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花是我國傳統名花，深受人們重視和喜愛。但對屈原時代所說“蘭”是否即是或包括后來人們所說蘭花，宋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迄今未能圓滿解決。

屈原所說“蘭”乃菊科澤蘭屬植物，漢以來稱作“蘭草”，與同類蕙草等統歸“香草”，以鮮明的藥用、香用價值著稱。而今所言蘭花為蘭科蘭屬春蘭、蕙蘭等觀賞植物，始見于北宋中葉，所謂《楚辭》與唐五代作品已有蘭花的信息均不可靠。宋徽宗年間所編《宣和畫譜》記載魏晉迄北宋末230多位畫家近6400幅繪畫，其中涉及花卉植物的畫作近3000幅，以牡丹、桃、梅、菊、蓮、芍藥、杏、松、竹等題材居多，卻無一幅畫題中含有植物“蘭”或“蕙”的名稱，可見人們一直未將傳統蘭草視作可以入畫之物，而至少至唐五代蘭花尚未出現。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宋祁《益州方物略記》所載石蟬花是最早的蘭花信息。宋神宗元豐（1078-1085）以來，周師厚《洛陽花木記》與蘇轍、呂大防、黃庭堅等人詩文作品陸續記載和吟詠蘭花，主要見于巴蜀、荊湘、江南以及中原洛陽等地。至北宋末年，蘭花已廣為人知。

蘭花與古之蘭草同為草本而具芳香氣息，出現之初多見于澧州（治今湖南常德澧縣)、鼎州(治今湖南常德)、江陵（治今湖北荊州）等楚國核心地區，生長又多見于山野幽谷之地，與《楚辭》所言“沅有芷兮澧有蘭”“幽蘭”等說法多對應與契合。而此時傳統蘭草的生活應用衰落，人們日常接觸較少，認識模糊。因而新出蘭花得以直接襲用“蘭”名而喧賓奪主，完成了從實用香草到觀賞蘭花的形象轉換，并直接承襲古蘭“香草”的“比德”功能和文化意義，迅速上升為與梅菊、松竹等齊名比肩的傳統名花。

蘭花是我國傳統名花，古今相關贊美和討論可謂汗牛充棟。但迄今仍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至少未能理想解決，這就是我國蘭花究竟起于何時？但凡對我國蘭花起源問題略有關注的朋友都了解這樣一個事實，宋朝開始出現“今古蘭之爭”。所謂“古蘭”是指孔子、屈原時代所說“蘭”，秦漢以來稱作“蘭草”，按現代植物學分類，主要指菊科澤蘭屬的佩蘭，與具有類似香味和功用的蕙（也名薰草或零陵香）、芷等統歸為“香草”；所謂“今蘭”，即如今俗所說蘭花，指蘭科蘭屬的春蘭、蕙蘭、建蘭、寒蘭、墨蘭等我國傳統觀賞蘭花。宋以來聚訟紛紜的是，自古以來人們所說“蘭”只是一種，還是兩者兼而言之。這不僅關系我國傳統名花——蘭花的歷史起源問題，也是我國蘭文化史、蘭科蘭屬植物史的重要課題。筆者認為，按現代科學分類，古人所說“蘭草“與蘭花分屬不同科屬，是迥然有別的兩種植物。本文致力于弄清這樣兩個問題：一、我國觀賞蘭花何時出現，更確切地說最早什么時間為人們發現和認識？二、蘭花與蘭草差別十分明顯，為何同以“蘭”為名？這是整個蘭花起源問題的核心，本文主要圍繞這兩方面展開討論。

“古蘭”“今蘭”之分的必然與《楚辭》已言蘭花的牽強

首先無法回避的還是傳統“今古蘭之爭”，有必要就其中關鍵分歧表明我們的立場與看法。

“今蘭”與“古蘭”，即“蘭草”與“蘭花”分屬不同綱目、科屬，差別十分鮮明，在“古今蘭之爭”最初出現的宋朝人們就有十分明確的描述。朱熹《楚辭辨證》：

“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

面對這樸實而簡潔的常識比較，任何“古蘭”與“今蘭”即蘭草與蘭花為一種的說法都無法爭辯，難以立足。清人王士雄《溫熱經緯》說：“《離騷》之蘭，即《本草》之蘭，皆非今之蘭花，前人辨之已極明確，不必致疑矣。”這是我們可以首先明確而必須堅信的。

對于上古、中古人們所說“蘭”只是“香草”而非蘭花，古今學者都有很多論證。就筆者所見，當代吳應祥、陳心啟、吳厚炎、胡世晨等先生的論著，還有河南大學李拓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師范大學張曉蕾博士學位論文都有深入、細致的闡發，筆者深表認同和贊賞。本文的探討建立在這兩三代學者已有認識基礎之上。

清董誥《益壽霏春·楚畹幽蘭》，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古今多認為《楚辭》所說“蘭”即是或至少包括今所謂蘭花，其實不然。

上古經典中《楚辭》尤其是屈原作品與“蘭”關系最深，有關內容成了后世蘭文化的流行話語，引發愛蘭、崇蘭的傳統文化情結，因而無論古代還是當代，人們都更愿意相信蘭花自古即有，《楚辭》所說“蘭”早已包含蘭花，這一心情不難理解。

筆者認為，無論是菊科還是蘭科植物，自然界何時產生是一回事，人們何時發現、認識與利用則是另一回事。蘭科蘭屬植物亙古即有，在自然界究竟起于何時難以稽考，我們所能追蹤探究的只是后一方面，即其何時為人們發現、認識并利用，這就是我們所說該植物的起源。

屈原乃至整個上古時期是否有人見過并明確認識蘭花，從目前人們掌握和引用的材料看沒有任何可靠證據，我們不能僅憑《楚辭》等先秦著述一鱗半爪的跡象簡單臆測、牽強附會。至少從漢代開始，人們對《楚辭》以及先秦著作所言“蘭”的認識都高度統一。西漢王逸注《楚辭·離騷》：“蘭，香草也。”《神農本草經》：“蘭草，味辛平，主利水道，殺蠱毒，辟不祥。久服益氣，輕身不老，通神明。一名水香，生池澤。”《大戴禮記·夏小正》：“（五月）煮梅為豆實也，蓄蘭為沐浴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蘭，香草也。”三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蕳即蘭，香草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此后歷兩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各類本草、名物類書所說均不出此義。

此時人們所說“蘭”是一種澤蘭類香草，明清以來稱作佩蘭，莖葉分明，多生下濕之地，用作香料、藥草和佩飾、洗浴、禮儀等生活用品。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辛追夫人香囊、繡枕以蘭草（佩蘭）葉填充，即是有力證據。蘭草或有方俗異名，不同學者對“蘭草”所含具體品種也有不同看法，但作為香料與藥物的本質卻高度一致，從未見有人明確言及其中包含“今蘭”即后世所說觀賞蘭花。也就是說這些關于“蘭”明確、穩定的公共認識從秦漢到唐五代至少有千年歷史，并無實質性的變化。在沒有確切而豐富證據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僅靠只言片語的片面解讀、一鱗半爪的主觀印象，來隨意改變這一以貫之而高度統一的公共認知。

蘭花起于唐五代的證據遠不可靠

“今古蘭之爭”起于宋代，宋人已有明確的蘭花欣賞、栽培信息，凡持“今蘭”非“古蘭”、蘭花非蘭草論者，自然而然多上溯唐五代，從各類文獻資料中搜羅、挖掘蘭花信息。迄今論者所舉例證可分兩類。

首先是唐五代文學作品。如認為中唐錢起（720？-780？）《奉和杜相公移長興宅奉呈元相公》“種蕙初抽帶，移篁不改陰”，五代貫休《擬齊梁體寄馮使君》“露益蟬聲長，蕙蘭垂紫帶”，認為以“帶”形容，表明蕙葉呈細長帶狀，這顯然符合蘭科蘭花的生物特性，因而認為所說是我國傳統蘭花的一個品種。其實，以“帶”形容蘭、蕙語出《楚辭·九歌》“荷衣兮蕙帶”，非指葉型，而是指有用處。同樣的造句也見于南朝江淹《麗色賦》“紺蕙初嫩，赪蘭始滋。不掔（引按：牽）蘅帶，無倚桂旗”，因屈原《九歌·河伯》“被石蘭兮帶杜蘅”而稱“蘅帶”，杜蘅草莖葉圓嫩，不宜繞結，都是化用《楚辭》語典而已。類似的舉證還有一些，多屬于只言片語的主觀解讀，不免流于捕風捉影之嫌。

關于唐五代的蘭花信息，更易為人取信的是所謂中唐郭橐駝《種樹書》、五代馮贄《云仙雜記》和宋初陶穀《清異錄》等著作中的有關內容。而這三種文獻均有托名偽作之嫌，出現時代應不會在南宋之前，更有可能出現在宋以后，元末明初以來才見引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年間編輯的《宣和畫譜》記載魏晉迄北宋末230多位畫家近6400幅作品，其中花鳥、墨竹、蔬果三大類涉及花卉植物的畫作近3000幅，以牡丹、桃、梅、菊、蓮、芍藥、杏、松、竹等題材居多，卻無一幅畫題中含有植物“蘭”“蕙”名稱，是人們一直未將傳統蘭草、蕙草作為視覺美觀之物，引為繪畫題材，而至少北宋中葉前，蘭花尚未及入畫，更未及進入宮廷收藏視野。

北宋《宣和畫譜》卷十五“花鳥”（書影）。該書記載涉及花卉植物畫作近3000幅，無一出現植物“蘭”“蕙”之名的，是北宋中葉之前蘭花尚未出現的重要證據。

北宋中葉蘭花的出現

既然唐五代以前未見明確的蘭花信息，宋代又出現“今古蘭之爭”，蘭花肯定始見于宋代，我們需要著力弄清的是：宋人具體何時發現蘭花，言及蘭花？如今信息時代，文獻檢索功能強勁，《全宋詩》《全宋詞》都有專門的檢索程序，另有“中國基本古籍庫”“四庫全書”等電子檢索系統，筆者就中一一檢索、收集、排比所得“蘭”“蕙”植物信息，以求證和確認蘭花最初出現的時間及相關記敘。為了避免前揭《楚辭》及唐五代有關信息模棱兩可、捕風捉影乃至文獻訛誤等現象，筆者堅持立足可靠的文獻資料，主要依據這樣三類資料信息：一、有明確、具體的性狀描述；二、有可以披流溯源的前后關系；三、至少有兩種以上相關信息相互印證。由此確保我們的論證和結論建立在堅實而合理可靠的證據之上。

（一）成都“石蟬”與戎州（宜賓）“蘭蕙”

宋祁（998-1061），雍丘（今河南民權縣）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進士，與歐陽修同時而年齡稍長，作品多涉言“蘭”，如《窮愁賦》“佩蘭而襲芷”，《零雨被秋草賦》“荊榛塞望，蘭茝無色”，《壽州十詠·秋香亭》“蘭菊被秋坂”，所言均為《楚辭》蘭草。而嘉祐二年（1057），宋祁以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在《益州方物略記》記載了被后人認作蘭花的石蟬花：

始生，其條森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花萼五出，與蟬甚類，黃綠相廁，蜀人因名之。又有白者，號玉蟬花。

春蘭，品種：環球荷鼎。（張曉蕾攝）

二十六年后的元豐六年至八年（1083-1085），成都（時已由益州升為府）知府呂大防也在府署西園引種石蟬，并調查其名稱，其《辨蘭亭記》稱：

蜀有草如諼（引按：諼草即萱草），紫莖而黃葉，謂之石蟬，而楚人皆以為蘭。蘭見于《詩》《易》，而著于《離騷》，古人所最貴，而名實錯亂，乃至于此。予竊疑之，乃詢諸游仕荊湘者，云楚之有蘭舊矣，然鄉人亦不知蘭之為蘭也。前此十數歲，有好事者以色臭、花葉驗之于書，而名著，況他邦乎。予于是信以為蘭……乃為小亭，種蘭于其旁，而名曰辨蘭，無使楚人獨識其真者，命亭之意也。

呂大防專門就此咨詢在楚國故地即宋荊湖南路、荊湖北路任職的朋友，據說十多年前楚人已將此草命名為“蘭”，他遂將“石蟬”改稱為“蘭”，并在府署西園建亭種植，以“辨蘭”為名。同時又有《西園辨蘭亭》詩稱：“手種叢蘭對小亭，辛勤為訪正嘉名……若非郢客相開示，幾被方言誤一生。”詩中指明石蟬為蜀中“方言”，蘭才是正名。

春蘭，品種：龍字。宋人黃庭堅《幽芳亭記》說，“一干一華而香有余者蘭”，后世以一干一花為春蘭。（邵掌珠攝）

同樣是在四川，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六月至元符三年（1100）五月，黃庭堅謫居戎州（治今四川宜賓）。元符二年（1099），作《書幽芳亭》《幽芳亭記》，盛贊蘭花清香幽雅之美，稱“蘭是山中香草移來”。黃庭堅文中所說“一干一華而香有余者蘭，一干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為后世人們區分蘭（春蘭）、蕙（蕙蘭等）所常言，影響深遠。

（二）江陵府、鼎州、澧州的“蘭、蕙”

呂大防《辨蘭亭記》介紹，蜀人所說石蟬，楚人均稱作蘭。楚地有此草已久，十多年前當地人經過一番名物考辨始命名為蘭。由呂大防建亭作記向前推十數年是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此前人們早已見到此花，此時命名為蘭。呂大防所說“荊湘”主要指今湖北荊州至湖南長沙一線。這一帶盛產蘭花，同時稍后也有不少文獻可以證明。如元豐五年（1082），周師厚《洛陽花木記》“草花”：“蘭（出澧州者佳，春開、紫色）。”所說是觀賞花卉蘭花，洛陽的蘭花來自澧州。宋澧州屬荊湖北路，治今湖南常德市澧縣。

哲宗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黃庭堅離戎州貶地出川，次年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四月再至江陵，在此居留至次年即崇寧元年（1102）正月離開。這次在江陵的大半年中，黃庭堅結交了許多擅長藝蘭的朋友，他從澧州文人檀敦禮處獲贈蘭花，黃庭堅《與人帖》稱“檀敦禮惠蘭數本，皆曄曄成叢。但不花耳，方送田子平家培植之”。又有《答敦禮秘校簡(九)》勸其歸居澧州鄉里：“公之歸澧，亦是佳事，彩衣奉親，兄弟同文字之樂，此人生最得意處也。又可多為求蘭，得數十本乃足，平生所好耳。”檀氏故鄉澧州蘭花勝于江陵，黃庭堅希望得到更多那里的品種。

春蘭，品種：大富貴、余蝴蝶、嵊州梅等。（邵掌珠攝）

（三）江南筠州、歙州等地的“幽蘭”

與此同時，由荊楚沿江東下，在江南西路筠州（治今江西宜春市高安）、江南東路歙州（治今安徽黃山市歙縣）也出現蘭花信息。最早的作品出于蘇軾之弟蘇轍（1039-1112）。元豐二年（1079），蘇轍被貶監筠州鹽酒稅，元豐七年（1084）正月作《種蘭》詩：

蘭生幽谷無人識，客種東軒遺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穢，更憐細葉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早，叢倚修筠午蔭涼。欲遣蘼蕪共堂下，眼前長見楚詞章。”

這年九月，蘇轍移任歙州績溪（今屬安徽宣城市）縣令，次年即元豐八年（1085）到任，三月至六月間又有《次韻答人幽蘭》《答琳長老寄幽蘭、白術、黃精三本二絕》詩，所說幽蘭見于山中幽谷，為當地僧人所贈。

（四）京、洛之間的紫蘭、黃蘭

京、洛指北宋東西兩京。汴京即今開封，同期并無明確的蘭花信息，西京洛陽則有明確記載，兩京之間也有零星消息。前引元豐五年（1082）周師厚《洛陽花木記》：

蘭（出澧州者佳，春開、紫色）、秋蘭、黃蘭（出嵩山）。

表明洛陽此時已從澧州引種春蘭，而另有秋蘭、黃蘭兩種，黃蘭出今河南洛陽與鄭州間的嵩山。稍后李格非《洛陽名園記》也說：“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為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所說紫蘭應即《洛陽花木記》所說由澧州引種之“紫色”蘭。

綜合上述四個不同地區的蘭花信息可見，從宋祁任職益州知府的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至黃庭堅貶居四川東返的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的60年間，蘭花先后在今四川成都、四川宜賓、湖南常德、湖北荊州、江西高安、安徽績溪與河南洛陽、嵩山、鄭州一線明確見諸記載和詩詠，所見有石蟬、玉蟬、蘭、蕙、幽蘭、紫蘭、黃蘭等名稱，這是我國觀賞蘭花最早的信息。其中最早的正式記載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宋祁《益州方物略記》所載石蟬、玉蟬，而以“蘭”為名相對集中出現的時間是宋神宗元豐（1078-1085）至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初年的二十多年間，而所謂“古今蘭之爭”也正是隨著蘭花的出現而開始的。

宋佚名《秋蘭綻蕊圖》，又名《秋蘭圖》，故宮博物院藏。

新出蘭以“蘭”為名的原因

既然蘭花是宋仁宗嘉祐以來才逐步出現，較《詩經》《楚辭》時代所說古蘭遠為后起，而兩者生物性狀又十分迥異，何以蘭花直接以“蘭”之名相稱，而能獲得公認？這是一個更為令人好奇的問題。我們立足上述蘭花最初出現的可靠事實，結合相關時代文化背景深入思考，也從兩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植物分布地緣與生境等原因

從上述各地蘭花初始信息不難看出，新出蘭花所見區域、生物性狀等方面與《楚辭》為代表的傳統蘭文化話語元素有著不少對應巧合，包含一些以“蘭”為名的偶然機緣。

首先是楚國故地蘭花與蘭草同盛，而共用“蘭”名。呂大防的作品提供了這樣的信息，蘭花最先見于楚地，主要出現在澧、鼎、江陵等地。這里是春秋戰國時的楚國核心地區。而屈原《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顯然，澧浦沅沚正是古蘭即蘭草的盛產地、名產地。人們最初發現蘭花，不知其名，便認作為屈原所說“蘭”。

其次是，蘭花多生山野幽僻之地，而與屈原所說“幽蘭”吻合，而得“幽蘭”之名。蘇轍所詠蘭花均屬這種情景，由當地人發現并贈與，而稱幽蘭。哲宗朝陳正敏《遯齋閑覽》說:“山中又有一種葉大如麥門冬，春開花甚香，此別名幽蘭也。”徽宗朝寇宗奭《本草衍義》：“今江陵、鼎、澧州山谷之間頗有，山外平田即無，多生陰地，生于幽谷，益可驗矣。”所說都是這種情景，同樣與屈原、《楚辭》有關。

再次就是呂大防所說，在四川，蘭花本名“石蟬”，因與《楚辭》“石蘭”音近，又因荊湘楚人已稱蘭花，遂也改名蘭花。

上述三種蘭花的命名過程雖然有著地域、生境習性、語音等不同原因和取義，但都直接或間接與《楚辭》所言澧蘭、幽蘭、石蘭諸古蘭名目、話語及意境相聯系。既出于自然而然的聯想，也有附名而稱的色彩，因而能趨于一致，最終歸名《楚辭》所言“蘭”名。其中澧、鼎、江陵（荊州）等地最先以“蘭”為名，更是直接繼承《楚辭》蘭文化的話語資源，所起作用最為明顯和重要。

（二）“草”衰“花”興的時代趨勢

確認蘭花起于北宋，也大致弄清以“蘭”為名的諸多具體起因，還有一個問題有待進一步思考。新興蘭花與傳統蘭草性狀迥異，何以襲用其名而暢通無阻，迅速得到公認？這應與魏晉南北朝以來蘭草應用逐步衰落，中唐以來尤其是入宋后花卉園藝種植欣賞風氣蓬勃興起有關。如果說上述幾種具體起因尚多偶然巧合的因素，而這里所說則是這個時代蘭花從自然深處走進人們視野，走向社會文化舞臺的必然趨勢。

張曉蕾博士在其學位論文中指出，自唐代以來，“蘭草的社會應用價值日漸衰退”，“蘭草香料地位的衰落”，“用蘭習俗的消逝”，使其“社會影響力無法再與前代相比”。由于應用衰落，生活中人們接觸蘭草的機會減少，認識也就十分模糊。南朝陶弘景《本草集注》即稱：“（蘭草）方藥，俗人并不復識用。”入宋后更是如此，宋仁宗朝早期翰林學士王洙（997-1057）說：“蘭蕙二草，今人蓋無識者，或云藿香為蕙草。”梅堯臣《蘭》詩稱：“楚澤多蘭人未辯，盡以清香為比擬。”南宋朱熹于《楚辭》深有研究，也稱不認識蘭草。這種蘭草認識上的模糊，客觀上也為蘭花的誤解錯認、冒名頂替或自然代入留下了空間。

南宋馬麟《蘭圖》，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是現存最早、作者明確的蘭花繪畫作品，畫家馬麟，馬遠之子，宋寧宗嘉泰間（1201-1204）授畫院祗候，畫上常題“馬麟”款字，此幅即是。

與蘭草的地位不斷衰落、相關認識冷落荒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們對蘭之作為花的期待在不斷提高。新興士大夫階層隊伍壯大、政治地位提高、物質與精神生活整體改善，帶來更多更普遍花卉欣賞的生活興致。隨著經濟和人口重心的南移，南方地區的深入開發，南方花卉開始受到更多關注。與傳統桃李、芍藥、牡丹不同，南方花木多具芳香，形色或性習特別，而多受人們推重，大大拓展了我國觀賞花卉的資源，從而逐步形成了素雅香花與傳統艷麗之花相映并盛的全新花卉品種結構。我國傳統名花中水仙、桂花、茉莉、梔子、瑞香、山礬、素馨等色彩淡雅、以香味著稱的南方花卉都是晚唐以來始受關注、深得欣賞、廣為傳種而進入名花行列的。

宋鄭思肖《墨蘭圖》，作于公元1306年，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新出蘭花四季長綠，花朵鮮明，葉秀花香，氣質清雅，多生山野幽谷，又多出于楚文化的核心地區，不僅高度適應這個時代新興花卉欣賞文化需求，也充分契合傳統“蘭”文化的思想信念，滿足人們心目中對理想蘭花的期待，因而北宋中葉以來呼之即出，填補了“蘭”之為花的空白，并直接承襲了古蘭之香草“比德”的情趣信念和話語資源。正如清人彭士望《蘭辨》詩所說，“古蘭花葉香，今蘭形色好……訛俗久益堅，真蘭降為草”，蘭花后來居上，喧賓奪主，幾乎獨享其名，使傳統“蘭”文化完成了由實用“香草”為載體到“春蘭”“幽蘭”之花為主角的名物認知與文化形象轉換。蘭花迅速進入傳統名花行列，成了園藝、園林、詩歌、繪畫各領域文化開發和表現的對象。

【本文原題《中國蘭花起源考》，刊載于《中國文化研究》2024年春之卷，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