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高溫與地緣政治

今年入夏后，全國出現大范圍高溫天氣，2024年的酷熱似乎較以往來得更早一些。高溫天氣不僅襲擊了我國，也肆虐整個北半球。國際權威氣候監測機構數據顯示，今年5月為有記錄以來“最熱5月”，全球多地遭遇高溫炙烤。上周，沙特阿拉伯麥加局部地區氣溫一度高達51.8攝氏度，持續高溫天氣導致超過1000人在朝覲期間死亡。但是，今年的高溫與其說是“異常”，不如說是“新常態”。 若人們有心往前追溯，就能發現“研究顯示2023年夏季為兩千年來最熱”之類的報道。2022年和2023年夏天，我國平均氣溫為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的最高和次高。全球變暖正以一種具體可感的方式滲透進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如“長安街知事”微信公號近期評論所言：“是時候準備好應對一個40℃極端高溫的世界了。”

當地時間2024年6月17日，印度新德里，一名女子在炎熱的夏日用水洗臉降溫。

高溫融化了人們所熟知的世界，帶來越來越頻繁的極端天氣。2022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COP27）上直言：“我們踏上了通往氣候地獄的高速公路，我們的腳踩在了油門上。”他指出，地球正在迅速接近氣候變化臨界點，面對這場已經重創經濟并動搖國際關系的全球危機，人類必須“合作，否則就會滅亡”。

高溫跨越了國界，但對抗高溫的行動卻未能擺脫國界的糾纏。近年來，地緣政治的動向并沒有朝著古特雷斯期待的方向發展，反而朝著惡化的方向一頭扎去。

6月18日，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刊發了題為《綠色和平：應對氣候變化如何克服地緣政治分歧》的評論文章，文章由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實踐教授梅根·奧沙利文（Meghan L. O’Sullivan）和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創始主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專業實踐教授杰森·博爾多夫（Jason Bordoff）聯合撰寫。 

文章認為，過去的十年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流行、俄烏沖突、技術的巨大進步以及加沙戰爭改變了國際政治的進程。在過去80年里支撐全球秩序的許多機構已經削弱，支撐它們的規范和價值觀受到攻擊，全球化趨勢已經停滯或逆轉。走向經濟分裂、政治兩極化、威權主義和沖突的運動預示著未來幾年將會有更多的麻煩。

其中的許多趨勢都令從碳密集型能源體系轉向凈零排放這一本就艱巨的任務更加舉步維艱。大國競爭是新興全球秩序的一個顯著特征，現在這種競爭有可能阻礙能源轉型。中國是美國的重要貿易伙伴，也是世界上清潔能源的主要生產國，但提供廉價清潔能源產品的中國公司，從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電池到構成這些產品的金屬和礦物，越來越多地面臨海外市場的限制。美國已經限制了中國太陽能電池板的進口，今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打算提高其他幾種中國清潔能源產品的關稅。例如，根據該計劃，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的關稅將翻兩番。歐盟委員會也在考慮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更高的關稅。隨著對關鍵金屬和礦物實行越來越多的貿易限制，這些措施將提高成本，減緩能源轉型的步伐。

無序和不平衡的能源轉型也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制造摩擦。許多國家將需要大幅增加能源消耗，以便為公民帶來繁榮。今年3月，圭亞那總統穆罕默德·伊爾法安·阿里（Mohamed Irfaan Ali）在接受BBC采訪時，表達了發展中國家對清潔能源轉型方式的不滿。在抨擊富國政府“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對我們說教”的偽善之時，阿里表達了一種普遍的看法，即造成這一問題的國家，現在未能充分幫助那些承擔起代價的國家。隨著沖突和經濟困難耗盡了維持氣候友好型政策所需的資源和政治意愿，這種不滿情緒正在浮出水面。

設計糟糕的清潔能源政策也會給消費者帶來不必要的高成本，并使能源可靠性面臨風險。例如，在美國，地區和聯邦電網運營商和監管機構警告說，電力系統還沒有準備好應對間歇性能源使用增加所帶來的綜合壓力，特別是太陽能和風能，也沒準備好關閉化石燃料和核電站，而電動汽車、數據中心和人工智能的電力需求不斷增長。在世界范圍內，高昂的能源成本正在助長民粹主義勢力，使得右翼的、往往對氣候變化持懷疑態度的政黨掌權。這些政黨對經濟民族主義的呼吁進一步削弱了民眾對氣候行動的支持。在歐洲，民意調查顯示，經常反對更強有力氣候政策的右翼政黨正在獲得支持。在大西洋彼岸，在2023年的一項調查中，只有38%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愿意每月支付1美元來應對氣候變化，比2021年下降了14個百分點。隨著經濟焦慮加劇，支持氣候行動的政治意愿動搖，最大限度減少清潔能源轉型的成本變得更加重要。

解決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緊迫跨國問題的努力也將比過去幾十年更加復雜。像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沙特阿拉伯等中等強國，可能還沒有強大的影響力，但當它們聯合行動時，可以塑造全球事件。這些國家及其建立的聯盟比冷戰時期的不結盟運動更加務實、靈活、強大。他們決心保持外交選擇的開放，抵制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邊站。在聯盟不穩定、對多邊機構的信任薄弱、資源廣泛分散的國際格局下，確保眾多國家合作應對氣候變化變得更具挑戰性。

文章表示，地緣政治沖突不會消失，但未來不一定會像當前趨勢所顯示的那樣動蕩和分裂。大國競爭仍將持續，但沖突的風險可能會降低。競爭也不必成為進步的障礙。在經濟和政治上相互競爭的大國可以保持教育、科學甚至一些商業聯系，從而能夠合作提供全球商品并應對全球挑戰。真正的多邊主義，讓更多國家參與進來，有助于世界為共同面臨的問題找到更可持續、更公平的解決方案。超級全球化或許已經結束，但經濟一體化仍有可能，民粹主義的勝利還遠未確定。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提高能源可得性與可負擔性，可以緩解富國和窮國之間的緊張關系。

為了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政策制定者必須打破目前將地緣政治沖突分裂與向清潔能源的不平衡過渡聯系在一起的惡性反饋循環。只要政治領導人抓住眼前的機會，下行螺旋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逆轉的。對全球能源體系進行徹底改革，如果設計得當，可以開辟一條通往全球穩定的道路。

隨后，文章介紹了美國提出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及其理念，認為能源轉型將為美國帶來凈零排放經濟和更公正的社會，并表示將這種想法擴展到國際層面并不困難。通過建立政治上持久的氣候行動聯盟，各國政府在追求能源轉型的同時，也會努力遏制大國競爭、全球貧困、保護主義和沖突。

文章認為，應當彌合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正視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發達國家推動產業政策和創造就業機會相沖突的現實。文章提出一些舉措，探索同時追求兩個目標的可能性。其論述的主要立足點是低碳產業和支持它們的供應鏈需要大規模投資，能讓世界上較貧窮的國家以及較富裕國家出口技術和服務的公司同時受益。

文章坦承，能源轉型正在加劇貿易緊張局勢，隨著世界各地采取保護措施，它們增加了成本，阻礙了清潔能源轉型的步伐。文章主張，世貿組織改革可以進一步將追求凈零排放與打擊保護主義的努力結合起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以共同努力，完善世貿組織有關補貼、產品標準、工藝和生產方法的規則，以促進清潔能源技術貿易，防止出口商從廉價的排放密集型制造業中獲利，并給予各國政府更大的自由度追求仍然符合國際貿易法的綠色產業政策。

文章認為，目前，能源轉型為各國創造了新的競爭渠道，從而加劇了大國競爭。大國競爭的浪潮對能源轉型來說并不全是壞事，它促使大國有動力在氣候目標上取得更快的進展。文章主張緩和美中之間的緊張關系，美國政策制定者必須認識到，將中國排除在外并不是實現能源安全的可行之道。不那么專注于尋找中國清潔能源產品和技術的替代品，可以為推進其他提高能源安全和韌性的戰略創造機會，這反過來可能會減輕對中國依賴的一些擔憂。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兩位作者寫道，隨著世界在地緣政治挑戰的重壓下搖搖欲墜，現在提出在清潔能源轉型方面更大的雄心似乎有些不合時宜。然而，這正是當前所需要的。氣候變化的威脅要求大規模地重新布線全球能源網絡，如果不認識到這樣一個奮進的機會，那將是短視的。

想象一種有助于扭轉當今令人不安的地緣政治趨勢的清潔能源轉型，不僅是一種學術活動，也不是一個幻想。這是一項世代相傳的事業，應該匯集廣泛的支持者，從環保主義者到國家安全鷹派。它應該激勵全世界人民不僅要避免災難，而且要實現對未來的積極愿景。它應該促使政策制定者超越黨派之爭和短視考慮。遏制環境危機和地緣政治緊張的惡性循環符合每個人的利益。團結起來，共同實施一個構思周密、執行良好的清潔能源轉型，不僅可以帶來更可持續的全球經濟，也可以帶來一個更加和平與繁榮的世界。

6月21日，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的一篇文章同樣論及氣候變化與地緣政治。這篇題為《氣候脆弱的發展中國家現在需要什么》的文章由巴巴多斯總理兼財政部長米婭·阿莫爾·莫特利（Mia Amor Mottley）和尼日利亞財政部長瓦勒·埃敦（Wale Edun）聯合署名。

文章表示，像氣候變化這樣規模空前、破壞性空前的問題需要大膽的新思維和緊急行動。然而，自COVID-19大流行和俄烏沖突以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一直主導著全球議程，阻礙了應對這一生存挑戰的集體努力。

非洲各國財政部長預見到了他們國家的未來，在大流行期間聚集在一起，呼吁提供1000億美元的刺激計劃，以抵御沖擊。然而，四年后，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凈資金流變成了負值——這意味著支付給大多數富裕國家貸款人的資金多于流入的資金，原因是債務服務成本不斷上升、利率上升以及缺乏額外的外部融資選擇。現在至關重要的是，現有的承諾必須得到充分兌現，以支持非洲國家，比如1500億歐元（1600億美元）的歐盟-非洲全球門戶投資計劃。

文章認為，美國總統喬·拜登和肯尼亞總統威廉·魯托（William Ruto）在上個月的內羅畢-華盛頓愿景聲明中承認了這些挑戰，當時他們承諾確保“雄心勃勃的國家不必在償還債務和對未來進行必要投資之間做出選擇”。拜登政府認識到，積極的凈資金流動對于支持各國應對氣候危機和建設低碳能源體系至關重要。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最近提醒的那樣，在未來五年中至少有一年，全球平均氣溫暫時比工業化前水平上升1.5攝氏度以上的可能性為80%。將全球變暖控制在《巴黎協議》規定的閾值以下的戰斗將在本世紀20年代決定勝負。現在就需要進行必要的投資和創新。

文章介紹道，尼日利亞和塞拉利昂等國正在制定綠色增長計劃，并推出以可再生能源和氣候適應型基礎設施為重點的一攬子投資計劃；巴巴多斯剛剛推出了自己的2035年投資計劃，以實現繁榮和韌性。但這些努力都需要資金。

布里奇頓倡議（Bridgetown Initiative，由本文作者米婭·阿莫爾·莫特利提出，在2023年6月巴黎“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之前提交給世界各國政府）提出的改革全球金融架構的建議，可以推動各國所需要的各種變革。二十國集團已經作出回應，尋求征收財富稅，這可能釋放約2500億美元的新資金，各國還可以通過利用多邊開發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再調動多達1萬億美元的低成本貸款。此外，在債務合同中加入氣候條款，發展中國家可以保留應對重大氣候沖擊所需的財政空間。

文章呼吁，必須做得更多。今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董事會批準使用特別提款權作為混合資本，這將允許多邊開發銀行擴大其資產負債表。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必須承諾利用這一金融創新所需的特別提款權。

各國還必須確保優惠融資（條件寬松的貸款）繼續流向最脆弱和受氣候影響的國家。有資格獲得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IDA）支持的國家中，有三分之一現在比COVID-19大流行前夕更貧窮。

國際開發協會成員國具有巨大的經濟潛力。它們約占全球錫、銅和金產量的20%；大多數都處于利用太陽能的有利位置（由于日照充足）；許多國家還擁有能源轉型所必需的礦產資源。但這些國家能源匱乏，需要技術和財政支持，才能像世界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共同發起的一個新計劃所設想的那樣，為3億缺電人口提供電力。為了在今年晚些時候實現對國際開發協會基金雄心勃勃的補充，并釋放1200億美元的贈款和貸款以實現這一目標，世界銀行股東必須加緊提供新的資源。

中等收入國家，尤其是“脆弱二十國”（the Vulnerable 20，目前實際包括68個國家），也迫切需要更多的贈款和長期資本。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不應該因為表現良好而被迫從國際開發協會“畢業”。不然，當他們仍然需要快速、負擔得起的融資來建立抵御能力并維持針對持續氣候沖擊的保險時，他們只能聽任資本市場的擺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韌性和可持續性信托基金對脆弱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對長期、負擔得起的融資需求表現出必要的敏感性。但是，為了加速未來十年的進展，需要更多這類設施以及擔保等相關機制。

必須繼續降低所有尋求投資能源轉型的國家的資金成本。各國在資本市場上借款時面臨溢價，部分原因是信用評級機構沒有充分考慮到各國面臨的情況。這種情況不僅不公平，而且也是不明智的。降低借貸成本和使投資具有商業可行性的良好第一步，是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附加費，這一費用僅在2023年就給負債的借款國造成19億美元的損失。

文章最后呼吁，各國還必須繼續通過發行新的特別提款權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流動性。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它將穩定貨幣，并有助于管理債務負擔，而不會導致通貨膨脹。最后，必須讓碳市場發揮作用，遏制污染，并將資源引向更清潔的能源。我們對地球未來的共同利益要求我們現在就采取行動，并采取大規模行動。

盧旺達難民遣送計劃的虛與實

英國廣播公司BBC在6月7日發布了一則關于被遣送至盧旺達的難民的采訪報道，再次引發了人們對于這個非洲國家承接難民遣送和安置條件的關注。盡管正式的英國-盧旺達難民引渡計劃將在今年正式實施，不過在此之前已經有不少難民從第三國被直接遣送至盧旺達，而他們在那里的遭遇也不禁讓人質疑，接下來更大規模的難民遣送行動能否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和醫療水平？

在一年多前，這群難民被英國政府從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亞島——一個遠離英國本土英屬印度洋領地（BIOT）——轉移到了盧旺達。但在采訪中，他們把自己在盧旺達的處境形容為“孤立且不安全的”，其中一人更是形容這個非洲國家為“開放的監獄”。由于英國各政黨在盧旺達難民遣送計劃上仍有爭議與分歧，目前被該國政府遣送至盧旺達的都屬于另一項協議之下的“先頭部隊”。

當地時間2024年5月2日，英國倫敦，“盧旺達”法案通過，引發人們游行，警察逮捕了聚集在一輛巴士周圍的抗議者。

這些被采訪的難民大多都是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在自殺未遂后被轉移到盧旺達接受緊急醫療護理。他們現在已經出院，住在英國當局支付費用的郊區公寓里，每人每周可以領取相當于50美元（39英鎊）的食物和其他基本生活費用，但根據英國和盧旺達政府達成的協議，他們不允許在當地參加工作。同時，接受采訪的人都表示，他們在盧旺達的街上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騷擾，并稱由于害怕外出，自己實際上已經處在一種“自我囚禁”的狀態，只能等待英國政府能否為他們找到一個永久的住所。

此前，這批難民先是在祖國斯里蘭卡遭受了酷刑和性暴力——有些是因為過去與泰米爾猛虎組織有聯系，該組織在15年前的斯里蘭卡內戰中被擊敗；而后又在前往迭戈加西亞島之后申請難民庇護。這些難民在盧旺達的法律地位與從英國飛往盧旺達的難民不同，在現行法律下，他們不能被送回斯里蘭卡，英國也表示不會接納他們。保守黨政府去年告訴BBC，迭戈加西亞島這樣的BIOT“不能成為（難民）通往英國的后門”。但代表其中兩名難民的律師表示，他們所遭遇的經歷確實引發了對盧旺達能否為“脆弱的難民們”提供安全庇護的嚴重擔憂。對此，一位盧旺達高級官員告訴BBC，她對本國的醫療系統“充滿信心”，并表示其他人并沒有分享這些移民對人身安全的擔憂。

早在2022年4月份，英國當局就發布了將難民遣送至盧旺達的政策計劃，規定任何在2022年1月1日后從法國等“安全國家”“非法”進入英國的避難申請者，都可能被送往盧旺達；相應地，他們的避難申請將在盧旺達處理，而不是在英國。一旦申請成功，他們就可以獲得難民身份，并被允許留在盧旺達，否則他們也可以基于“其他理由”申請在盧旺達定居，或者在另一個“安全的第三國”尋求庇護。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項計劃當中，沒有避難申請者能夠申請返回英國。當時的英國政府表示，這一計劃將阻止人們乘坐小艇橫渡英吉利海峽偷渡到英國，這也被首相蘇納克視為一項優先考慮的政策。截至6月11日，2024年已有11247人橫渡英吉利海峽——超過了前四年同期的數字。

據BBC報道，當該計劃于4月22日獲得議會批準時，有52000名避難申請者可能被送往盧旺達。今年5月，英國內政部更進一步表示，盧旺達計劃將擴大到包括那些避難申請已被拒絕或撤回且無法上訴的人。在大選即將到來之際，蘇納克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如果他再次執政，從今年7月下旬開始將會有定期的航班從英國起飛，將難民遣送至盧旺達——原定的首個航班本應在2022年6月起飛，但因合法性問題最終被擱置。在最高法院裁定該計劃違法之后，政府曾提出了一項法案，以明確盧旺達在英國法律中是一個安全的國家。這部分的立法工作在經過激烈的政治角力后最終獲得通過，繞開了《人權法案》的關鍵部分，還迫使法院無法就其他英國法律或國際規則——例如《國際難民公約》——來制止這項計劃的實施。

那么，盧旺達是否有能力接納和安置這些來自英國的難民呢？路透社的一篇報道就指出，已有聯合國難民署的官員對此存疑。聯合國難民署上周一表示，盧旺達的庇護制度仍然不完善，同時該機構獲準介入到倫敦最高法院對英國將避難申請者遣送到盧旺達這一計劃的審視當中。代表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的律師表示，將避難申請者送往盧旺達，會使他們面臨被送往另一個國家的風險，在那里他們可能面臨死亡或酷刑。不過隨后盧旺達方面也開始積極回應聯合國難民署及其他輿論的質疑，甚至直接指責聯合國難民署是在撒謊。盧旺達政府表示，聯合國難民署律師在英國法庭上提出的案例，所涉及的是那些在其他國家具有合法身份、但未達到盧旺達入境要求的人員，以及“自愿離開”的人員。

與此同時，路透社也在6月18日發布了一份事實核查，稱目前網絡上流傳的不少關于盧旺達當局無法承接難民遣送和妥善安置的指控是站不住腳的。核查報道稱，此前在社交媒體X（推特）上，一則帖文提到了關于英國-盧旺達難民遣送計劃的三個毫無根據的說法：“幾個謊言家蘇納克永遠不會告訴你的關于盧旺達的事實。盧旺達每年只接收200至300人，而我們必須以同樣數量接收難民。我們必須給每位移民額外支付20萬英鎊，并且每年還要再支付4萬英鎊用于他們在當地的住房，而且過了5年，他們還會回來（英國）。”

事實上，盧旺達當局已經在2024年5月表示過，已為最多200人安排了初步住所，并且一旦確定了預期抵達的避難申請者數量和時間，該國政府將安排進一步的住所。兩國之間締結的條約中沒有提及遣送安置人數的下限或上限，而2024年4月一份內政部相關文件也表明，難民的遣送和安置并沒有數量上的限制。另一方面，英國保守黨當局的確同意向盧旺達支付額外費用以遣送和安置難民，但上述X帖文中引用的數字則是不準確的。根據英國審計部門在2024年3月發布的報告，該國除了要支付一筆3.7億英鎊的固定費用之外，還同意在每重新安置一人的情況下支付額外的2萬英鎊，并在重新安置300人后再支付額外的1.2億英鎊。同一報告還指出，英國還同意每重新安置一人額外支付150874英鎊，用于覆蓋避難申請處理和運營成本。最后，這項合作協議中也沒有任何內容表明在五年后到期后，避難申請者將被送回英國——即使那些未被授予難民身份或獲得人道保護的人，也將獲得在盧旺達的永久居留權。

即便如此，這項計劃的爭議仍將持續，尤其考慮到即將到來的大選可能會使保守黨丟掉執政權。首相蘇納克表示，如果保守黨能在7月4日的選舉中獲勝，該計劃仍會繼續推行。然而，反對黨工黨領袖基爾·斯塔默已經承諾，如果他的黨派在7月4日選舉中獲勝，這一計劃將會作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