南北方干濕變化的了解略顯不足，對極端旱澇災害的表述也存在不夠嚴謹之處。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書的準確性和真實性，值得注意。

季風與干濕變化的關系

中國是季風氣候為主的國家，每年5-9月雨帶的進退及其降水情況深受東亞夏季風的影響。又由于降水的季節分配年際變率較大，旱澇災害頻繁，給中國社會經濟造成極大影響與危害。正因如此，通過季風變化對中國降水和干濕變化的影響來觀察其對中國歷史的作用往往得到更多關注。

但需要注意的事，季風的強弱變動與中國季風區的干濕變化關系并非簡單對應。如果僅僅拿季風的重建結果來代替中國季風區的干濕變化則失之于簡單。

其實，除東亞季風外，西北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太平洋海溫、北極海冰、大陸高原積雪、地表熱狀況、北極濤動變化以及太陽活動等諸多因子均對中國夏季降水有著影響作用。而且，這些因子彼此之間還存在相互作用，它們一并構成了超級復雜的氣候系統。這就極大增加了預測我國東部地區降水多寡的難度。所以，僅僅依靠夏季風的強弱來推斷夏季降水量太過于武斷。

更重要的是，我國東部地區受季風影響的范圍廣大，不同地區的降水多少并不一致，甚至彼此間存在顯著的反相關關系，不可等同視之。所以，氣象部門往往將東部地區夏季旱澇分布劃分為三種雨型。第一種是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多雨，江淮流域大范圍少雨，江南南部至華南相對多雨；第二種是淮河流域多雨，黃河以北及長江以南大部分地區少雨；第三種是多雨帶位于長江流域或江南，淮河以北大范圍地區及東南沿海地區少雨。

所以，夏季降水多寡也要分地域來講。中國的地域之廣大，哪怕夏季風偏弱，東部地區內部不同區域的旱澇也會存在差異。

然而，在《大轉型》中作者認為季風減弱就意味著降水的偏少和干旱，從而將季風的重建結果直接拿來當作降水指數，去反映研究時段內中國北方和南方的干濕變化。這極容易造成對中國歷史氣候變化的誤判。而且，中國保存有海量的歷史文獻記載，尤其是宋朝之后文獻數量更是爆炸式增多，對于中國東部地區公元1000年之后的干濕變化重建，利用歷史文獻作為代用資料較之作者引用的資料更為可靠。

本書作者引用了張平中等人利用甘肅武都萬象洞石筍同位素重建的過去1810年亞洲季風數據和當地降水重建結果來指代中國北方的降水指數；引用汪永進等人利用貴州董哥洞石筍同位素重建的過去9000多年亞洲季風的數據來指示中國南方的降水指數。盡管兩份研究成果異常卓著，但以此作為降水情況的重建結果值得商榷。一方面，利用石筍來重建季風強弱的機制中存在分辨率偏低的現象。無論是董哥洞還是萬象洞，石筍樣本的分辨率約為4-5年，這就意味著重建結果會存在數年的誤差。這與研究歷史事件的時間尺度并不匹配。另一方面，萬象洞的石筍所能反映的是隴南地區，即季風與非季風區交界地帶的降水情況，并不能充分表現出華北內地季風區的降水情況。董哥洞的石筍所代表的也是西南降水情況，與周邊貴陽、遵義和興義的降水趨勢相吻合。用其來指代整個中國南方地區的降水并不合理。

況且，相較于隴南和貴州，在作者研究的13-15世紀期間，華北、江淮和江南對中國當時的社會經濟影響更深，保存下來的歷史文獻也更多。所以，中國北方與南方此期間的降水與干濕變化情況應該采用以歷史文獻作為代用資料的重建結果。其實，鄭景云等人在2006年就已經利用東部地區的歷史文獻記錄重建了過去1500年的東部地區降水變化情況。該研究將中國東部地區劃分為華北、江淮和江南三大區域，分別給出了三區的干濕變化。這一研究成果更適用于《大轉型》一書。

在此特舉一例。

作者為論述14世紀40年代亞歐大陸社會-生態的改變，認為“到14世紀40年代，1082-1268年近20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盛行且罕有中斷的定期強季風降雨，已經永遠結束，這對依賴稻米的中國南部和東南亞文明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298頁）。但事實卻正相反。中國江南地區在1070年代至1200年代，江淮地區在1020年代至1220年代均處于偏干狀態，反倒是作者認定的1340年代江南地區處于偏濕潤狀態，這對于南方稻作農業的發展其實是十分有利的。

之后，作者在論述15世紀氣候變化時說道“從15世紀40年代開始，過多的季風降雨在中國成了更大的問題。特別潮濕的年份包括……中國南部的1450-1456年”（362頁）。然而，中國江南地區作為典型的中國南方在1450年代處于偏干的階段。

另外，季風強弱與青藏高原的降水關系也頗為復雜，不能簡單對待。作者為了應和13世紀60年代鼠疫耶爾森菌系譜突然翻倍的發生時間，從而論證青藏高原乃是鼠疫發源地的觀點，引用了楊保等人2014年重建的青藏高原東北部降水量數據。作者認為“在青藏高原，1255-1260年連續6年干旱，其中最糟糕的是1258年。……接下來是持續50年的最糟糕的干旱期，……這些干旱現象的開始與整個北半球極端氣候出現的時間一致，當時厄爾尼諾-南方濤動、北大西洋濤動和亞洲季風都處于最強狀態”（261頁）。

然而，青藏高原東北部因受海拔、地形、環流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降水空間差異很大，至今對該區域的降水認識仍然存在多種研究。楊保等人的重建結果自然重要，但其研究所選擇的樹輪采樣點均分布在柴達木盆地周邊的山上，這點值得注意。為此，邵雪梅等人選擇了更為干旱的柴達木盆地內部的樹輪做降水量的重建工作。因此，對于青藏高原東北部歷史上的降水情況需要慎重對待，綜合各種重建結果后再做結論為好。

因此，作者將青藏高原的干旱與鼠疫大爆發聯系起來還是缺少充足的論據，強行將鼠疫按在青藏高原的做法非常冒險。

干濕變化不能代替極端旱澇

干濕變化與極端旱澇事件是完全不同的氣候現象，并不能輕易地混為一談。干濕變化指的是一個區域多年內降水多少的變化，側重于長時段整體的干濕特征變化。極端氣候事件則指的是“特定時段內某類氣候要素量值或統計量顯著偏離其平均態、且達到或超出其觀測或統計量值區間上下限附近特定閾值的事件”（鄭景云，郝志新，方修琦等：《中國過去2000年極端氣候事件變化的若干特征》，《地理科學進展》2014年第1期，第3頁）。現今科學上普遍使用的標準是采用某類氣候要素量值或統計量在某一個時段內的概率密度函數，并用該事件發生概率≤1%或5%或10%等幾種情況來定義極端氣候事件的閾值標準。

因此，極端旱澇的重建有屬于它專門的研究方法和相關研究成果，并不能簡單地由干濕變化的研究結果代替。然而，作者在全書中給出的極端旱澇災害的判斷均缺乏明確的發生概率。比如，在論及13世紀60年代氣候不穩定性加劇處，作者說到“在整個亞洲，季風的力量開始變弱，這在13世紀70年代引起了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由大干旱導致的歉收”（208頁）。作者的表述并不嚴謹，1270年的確發生了出現概率在10%的極端干旱，但是在中國的華北地區，當年長江流域、西南地區和華南均沒有出現極端旱澇。而且，1270年的極端干旱也并非一個世紀以來首次由大干旱導致的歉收年份。我們翻開中國的史書便能發現此前一百年有數次因極端干旱所帶來的農業嚴重歉收事件。1204年華北發生大旱，“自春至夏，諸郡少雨”，到年底旱災已經引發人口買賣，官方不得不“敕陜西、河南饑民所鬻男女，官為贖之”（《金史》卷十二《章宗紀四》，中華書局2013年版，270頁）。1221年華南地區發生嚴重旱情，“是歲……浙、閩、廣、江西旱，明、臺、衢、婺、溫、福、贛、吉州、建昌軍為甚”（《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四》，中華書局1977年版，1446頁）。官方因此對浙東、江西、福建諸路給予了賑濟。1239和1240兩年長江中下游發生大旱，前一年九月“江、湖、浙東、建、劍、汀、紹旱傷，核所部州縣常平倉之儲，以備賑濟”（《續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九《宋紀》第一百六十九，中華書局2016年版，4616頁）。轉過年來正月“臨安大饑，饑者奪食于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晡，路無行人”（《續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宋紀》第一百七十，中華書局2016年版，4641頁）。以上僅舉數例，1170年至1270年間實際發生的極端干旱事件并非僅有以上幾年。

另外，作者對西藏東北部極端干旱事件的認識也值得商榷。“在青藏高原，1255-1260年連續6年干旱，其中最糟糕的是1258年。”（261頁）但這樣的極端干旱事件的發生概率究竟如何，作者并沒有去界定。作者只是做了這樣的對比“1255年是1207年以來最干旱的年份，1258年是1200年大旱災以來最干燥的年份。……在青海，1271年的旱災遠比1258年嚴重，成為自360年以來最干燥的年份”（261頁）。

然而，在缺失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概率的情況下，貿然做出“多少年一遇”的判斷是極其冒險的。中國的科研人員根據青海柴達木盆地樹輪記錄，重建了過去2800年來的極端干旱事件。結果顯示13世紀柴達木盆地的確發生了一次發生概率為0.32%的特別極端干旱，但同等強度的干旱在10世紀和12世紀也分別出現了一次（黃磊，邵雪梅，劉洪濱：《樹輪記錄的青海柴達木盆地過去2800年來的極端干旱事件》，《氣候與環境研究》2010年第4期，379-387頁）。因此，并不能將1271年青海的這次極端干旱簡單判定為360年以來最干燥的事件。

當然，作者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判斷，還是為了論證13世紀中葉青藏高原東北部突發的極端干旱事件所造成的生態災難增加了人類與病菌及病媒生物的接觸，從而將鼠疫從當地帶向了世界。然而，這樣的判斷還是沒有為佐證鼠疫爆發于青藏高原提供更可信的證明。

模糊與失真的中國

本書將氣候變化作為串聯起亞歐大陸中世紀晚期歷史進程線索的著作，對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的認識并不能夠令人滿意，這就使得全書中作為西方參照系且與其有著密切關聯的中國處于一種模糊和失真的狀態。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對不同海洋-大氣環流模式下歐洲不同區域的氣候變化做了詳細的區分。作者對北大西洋濤動強盛時歐洲不同區域的氣候情況非常了解，“向西的冬季風暴路徑偏向北，由此‘剝奪’了地中海沿岸國家的降水，并在溫暖而潮濕的歐洲西北部與炎熱而干旱的歐洲南部和北非之間創造出一種明顯的氣候對比”（47頁）。同時，“較強的正位相北大西洋濤動升高了北大西洋的海面溫度，使歐洲西北部免受寒冷、干燥和極地空氣的冬季入侵，并在歐洲北部和歐洲南部之間形成了明顯的降水梯度”（49頁）。而當北大西洋濤動減弱時，“歐洲南部和北非的降水量增加，而極地高壓的侵入為歐洲北部帶來了嚴寒和干燥的天氣”（213頁），“深冬的寒潮侵入歐洲北部，……歐洲南部和北非帶來了更多的降雨”（408頁）。作者從海洋-大氣環流變化的角度切入，準確地給出了“大轉型”過程中歐洲北部氣候變化的表現，進而將這種寒冷、干燥氣候所帶來的危害與當地人口減少和農業種植結構變化聯系在一起，成功構建起了社會與生態間的整體性，這是本書的亮點與特色。而且，如果能夠建構起中國氣候變化與北大西洋濤動之間的遙相關關系，則可以實現亞歐歷史解讀上的新突破。

遺憾的是，作者對于中國氣候特征的表述卻顯得很模糊。僅僅通過季風強弱來去判斷中國南方降水的多少，甚至整個中國東部地區降水的變化，是相當大膽的。因為中國東部地區的旱澇格局變化雖然受到海洋-大氣環境轉變的影響，但兩者的作用機制異常復雜，對應關系遠沒有歐洲那般簡單。而且，在中國的農業生產結構方面，作者只一再強調旱澇對水稻生產的危害，并未提及小麥和豆類等其他作物，也沒有涉及元明已經廣泛種植的諸如棉花等經濟作物，似乎有些遺憾。這讓中國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內容顯得格外單薄，難以順利完成對中國與歐洲應對氣候變化復雜性上的對比。

作者對于青藏高原氣候的認識使其鼠疫源自中國的論斷失真。即便是極端干旱能夠促使鼠疫向人類傳播，青藏高原在1250到1260年代的極端干旱放在整個歷史長時段看也非特殊和唯一。而且，13世紀后期也并非柴達木盆地歷史上典型的干旱階段。因此，氣候變化并不能成為論證14世紀歐洲鼠疫源自中國的新證據。

作者一再強調中國史與歐洲史在氣候主導下的同步性，值得稱贊。但在同步性的論證中，中國一方的歷史氣候并沒有顯得很清晰和準確，這無疑是一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