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爾·桑蒂（Raphael Sanzio）是個鄉下男孩，后來繼承父親的衣缽成了一名畫家。每個人都能看出他身上特有的那種天資卓越的藝術才能——借用與他共事的畫家瓦薩里（Vasari）后來的話說，他這方面的才能就像神靈一樣，世間罕有。十六歲那年，受父親鼓勵，拉斐爾離開那個發達的家鄉小鎮——意大利的烏爾比諾，和翁布里亞藝術大師彼得羅·佩魯吉諾（Pietro  Perugino）一起工作。后來，他又搬到美第奇家族統治的城市佛羅倫薩。

在那里，拉斐爾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場學術和藝術的盛宴。他認真研究米開朗琪羅和萊奧納爾多·達·芬奇兩位前輩的作品。根據瓦薩里的描述，這兩位藝術家讓拉斐爾產生了“更加強烈的鉆研欲望”，并由此將自己的技法提升到近乎兩位前輩的高水準。然而，1508年，拉斐爾的藝術生涯發生了重大轉折。當時，他的烏爾比諾老鄉、建筑家布拉曼特（Bramante）來信，邀請他到羅馬為教皇服務。

1508年，羅馬是當時整個西歐心馳神往的城市。這座輝煌的城市之前是一個古老帝國的首都，如今成了當代藝術的最高殿堂。教皇尤利烏斯二世（Pope Julius Ⅱ）五年前登上了圣彼得寶座，決定按照心中的宏偉愿景重建這個城市，他想在自己這塊領地上復活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典風格。他委托建筑家布拉曼特設計新的圣彼得大教堂，這個大教堂要比任何一座基督教堂都更加宏偉氣派，光芒四射。

不過，在尤利烏斯教皇的訓諭之下，布拉曼特還主持了一系列其他的藝術項目。1508年的羅馬吸引了大量投資，也滿足了人們對宏偉藝術作品的狂熱想象。對于拉斐爾這樣的天才來說，這意味著一個又一個施展才華的絕佳機會。

布拉曼特和教皇網羅意大利最偉大的藝術家。拉斐爾抵達這座“不朽之城”時，米開朗琪羅剛剛豎起腳手架，準備在西斯廷禮拜堂的穹頂上創作一系列壁畫。

這個憂郁的佛羅倫薩大胡子藝術家剛剛三十四歲，年富力強，正處于創造的巔峰時期。當米開朗琪羅全身心地創作教皇陵墓里四十個真人大小的雕像時，教皇中斷了這個項目，讓他去繪制教堂穹頂壁畫。那時米開朗琪羅還有些憤怒，但他沒有想到他即將創作出最偉大的杰作；他也沒有意識到，布拉曼特介紹的這個身材單薄的烏爾比諾年輕人將開創西方文明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正如他自己創作的西斯廷禮拜堂穹頂畫一樣。

除了這個脾氣暴躁的佛羅倫薩人，為尤利烏斯教皇效力的藝術家還有盧卡·西尼奧雷利（Luca  Signorelli），拉斐爾的老師佩魯吉諾，神秘莫測的威尼斯人洛倫佐·洛托（Lorenzo  Lotto），以及那個性格古怪、因為讓人反感的性嗜好而得綽號“雞奸者”的伊爾·索多瑪（Il Sodoma）。不過，與這些喜怒無常甚至有點狂暴的藝術家不同，拉斐爾性情溫和，特別容易共事。他早年在烏爾比諾鄉間的生活教會他如何與人交朋友，如何影響身邊的人。在與米開朗琪羅就西斯廷禮拜堂的穹頂壁畫進行激烈談判之后，教皇很樂意和一個風度翩翩、個性迷人的人打交道。

可是應該把這個年輕人安排到哪兒呢？尤利烏斯教皇想到了梵蒂岡宮殿的羅馬教宗公寓。他討厭這些東西。里面引人注目的鍍金裝飾和陳舊而毫無生機的壁畫，除了讓他想起前任——惡名昭彰的亞歷山大·波吉亞（Alexander Borgia）教皇及其道德敗壞的孩子愷撒（Cesare）和盧克蕾齊婭（Lucrezia）之外，別無用處。尤利烏斯已經讓索多瑪、洛托和其他藝術家開始重新裝飾第一層和第二層的重要房間。不過，他對拉斐爾還有別的安排。

他想到的是宮殿的第三層，那里有超過五百平方英尺的墻面需要裝飾。這個樓層有高拱穹頂和一套幾何圖案組成的馬賽克圖案，剩下的就只有一些穹頂壁畫作為裝飾了，他想把這些壁畫替換掉。于是，在1508年冬天的某個時刻，教皇、拉斐爾和布拉曼特徘徊在這座宮殿里，身邊是大批藝術家及其助手，他們在辛勤勞作，手里拿著畫筆和抹子。站在寒冷的空氣中，他們可以看到自己口中呼出的白氣。他們的聲音在空曠的大廳中回蕩。

尤利烏斯教皇也許會指著這些空白的墻壁，自豪地說：“此處將會是我們的私人圖書館，請給我們一個與這一意圖吻合的設計方案吧。”

說實在的，那時拉斐爾的壁畫創作經驗并不算豐富，無法構想出一個綜合的藝術方案填滿如此大的空間。但尤利烏斯懂得如何駕馭人，他了解藝術家。他感到，如果讓這個靠個人魅力而非平淡的圣母和圣子像出名的鄉下小伙放開手腳去裝飾羅馬教宗的圖書館——尤利烏斯教皇精神生活的核心部分，將會產生一件杰作。

事實證明，教皇的決定是正確的。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從西斯廷禮拜堂的墻壁上看到這件杰作。就像米開朗琪羅的穹頂壁畫那樣，拉斐爾的簽署廳（Stanza della Segnatura）壁畫就是他在藝術技巧和理解力上的巨大成就。用瓦薩里的話說就是，“拉斐爾這幅作品中展現的卓越天才，清晰地表明他決心成為與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不分伯仲、無可爭議的文藝復興繪畫大師”。

我們知道，拉斐爾的簽署廳壁畫的完整藝術計劃——寓言式地展現哲學、神學、法律和藝術，并不是拉斐爾本人草擬的，更可能出自教皇的圖書館管理員之手，當然也離不開人文主義者喬瓦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的大力相助。但不管如何，拉斐爾借助自己在生動描繪戲劇性場景上的天賦完成了這件了不起的作品，壁畫的核心部分處處體現著這種天賦。《雅典學院》是拉斐爾在其藝術生涯的鼎盛期創作的鴻篇巨制，它總結了古代世界對西方文明的重要貢獻，而那個時代貢獻最為卓越、影響最為深遠或許也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兩個人，正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

拉斐爾《雅典學院》

這幅壁畫填滿簽署廳的整面墻壁。它以比真人更大的尺寸，用建筑方面的安排表現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無與倫比的光輝，其他古希臘哲學家圍繞在他們身邊。

柏拉圖站在稍微靠左的位置，他的手指向天空，指向一個超現實的世界。他旁邊站著他偉大的老師蘇格拉底，下面坐著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并肩而立的是他最親密的門徒——他的外甥斯珀西波斯（Speusippus）和色諾克拉底（Xenocrates）。此外還有一些古代思想家，他們都強調直覺、情感和思辨哲學的重要性。這些人包括柏拉圖的前輩阿那克西曼德及其對手色諾芬和伊壁鳩魯主義的奠基人伊壁鳩魯。學者們在上面發現了普羅提諾，他是新柏拉圖主義之父。此外還有阿拉伯哲學家阿維洛伊（Averro?s）和一名異教徒修女希帕蒂婭。坐在他們腳邊的是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而上面畫的其實是米開朗琪羅。在這些人的頭頂矗立著藝術和預言之神——阿波羅的雕像。

柏拉圖的對面，也就是他的右邊，是一個活力四射的大胡子人物——亞里士多德。這幅亞里士多德半身像出自拉斐爾本人，準確逼真，栩栩如生。亞里士多德旁邊是古希臘時期科學和理性思想的一些代表人物。有數學史家歐德莫斯（Eudemus），植物學之父、亞里士多德的學生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此外還有深受亞里士多德影響的古代亞歷山大學園中的科學家們：天文學家托勒密、幾何學家歐幾里得。這兩個人物的肖像是拉斐爾的良師益友布拉曼特的手筆。對此，瓦薩里說：“描繪得如此生動逼真，看上去仿佛是活著的。”此外，還有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有些人認為實際上畫的是達·芬奇，拉斐爾快完成這件作品時，達·芬奇來到了羅馬），犬儒學派的第歐根尼（拿著他那著名的乞缽），以及其他一些難以辨認的人物。拉斐爾在這些人的頭頂上放了守護神雅典娜的一座雕像。眾所周知，她是理性和智慧之神。

拉斐爾的畫作用視覺形式呈現了皮科和文藝復興繼承自羅馬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羅的一個觀念：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作為西方理性的兩大濫觴，是同等重要的智者，他們的思想涵蓋所有知識領域。這個歷史觀點不僅貫穿文藝復興，還滲透到迄今為止數個世紀的西方教育中。傳統教科書說到“古希臘人的智慧”時，實際上指的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智慧。此外，在那些頻繁提及“古典心靈”和“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權威學者那里，這兩個說法仿佛是可以相互替換的。

現在我們可以深入考察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雅典學院》這幅壁畫不僅總結了古代哲學和現代思想的先驅——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精神遺產，也刻畫了西方文化在其開端處的那種雙重性格。

一方是理念論者柏拉圖，他成了西方理念論和宗教思想的精神指引。拉斐爾在柏拉圖的手上放了一本《蒂邁歐篇》（Timaeus），這本著名的對話錄在過去千百年來激勵了無數神學家、神秘主義者和超自然的信徒。

另一方是亞里士多德，這位崇尚科學和常識的哲學家用手指著大地，與柏拉圖用手指天的形象形成鮮明對照。在亞里士多德的手上，拉斐爾放了一部《尼各馬可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中世紀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用這部曠世名著改寫了天主教會對人類道德的理解，西塞羅則相信它是回答自由生活和自由社會如何可能的最佳指南。即使經歷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仍然對現代人理解政治、道德和社會有決定性的影響，正如他仍被尊為現代科學之父。

神秘主義與常識，宗教與科學，理念論與政治學——兩種對照鮮明但都有深遠影響的世界觀在《雅典學院》中得到了極其生動的隱喻性呈現。那些相互匹敵的世界觀實際上塑造了我們的世界，從其誕生的古希臘時代到21世紀的今天，它們為爭取對于西方文明之靈魂的主導權而展開了長達兩千多年的斗爭。

由此看來，西方偉大的思想家、神學家、科學家、藝術家、作家甚至政治學家不約而同地發現，自己要么屬于柏拉圖陣營，要么屬于亞里士多德陣營。這兩種不同的觀念體系及其代表的通往智慧的兩種道路之間的對壘和競爭，貫穿了兩千四百多年的歷史長河。在歷史的某些關鍵點上，不少思想家試圖將這兩種思想整合到一個統一的體系中。但是每一次，那些古老的對抗都會重新出現。交鋒世代不息。

一條道路由柏拉圖開創，用藝術家和宗教神秘主義的眼光打量這個世界。它發現了思辨和沉思的境界所擁有的強大力量，尋求人類夢想和欲望的釋放。

亞里士多德則相反，他用一雙冷靜的科學眼睛觀察現實世界，揭示出邏輯和分析的力量是人類獲得自由的有效工具。“事實是我們的起點。”他這么說，而且是當真的。

幾個世紀過去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觀念從彼此沖突的兩個方向推動和引導著西方文明。

這場斗爭深刻地塑造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傳統文化，同時對古羅馬基督教的勃興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以中世紀為例，這場斗爭不僅塑造了圣奧古斯丁和圣托馬斯·阿奎那相互對立的世界觀，還對當時其他偉大人物的著作有著滲透性影響——從彼得·阿伯拉爾（Peter Abelard）、阿伯特·蘇歇（Abbot Suger）到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首次文化接觸有決定性影響。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的碰撞在沙特爾主教堂和巴黎圣母院的石頭上仍然清晰可見。它首次催生了關于民族國家的觀念，中世紀的羅馬教宗幾乎因此覆滅。

這兩個古代天才持續不斷的斗爭實際上激發了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政治、藝術和科學等領域的新思考，啟發了達·芬奇、馬基雅維利、馬丁·路德和莎士比亞等偉大人物。這種碰撞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拉斐爾和米開朗琪羅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畫家，托馬斯·莫爾爵士會寫出著名的《烏托邦》，而馬基雅維利會寫出《君主論》，以及為什么宗教戰爭的暴力沖突客觀上有助于近代科學革命的產生。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兩派之間的戰火直到近代仍燃燒不息，深刻影響了以下人物的觀點：伽利略、約翰·洛克、艾薩克·牛頓、路易十四、亞當·斯密、托馬斯·杰斐遜和讓-雅克·盧梭。它在浪漫主義時代持續發酵，在卡爾·馬克思、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等人的思想中閃耀光輝。它甚至為現代科學的發展和20世紀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埋下了伏筆。此外，它還決定了我們如何思考人類本性以及全球變暖。

英國詩人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曾經說過，每個人要么生來是柏拉圖主義者，要么生來是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事實上，不管是柏拉圖主義者還是亞里士多德主義者，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我們每個人都是拉斐爾《雅典學院》中的人，要么站在柏拉圖一邊，要么站在亞里士多德一邊，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最后，正是這兩種不同世界觀之間的持久張力使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包括它之前的文明和與它相當的文明——迥然有別。它也告訴我們，為什么西方文化具有如此綿延不絕的生命力，為什么西方文明總是不時地在地球上其他文明面前呈現出一種令人困惑的“兩面怪獸”形象。此外，它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在某些年代西方人那么有同情心，那么富有遠見和創造力，而在另外一些歷史時期又表現出強悍、冷靜和專制色彩——甚至可能同時表現出這兩個方面。

受這兩種世界觀影響的科學技術挽救過數百萬人的生命，當然也曾在輕輕摁下一個按鈕時殺死過成百上千萬人。受它們影響的神學觀念催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作品，同時將無助的受害者送上了火刑柱。受它們影響的意識形態創造了世界上最自由和最有活力的社會體制，同時催生了人類歷史上最殘忍野蠻的暴政。

為什么會這樣，上述大多數現象——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可以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永恒斗爭中得到解釋。

現代讀者身上一般都有互聯網時代的深刻印記。他們對層出不窮的新鮮事物早已習以為常。對他們來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似乎只是兩個模糊、遙遠的人物。在政治正確的時代，他們成了典型的“已故白人男性”，是奴隸制和壓迫女性的辯護者。

本書要展示的正是那個活在我們身上也活在我們周圍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的影響力簡直無與倫比，不僅反映在每個具體的活動中，也反映在每一項抽象的制度設計中，包括我們的大學教育體系、實驗室制度，我們的政府機關以及互聯網。他們甚至幫助我們最終把人類送上了月球，探索人類內心最深處的秘密。與一些現代性的誤解相反，他們的影響實際上有助于我們廢除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奴隸制度，賦予女性平等權利。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摘自《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西方哲學文化的源與流》一書，原章節名為《開場白：柏拉圖學園》，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西方哲學文化的源與流》，【美】阿瑟·赫爾曼/著 陳常燊、孫逸凡/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4月版